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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五裂: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是如何形成的

《進一步,退兩步》(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一書中,列寧分析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第二次代表大會造成的影響。在1903年的大會上,俄國工人運動出現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之間著名的分裂。然而,分裂最初並不涉及政治和觀點上的分歧,而是在看似次要的組織問題上爆發的。只是在隨後幾年,尤其是1905年革命前後,這些分歧才變得尖銳明顯,最終導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於1912年正式且最終分裂。 (按:原文於2024年3月20日發佈於捍衛馬克思主義網站,譯者:法爾哈德)

在大會期間以及緊接著大會結束後,列寧被其對手指責有「獨裁」行為,這些指控則被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誹謗強化了。但他本人的敘述卻描繪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在這本小冊子中,他揭示了在看似瑣碎的組織問題的分歧背後真正的政治內涵,而這些分歧後來被證明具有決定性意義。

[想要了解列寧的一生中以及俄國馬克思主義歷史上這一重要時期的更多信息,我們強烈推薦羅布·蘇沃爾和艾倫·伍茲的新傳記《捍衛列寧》(可從Wellred書店購買)中的第7章和第8章。 ]

從小圈到專業化政黨

長期以來,列寧一直在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萌芽力量的業餘主義作鬥爭。 //圖片來源:《共產黨人》報
長期以來,列寧一直在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萌芽力量的業餘主義作鬥爭。 //圖片來源:《共產黨人》報

長期以來,列寧一直在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萌芽力量的業餘主義作鬥爭,尤其是當新的罷工浪潮預示著該國階級鬥爭的復興時。

1898年在明斯克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在結束後遭到嚴厲鎮壓,其領導人被逮捕和流放。在這種情況下,紀律和凝聚力至關重要。

流亡到西歐的列寧竭力反對當時盛行的不正規性和他所謂的「小圈子心態」。取而代之的是,他主張在一個共同的核心和紀律下,建立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政黨——在意識形態上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培訓,這是列寧一直強調的。

這場鬥爭是透過在國外出版並走私到俄國的《火星報》(Iskra)進行的。儘管1901年底《火星報》在俄國祇有9名代辦員,但它還是打動了俄國工人中的先進階層,並迅速獲得了支持。

1902年,由六名移居國外者(列寧、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和波特列佐夫)組成的編輯部遷往倫敦。隨著《火星報》讀者群和代理網絡的擴大,編輯部的權威也隨之增強。但是,當《火星報》發展成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的主流趨勢時,其領導層內部的緊張關係也越來越嚴重。

儘管作為“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鼻祖”,普列漢諾夫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但他開始感到事情超出了他的控制,這傷到了他的自尊, 使得他變得難以共事。同時,他的勞動解放社中的其他「元老」多年來沒有做出任何實際貢獻,但仍擔任重要職務。其中一些「元老」也對列寧針對自由派的嚴厲批評表示不滿,這預示著未來的政治分歧。

儘管如此,《火星報》編輯部還是團結一致,反對像猶太工人總聯盟(崩得)這樣反對成立一個中央集權的政黨、主張實行鬆散的聯邦制的組織;反對所謂的經濟主義者(圍繞《工人事業》組織)這些試圖透過只關注經濟議題「麵包與奶油」來磨平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稜角的組織。

《火星報》在1903年召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正式代表大會,這本可以成為《火星報》在與修正主義思潮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有力的證明。但實際上卻出乎所有與會者的意料,這次代表大會凸顯了《火星報》支持者之間的深刻分歧。

四分五裂

列寧認為這位「雛鷹」(托洛斯基)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論戰家和作家,並希望他能在論戰中成為自己的「盾牌」。 //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列寧認為這位「雛鷹」(托洛斯基)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論戰家和作家,並希望他能在論戰中成為自己的「盾牌」。 //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大會最終於1903年7月17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但由於警方的審查,大會被迫遷至倫敦的一位漁夫的小屋。 43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包括23歲的列夫·托洛茨基。列寧認為這位「雛鷹」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論戰家和作家,並希望他能在論戰中成為自己的「盾牌」。一些代表在會議結束前被驅逐出境,部分原因是組織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是保衛部的特工。

《火星報》小組一開始就獲得了33票的絕對多數。然而,隨著會議的進行,該派別內部出現了分歧,首先是在第22次會議期間,在黨章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列寧關於黨員標準的草案寫道「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支持黨並親自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可以作為黨員」。同時,馬爾托夫只要求「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支持黨並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協助黨的人,可以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

這種細微的差別反映了馬爾托夫對黨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同路人」的和解態度。阿克雪裡羅得明確表達了這一點,他指出:

「『自認為是社會民主黨人並聲明這一點的大學教授』做例子……我們採納列寧的條文,就會把雖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組織中,但終究還是黨員的那一部分人拋棄掉。」

這些人正是需要拋棄掉的人!馬爾托夫的建議混淆了黨員和學術同情者之間的界限,顯示出「小圈子心態」的影響揮之不去,這種思維的特徵是組織鬆散,個人關係凌駕於政治之上。列寧回答:

「馬爾托夫的條文……是為那些害怕無產階級的紀律和組織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利益效勞……在那些過慣了穿著寬大睡衣、趿拉著拖鞋的奧勃洛摩夫[155]式的家庭式小組生活的人們看來,正式章程是太狹隘、太狹窄、太累贅、太低級了,太官僚主義化、太農奴制度化了,太約束思想鬥爭的自由『過程』了。 正是為了用廣泛的黨的聯繫來代替狹隘的小組聯繫。」

不過,列寧在這個問題上主動讓步,表示這不一定會導致黨的分裂。

右派(來自《工人事業》和崩得的代表)和搖擺不定的《火星報》「沼澤派」成員之間的集團以28票對23票支持馬爾托夫。但這結果在第27次會議後發生了逆轉,崩得聯盟的代表在會上要求壟斷與俄國猶太工人有關的一切事務。列寧、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和托洛斯基投了反對票,後者則發表了熱情洋溢的反對意見。這導致了崩得派退場。

在代表大會承認與他們敵對的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革命社會民主黨人聯盟為該黨在國外的唯一代表後,《工人事業》的支持者們很快就跟上了崩得派的步伐。黨的組成發生了變化,這意味著列寧仍佔多數(俄語中的“bolshinstvo”正是布爾什維克派名稱的由來),而馬爾托夫則佔少數(menshinstvo,即孟什維克)。

但在報紙編輯部和黨中央委員會的組成問題上,《火星報》內部又出現了尖銳的分歧。列寧要求成立一個精簡的三人編輯委員會,並把那些不再對政治工作做出認真貢獻的「元老」從這兩個機構中清除出去。

他所希望的只是黨及其機關有一個正常運作的領導層,而三人編委會將確保在所有決策中都有明確的多數票,從而有利於黨及其機關的正常運作。然而,這項提議還是引發了一場巨大的爭論,托洛斯基(他後來承認,他仍為那些元老感到某種青春的感傷)斥責列寧是獨裁者。

列寧對這種反應大吃一驚,尤其是他曾毫無爭議地向老編輯部提出過這項建議。他正確地指出了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即這又是舊習慣造成的,在舊習慣中,個人受傷的自尊心被置於黨的利益之上:

「這樣的理由已經把問題完全轉到抱怨和委屈方面了,這就是公開承認他們在真正原則的論證上,在真正政治的論證上陷於破產。」

由於崩得派和經濟主義者的缺席,列寧贏得了多數票,但儘管馬爾托夫被邀請作為少數派的代表進入編輯部,他卻傲慢地拒絕擔任這一職位。

總結經驗教訓

雖然在形式上取得了勝利,但列寧對代表大會的結果感到痛苦。 //圖片:公有領域
雖然在形式上取得了勝利,但列寧對代表大會的結果感到痛苦。 //圖片:公有領域

雖然在形式上取得了勝利,但列寧對代表大會的結果感到痛心,代表們在激烈的爭吵和謠言中四分五裂。

馬爾托夫派不遺餘力地譴責列寧的“獨裁傾向”和“無情的中央集權”,儘管後者曾多次嘗試合作。托洛斯基在事後撰文對列寧的「雅各賓主義」進行了嚴厲的評價,列寧頗為自豪地接受了這一評價,並回答說:「一個完全認同無產階級組織的雅各賓派就是一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

托洛斯基很快就與孟什維克決裂,並在列寧逝世多年後,在自傳中對自己年輕時錯誤進行了批判:「與仍處於準備階段的老一輩決裂,是無論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與對列寧的指控相反,是孟什維克派採取了可恥的反民主行動。他們發起了一場破壞運動,成立了一個影子中央委員會,以防可能發生的分裂,並在他們控制的外國報紙上誹謗列寧。

馬爾托夫臭名昭著地指責列寧在黨內煽動“戒嚴狀態”,僅僅因為他試圖執行黨的最高代表大會的民主授權,而馬爾托夫本人卻拒絕尊重這一授權。

最後,最初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的普列漢諾夫搖擺不定,轉而支持孟什維克,讓孟什維克在1903年9月奪回了對《火星報》的控制權,儘管他在代表大會上只得到了少數人的支持。所有這些都對列寧造成了損傷。從磨難中恢復過來後,他開始寫《進一步,退兩步》一書,正視聽。

他對第二次代表大會分歧的根本原因得出了必要的結論。黨內「強硬」的革命派與對自由派和小資產階級同路人持「軟弱」態度、不願建立取得勝利所需的無產階級戰鬥黨的機會主義者之間出現了裂痕:

「少數派是由黨內那些在理論上最不堅定、在原則上最不徹底的分子組成的。少數派正是由黨內的右派組成的。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劃分,是社會民主黨劃分為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劃分為山岳派和吉倫特派的直接的必然的繼續,這種劃分不是在昨天才出現,也不只是在俄國工人政黨內出現,大概也不會在明天就消失。

當這本小冊子於1904年5月出版時,這一直言不諱的評價激起了少數派進一步的憤怒,但未來幾年的風雨飄搖以及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最終分裂將證明列寧的預言是正確的。

雖然1903年代表大會在黨的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分歧,但這些分歧主要圍繞著對組織原則的態度。事件的考驗——首先是1905年的重大革命事件——才使俄國革命者在政治觀點和任務上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列寧在另一部重要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提出並尖銳分析了這個關鍵年份出現的分歧,我們在下次將會深入討論這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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