在2021年年末，中國人大常委會發佈了最新的《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後文簡稱《草案》）。 這一所謂「大修」立即在中國公共領域引起了大量褒貶不一的回應。 《草案》的熱度本身已經說明瞭性別議題在今日中國社會的重要性。 那麼，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怎樣看待《草案》及其背後性別平等的問題？

毫無疑問的是，在當代中國，女性作為一個整體與男性相比，處於劣勢地位。 這一情況最好的明證就是經濟數據。 哪怕是在相對發達的中國城鎮中，女性的平均薪資也僅為男性的81.6%。 與此同時，女性承擔了主要的家務勞動（包括育兒等家內再生產勞動）壓力。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女性從事這些「無酬勞動」的平均時間與中國男性的相比，要多出1倍還多！

或許有人會反駁說，家務勞動量的差別是由於全職主婦的存在而產生的。 沒錯，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主婦的數量隨著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興起而大大增加了。 男女勞動參與率的差距，從1990年至今，從不足10%增長到了接近15%。 可是只要是稍懂數學的人就能看出來，即便是龐大的全職主婦群體僅靠自身也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差別。 事實是，大多數婦女在完成一天的生產勞動后，還要進行大部分的家務勞動。 至於主婦，她們由於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並長期遠離勞動市場，無論是在家庭中還是社會上都往往占弱勢，因而也是中國性別不平等的表現。

現在讓我們回到《草案》吧。 比起原先的版本，《草案》要詳細些，也要進步些。 比如說，《草案》新增了禁止「進一步詢問或者調查女性求職者的婚育情況以及意願」與”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專案”的規定，並且提出”女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男方工作等承擔較多義務的， 有權在離婚時要求男方予以補償」。 新華社讚揚《草案》「進一步闡釋『歧視婦女』含義」，倒是沒有說錯。 不過真正的問題是，《草案》真的能夠有效推動性別平等嗎？

以前文提到的對婦女就業權益與家庭權益的修訂為例：禁止「進一步詢問或者調查」的效果恐怕十分有限，畢竟即便僱主 不能夠得知女性求職者的具體婚育情況（《草案》也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做到這點），也可以採取普遍地歧視青年婦女的辦法;至於家務補償的條目，其實際作用也不大。

首先，對於大多數婦女來說，因為家務勞動的私密性，提供「承擔較多義務」的法律證明是有困難的。 哪怕撇開這點不談，在廣東高院給出的「典型案例」中，為了生產和育兒脫離工作三年的妻子李女士，僅僅在離婚後得到一萬元的”家務補償款”。 更重要的是，對女性往往「承擔較多義務」本身，《草案》是不聞不問的。 家庭中的勞動不平等只有在離婚時才能得到處理，這難道不正是對《草案》第六十二條，「國家保障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權利」的諷刺嗎？ 再說了，儘管《草案》道貌岸然地「禁止干涉婦女的結婚，離婚自由」，在中國這個若無雙方同意，便只能通過訴訟來離婚（況且常常駁回）的國家，離婚並非對所有人都是易事，而徐州豐縣更是出現了多起拒絕被拐賣婦女離婚要求的判決。 雖然徐州的案例是少數，但一個能夠以「原告未提供證明雙方感情破裂的證據」為藉口危害婦女自由的法律系統怎麼能讓人相信 它能保障婦女的婚姻權益呢？

上述的問題在《草案》中絕非例外。 《草案》所做的不過是強調了字面上的平等，並在個別地方做些小修小補，卻對不平等的根源無能為力。 實際上，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無論是《草案》還是未來的什麼法律條文都不能解決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因為資本主義系統源源不斷地為父權制輸送養料。 女性勞動者因為要在養育子女與照顧家庭方面承擔更多義務，便在資本主義勞動市場中受到歧視，而歧視導致的經濟劣勢又生產或再生產 出打壓婦女的文化。 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唯利是圖的體系，絲毫沒有動機去為生育和家務拖累的婦女賦權或是對抗厭女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女德」之流的厭女封建文化的復甦與資本主義復辟是同步進行的）。 可要是不消滅經濟和文化上的性別不平等，就不可能有實質平等，無論法律中規定了多少條平等權利。

要根除對女性的壓迫，唯一的出路是社會主義。 這絕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支持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女性解放運動。 相反，馬克思主義者應該一有機會就為勞動婦女謀求平等與自由的權益，如從離婚自由和墮胎權，到爭取對單親母親勞動者的經濟補助等一系列能夠將女性從私有制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權益。 可是，只有把人置於利潤上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徹底實現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並給一切為生育子女而做出犧牲的婦女她們應得的保護與説明，決不讓她們因生育而淪為二三流的勞動者，從而消滅不斷生產性別不平等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 加入我們為社會主義的鬥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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