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世界領導團隊於2020年9月12—13日討論後共同發表的文件，更新了我們組織對現今局勢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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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

我們正經歷一個決定性的歷史轉折點。在這種時候，我們自然會從過去歷史尋找參考點或先例。但似乎沒有任何歷史經驗可以真正比擬我們正在經歷的事件。

英國央行表示這是300年來最嚴重的危機，但即便如此的描述也是不夠的。實際上，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情況是獨一無二的。

要想找到類似的案例，我們必須追溯到14世紀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那次瘟疫消滅了歐洲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

當時的人們以為這是世界末日。實際上，這並不是世界末日的到來，而是一種叫做封建主義的特殊社會經濟制度的消亡。而封建主義的消亡標誌著一個新的革命階級——即新生的資產階級的崛起，標誌著荷蘭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目前的新冠疫情確實還沒有達到這樣戲劇性的程度。但到頭來，它將被證明是更具破壞性的。

新冠疫情的無情蔓延，在那些沒有辦法有效防疫的貧窮國家內造成嚴重破壞。這一流行病正在失去控制，特別是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美國也是如此。目前新冠病毒還沒有造成像黑死病這樣的巨大死亡人數。但9月底全球死亡人數預期將達到100多萬人。在本文執筆之際，全球新冠病毒的確診病例總數已超過2400萬。

儘管一些政府聲稱已經推出疫苗，發出了令人鼓舞的聲音，但這些疫苗的有效性仍有待證明。但一如往常的，受苦最深的還是窮人。市場經濟暴露出它無法為數百萬人的生死問題提供任何解決方案，資本主義體制正日益受到質疑。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這種流行病疫情並不是造成目前經濟危機的原因。早在新冠病毒出現之前，經濟危機就已經開始了。但這一流行病無疑使整個局勢變得複雜，加深了危機。辯證地去看，是因變成了果，而果又變成了因。

加速的進程

恩格斯曾指出，在歷史上有些時期，20年的時間像一天一樣過去了，但他補充說，還有一些時期，20年的歷史可以用24小時來概括。

這句話準確地表達了當前局勢的性質，其主要特點是事件發展的速度。整個局勢中隱含著急劇和突然的轉折。

如果有人在今年1月份就預測到接下來六個月的發展，是沒有人會相信他的。事實上，大家會認為這個人完全瘋了。

首先，經濟崩潰的速度驚人。新冠病毒對全球經濟的衝擊遠比2008年金融危機甚至192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更快、更嚴重。

美國的經濟崩潰和經濟大蕭條時期一樣嚴重，但1929年後的經濟收縮期綿延了四年，而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爆炸則是在四個月的時間裡發展的。

1929年華爾街大崩盤後，股市崩盤50%以上，信貸市場凍結，導致了大規模破產，同時失業率飆升，GDP也急劇萎縮。但這一切的發展都需要三年左右的時間完成。

在當前的危機中，類似的經濟和金融崩潰發生，在三週內就完成了。美國股市僅用了15天時間就從高峰期下跌了20%——這是有史以來最快的一次下跌。而在幾個月或幾週內，美國的失業人數達到了4000萬人。消費、資本支出和出口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自由落體。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魯里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表示：

「即使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沒有像今天的中國、美國和歐洲那樣，大部份的經濟活動實際上是真的停擺了。」

全球危機

從任何意義上講，這是一場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危機。

川普積極推行「美國優先」政策，想讓美國再次偉大，但他忘了加上一句：以犧牲世界其他國家為代價。經濟民族主義是他思想的總和（如果他真的會思考的話）。他大膽地宣稱，貿易戰是件「好事」。但這只會讓危機更加劇烈。

他對中國的猛烈攻擊有可能破壞世界貿易和全球化的脆弱結構。然而，這只是這一現象的一個表徵。他也對其他一些國家徵收關稅，其中包括了歐盟、加拿大和日本等所謂的盟友。新冠疫情使情況變得更糟，催生新一輪的保護主義，還有估計的世界貿易量下降13%。

這意味著，我們注定要遭遇到一場深度的經濟蕭條。我們應該銘記：造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大蕭條的原因不是1929年的股市崩盤，而是隨之而來的保護主義、競爭性貨幣貶值和「以鄰為壑」政策的浪潮，這些政策試圖要將失業問題出口其他國家。

對企業巨大的援助

為了避免經濟立即的崩潰，各國政府投入了數兆美元。在全國封鎖後的幾天內，美國國會就同意了一個經濟刺激計劃，是迄今為止美國和平時期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世界各地也都採取了同樣的政策。截至6月底，G20（二十國集團）的各國政府所宣佈的經濟刺激計劃，總規模達到了10兆美元，相當於世界經濟的12%。但此後歐盟又批准了8500億美元的方案，美國國會也將至少再通過一兆美元的刺激計劃。

為了應對封鎖對經濟帶來的史詩級衝擊，美聯儲（the Federal Reserve）調動了大量的流動性資金。在2008年股災後的7年時間裡，美聯儲分次購買了價值約3.5兆美元的資產。在這次危機的三個月內，央行就買入了價值3兆美元的資產。其中一半用於購買政府債務來促進經濟刺激計劃，一半用於公司債券和抵押貸款市場。

為了減輕影響而向大企業提供的巨額援助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即使是這些令人眼花繚亂，讓二戰後馬歇爾計劃相較之下也微不足道的金額，顯然也不足以阻止經濟的下滑。

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目前還能得以存在，全是靠政府大量資金投注。這一切的後果就是債台高築，而債務遲早是要償還的。

經濟會不會出現回升？

為了安慰自己，經濟學家們預測將出現強有力的經濟復甦。但這是一種錯覺。事實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為了避免立即崩潰，各國政府已經向經濟體系投入了數兆美元。

2020年4月9日，《外交政策》發表了一些關於危機的有趣評論，其中提到：

「目前（各國政府）這種巨大而直接的（經濟）彌補行動，已阻止了全球金融的立即崩潰。但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一個長期的消費和投資下降時期，進而推動了進一步的經濟收縮期。」

魯比尼教授則寫道：

「只有中央政府擁有足夠強大的資產負債表，才足以防止私營部門的崩潰。」

但他又補充道：

「但這些赤字資助的干預措施必須完全貨幣化。如果它們通過標準的政府債務來進行融資，利率就會急劇上升，則經濟復甦就會被扼殺在搖籃裡。」

也就是說，中央銀行必須不斷印行鈔票，為政府支出提供資金。

魯比尼對那些對所謂「V型復甦」過於自信的預測嗤之以鼻：「目前所進行的經濟收縮，看起來既不是『V型』，也不是『U型』或『L型』（急劇下滑後停滯不前），而是像一個『I型』：一條代表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暴跌的垂直線。」

這就是我們的觀點，即使沒有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也完全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所有國家的群眾將面臨的，是幾十年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失業和撙節，而不是他們曾被承諾過的經濟回升。

誰來買單？

誰來為這些公共支出買單？這是一個沒有人願意問的問題，更不用說回答了。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學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寫道：

「即使與（2008年）金融危機相比較，新冠疫情迫使政府財政支出更是大幅增加。而這在當前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管理這筆債務，又是誰來支付。」(《金融時報》，2020年7月20日)

但答案是明確的。所有危機的重擔將落在那些最無力支付的人身上：窮人、老人、病人、失業者和一般工人階級。但中產階級也難以全身而退。

一些左派改良派（例如西班牙的Podemos）愚蠢地認為，從公款中給予公司支付被解僱工人的巨額款項，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他們認為這是「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終結，是帶著笑臉（凱恩斯主義者）的資本主義的隆重回歸。

而這些女士和先生們竟敢指責馬克思主義者是烏托邦主義者！當那些花費了他們並不擁有的巨額資金的政府，通過增稅和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從人民手中掠奪資金時，這些人又會改說另一種論調。

巨大的財政負擔將在今後數年內——也許數十年內——被感受到，從而阻止了任何實際經濟復甦的可能性。而大規模的赤字遲早會造成高通貨膨脹、信貸緊縮、貸款大規模收縮和新的經濟崩潰。這是可見未來內的真實前景，是所有國家階級鬥爭的標準流程。

從《金融時報》於3月9日的報導看來，統治階級中比較有思想的代表都明白這一點：

「為此次疫情支付的費用將引起所有同樣的問題。恢復緊縮政策將是瘋狂的——即使沒有引發革命，也會引起廣泛的社會動盪，對民粹主義者來說是天賜良機。隨著時間的推移——很長一段時間——財政賬單將不得不支付。然而，只有在新的社會契約背景下進行調整，承認大多數人的福利高於特權階層的利益，自由民主才能在這第二次巨大的經濟衝擊中倖存下來。」 (《金融時報》， 2020年3月9日）

究竟如何實現這個奇蹟，《金融時報》沒有解釋。但這些文字非常有啟示意義。這些都表明，資本的戰略家們正在得出與馬克思主義者相同的結論。資產階級左右為難。他們明白目前的形勢蘊含著革命爆發的前景。而他們並沒有想錯。

「跌向災難」

托洛茨基於1938年將世界統治階級形容為「閉著眼睛跌向災難」。這些話也可以寫在今天。資產階級及其聘用的政客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反應是：盲目恐慌。

過去，即使在深刻危機和戰爭的時刻，人們也覺得政府即便不能完全控制局勢，至少也有某種擺脫危機的計劃。

今天的情況並非如此。資本的戰略家們已經完全失去了平衡。嚴肅的資產階級報刊的社論反映了一種困惑和驚恐的狀態，這種狀態接近於絕望。

世界正處於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崩潰之中——舊的經濟教科書一夜之間被丟進了垃圾箱。公司無法預測未來，投資也正在崩潰，而經濟遭受的危機比1930年代嚴重得多，而且蔓延得更快。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預測完全沒有價值，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測目前疫情的結果。

政治領導們之間的情況更糟。有一句老話說：「人民會得到他們應得的政府。」這句話嚴格來說並不正確。但完全正確的是，在目前的危機中，統治階級得到了它應得的政府。

美國的川普、英國的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巴西的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代表了處於衰老階段的資產階級在知識和道德上的破產。他們樂此不疲地把自己的國家帶向深淵的邊緣，並把它們拋向深淵內。糟糕的領導使糟糕的形勢變得更加慘不忍睹。資產階級撕扯著自己的頭髮大聲抱怨，卻無能為力。

美國

最顯著的表現就是美國，也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據說，尼祿皇帝在羅馬燃燒的時候彈奏他的琴。現在，川普皇帝正在模仿他臭名昭著的羅馬前輩，不過他終於同意戴上口罩——這至少是一種進步。

數百萬名美國人被解僱或被迫休無薪假。快餐店的工人和雜貨店的出納員為了最低工資冒著生命危險，而疫情卻失去控制，使數百萬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死亡。

美國新的失業救濟金申請飆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表明被裁員人數眾多，勞動力市場迅速萎縮。

突如其來的崩潰讓數百萬美國工人感到震驚。政府的施捨暫時緩解了局面。但新冠病毒的爆發造成的損失卻在無情地上升。

而對那些主要由有色人種和其他少數族裔貧困人口居住的貧困地區影響最大，使長期存在的種族不平等現象比以前更加明顯。

起義性運動

在美國數百萬窮人，特別是黑人之間長年醞釀的不滿和憤怒，終於因為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警殺害事件而爆發。這場運動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是幾十年的剝削、壓迫、貧窮、惡劣的居住環境、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的結果。

歷史學家、萊斯大學教授道格拉斯．布林克（Douglas Brinkley）令人欽佩的清晰程度描繪了現況：

「我們的公民生活的常態可能會開始解體，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一觸即發的情勢之中。」

幾十年來，類似佛洛伊德這類的警察謀殺案不斷發生，但沒有引起如此規模的抗議。可是對美國數百萬窮人來說，佛洛伊德的謀殺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令人震驚的警察暴力畫面就像一根點燃的火柴落在火藥桶上。

在這場運動開始的明尼亞波利斯，警察不得不逃離一群憤怒的示威者，這些示威者接著燒毀了一個警察分局。這些都是具有起義性質的場景。但更重要的是，事件發生的速度快得驚人。

彷彿被某隻無形的手所推動，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從一個海岸湧向另一個海岸，吞噬了一座又一座美國城市。美國人口內至少有10%參加了抗議活動，更多人則對其表示支持。令人吃驚的是，大多數美國人（54%）表示，燒毀明尼亞波利斯警察分局大樓是合理的。而更大的潛在意義是有29個港口舉行了聲援罷工，而在一些城市，公共汽車司機拒絕運送鎮暴警察。

國家政府隨後以極端粗暴的方式進行鎮壓，並在200個城市實行宵禁。然而抗議活動仍持續了幾個星期。這預示著未來的發展，是一種美國革命的彩排。

這種事件在美國近代史上確實沒有先例，並完全駁斥了所有認為工人階級永遠不會行動，尤其是美國工人的懷疑論者和懦夫。

統治階級的分裂

統治階級的分裂是革命形勢發展的第一個跡象。川普想用軍隊來鎮壓叛亂。但這激起了部份軍隊將領，甚至部份共和黨人的反抗。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援引國防部官員的話說：在總統宣佈準備部署軍隊在美國城市維持秩序之前，五角大樓的一些人就已經出現了「深刻的、日益嚴重的不適感」。 《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不要動用軍隊」的文章，解釋道：「在目前的情況下，在美國的街頭上看到軍隊更有可能煽動而不是平息（暴亂）…。」

川普後來從國土安全局部隊內派兵鎮壓波特蘭的示威活動。正如《華爾街日報》所預測的那樣，結果造成了一場更大規模、更暴力的運動，儼然形成了街頭上的內戰。因此，川普非常有效地激發群眾尋求革命！

這表明了國家政府力量的局限性，預示著我們將見到的未來。

自發性的局限性

1938年，托洛茨基寫道，人們可以把人類的危機歸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我們應該仔細思考這句話的含義。不言而喻，群眾運動永遠是革命的主要動力。在這一點上，我們同意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但是他們的結論在革命的真正問題開始的地方就毫無用武之地了。

美國的各個事件說明了什麼？它們揭示了群眾的巨大潛在力量。它們向我們表明，社會上有一種力量，甚至比最強大的國家、軍隊或警察部隊還要強大。是的，這是完全正確的。群眾的自發性運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先決條件。但自發性運動本身並不足以保證成功。

同樣，蒸汽也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它是推動工業革命的動力，並一直推動經濟生活到今天。但是，只有當蒸汽集中在一個點——活塞箱中時，它才是一種力量，它集中了它的力量，並使其增加了千倍。如果沒有這個用來集中的活塞箱，蒸汽只會毫無用處地消散在空氣中。

革命也是如此。如果沒有必須的組織和領導，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將仍然只是一種潛在的力量，而不是實際的力量。

戰爭史給我們提供了很多英勇的大軍，被經驗豐富的軍官所率領的，且紀律嚴明的小部隊打敗的例子。而階級之間的戰爭與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有許多相似之處。

我們在美國看到的情況表明，當面對像我們在美國所看到的群眾起義時，國家力量本身的局限性。這種群眾的自發性運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先決條件。但自發性運動本身並不足以保證成功。它還缺少一些東西，這個東西就是一個能夠指明前進方向的組織和領導。

如果沒有必要的組織和領導，抗議活動遲早會消退。但這場運動竟然驚人地持續了這麼久。這是一場革命嗎？顯然還不是革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可以被看作是未來革命的彩排。

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

在美國，人們的意識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民意調查顯示，社會主義的支持率在上升。67%的年輕人會投票給一位社會主義者總統。更令人驚訝的是，如果有機會的話，30%的65歲以上的人也會如此。但他們並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激起千百萬人的希望後，雖然有很大的支持，但他拒絕以社會主義者的身份創立新政黨參選。相反，他選擇支持拜登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使用的論據是他們必須擊敗川普。這個論點無疑會對很多急於擺脫川普的人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也有很多人會厭惡地轉身離開。

從現在到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之間可能會發生很多事情，但選戰已經開打。川普試圖打出「法律與秩序」的牌，但結果適得其反。現在，他不斷重複說，選舉將透過郵遞投票被操縱。這個事實清楚地表明他預期自己會輸。民調的確顯示他正在失去優勢。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勝負已定

很多人得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這兩者之間根本沒有選擇可言。而人們對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思想的興趣也在相應增長。這不僅表現在我們IMT美國支部取得的快速進展上，也表現在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社（DSA）在全國各地分會的會員人數激增上。據內部數據顯示，自3月以來，估計有1萬人加入了該組織，使該組織的成員總數達到約66000人。

有一件事是明確的。無論明年誰入主白宮，一切都將不再相同。美國的未來將是動蕩的時代。會有勝利，也會有失敗。但在整個時期，局勢將急劇向左移動。

辯證法的必要性

只有懂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才能超越表面（事實），深入到表象之下慢慢成熟的真實過程。

膚淺的經驗主義者和印象主義的觀察家們對這些運動感到吃驚，因為這些運動似乎是憑空出現的，就像晴朗大藍天的一道雷。但目前的社會動盪並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由之前整個時期所預備的。

缺乏辯證思維是資本戰略家完全無能為力的原因，他們無法解釋當前的危機，也無法提供解決危機的辦法。這也適用於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這些人被受到後現代主義影響所反映出的大絕望模式所侵襲，而後現代主義則否認了普遍進步的可能性，原因僅僅是資本主義下的進步已經停滯不前。

辯證地看，一切事物遲早都會變成它的反面。工人階級的意識不是直線發展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可能會滯後於事件的發展。但遲早，它會轟然趕上。這正是革命的意義所在。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過程就在我們眼前展開。

我們必須記住，革命的動盪在去年就已經開始了，在蘇丹、黎巴嫩、伊拉克、厄瓜多爾、智利等等。最重要的是，激進化反映在群眾意識的迅速變化上。

意識是如何改變的？

我們過去曾評論過的意識滯後問題，現在已被群眾意識的強大爆發所取代。我們隨處可見的是日益增長的不滿、憤怒、暴怒和對現有秩序的憎恨。

這在不同國家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我們到處都看到，群眾、工人和青年開始行動起來，向舊秩序挑戰並與之鬥爭。我們只要提到目前正在發生的事件就足夠了。

讓我們舉兩個非常重要的例子：以色列和黎巴嫩。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國家，許多人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結束，那就是以色列。在大多數人看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似乎完全控制了局勢。但現在危機已經降臨到以色列，生活水平下降，失業率增加。而群眾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推翻納坦雅胡政府。

在黎巴嫩，我們有一個更加突出的例子。繼去年年底席捲全國的革命運動之後，貝魯特市港區發生的爆炸摧毀了該市，使30萬人無家可歸，並引發了一場新的、更加堅定的革命運動。不久前，由於黎巴嫩社會宗教分歧嚴重，這種運動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現在我們看到了革命的巨大高潮，工人階級的所有階層都團結起來進行鬥爭。

這些人民憤怒的爆發不是從雲端掉下來的。它們是由整個前一時期的過程，特別是過去十年的撙節政策準備的。

白羅斯和俄羅斯

在白羅斯，類似的戲劇性變化正在我們眼前展開。在那裡，一場反對獨裁總統盧卡申科（Aleksander Lukashenko）的抗議運動已具有群眾性規模。誠然，這一運動也具有混亂和矛盾的性質。

小資產階級領導層想讓白羅斯進一步加速私有化進程和與歐盟關係更加密切的道路上。但工人階級作為關鍵力量的出現，朝著總罷工的方向發展，已經成為整個情勢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國有產業的工人不會像自由派那樣熱衷於私有化和市場經濟。

在此的情況與過去的烏克蘭不同，在烏克蘭的運動是由極端反動的民族主義和公開的法西斯份子主導的。在白羅斯，民眾中沒有同樣的反俄情緒。白羅斯在經濟、語言和歷史上與俄羅斯緊密結合，很難看到它與莫斯科決裂並轉向西方。

目前的運動將如何結束，還不好說。普丁將越來越警惕地關注這些事件。但普丁在白羅斯的選擇是有限的。武裝干預會使人民對立，並產生反俄情緒，將他們推向西方，也因此對普丁來說是瘋狂的。無論如何，普丁不僅對拯救盧卡申科沒有特別的興趣，事實上是恰恰相反的。

克里姆林宮集團無疑會與明斯克的高層官僚們糾纏不清，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改革派」人物來接替蒙羞的盧卡申科，與莫斯科達成交易。這種花招能否成功，取決於群眾運動本身未來的發展。

白羅斯的運動將對俄羅斯產生嚴重影響。普丁有理由擔心，類似的運動會在俄羅斯爆發。爆發在俄國哈巴羅夫斯克市的抗議行動顯示，這些顧慮並非杞人憂天。俄國自由主義反對派人物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被毒害可能是俄國當局的一種恐慌性反應。無論如何，俄羅斯的矛盾都指向爆炸性局勢的成熟

歐洲

當前時期的主要特徵，是民族主義的興起而不是國際合作。這也威脅到資產階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十年中痛苦地建立起來的整個脆弱的國際貿易體系。

中美貿易戰只是這一現象的一個表象。但美國和歐洲之間也有貿易戰。而即使是歐洲國家之間，也持續出現危險的新斷層。

我們早已指出，歐洲資產階級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一定程度的一體化，但一旦出現嚴重的經濟不景氣，這一進程就會被推倒、逆轉。現在的情況顯然是如此。

德國

德國是歐洲經濟的主要動力，但它受到當下危機的嚴重打擊。它的主要優勢在於其出口能力，但這種優勢現在變成了它的主要弱點。中國經濟放緩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危機導致出口急劇下滑，特別是在關鍵的汽車產業部門。

德國的GDP已經在2019年最後一個季度開始下降。現在，受到對出口的依賴所拖累，德國的GDP下降幅度預計將超過美國。汽車生產過剩，導致大部份經濟領域的工廠倒閉、解僱，以及工作機會遭到摧毀。至少有三百萬人失業。這還不包括自營職業者或學生。

這一切都暴露了所有撕裂歐盟的斷層。

分裂的歐盟

東歐成員國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歐盟位於布魯塞爾的中心內許多人認為，像波蘭和匈牙利這樣的國家只有放棄被批評者視為對法治的攻擊的司法改革政策，才能得到資金。

然而，現在的主要分歧在於受病毒打擊最嚴重的國家——如義大利和西班牙——和一些尋求保住國庫的歐盟成員國之間。特別是最早爆發疫情的歐洲國家之一義大利，已經有3.5萬人的死亡紀錄，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些緊張關係在最近的會議上暴露無遺，在這次會議上，歐盟領導人竭力談判經濟刺激計劃，以幫助各國從疫情中恢復過來，但同時還要不超過歐盟7年10萬歐元的預算。

瑞典、丹麥、奧地利和荷蘭與芬蘭一起頑固地拒絕以贈款形式向受疫情影響最大的國家提供5000億歐元。他們認為，目前擬議的一籃子計劃過於慷慨，無論如何不應該是施捨，而是貸款的方式援助受災國。這些所謂文明的領導人，其中大多數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的爭論就像中世紀市場上的討價還價。

在一場漫長而又充滿爭議的會議結束時，歐盟領導人互相辱罵，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拍桌威脅要退場，最終達成了一項令人不安的協議。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同意一個妥協協議。但在這個過程中，歐洲團結的理想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義大利

這次爭吵的核心是義大利問題。如果不能達成協議，可能導致義大利聯合政府的崩潰，薩維尼和他極右且反歐的聯盟黨有可能死灰復燃。

歐盟危機的中心已經從希臘轉移到義大利，義大利現在是歐洲的病夫。它是歐洲資本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義大利的危機對歐盟未來的威脅遠遠大於希臘。希臘畢竟是一個比較小的國家。但義大利是一個經濟大國，它的GDP佔歐盟的11%。義大利2500億歐元的巨額債務可能會使歐盟財政崩潰，義大利的崩潰可能會導致歐盟自身的毀滅。這也是梅克爾（Angela Merkel）態度謹慎的原因。她不可能對義大利採取和對希臘一樣的強硬態度。她不得不部份改變自己的調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法國總統在最近的歐盟領導人峰會上怒髮衝冠的原因。

新冠病毒危機暴露了義大利資本主義的極端軟弱和政府核心的腐敗與無能。義大利北部是新冠病毒危機的重災區，佔義大利GDP的50%。然而，這個繁榮的地區卻出現了人們通常會聯想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死亡和破壞場景。

政府處理新冠病毒危機的方式引起了人們的憤怒和憤慨。工人們不得不在沒有額外報酬的情況下工作12到14個小時，甚至在周六也是如此，特別是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的醫療工作者。這體現了老闆們對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殘酷漠視。

群眾意識的突然急劇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教師和學生已經激進起來，並準備進行抗爭。由基層自發號召的非正式罷工浪潮此起彼伏，但改良派和工會領導人卻竭力阻撓運動。老闆們正在發動進攻，但工會領導人卻尋求全社會「團結合作」，儘管根本沒有達成這件事的條件。

這種矛盾導致工會領導層的權威迅速喪失，為今後時期更大的社會爆炸做好了準備。階級鬥爭爆發的舞台已經搭建好了，這是1970年代以來從未見過的情勢，對整個歐洲都有嚴重影響。

法國——下一個重災區

儘管最直接的問題是義大利的危機，但法國本身也不甘落後。這解釋了總統馬克宏對北歐各國的頑固態度的反應。據報導，他拍桌威脅要退出協商，指責「節儉四國」（荷蘭、奧地利、瑞典和丹麥）將整個歐洲項目置於危險之中。

法國總統表示他「別無選擇」，只能成立一個基金來「發行有共同擔保的共同債務」，根據成員國的需求而不是經濟規模提供資金援助。但這一想法遭到了德國和荷蘭的反對。

法國財政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進一步澄清了馬克宏的威脅：

「要麼歐元區以統一的方式應對經濟危機並變得更加強大，要麼歐元區回到六、七十年代的狀態，面臨消失的危險。」（《金融時報》，2020年3月23日）

但歐洲並沒有以統一的方式作出反應。相反，經濟危機極大地加劇了國家間的分歧，使不同國家的統治階級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英國脫歐只是一個解體過程的開始，而這個過程還遠未結束，並將造成一個又一個驚心動魄的危機。

英國

脫歐的直接影響對歐洲來說是災難性的，對英國來說是毀滅性的。英國資產階級在離開歐盟後，將發現自己處於所有可能中最糟糕的境地。

所有向來愚蠢的沙文主義幻想騙局都將被殘酷地揭穿。英國將發現自己將淪為歐洲海岸邊一個不重要的小島。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將暴露出主僕之間的屈辱關係。它過去在世界上享有的威望將在一夜之間像紙牌屋一樣轟然倒塌。

沃爾夫在《金融時報》的一篇灰暗的社論中預測：

「一個『全球的英國』不會出現。出現的是一個從各個爭吵不休的貿易大國之間尋找麵包屑的英國。」（《金融時報》，2020年5月21日）

撕裂聯合王國結構的民族矛盾已經凸顯出來。隨著對保守黨政府的仇恨和不滿的增加，蘇格蘭獨立的支持率目前在民意調查中領先7到9個百分點。

首相強森很可能會發現自己不是大不列顛，而是小英格蘭的首相。

中國

中國是上個時期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但現在，一切都辯證地變成了它的反面。中國不再被視為解決方案的一部份，而是問題的一部份。

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基礎，擁有巨大的生產能力。但內部需求無法消化這一巨大的生產潛力。中國必須靠出口來維持既有體制的運作。但它在出口業的成功並沒有引起其競爭對手的激烈反彈，特別是在美國和歐洲。

在本次危機之前，中國經濟就以驚人的速度放緩，但危機卻將經濟推到了邊緣。在第一季度的時候。摩根大通預計，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將比前三個月下降40%，這是至少50年來最大的一次萎縮。

最新的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的失業率為5.9%，是自1990年代開始有記錄以來的最高點。但這個數字顯然嚴重低估了中國內部的危機，因為統計數字中不包括移工。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習近平要採取措施加強其獨裁權力，粉碎香港的運動。這是為未來中國階級鬥爭的爆發做準備，而中國的階級鬥爭現在正在醞釀。

「永無止境的恐怖」

列寧曾經說過：資本主義是永無止境的恐怖。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句話的字面意思。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最近警告說，超過2.65億人受到面臨飢荒。新冠病毒疫情的社會後果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夠糟糕了，但窮國面臨的絕對是一場災難。

即使在像美國這樣最富有的國家，疫情也在社會最貧窮階層中產生了可怕的影響。但對世界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將面對完全不同高度的危機。

新冠病毒疫情病殘酷地暴露了世界上不平等的殘酷程度。地球上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每天都在為生存而掙扎。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得不到基本的醫療服務。對於貧窮的人來說，疾病可能是一個死刑判決。在全球範圍內，有20億人在非正規部門工作，無法獲得病假工資，其中大多數人在貧窮國家。

該病毒對窮人、日薪工人和非正規工人的影響最為嚴重，其中許多是婦女，他們缺乏財政和社會保護。數以百萬計的人被迫上工，面臨著被致命病毒感染的可能，因為他們無法應付收入的損失以及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在這些國家，許多人生活在非正式的城市住區或貧民窟，那裡往往極度擁擠，衛生條件差。當多達250人共用一個水龍頭時，怎麼能談得上社交距離、洗手和追蹤病例，以阻止病毒進一步蔓延？

然而，這些國家非但沒有在醫療系統上進行投資，以抵禦病毒的侵襲，反而要將寶貴的資源用於償還債務。僅在2020年，77個最貧窮國家的外債支付額就將達到至少400億美元。因此，即使在半個世界被可怕的疫情病蹂躪，數百萬人面臨疾病或飢餓的死亡時，帝國主義吸血鬼仍在繼續從他們的血管中吸血。

非洲

南非是單日病例增幅最大的國家之一，是非洲大陸確診感染病例最多的國家。埃及的病例數自5月中旬以來迅速上升，萊索托和納米比亞的病例也在近日急劇增加。

人們對奈及利亞發生的情況越來越感到關切，在非洲大陸迄今記錄的病例總數中，奈及利亞位居第三。死亡率最高的五個國家是查德、蘇丹、尼日、賴比瑞亞和布基納法索。在馬拉維整個國家僅有25張重症監護床和16台人工呼吸機來供應1800多萬人使用。在贊比亞，每12000人內只有有一名醫生。

在許多國家，市場被打亂，社區隔離導致收入損失。數百萬工人已經被無薪派遣回家。其他從事收入最低、最無保障工作的人則無法與致命病毒隔離。聯合國警告：非洲有一半的工作崗位將面臨消失的危險。

印度和巴基斯坦

新冠病毒疫情病在巴基斯坦造成了破壞性影響，但印度的情況達到了最嚴重的程度。人們才剛剛開始了解新冠病毒造成的傳染和死亡的真實程度。官方數據顯示超過200萬人被感染，但這幾乎肯定是一個低估的數字。

科學家們還警告，印度離爆發的高峰期可能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儘管它已經有第三高的確診病例。包括孟買和班加羅爾在內的受災最嚴重的城市的醫院已經被病人淹沒。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試圖通過驅趕住在德里、孟買和其他城市街頭的數百萬窮人來「解決」這場疫情病。這只會使這種流行病蔓延到缺乏最基本衛生條件的村莊和省份，後果將是駭人的。

在印度4.71億勞動人口中，只有9%的人有社會保障，90%的人沒有正式的就業合約，1.39億人是移工。他們之中許多人被送回村子裡頭逃亡。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來，從未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莫迪和他的印度教沙文主義團伙正試圖通過煽動印度教沙文主義和社區主義的火焰來轉移人們對危機的注意，為印度受苦受難的群眾挑起更多的痛苦和暴力。他不滿足於對克什米爾地區進行惡毒的鎮壓，從而挑起與巴基斯坦的衝突，接著又與中國進行邊境戰爭，他將在這場戰爭中被打得鼻青臉腫。

拉丁美洲

在拉丁美洲，新冠病毒現在已經表現得最為凶猛。在巴西、智利、厄瓜多爾和秘魯等國的疫情正在失控。在厄瓜多爾的一些城市，墓地爆滿，屍體橫陳街頭。

各國右翼政府已經表明自己完全沒有能力處理威脅人民生命的危機。恰恰相反，由於他們殘酷和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們使危機惡化了一百萬倍。但是，美國的抗爭發展極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基層的情緒。

群眾抗議活動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振奮了美國以南的人民，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從不相信在帝國主義的核心會發生這種事情。群眾已經做好了鬥爭的準備，但這又是一個攸關領導的問題。

巴西和智利

在巴西，儘管所謂的左派和宗派們愚蠢地歇斯底里，認為隨著博索納羅的勝選，法西斯主義已經取得勝利，但他的基礎已經縮小，而他的政黨已經分裂。

巴西已經有近四百萬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包括總統在內。但沒有人會為博索納羅流淚。他將有最好的醫生。但對於巴西的許多窮人來說，這將是一個死刑判決。

新冠病毒的危機暫時阻礙了社會運動的發展。但在表面之下有著針對政府的巨大憤怒。當封鎖政策緩解時，這個憤怒將透過在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暴動來表現。

巴西的情況眾所周知。但智利當局的行為也好不到哪裡去。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右翼政府正在主持一場全國性災難。

於2019年秋季經歷過一場大規模的叛亂性抗議的智利，現在開始了一場新新一輪的抗爭，主要針對私有化的養老金服務——這是從皮諾切特獨裁統治繼承的體制。為了生存急需用錢的人們要求有權從私有化的養老基金中提取現金。

政府正在抵抗來自社會基層的要求，但在議會中已經遭受了兩次失敗。一場新的運動很容易使它倒台。最近有一個碼頭工人的罷工，抗議關於養老金的惡政。現在礦工們也威脅要罷工了。

皮涅拉政府被迫對養老金體制做出讓步，允許人們提取10%的資金。這表明他的政府是多麼的軟弱。政府只是因為議會左派和工會領袖的妥協態度而繼續執政。但沒有解決任何根本問題，新的社會爆炸正在準備中。

改良主義的危機

整個局勢中隱含著革命的可能性。這一事實表現在社會的一個階層，特別是青年的日益激進化。

資本的戰略家們膽戰心驚地觀察著這一趨勢。 《金融時報》評論道：

「金融危機塑造了千禧世代青年的觀點，這些觀點已經在推動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包括年輕人更願意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

「千禧世代讓科爾賓（ Jeremy Corbyn）得到英國工黨黨魁的地位，將桑德斯提升到民主黨總統提名人的邊緣。新冠病毒很可能會使這個世代之間的許多觀點變得更加尖銳。 」

這是一篇很有啟發性的文章，說明資本的嚴肅戰略家是如何得出與馬克思主義者相似的結論的。他們也明白，新覺醒的社會層級將首先轉向左翼改良派。這種發展在目前的條件下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左翼改良主義

由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勢力的薄弱，新激進畫的社會階層會首先轉向左翼改良派的政治人物，因為這些人似乎提供了一條擺脫危機的途徑。

在群眾的壓力下，左翼改良派可以採用一種聽起來很激進的言論，但歸根結底，他們並沒有廢除資本主義的觀點。

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是可以改良的，可以變得更人道、更民主等等。正如我們在希臘齊普拉斯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樣，這些幻想將隨著事件的發展而自曝其短。

對於不管是改良派來說，革命總是不可能的。不僅是右翼改革派，左翼的更是如此。他們總能找到千篇一律的理由，說明為什麼革命是不可能的，是烏托邦的，等等等等。

群眾終於被迫面對現實。他們正在慢慢地開始得出結論。這是我們理念所證明的巨大力量，也是資本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巨大弱點。這需要時間，但舊的幻想遲早會逐漸從工人階級的意識中式微。

大量激進的工人和青年經歷了齊普拉斯、桑德斯和科爾賓。最優秀的份子從這些經驗中學到了寶貴的教訓。現在他們已經進入了更高的層次，正在革命馬克思主義學校尋求進一步的啟蒙。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完成這一轉變。但是，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在這個政治工作上，我們有機會犯下兩種錯誤。

機會主義者對左翼改良派人物不作任何批評，實際上成了一種粉絲俱樂部。在另一個極端，那些讀了幾行托洛茨基的著作就自以為是偉大革命家的無腦宗派份子，儘管托式的文章他們一個字也沒讀懂，卻大聲宣佈這個或那個左派領袖會正在背叛。 IMT的隊伍裡容不下這兩種偏差的人。很難說這兩種傾向之間哪一種對真正馬克思主義事業的危害會更大。

在對待左翼改良派的問題上，我們必須注意把原則的堅持與必要的靈活性，和批評的技巧巧妙地結合起來。用馬克思的話說，我們必須「形式上溫和，實質上堅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贏得那些對左翼改良派抱有誠實幻想的工人和青年之中的精銳份子。

我們必須回答左翼改良派，但不是尖銳地譴責，而是耐心地解釋。通過經驗的積累，朝著革命方向前進的人們將會明白不僅是右翼改良的局限性，也會理解左翼改良派的局限性。

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

我們到處都能看到生產力崩潰、失業率上升、貧困和痛苦加劇、戰爭、危機、疾病和死亡的景象。但這些只是潛在疾病的外在表現。像一個好醫生一樣，我們必須有能力分析症狀，以解釋根本原因。

缺乏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人，自然會得出悲觀的結論。但在歷史面前，我們已經看到了症狀。

羅馬帝國的衰敗經歷了幾個世紀完成，伴隨著最可怕的經濟、社會、道德和哲學退化。然而，這一漫長的衰敗期並不是直線進行的。有一些恢復期，正如一個垂死的人有時似乎表現出所有恢復的徵兆，而這些徵兆只是更進一步和不可逆轉的崩潰的前奏。

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這種恢復期的出現絕對不容我們排除。但總的路線顯然是整個體制的衰退。不可能有持久的解決辦法。用托洛茨基的一句名言來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而這種垂死痛苦威脅著整個人類。

慣性力

馬克思主義者在分析現象時，必須注意從各個角度去考察，考慮到不同方向矛盾力量的牽引。

我們已經進入了人類歷史上最動蕩的時期。目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不可能在現有制度的基礎上找到持久的解決辦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在某些時候不能重新建立某種程度的（但終究不穩定的）平衡。相反，暫時的恢復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些恢復期將是短暫的，而且只是新的、更嚴重的崩潰的前奏。

目前的局勢是各種力量的複雜平行進程。一方面，群眾正在拼命尋找擺脫危機的辦法。他們準備走革命道路，但他們缺乏明確的方案和前進的前景。

因此，自發性爆發的叛亂無法解決提出的問題。到了一定階段它們因而會消退，就像大海的波濤與堅硬的岩石相撞，最終被壓制。

現行秩序具有強大的慣性力。這給於資產階級的一些戰略家某種程度的信心。美國歷史學家方納（Eric Foner）最近發表瞭如下言論：

「似乎有一種非常強大的慣性在推動我們回歸正常。我對那些認為這種新冠病毒會改變一切的人持懷疑態度。」

我們有必要非常仔細地考慮這番話，因為它包含著一個重要的真理內核。

當然，我們非常重視美國和其他國家目前的抗爭浪潮。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並以一切可能的熱情擁抱它。但是，我們也明白，這些都是代表著正在籌備的重大事件的初步症狀。

為了找出正確的觀點和策略，我們必須了解問題的另一面。慣性的力量是力學中眾所周知的簡單基本要素。但是，即使再強大的慣性，也可以通過足夠的施力來克服。

最強大的慣性是習慣、習俗和傳統的力量，它重重地壓在人類的意識上。從很遙遠的過去繼承下來的本能，使人們對改變產生抵觸和恐懼。為了實現社會的躍進，我們必須克服這一障礙。但是，只有通過最強大的社會和經濟災難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這些災難會迫使群眾們質疑那些直到現在他們還認為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

革命家的任務

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病入膏肓。它現在完全依賴於國家的巨額施捨。但根據市場經濟主義者的理論，國家不應該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任何作用。

因此，必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資本主義制度不靠國家的拐杖支撐就無法生存，那麼，為什麼不徹底廢除資本主義制度，讓國家完全控制經濟，使它不至於陷入徹底的、絕對的破產？

目前的情況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徹底駁斥，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超過了它的歷史作用，只適合被丟進歷史的垃圾桶。但我們知道，資本主義不會簡單地在自身矛盾的重壓下崩潰。即使是最深的危機，它也能走出，而且也會從目前的危機中走出來。然而問題是：它將如何復甦，人類又將為此付出怎樣的代價？

雖然不排除有部份和暫時的恢復期，但總的趨勢顯然是衰退。下一次復甦將只是暫時的，是生產力新的、更深層次崩潰的前奏。在資本主義框架下，不可能有持久的解決辦法。

今天的資本主義就像一隻垂死的怪物，病入膏肓且腐爛不堪，但它拒絕死亡。而這種苟延殘喘給人類帶來的後果是極其可怕的。然而，這只是其中的一面。在病入膏肓的症狀之下，一個新的社會正在艱難地誕生。

我們的責任是盡我們的力量縮短這種死亡的痛苦，使新的社會制度誕生，並協助這樣的誕生更早的發生，儘可能減少痛苦和折磨。

決定論不是宿命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唯物主義的史觀。我們反對後現代主義（唯心主義）認為歷史只是無意義的意外一再重複的史觀。歷史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有責任去理解它。

我們是歷史決定論者，因為我們知道，歷史的一般進程是按照確定的規律運作的。但決定論與宿命論完全不是一回事。馬克思多次解釋過，群眾都會創造自己的歷史。當一個社會經濟制度進入衰落階段時，社會革命就會被擺上議程。

但這種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取決於主觀因素的積極參與：用現代的話說，就是革命黨及其領導。

在17世紀的英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宗教的旗幟下進行的。清教徒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上帝的國度就在眼前。他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加爾文派（Calvinism）狂熱地相信宿命。一切都由上帝的旨意預設，而上帝的旨意遠遠大於個人的意志。但這一信念絲毫沒有降低他們的革命熱情和盡快建立這個新世界的決心。

恰恰相反，它促使他們的革命性勇氣和大膽的壯舉。如今，革命者面臨著完全相同的任務。而我們將以完全相同的革命決心精神來對待它。與過去革命家不同的是，我們將用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來武裝自己。

世界革命

當前形勢的真正意義是什麼？這是一個革命的準備期。全球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分工的加強，使國際間的相互聯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直到最近，全球化還在推動資本主義發展到新的高度。現在，同樣的架構將有助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革命。

在這些事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將有許多機會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遲早有一天，在一個國家或另一個國家，會出現突破口。這將改變世界範圍內的局勢。

現在還不能說資本主義在哪裡會發生斷裂。它可能在巴西、義大利、黎巴嫩、希臘、俄羅斯或中國——甚至很可能在美國本身。但是，一旦發生，其影響將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迅速蔓延到全世界。

1848到1849年的革命只限於歐洲，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反響有限。 1917年偉大的十月革命不僅在歐洲引起了波瀾，而且在亞洲也引起了波瀾，它標誌著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的真正開始。但現在我們看到革命運動無處不在：從法國到黎巴嫩，從白羅斯到泰國，從美國到智利。換句話說，我們已經看到了世界革命的輪廓。

革命性的耐心

過去，準革命性的局勢不會持續太久。危機往往在幾個月內就被革命的勝利或反革命的勝利所解決，以法西斯主義或波拿巴主義的外形告終。但是現在的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不允許這樣迅速地解決。反動的群眾性社會基礎（農民等）的削弱，意味著大多數國家的統治階級不能立即訴諸法西斯主義或波拿巴主義的反動。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被自己的群眾組織的領導人阻止奪取政權。由於這些原因，資本主義的危機可能會繼續拖上相當長的時間，會經歷著幾年，也許幾十年的起起伏伏。

這一時期的特點將是輿論的劇烈波動——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表達了群眾對擺脫危機的迫切尋求。各個不穩定的政治聯盟將接踵而至。所有現有的政黨和領導人都將受到考驗。群眾將嘗試一個又一個選擇，首先拋棄一個政黨，然後是另一個政黨，最後得出革命的結論。

這一進程無疑已經開始。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事實。但一個進程的開始僅僅是一個開頭。為了使這一進程成熟和充分發展，它必須經歷一系列的經驗，因為只有從經驗中，群眾才能學習。而且他們也會學習。最終的結果還沒有到來。

馬克思主義者是有耐心的人。我們不介意這個過程需要更長的時間，原因很簡單，我們還沒有準備好。現在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願意接受我們的思想。到處都在發展一種明顯的反資本主義情緒。我們的思想被認為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們準確地反映了實際情況。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不僅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但除了客觀條件外，主觀因素也是必要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建立這個因素。

建構IMT！

由於本文所無法充分概述的歷史原因，使得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勢力在整個歷史時期被拋回微弱的勢力。正是由於世界範圍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趨勢的這種弱點，使得群眾不可能立即聚集到我們的隊伍中來。

在這個階段，我們的聽眾將限於最先進的工人和青年階層，原因很簡單，我們還沒有積累足夠的力量直接接觸群眾。但恰恰是通過這一階層，我們才能接觸到群眾，別無他法。

當然，在大好機會出現時，我們必須準備採取大膽的舉措。很多時候，在群眾會議上，我們的一個同志的大膽發言就可以決定一場罷工是否會發動。一個大膽的舉措，有可能把我們推向重要的群眾運動的領導地位。不用說，我們必須用雙手去把握這種可能性。但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保持一種分寸感。我們不能對我們的力量有誇大的看法，我們必須了解在任何時候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

列寧經常強調我們需要革命性的耐心。我們不能從工人階級的頭上跳過去。我們不能喊得比自己嗓門還大聲。托洛茨基警告他的追隨者，你不能在沒有播種的地方收穫。成功沒有捷徑可走。尋找捷徑肯定會出現偏差，要麼是機會主義的，要麼是極左主義。而這兩者的結果都同樣是災難性的。

我們將一步一步地前進，為自己設定有抱負但可以實現的目標，然後檢查這些目標是否得到執行。一個革命組織的建構是由一系列小步驟組成的。但是，微小的進步為將來更偉大的事情鋪路。

IMT正在取得穩步進展。我們的朋友和敵人都承認這一點。我們2020年七月舉辦的「國際馬克思主義大學」線上學習營的成果顯示，我們的思想已經深入到成千上萬正在尋找革命道路的最先進的工人和青年之中。

這是一大進步，但也只是一個開始。數千人將轉變為數萬人，並將最終使我們能夠達到數百萬人。以二十個人的團體和以一千個人的組織進入世界革命的新階段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是一項相當困難的任務，但卻是一項不可避免的任務。

最難的任務就是從第一小群人到第一百名成員。從第一百人到第一千人也不簡單，但要容易得多。但從一千人到一萬人，還是比較容易的。而從一萬到十萬，也只是一步之遙。

首先，我們要重視對革命幹部的教育。我們從質量入手，質量到了一定程度就會轉化為數量，而數量又會變成質量。

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任務。只有實現這一目標，才有可能結束資本主義為人來帶來的夢魘，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更美好的新世界開闢道路。

2020年9月13日，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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