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脫離英國統治而獨立。 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歷史事件，當代通常將其理解為大英帝國及其殖民地統治的標志性終結，這是正義戰勝邪惡的典型勝利。 然而，甘地這類人物代表的真正階級利益、以及一場無產階級革命是如何錯失於印度獨立運動中的卻知之甚少。印度代表對國家強行分裂的投降，背叛了印度群眾真正想要走的獨立運動方向——十月革命的方向——而其中第三國際對印度革命情勢的誤判、隱瞞和背叛則是這一歷史發展的重要推手。以下為托洛茨寫於1930年對當時印度的革命情勢做出的階級分析，為印度革命指明了其任務與危險。關於1947年印度獨立，此處我們推薦一份《捍衛馬克思主義》網於2017年寫的總結文章（目前尚為英文版），作為拓展閱讀。本文原文寫於1930年5月30日，英語版於1930年7月12日發表於美國《戰鬥報》第三卷第26號第4至5頁。此中譯本以英語版作為原文。譯者：楊進）

印度是典型的殖民地國家，就像英國是典型的殖民宗主國一樣。英帝國主義者在過去一個半世紀內如水蛭般牽占和吸吮這塊巨大殖民地的血液之歷史，最徹底、最駭人地總體呈現了統治階級的一切惡行和資本主義對東方落後民族實行的一切壓迫形式。英國資產階級在當地孜孜不倦地扶植一切野蠻主義的殘余，扶植一切有助於人壓迫人的中古制度。它強迫它的封建買辦們適應殖民資本主義的剝削，成為它聯系群眾的紐帶、機關和鏢隊。英帝國主義者吹噓他們在印度投資了近40億金幣[1]的鐵路、運河和工業企業。帝國主義的辯護士們得意洋洋地把今天的印度比較於殖民占領前的印度。但是，誰又能懷疑，一個擁有3.2億人口的金玉之邦，如果擺脫了有計劃、有組織的掠奪，必定會發展得更快、更成功呢？只要回想一下英國在印度投資了40億金幣，就足以想像英國在短短五六年的時間裡從印度榨取了多少財富。泰晤士河畔的債主們在仔細權衡後允許印度獲得足以促進對該國財富掠奪的某些技術和文化，然而，他們無法阻止訴求經濟和民族獨立自由的思想越來越廣泛地深入群眾。

就像在舊資產階級國家一樣，存在於印度內部的各種族群只有通過有約束力的政治革命才能融合成一個民族。但與舊國家不同的是，印度的這場革命是一場反對外國壓迫者的殖民地革命。除此之外，它還是一個落後於歷史的民族之革命，在這個民族中，除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近來大大加劇的階級對立之外，還存在著封建農奴制、種姓分化甚至奴隸制等關系。

印度的社會對立面

印度革命作為一股對抗世上最強大壓迫者之一的殖民革命性質，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民族內部的社會對立，特別是在那些認為這種掩蓋是有利的人看來。實際上，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制度的必要性，會要求印度群眾付出最大的革命奉獻，而帝國主義壓迫制度的所有根源都與印度的舊剝削交織在一起，這本身就保證了階級鬥爭的巨大擺蕩。英帝國主義不會主動放棄自己的陣地；在美國面前卑躬屈膝的同時，它將把剩余的精力和資源用於對付印度的叛亂。

印度革命甚至在它還沒有擺脫民族資產階級背信棄義的領導的現階段，就被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政府鎮壓了，這是多麼有啟發性的歷史教訓啊。這些許諾要在自己的祖國內和平地推行社會主義第二國際無賴們所執行的血腥鎮壓，跟英帝國主義未來將會對印度的算賬比起來不值一提。關於調和資產階級英國的利益和民主的印度的利益的甜蜜社會民主主義言辭，是對麥克唐納的血腥鎮壓的必要補充。當然，在每一次（對殖民地革命者）處決執行之間，他們都開了不下千次的「和解委員會」。

英國資產階級非常清楚，失去印度不僅意味著其已經腐朽不堪的世界權力的崩潰，更意味著其本國內部的社會崩潰。這是一場殊死搏鬥。所有的力量都將被調動起來。這意味著革命必須動員不可抗拒的力量。數百萬群眾已經開始騷動。他們僅僅下意識地展現了他們的力量，就足以令於民族資產階級不得不從被動中走出來，掌握運動的主動權，以讓銳利的革命之劍變鈍。甘地的消極抵抗是把不團結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天真和自暴自棄的盲目性同自由資產階級的奸詐詭計結合起來的戰術死結。印度立法議會（即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官方機關）的主席放棄自己的職位來領導抵制英國商品的運動，這一事實具有深刻的像征意義。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對泰晤士河畔的先生們說：「我們將向你們證明，我們對你們是不可或缺的，沒有我們，你們就不能使群眾平靜下來；但是，為此我們將向你們提出我們自己的議案」。

甘地入獄的意義

作為回應，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把甘地（Mohandas Gandhi）關進監獄。奴才有可能走到超出主子容許的範圍，堅定地掠過理智，以證明自己的信仰是正確的。保守黨作為嚴肅而有經驗的帝國主義者，在現階段可能不會采取如此過分的鎮壓行動。但另一方面，被動反對派的國家領導人本身也需要采取鎮壓，以穩住他們已大大動搖的聲譽。麥克唐納為他們提供了這種服務。他在射殺印度工人和農民的同時，事先充分的警告甘地他即將被捕，就像俄國臨時政府逮捕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和鄧尼金（Anton Denikin）那樣。

如果說印度是英國資產階級國內統治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另一方面，英國資本對印度的帝國主義統治也是印度國內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驅逐幾萬外國剝削者的問題。他們不能與國內壓迫者分離，國內壓迫者越是困難，群眾的壓力越大，後者就越不想分離。正如在俄國，對沙皇制的清算及其對世界金融資本的負債之所以成為可能，完全是因為農民階級廢除了地主豪紳，君主制才得以廢除。同樣，在印度，同帝國主義壓迫的鬥爭也是在無數被壓迫的和半貧困的農民群眾中展開的，是在清算封建地主、他們的代理人和中介、官僚和地頭蛇的必要性中展開的。

印度農民希望「公正」地分配土地。這是民主主義的基礎。同時，這也是整個民主革命的社會基礎。

在鬥爭的最初階段，無知、無經驗、不團結的農民在單個的村莊裡反對可恨的政權的個別代表，他們總是采取消極抵抗的態度。他們不交租，不納稅，逃到森林裡去，或者逃避兵役等等。托爾斯泰式的消極抵抗在某種意義上是農民群眾革命覺醒的最初階段。甘地對印度人民群眾也是如此。他個人越是「真誠」，他作為約束群眾的工具對有產者們就越有用。資產階級對以和平抵抗來反對帝國主義路線的支持，只是它對革命群眾進行血腥抵抗的初步條件。

在歷史上，農民不止一次地從被動的鬥爭形式轉入以最殘酷、最血腥的戰爭來反對他們的直接敵人：土地所有者、官員和高利貸者。歐洲的中世紀充滿了這樣的農民戰爭；但中世紀也充滿了對農民戰爭的無情鎮壓。農民的消極抵抗和流血起義只有在城市階級的領導下才能轉化為革命，城市階級因此成為革命民族的領袖，並在勝利後成為革命政權的掌握者。在當今時代，這樣的階級只能是無產階級，即使在東方也是如此。

誠然，印度無產階級在人口構成中所占的數量地位甚至小於1905年和1917年前夕的俄國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這種相對較小的規模是所有的庸人、所有的馬爾丁諾夫（Aleksandr Martynov）們[2]、所有的孟什維克們反對不斷革命觀點的主要論據。他們認為，俄國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到一邊，將拾起農民的土地革命，將使它大膽地搖擺起來，並在它的浪潮中走向革命專政，這種想法是不可思議的。因此，他們認為自由派資產階級依靠城市和鄉村的群眾完成民主革命的希望是現實的。但事實證明，他們對人口的社會統計遠遠不足以衡量每個階級的經濟或政治作用。十月革命的經驗一勞永逸、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一點。

「唯一」缺失的條件

如果說今天印度無產階級在數量上比俄國無產階級弱，這本身並不決定它的革命可能性的較小擺動力，正如俄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比美國和英國無產階級弱並不妨礙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一樣。相反，使十月革命成為可能和不可避免的一切社會特殊性，在印度以更加尖銳的形式出現了。在這個貧苦農民的國家裡，城市的霸權比沙俄的霸權具有同樣明顯的特點。一方面，工業、商業和銀行的權力集中在大資產階級（主要是外國資產階級）手中；另一方面，鮮明的無產階級迅速發展起來，排除了城市小資產階級發揮獨立作用的可能性，並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知識分子發揮獨立作用的可能性，從而使革命的政治機制轉變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農民群眾領導權的鬥爭。到目前為止，在當地造就社會革命成功所「唯一」缺失的條件，就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黨。這就是現在的問題症結。

我們親眼目睹了史達林和布哈林的領導層是如何在中國實現孟什維克民主革命構想的。有了強大的官僚機器，這個領導層才有可能把孟什維克的公式付諸實踐，也只有這樣，他們才不得不把這些公式付諸實踐。為了最好地確保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地位（這是俄國孟什維克的基本思想），史達林官僚集團把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變成了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附庸。與此相關的是，根據史達林和蔣介石（透過中介人和現任教育人民委員布勃諾夫）正式達成的協定，中國共產黨人無權在國民黨內占據超過三分之一的職位。在共產國際的背書下，無產階級政黨就這樣以資產階級的官方俘虜姿態進入革命戰場。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史達林官僚集團扼殺了中國革命。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嚴重的政治罪行。

對於印度，正如對於所有東方國家一樣，史達林於1924年在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的反動主張的同時，還提出了「工農雙重階級成分政黨」的同樣反動主張。這同樣是否定無產階級獨立政策和獨立政黨的另一個公式。不幸的羅易（M. N. Roy）[3]從那時起就成了跨階級主張和跨階級的「人民」黨或「民主」黨的使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十九世紀的發展、俄國三次革命的經驗——這一切對這些先生們來說都是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的過去。他們還不懂得，「工農黨」只有在國民黨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像的，也就是說，只有在資產階級政黨的形式下才是可以想像的，這個資產階級政黨把工人和農民領導在自己身後，以便後來背叛和壓迫他們。歷史還沒有發明出另一種超越階級內外的政黨。畢竟，羅易作為史達林在中國的代理人、反對「托洛茨基主義」鬥爭的先知、馬爾丁諾夫主義「四個階級聯盟論」的執行者，在中國革命不可避免的失敗之後，成為史達林官僚集團罪行的祭祀式的替罪羊，並不是徒勞無功的。在印度，為了實現史達林主義為工農兩個階級政黨開出的藥方，進行了六年的削弱和打擊士氣的試驗。結果就在眼前：無能、短視的各個「工農政黨」，它們搖擺不定，苟延殘喘，或者干脆消亡，恰恰在它們應該行動的時候，也就是在革命浪潮湧動的時候，化為烏有。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卻不存在。無產階級政黨還必須在革命的烈火中建立起來，而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必須清除領導官僚堆積起來的垃圾。情況就是這樣！從1924年開始，共產國際的領導層想盡一切辦法使印度無產階級無能為力，削弱先鋒隊的意志，剪斷它的翅膀。

當羅易和其他史達林的學生們為了制定跨階級政黨的民主綱領而浪費寶貴的年華時，民族資產階級卻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顢頇無能來奪取工會。如果不是在政治上，那就是在工會中，印度的國民黨確實已經實現了，不同的是，其創造者在此期間被自己的「傑作」嚇壞了，跳到一邊對「劊子手們」破口大罵。

中派向「左」跳的意義

眾所周知，這一次中派跳到了「左派」一邊，但情況並沒有因此而好轉。共產國際在印度革命問題上的官方立場是一團亂麻，它的目的顯然是要使無產階級先鋒隊脫軌並陷入絕望。不管怎麼說，混亂的一半是因為領導層不斷地、故意地掩蓋自己昨天的錯誤。而另一半則必須歸功於中派主義的無能本質。

我們現在想到的不是共產國際將殖民地資產階級列為具有革命作用的綱領，其完全贊同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4]和羅易的構想，他們仍然繼續披著馬爾丁諾夫-史達林主張的外衣。我們也不談史達林主義的《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的無數版本，在這些版本中，用世界上所有的語言繼續著關於工農政黨雙重階級成分的論述。不，我們只談現在，只談今天最新提出的問題，它符合共產國際「第三時期論」在東方的錯誤。

史達林主義者在印度和中國的中心口號仍然是工農民主專政。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解釋，因為沒有人明白，在1930年的今天，在過去十五年的經驗之後，這個公式意味著什麼。工農民主專政與屠殺工農的國民黨專政有何區別？曼努伊爾斯基和庫西寧們[5]也許會回答說，他們現在談論的是三個階級（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專政，而不是像在中國那樣的四個階級的專政，在中國，史達林曾興高采烈地為這個聯盟招來了一位盟友——蔣介石。

如果是這樣，我們回答說，那就請你們努力向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拒絕印度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是你們在中國為了諂媚他們而把反對資本家的布爾什維克趕出中共，並他們關進監獄的資產階級盟友？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中國沒有強大的封建主和封建代理人。但印度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國家，有強大的封建種姓制度遺產。如果說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是史達林和馬爾丁諾夫從中國存在外國壓迫和封建殘余推斷出來的，那麼對印度來說，這些理由中的每一條都應該加倍有力。這就是說，根據共產國際綱領的確切基礎，印度資產階級要求加入這種史達林主義聯盟的權利，要比擁「遺臭萬年」的蔣介石和「原形畢露」的汪精衛所屬的中國資產階級大得多。如果不是這樣，如果盡管有英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整個中世紀的遺產，印度資產階級只能夠扮演反革命的角色，而不是革命的角色——那麼請無情地譴責你們在中國的背信棄義的政策，並立即糾正你們的綱領，因為這種政策留下了懦弱而險惡的痕跡！

誰將領導這個「聯盟」？

但這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在印度建立一個沒有資產階級和反對資產階級的聯盟，那麼該由誰來領導它呢？曼努伊爾斯基和庫西寧們也許會以他們特有的溫和熱情回答：「當然是無產階級！」很好，我們可以對此以贊美回應。但是，如果印度革命將在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基礎上發展；如果這個聯合不僅要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而且要反對與一切基本問題上聯系在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如果這個聯盟的首領將是無產階級，如果這個聯盟只有通過武裝起義掃蕩敵人才能取得勝利，只有這樣才能把無產階級提高到真正的全國領袖的地位，那麼問題就來了：勝利後的政權如果不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將掌握在誰的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工農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專政有何區別？換句話說：假想的工農專政在形式上如何會區別於十月革命建立的實際專政？

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因為他們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在這樣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民主專政」不僅成了空洞的虛構，而且成了對無產階級的險惡陷阱。這個口號是正確的，它承認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的可能性：一種是在國民黨專政的意義上，另一種是在十月專政的意義上！除這兩者之外沒有其他可能。在中國，史達林主義者對民主專政作了兩次解釋，起初是右派的國民黨專政，後來是左派的專政。但他們在印度是怎麼解釋的呢？他們保持沉默。他們被迫保持沉默，因為他們害怕讓他們的支持者看到他們的罪行。這種沉默的陰謀實際上是反對印度革命的陰謀。現在他們所有的「非常左」或極左的叫囂都不能改善局勢，因為革命的勝利不是靠叫囂和喧鬧來保證的，而是靠政治上的清醒來保證的。

但是，他們已經說過的話還不能解開亂麻。不，這裡恰恰是新糾結的開始[6]。使革命具有抽像的[民主的]性質，允許革命只有在建立了某種神秘的或故弄玄虛的「民主專政」之後才[追求]無產階級專政，我們的戰略家同時又拒絕接受每一個革命民主運動的核心政治口號，而這個口號恰恰就是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口號。為什麼？根據是什麼？這是絕對不可理解的。民主革命意味著給予農民平等，首先是土地分配的平等。這是權利平等的基礎。在立憲會議上，全體人民的代表在形式上算好所有舊賬，各階級在實際上相互取得平衡，這不僅在覺醒的農民群眾的意識中，而且在工人階級本身的意識中，都是革命的民主任務的自然和必然的結合。關於這一點，我們在談到中國時已經講得比較清楚了，在此無須重復。我們只想補充一點，印度各省的多樣性、政府形式的多樣性以及它們與封建種姓關系的聯系的多樣性，使在印度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口號具有格外深刻的革命民主內容。

目前蘇共的印度革命理論家是薩法羅夫（Georgy Safarov）[7]，他以歡天喜地向史達林投降為代價，把自己的破壞活動轉到了中派主義陣營。薩法羅夫在《布爾什維克》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印度革命力量和任務的綱領性文章，他小心翼翼地圍繞著立憲會議問題轉來轉去，就像有經驗的老鼠圍著鉤子上的一塊奶酪轉來轉去一樣。他不假思索地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來反駁立憲會議主張：

「在為無產階級霸權而鬥爭的基礎上(！)新的革命上升的發展，導致了這樣的結論(編者注：誰？怎麼會？為什麼？)：印度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只有在蘇維埃形式下才能實現。」《布爾什維克》雜志，1930年，第5期，第100頁）

令人驚嘆的句子！薩法羅夫把馬爾丁諾夫的主張放大了。我們認識馬爾丁諾夫，而關於薩法羅夫，列寧曾不無溫柔地評價道：「薩法羅夫將走向左派，薩法羅夫會弄巧成拙」。方才應用的薩法羅夫觀點恰恰證實了列寧的評價。薩法羅夫已經相當左傾了，必須承認，他沒有打亂列寧公式的後半部分。首先，人民群眾的革命上升問題是在共產黨人爭取無產階級霸權鬥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整個過程是顛倒過來的。我們則認為，在新的革命上升的基礎上，共產黨人才進入或准備進入或應該進入爭取霸權的鬥爭。薩法羅夫認為，鬥爭的前景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在這裡，為了維持左派形像的緣故，「民主」一詞被去掉了，但沒有坦率地說這是什麼樣的二元專政：是國民黨式的還是十月式的。但他向我們保證，這種專政「只有在蘇維埃形式下」才能實現。這聽起來很高尚。何必要提出立憲會議的口號呢？薩法羅夫只願意認定蘇維埃的「形式」。

附庸風雅的本質——其可鄙和險惡的本質——在於它從過去的實際過程及其教訓中只抽像出簡單的形式，並將其轉化為一種拜物教。這就是蘇維埃的遭遇。不談專政的階級性質——是像國民黨那樣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專政，還是像十月革命那樣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薩法羅夫用蘇維埃專政的形式來忽悠別人，主要是忽悠他自己。好像蘇維埃不能成為欺騙工農的武器似的！1917年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蘇維埃還能是什麼？無非是支持資產階級政權和准備資產階級專政的武器。1918-1919年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蘇維埃是什麼？是拯救資產階級和欺騙工人的機關。隨著印度革命運動的進一步發展，隨著群眾鬥爭的進一步高漲，隨著共產黨的軟弱——後者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薩法洛夫主義在它的頭腦中占了上風——印度民族資產階級自己可能建立工農蘇維埃，以便像它現在指揮工會那樣指揮工農蘇維埃，以便像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蘇維埃的領導權屠殺革命那樣血洗革命。民主專政口號的詭詐之處就在於它沒有在敵人面前一勞永逸地把這種可能性的大門給緊緊關上。

混亂的神化

印度共產黨的成立被推遲了六年，而這是多麼意味深長的六年啊！現在，在革命民主浪潮上升的情況下，它被剝奪了動員群眾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那就是民主立憲會議的口號。與此相反，還沒有邁出第一步的年輕的黨，卻被抽像的蘇維埃口號作為抽像專政的一種形式，即不知道是什麼階級的專政。這真是混亂的神化！而所有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伴隨著令人厭惡的口號糖衣渲染，把一個尚且困難重重、絲毫沒有甜頭的局面弄得面目全非。

蘇聯官方報刊，特別是這位薩法羅夫，把形勢描繪得好像印度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已經是一具行屍走肉，好像共產主義已經或正在取得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無產階級又幾乎領導著農民。領導者和他們的社會學家以最無恥的方式把願景說成現狀，更確切地說，他們把過去六年來在正確政策下可能出現的情況說成是錯誤政策的實際結果。但是，當妄想和現實的不一致被揭露出來的時候，受到指責的將是印度共產黨人，他們會為了試著執行從頭到尾前後不一的整體路線而被關上「辦事不力」的罪名。

印度無產階級先鋒隊還處在完成其偉大任務的起點上，前方的道路還很漫長。一系列的失敗不僅是對無產階級和農民普遍落後的清算，也是對領導層罪惡的清算。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對革命內各個動力有一個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有一個正確的前瞻，有一個高瞻遠矚的，並反對陳腐的、官僚主義規定的政策，亦即在完成偉大的革命任務時，根據工人階級的政治覺醒和革命發展的實際階段來謹慎地自我調整的政策。

完筆於193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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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譯者注：此處貨幣單位不詳。英語原文為「four billion gold dollars」，但dollar並非當時英國使用的貨幣。根據資產階級史學家Niall Ferguson在2003年出版的著作《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中呈現的數據，大不列顛帝國對印度的投資於1914年達到4億英鎊，這可能是托洛茨基引用的數據。

[2] 譯者注：馬爾丁諾夫（Aleksandr Martynov）曾是孟什維克主要理論家之一，並為列寧在《怎麼辦》內重點批判的改良主義者。十月革命後加入布爾什維克，但仍然提倡孟什維克的階級合作和革命階段論主張，並為史達林所器重。

[3] 譯者注：羅易（M. N. Roy）為墨西哥共產黨和印度共產黨的創始人和第三國際主要領導之一，曾與列寧就殖民地問題和民族問題分析上作出積極貢獻，但史達林控制第三國際後遂投降於史達林主義的觀點並在多個國家革命問題上倡導此主張。

[4] 譯者注：亨利·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一度為德國共產黨領袖，經常搖擺於極左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其錯誤的中派主義領導也導致了1921年的錯誤起義和1923年德國革命的流產。而後與布哈林形成國際右翼反對派。

[5] 譯者注：馬努伊爾斯基·庫西寧：德米特里·曼努伊爾斯基（Dmitry Manuilsky）和奧托·庫西寧（Otto Wille Kuusinen）為共產國際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

[6] 譯者注：英語版原編者在此注名原稿可能有漏字。

[7] 譯者注：薩法羅夫（Georgy Safarov）曾為布爾什維克革命家，起初是季諾維也夫的堅定支持者，並跟隨季氏在不同時期同史達林結盟或是反對他，在季諾維也夫對史達林作出最後投降後不久，薩法羅夫也隨即投降並成為史達林主義的倡導者之一，直到在史達林大清洗中被判處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