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25日前的幾周里，阿根廷的大學校園和學校的好戲依序登場。由於哈維爾·米萊總統對公立大學停止了財政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投票佔領了一所又一所校園。這場運動彼時正在獲得除了學生以外的廣泛支持，為那些對米萊政府的滾滾恨意提供了一個宣洩口。 （本文原文發佈於11月25日，譯者：石頭灘打滾的深海魚）

自去年12 月掌權以來，米萊對許多不同階層的民眾進行了殘酷的削減。他將一系列勞工和基本的民主權力如罷工權都破壞了。並將許多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和失業者推向貧困深淵。米萊這群人像伺候祖宗般畢恭畢敬地平衡預算，任何有利於工人階級和窮人的公共開支都會被無情地犧牲掉。

在過去的一年中，各種激烈的反政府鬥爭此起彼伏，但沒有哪一次像11月底這場捍衛公立大學的鬥爭一樣廣泛如斯，雲集響應。

在國會，國會的抗議尤其激烈，其針對對像一是米萊的DNU（「必要性與緊迫性」行政令），二是概述他立法議程的綜合法案。然而，一方面是因為米萊的強硬手段，另一方面，米萊收買了在省裡官官相護的庇隆主義者。同時，自由派激進公民聯盟黨成員虛偽至極，他們一邊譴責米萊，一邊投票支持他的計畫；再加上國會外街頭的殘酷鎮壓，這兩項法案最後都通過了。

前幾個月，退休人員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米萊將退休金降至每月244,320 比索（約200 美元），已經低於維持生計的水平。這意味著一些退休人員要么選擇一天只吃一頓飯，要么就在吃飯、取暖或購買必需藥品之間選一個。為此，退休人員舉行了示威遊行。這些勇敢的人必須面對警察的警棍和催淚瓦斯。諷刺的是，每罐催淚瓦斯的費用都超過一個月的退休金。然而，這場運動未能擴大到更廣泛的階層當中。

公共服務部門和公營公司的工人不斷受到攻擊，並經歷了周期性的大規模裁員。阿根廷國家航空公司（Aerolíneas Argentinas）是自由主義的一個最大的眼中釘。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將其私有化，或直接關閉，而航空公司的工人們正在透過一系列持續的罷工進行反擊。

在某些部門，有組織的勞工透過激進的階級鬥爭來抵制私有化所造成的動盪不安的局勢。例如，穀物和食用油加工工人最近的一場激進罷工讓政府警鈴大作。他們是巴拉那河航運港口的一個小小的部門，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巴拉那河航運港口是阿根廷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地。

儘管出現了這些情況，但工人階級並沒有果斷地行動起來，結束米萊對他們生活水準的踐踏。已經爆發的鬥爭大多是孤立的，自衛性質的。

由於米萊成功地挺過了每一波反對緊縮和削減的抗議浪潮，同時暫時穩定了宏觀經濟指標，因此他的自信不斷膨脹。家庭支出的急劇收縮降低了通貨膨脹，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該國的風險指數也有所改善。除此之外，川普的勝利預示著明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金的增加，阿根廷將利用這筆資金償還2025 年即將到期的巨額債務。儘管米萊的政策殘酷地削減了工人階級的購買力，並引發了經濟衰退，但仍有一部分工人階級對米萊抱有好感，他們在阿爾貝托·費爾南德斯、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和毛里西奧·馬克里這兩屆政府執政期間經歷了多年的經濟不穩定之後，迫切希望改變現狀。

目前，阻礙工人階級先進階層在政治上反對米萊的因素是工人階級領導層的危機。一方面，庇隆主義政治領袖壓制任何議會外的鬥爭。他們堅持認為只能在2025 年的立法選舉和2027 年的總統選舉中與米萊伊進行鬥爭。這種做法使群眾失去了信心和積極性，暫時保證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持續可治理性。

另一方面，勞工聯合會的領導人只關心與米萊進行談判，以維持他們在社會中的特權地位。因此，只有當關係到他們的親身利益時，才會召集星星點點的遊行，並扼殺任何其他倡議。

公立大學：一部鬥爭史

學生運動使這一廣泛情況愈演愈烈。這是一場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影響的運動，遠大於以前對米萊的反擊。它觸及了一個絕大多數阿根廷人、都同情的問題——甚至跨越了階級界線。阿根廷的國立公立大學享有非常好的聲譽，學術水平很高，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孩子都就讀於此，他們不僅來自阿根廷，而且來自整個拉丁美洲。

阿根廷公立大學的基本特徵源於1918 年在科爾多瓦爆發的偉大的大學改革運動，當時科爾多瓦的大學條件最落後，當局也抵制變革。這場運動隨後蔓延到全國其他地區，並在整個大陸引起反響。這場由1917 年俄國革命後激進學生領導的大學制度改革運動，打破了由耶穌會教士創辦的神學院對大學數百年來的寡頭統治。

20 世紀初，大學仍然完全由宗教權威獨裁管理，教授過時和不科學的課程，以培養統治階級的子弟從事各種專業領域或從事政治工作。

改革運動最重要的成果是大學自治、聯合共治以及大學系統的擴展和普及。自治和共治是指大學有權在不受國家幹預的情況下，根據教授、學生和畢業生的投票選出自己的領導階層。 「自由教學」的製度打破了教授無限專斷的權威。現在，他們必須定期接受公開的競爭性選舉，同時引入了平行的學習計劃，讓學生可以選擇學習對象和課程方向。

改革者也要求擴大大學系統，使全國各地的學生都能入學，而不僅限於最重要省份的首都。此外，他們不僅僅為學生提供資助，還將當地民眾面臨的社會問題作為重要導向進行資助。結果是大學系統進行了深刻的民主改革。

1949 年，在彼隆政府的領導下，1918 年的改革者提出的另一個要求——免費教育——終於實現了。這導致大量工人階級學生進入大學，使學生人數增加了許多倍。

這些勝利並不是統治階級心甘情願的，而是透過艱苦的鬥爭才被贏來的。其中一個例子是在1918 年，學生在軍隊和反動的天主教突擊隊的暴力襲擊威脅下，佔領並管理科爾多瓦國立大學。

激進公民聯盟的時任主席伊里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起初對改革持支持態度。然而，年關將至，他卻派遣軍隊將學生趕出了學院，並指控其中83 人煽動叛亂。

在公共教育的品質上、普及性上，這些勝利是工人階級鍛造的歷史性勝利。然而，只要大學還苟全於資本主義的淫威下，只要投資分配維繫的是資本家必須要獲利的口袋，那麼這場勝利就會被四面受敵。這迫使學生、教授和大學工作者永遠處於被動防禦的狀態，以勉強挽救過去的勝利果實。公立大學在資產階級眼中，不是神聖的社會權力，而是需要從預算中削減的昂貴眼中釘。在私立教育中，他們倒是看到了財路。

在1976-82 年最後一次軍民獨裁統治期間，公立大學遭到了極為殘酷的攻擊。獨裁政權有計劃地破壞公立教育系統，盡可能地將研究工作引向其他機構和私立大學，並解雇了大量教授。

1976 年3 月24 日的軍事政變，是阿根廷本就在20 世紀60 和70 年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背景下發生的。其中包括1969 年的科爾多瓦（Cordobazo）事件，當時有組織的工人與學生聯合起來佔領了阿根廷的第三大城市科爾多瓦。

將軍們深知，在當時的條件下，學生運動的潛力及敵意會對他們造成危險，因此對教育界進行了殘酷的鎮壓。書籍被燒毀在熊熊大火中，如果學校被認為太顛覆性的話，系甚至整個大學都將關閉。在獨裁政權造成的3 萬名失蹤者中，學生和教師佔了五分之一，他們遭到綁架、酷刑和殺害，他們的家人為他們的命運擔驚受怕。所有這些迫害，都只是因為參與學生會、工會或政治組織。人們只要結社就會被視為罪惡滔天。

然而，過去40 年的情況表明，對公共教育系統的攻擊並不僅限於獨裁統治時期。 90 年代的庇隆主義總統卡洛斯·梅內姆首先透過《教育轉移法》和《聯邦教育法》攻擊中小學教育。這導致公立學校資金短缺，教師薪資下降，教育品質惡化。 1995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LES）至今仍然有效，該法將教育商品化，將其視為一種是否符合資本主義雇主的需求來評判的“服務”，該法還開放了大學教育和研究領域的私人合作夥伴關係；透過設立一個有權批准或取消大學課程資格的非大學機構——全國教育委員會（CoNEAU）來破壞了大學自治的原則；並強行規定了研究生課程的學費——後者隨著本科學位的削弱及本科內容轉向碩士和博士水平變得越來越普遍和必要。

在內斯特·基什內爾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內爾的三屆聯合任期內，雖然大學經費有所增加，新大學也相繼成立，但《教育改革法》從未被廢除或修訂，教育商業化的法律基礎沒有改變。當然，在經濟繁榮時期增加預算並不能保護大學的未來。事實上，隨著過去十年來阿根廷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每一屆政府都在不斷削減預算。

毛里西奧·馬克里擔任總統期間，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唯命是從。他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執行他們的政策並償還（不斷膨脹的）債務。對公立大學來說，這意味著殘酷的預算削減、學費恢復的威脅，以及聽從他們依靠國家以外的“其他資金來源”，即依賴私人資本的建議。 2018 年，由於他挑起了大規模的抗議和教師佔領活動，這導致了他總統任期內的巨大危機。

來自米萊的攻擊

顯而易見的是，資本主義（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的方式現於世人）並不像改革派所承諾的那樣，為可以為穩健的經濟成長提供空間。相反，由於資本家想轉嫁危機給工人階級，這些經濟成長成果不斷被從工人階級手中奪回。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米萊對工人階級的攻擊既不新鮮，也不獨特。在米萊精心偽造的叛逆皮囊下藏著的是奴顏媚骨。米萊身為奴才頭子，對阿根廷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卑躬屈膝。他透過削減公共教育經費來對那一點鼠目寸光的短期利益效忠。

儘管在此期間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米萊為2024 年制定的大學預算，實際上與2023 年相同。今年4 月，包括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UBA）醫學系在內的許多系所已經感受到了這種影響，在預算減少和水電費大幅上漲的雙重壓力，有些系所不得不熄燈斷電（儘管許多課程本來就關燈上課了）。米萊不得被迫讓利出少得可憐的一點營運資金，以避免大學被迫完全關閉而激起醜聞。

在這種情況下，代表大學工作人員的各個工會組織呼籲舉行首次“聯合大學遊行”，目的是在增加資金的談判中向米萊施壓。這些工會包括代表學生中心的阿根廷大學聯合會（FUA）和代表大學當局的全國大學間委員會（CIN）。這項呼籲得到了熱烈響應，全國各大城市都聚集了大批群眾，總人數超過100萬人。參加遊行的不只是學生和教育工作者。相反，大多數人群由不屬於任何組織或工會團體的人組成。他們只是來捍衛彌足珍貴的公立大學的工人。

這一切都導致並反映了群眾的情緒。早在四月，人們就已經有了明確的奮鬥意願。人們只是在等待一個倡議，等待大型工人階級所謂領導人的一聲令下。遺憾的是，庇隆主義工會官僚只寥寥幾次召集過工人階級的重裝部隊，而且每次的行動都畏手畏腳的，沒有任何持續性。他們的重點，是讓群眾乖乖待在家裡，以免影響他們與新政府進行談判。

實際上，與2023 年相比，2024 年的大學預算削減了30%。這就需要在大學內部採取大規模的緊縮措施，其中就包括降低教授和非教職員工的薪資到貧窮線以下。這種不可持續的狀況導致大學在今年下半年再次掀起反擊浪潮。

9 月，國會中的反對黨議員提出了一項法案，要求（適度）增加教育經費。這並非真正出於對大學的關心，實際上，這是為了防止公眾的憤怒烈火燒及自身，同時投機取巧地將自己定位為米萊的抵制者。該法案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都獲得通過。

如果米萊接受了這個強加條件的話，或許這可以遏制再次的鬥爭爆發。然而，他卻大言不慚地說，該法案「沒有提到用於融資的資源……而且明顯影響了國民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目標」。換句話說，儘管要付出社會代價，他仍希望保持預算平衡，因此準備否決該法案。

否決發生在10 月2 日，也就是反對他的否決和捍衛大學的第二次大規模遊行的第二天晚上。由於預計到遊行和法案可能被否決，一些政治上最活躍的大學校園（包括巴斯克大學哲學與藝術學院和社會科學學院）的學生投票決定佔領自己的學院。這標誌著當前鬥爭浪潮的開始。

少數教職員的佔領一直持續到一周後，直到導火線被點燃，將這場孤立的鬥爭變成了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全國運動。在點燃導火線的導火線是反對派未能湊齊推翻決策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數後，眾議院確認了米萊的否決權。就在政府慶祝他們在國會的「勝利」時，佔領浪潮自發性地從一個院系蔓延到另一個院系，直至從國家北部到南部的100 多個院系和學校被佔領以示抗議。

必須指出這些佔領行動的方式。它們不是由工會或學生會召集的，而是由學生自行召集的。在米萊擔任總統期間和之前，這種工人階級鬥爭的組織方式一直在興起。它的出現是因為各行各業的普通工人在需要解決工資和工作條件等緊迫問題時還要面對勞工官僚機構的消極態度。

在過去的一個月裡，這些集會中的學生投票決定佔領行動，並從當局手中接管他們的部門。他們在被封鎖的街道上舉行公開課，以示抗議，表明大學是由教授和學生共同運作的。

工會和大學當局透過全國大學間委員會（CIN）對佔領的態度最初是被動接受。他們不信任這場不受他們控制的運動，但他們的策略是尋求利用這場運動與政府進行談判。這些人慣用的手段是將鬥爭局限在大門緊閉後的談判桌和議會上，然而這將使得大規模動員起來的大學社群走入死胡同：恰恰只有大規模動員起來的群眾才能從政府那裡贏得讓步。

從一些聲明的只言片語中可以看出政府的擔憂。極端反動的安全部長帕特里夏·布爾里奇（Patricia Bullrich）在電視上宣布，佔領的學生們有燃燒瓶，這一挑釁行為預示著，如果有必要，政府將採取鎮壓行動。據報，米萊內閣的另一名成員說：「托洛斯基分子想推翻我們」。這些言論部分揭示了政府對於局勢缺乏了解，因為這場運動涉及的範圍比托洛茨基主義者更廣，但也反映出對局勢的擔憂。

米萊的人氣已經持續下降了一段時間，而他在大學中的地位更是雪上加霜。例如，他最近在全國範圍內為他的政黨舉行發布會時，費了好大勁才勉強填滿萊薩馬公園的圓形劇場。除此之外，電視收視率（最可靠的民調）在他黃金時段演講時持續下降。普通人已經厭倦了他的長篇大論。

在意識到直接削減公立大學經費會讓自己在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後，米萊開始轉移目標。在之前的幾周里，他一直堅稱自己“從未想過要私有化”，也“從未考慮過收取學費”，只是想審查大學的財務。事實上，大學的財務已經由審計長辦公室審查，該辦公室對國會負責。而米萊希望由一個直接對行政部門負責的辦公室進行審計。

路在何方

與目前規模較大的學生運動相比，當時規模較小的學生運動曾使馬克里政府陷入困境，而米萊則憑藉挑釁行為贏得了總統職位，不會因為醜聞而退縮。目前，他的計畫似乎是不採取任何行動：既不會透過派遣警察鎮壓來激化矛盾，也不會為2025年預算做出讓步。他希望，一旦12月底暑假來臨，這場運動就會失去動力。

為了使運動不夭折，學生必須採取措施，在政治和組織上推進運動。第一步是在全國各地舉行一系列跨院系集結。 10月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集會決定於11月12日星期三舉行第三場大學遊行。然而，工會官僚機構認為獨立號召遊行太過分，他們故意分化運動，並呼籲在接下來的星期五舉行罷工。庇隆派和激進派的學生會當局也積極參與了破壞活動，在集會上投票反對參加遊行。

結果，第三次大學遊行規模很小，只有左翼政黨的活動人士參加，沒有群眾參與。週五的罷工是例行公事，根本沒有召集任何集中示威。這兩次單獨行動幾乎沒有任何政治影響，但工會官僚機構傳達的訊息很明確：要嘛運動由他們控制，要嘛根本不要運動。

自發性召集的集會可以成為克服工會內部官僚主義的強大工具，但前提是工人階級必須動員起來積極參與，而不是僅僅成為活動家們集會的場所。

重要的是，這些集會應該成為政治辯論的空間，在這裡可以製定明確的計劃，從而加強運動。它們不應成為宗派衝突的空間，例如總是爭論誰可以在遊行隊伍中放置自己的橫幅。

學生應該明確，他們爭取的不僅是為自己爭取更高的預算。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大學預算增加可能意味著其他地方預算削減和緊縮。資產階級國家會一手給予，另一手收回。米萊一直依賴「免費公立大學是對富人的施捨」這個想法大行其道。然而，這種說法被學生群體的組成所駁斥。有很大一部分學生來自第一代工人階級家庭，他們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工人階級社區大學的學生中，這一比例高達四分之三。

在世界各地，學生都面臨著資本主義為其他工人階級帶來的同樣問題：微薄的工資、天價的住房、上漲的物價以及不斷的飢餓。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與創造條件使教育不受資金短缺和商業化影響的方法相同。資本主義必須被推翻，讓我們建立一個由整個社會合理控制和規劃財富的社會。透過工人革命，建立真正自由的大學的條件將觸手可及。

本著共同目標，學生和教育工作者應該制定一項計劃，觸及工人階級其他階層，將學生抗議與工人抗議結合起來，工人有能力停止生產，迫使米萊和資本家屈服。

革命共產國際阿根廷支部的同志們將提出一個捍衛自由、公共和非宗教教育的陣線，作為辯論和團結那些決心為教育鬥爭到底的人的空間——為共產主義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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