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執政的工黨——一段在危機中管理資本主義的歷史
施凱爾（Keir Starmer）領導的工黨已經執政半年多了。他們將作為英國除了利茲·特拉斯（Liz Truss）的短暫任期外最迅速名譽掃地的政府被載入史冊。(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月7日，譯者：George，芸芸）
施凱爾和他的內閣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表明，他們是為大企業服務的。他們公開表示願意做出 「艱難的決定」，即緊縮政策，以試圖讓資本主義重回正軌。
他們表示，在未來的工資談判中，工黨將不會讓工會 「搭便車」——這預示了未來的衝突。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們與美帝國主義坑壑一氣，「堅定不移 」地支持以色列、烏克蘭以及英國的「三叉戟」核威懾系統。
鑒於施凱爾之前的所作所為，這些都不足為奇。事實上，施凱爾完全延續了工黨執政的傳統。
自一個多世紀前的1924年工黨首次執政以來，工黨曾六次執政。其中有一半是搖搖欲墜的少數派政府。
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是，盡管工黨表面上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到了緊要關頭，它總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
說到底，工黨執政就是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為資本家操盤。
「有職但無權」
2023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政客是社會中最不值得信任的人。
人們早就看透了，他們競選時信誓旦旦，執政後卻說變就變。確實，除了戰後的艾德禮政府外，工黨幾乎每次執政都未能落實其政策。
他們為了當選口若懸河，比如承諾 「實現權力與財富不可逆轉的分配，以惠及勞動人民」。可是一旦上台，他們就發現「財政吃緊」，然後說「我們要做出艱難決定」。
這種情況可以追溯到1924年由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領導的第一屆工黨政府。
20世紀2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爆發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一時期罷工風起雲湧，失業率居高不下，同時資本家要求工人勒緊褲腰帶。
保守黨政府於1923年底舉行大選。工黨歷史上首次獲得第二名，超過了自由黨。結果是造成了懸峙議會，自由黨掌握了權力平衡。
自由黨決定支持工黨少數派政府，而不是保守黨。他們認為工黨過於軟弱，不會對資本家造成太大的傷害，因此在執政後很快就會名譽掃地。
事實證明，自由黨是對的。工黨領導人樂於借機展現自己是「負責任的國家領導人」。
工黨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說：”我希望贏得國家的信任，並將相應地調整我的政策。」他所說的 「國家」實際上指的是資本家、地主、大企業及其中產階級附庸。
為了恢復利潤，政府實施了資本主義的正統政策。他們以「在職但無權」（即因為是少數派政府）為借口，實際上拋棄了他們的綱領。
在自由黨的支持下，他們確實對住房和福利進行了些許改良，但沒有做出任何激進的改變。社會主義並未被提及。
工黨僅執政10個月，部分建制派認為它作用已盡，便推翻該政府。
銀行家說了算
這次執政實際上只是為下一屆在1929年上台的工黨政府做了一次彩排。
盡管工黨的選票大幅增加，但它依然是一個依賴自由黨支持的少數派政府。
此政府的「蜜月期」極為短暫，隨後華爾街股災的浪潮波及全球。工黨執政的頭18個月裡，失業人數幾乎翻了三倍，在1930年12月達到270萬。
到1931年初，預算危機已迫在眉睫。失業救濟基金負債7000萬英鎊，且還在上升，相當於今天的近60億英鎊。
7月，國家開支委員會建議對公共開支進行大幅削減，其中包括削減20%的失業救濟金，以實現財政平衡。
政府一直袖手旁觀，直到8月英鎊崩盤，才被迫出手應對。內閣最終同意一套緊縮方案，但未同意削減失業救濟金。當然，這一方案遭到了反對黨和銀行家的否決，他們要求更大幅度的削減。
麥克唐納向紐約的銀行家尋求緊急貸款。他問道，如果政府削減10%的失業救濟金，銀行是否會給予經濟支持？銀行家的答復是：「大概會的。」於是，麥克唐納將這一提議提交給內閣討論。
但工黨內部對此決策嚴重分裂。此前，工黨曾以「為失業者提供工作或生活保障」作為競選綱領，而如今，為了拯救資本主義，這一切都成了犧牲品。
工會聯盟（TUC）斷然拒絕了削減方案。面對工人運動基層的壓力，內閣20名部長中有9人拒絕接受額外的削減措施。
隨著政府陷入嚴重分裂，麥克唐納前往覲見國王，提出辭職。
但精明的資本主義戰略家們卻說：「哦不，你不能走。」他們認為，由一位所謂的「社會主義」首相來推行這種規模的削減，要比保守黨來實施更為妥當。這樣一來，這些措施會更容易獲得部分工人階級的支持，並且避免工黨作為反對黨而獲益。
於是，麥克唐納並沒有辭職，而是受命組建一個「國民政府」，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行事。這個新政府的內閣成員包括四名工黨部長、四名保守黨人和兩名自由黨人。
當然，當他們談論‘國家利益’時，他們真正指的是倫敦金融城的利益——即銀行家和資本家的利益。統治階級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穩定的政府，以在經濟大蕭條的危機時期維護資本主義。
盡管一些極右翼的工黨議員叛黨加入了國民政府，但其大多數人仍然留在工黨，以防工黨落入「左派」之手。
最終，極右翼分子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成了工黨領袖。在1931年大選中，他提出的方案與讓工黨在過去兩年半聲譽掃地的政策大同小異。
因此，工黨在大選中遭遇慘敗，失去了大部分議員席位。這實際上讓黨內的「左派」崛起，他們接管了1930年代領導權。同時，國民政府以不同的形式存續了近14年，直到二戰結束。
例外
1945-1951年的戰後工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個例外——它並沒有像工黨以往執政時那樣放棄自己的綱領。
艾德禮（Clement Attlee）政府大力發展了福利國家體系，其中包括創建國民保健署（NHS）。它還國有化了經濟的關鍵部門，包括能源、交通以及部分重工業。
然而，這屆政府之所以能夠推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是因為它執政之初，資本主義正迎來一輪大規模的經濟繁榮。
許多特殊因素共同促成了這一局面。例如，戰爭造成的大規模破壞，客觀上消除了大蕭條時期的生產過剩危機。隨後，為了進行戰後重建，資本主義世界不得不進行大規模投資，這為改良創造了條件。
其它關鍵因素還包括世界貿易的大規模擴張，以及美國作為全球頭號強權的崛起。
工黨政府在執政之初便繼承了一場嚴重的財政危機。政府為此派遣代表團前往美國，與美方達成了一項38億英鎊（按今日價值約2060億英鎊）的貸款協議。然而，這筆貸款附帶了嚴格的條件。
這筆貸款實際上為工黨政府爭取了一定的時間，以實施其綱領。否則，英國將不得不大幅減少進口，導致生活水平的嚴重下滑。
然而，到了1949年，新的經濟危機爆發，迫使原本被認為是「左翼」的財政大臣斯塔福德·克裡普斯（Stafford Cripps）宣布英鎊貶值，並推行工資凍結政策。
工黨內的「左派」隨即放棄了此前在經濟中引入計劃的主張。他們不想惹怒資本家，因為他們需要資本家的撐腰來度過危機。
經濟敲詐
這一模式在後來的工黨政府（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再次上演。
例如，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在1964年率領工黨贏得大選。在經歷了13年保守黨統治後，他承諾開啟「變革的新紀元」，依靠釋放新技術的潛力和經濟計劃來推動發展。
然而，就在威爾遜上台不久後，英國央行行長便召見了他，告訴他英國的貿易赤字已達8億英鎊。威爾遜被警告說，國家無法負擔工黨的施政綱領，如果他執意推行，將面臨資本罷工和金融崩潰的威脅。
威爾遜順從地向銀行低了頭，照辦了他們的指示。
1965年，政府通過常規的削減開支手段和推出「物價與收入」政策來減少支出。這個計劃的第一步是實施「自願工資限制」。
而這實際上是以犧牲工人工資為代價，來提升資本家利潤，而工黨則充當了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資本家仍不滿意。1966年威爾遜連任後，他同意了一項更嚴厲的通縮政策。這其中包括六個月的法定工資凍結和旨在提高利潤的「生產率協議」。
盡管威爾遜政府曾大談經濟計劃，但到了1966年夏天，他的「國家計劃」便被徹底廢棄。
這一事件再次證明了市場的無序性：你無法計劃你無法控制的東西。在絕大部分經濟仍掌握在私人資本手中的情況下，市場在向政府發號施令，而非政府主導市場。
幻滅
威爾遜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確實推出了一些社會改革，包括將同性戀和墮胎合法化、廢除死刑以及放寬對離婚的限制。
這些改革讓政府顯得有些進步。但實際上它們沒有讓政府真正付出什麼，也沒有威脅到資本主義。
然而，在經濟政策方面，政府推出了一些削減和改惡措施。例如，處方費被重新引入，福利被收緊，而工資限制依舊。
事實上，政府嘗試通過一項限制工人罷工權的反工會法案，這源於就業部長芭芭拉·卡斯爾 (Barbara Castle) 的報告《衝突的替代方案》（In Place of Strife）。（譯者注：芭芭拉·卡斯爾是英國工黨政客，1945年至1979年擔任國會議員，與哈羅德·威爾遜的政治關系密切。）
這激怒了勞工運動，並導致工黨內部分裂。
工會激進分子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抵抗運動。因此，1969年5月1日，125萬工人發起罷工，要求「否決該法案」，並配合全國各地的大規模示威活動。
盡管政府通過了該法案，但55名工黨議員投了反對票，另有40人棄權。
面對運動的巨大壓力，政府被迫放棄了該法案。
這一切讓一部分工人心灰意冷，他們感到被政府出賣了。
1964年工黨提出的新社會願景，在試圖管理資本主義危機的過程中徹底崩塌。 因此，由於大量工黨選民棄權，該黨在1970年的選舉中輸給了保守黨。
隨後的工黨政府在1974年至1979年執政期間也出現了幾乎完全相同的情況。
當老板威脅要罷資時，工黨就拋棄了競選宣言中的激進承諾。
相反，工黨的政策是通過限制工資和緊縮政策來應對當時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他們試圖控制階級鬥爭的努力最終走到了盡頭，引發了1978-79年的「不平之冬」。
最終，人們對工黨的失望讓保守黨在撒切爾的領導下卷土重來，她開始抹去前一時期的所有成果。
資產階級領導
工黨為什麼總是這樣？一個基本上由工會創立和資助的政黨，怎麼會有這樣一個親資本主義的領導層？
工黨在1900年成立時，大多數工會已經高度官僚化。
自19世紀中葉起，英國的資本家通過分給工人階級中的一層一點利潤，成功地收買了他們。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日不落帝國剝削了全球的億萬人民，而英國工業在全球範圍內占據壟斷地位。
到1881年，恩格斯指出，局面已經演變成這樣：最糟糕的英國工會讓那些被中產階級收買，或者至少是中產階級供養的人成為領導。
領導人的生活條件與他們應該代表的工人相差甚遠。統治階級精通直接或間接地用金錢和思想腐蝕他們的伎倆。
正是這種情況導致列寧在1920年將該黨描述為「徹底的資產階級」政黨。
例如，麥克唐納在工黨第一屆政府中的內閣包括五名前自由黨人、兩名前保守黨人和一名現保守黨人。
列寧對黨的看法當然是辯證的，而不是機械的。他明白，黨的領導，包括其指導思想，對於黨的行為至關重要。但這並非一個單向過程；也不可能一成不變。
在階級鬥爭上揚和基層黨員激進化的前提下，領導層本身會面臨向左轉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它可能被那些更貼合基層需要的人取代。
左派的軟弱
這一過程在麥克唐納背叛之後，的確在20世紀30年代上演。然而，工黨中的「左派」歷來都很軟弱。
工黨確實一直缺乏內部民主。這意味著議員——絕大多數來自右派——實際上不對黨員負責。
但「左派」真正的軟弱源於他們的觀點。他們幾乎都接受了改良派的觀點，認為革命是不可能的，也沒有必要。他們認為，資本主義能夠負擔改良，而社會主義在繁榮的資本主義經濟下會水到渠成。
因此，每當工黨面臨必須為資本主義實施削減措施或面臨破產的局面時，”左派”都沒有可以提供的替代方案。
如果你接受資本主義，你就必須接受資本主義的規律，也就是市場經濟的規律。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澄清，雖然我們批評改良派，但我們並不反對改良。事實上，共產主義者支持任何能真正改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措施，並將站在實現它們的鬥爭的最前線。
我們反對的是，認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改良轉變為社會主義，而革命沒必要的觀點。
只要資本主義還在，資本家被迫讓步的東西，一旦有機會，他們就會拿回去。
資本主義無法避免危機，危機是這一制度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資本主義下的階級鬥爭也不能通過立法消除。
工黨執政的痛苦遺產意味著他們在戰後繁榮時期能夠實施的所有改良要麼已經被資本家收回，要麼正在被剝奪。
因此，工黨不但沒有為社會主義奠定基礎，反而在保守黨身敗名裂時上台，代為管理資本主義，並在此過程中喪失信譽，給保守黨的回歸鋪平道路。
資本主義名聲掃地
工黨已經在民意調查中失去了領先地位。施凱爾非常不受歡迎。
事實上，考慮到保守黨所面臨的危機和整個建制派的信譽受損，施凱爾正在為法拉奇的改革黨Reform UK）成為英國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鋪路。
然而，施凱爾不僅讓工黨和改良主義聲譽掃地，而且讓整個資產階級民主聲名狼藉。普通人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誰當選，最終上台的政府都差不多。
盡管他們可能對如何管理資本主義存在分歧，但所有這些威斯敏斯特的政客最終都維護了這一制度。結果，我們的生活水平仍在下降，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仍在崩潰——而富人卻越來越富。
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資本主義——更多人開始接受革命和共產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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