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個世紀以來，統治階級對布爾什維克黨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列寧制造了大量的謊言，進行了嚴重的歪曲。因此，這篇文章對這位革命偉人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說明。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介紹了列寧生命中的成長歲月，描繪了他年輕時的形像：從他的少年時代開始，到他成為一名革命者，創立《火星報》（Iskra），再直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夕，布爾什維克派首次在大會上形成。譯者：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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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對列寧有了更深的了解時，我欣賞到了他不太明顯的另一面，那就是他驚人的活力。生命在他的體內汩汩流淌，熠熠生輝。今天，當我寫下這幾句話時，列寧已經五十歲了，但他仍然是一個年輕人，他生命的整個基調都是年輕的。」——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革命的剪影》（Revolutionary Silhouettes），1923年。

「作為一名政治家，列寧幾乎不該得到任何憐憫。他是一位無情的論戰者，一位無情的恐怖主義者，一個對他和他的黨幾乎一切所作所為都不知悔改的辯護人。」——羅伯特·瑟維斯（Robert Service），《列寧：政治生活》（Lenin: A Political Life）第三卷，《鐵環》（The Iron Ring），1995年。

在講述關於列寧的真相時，人們立即面臨著與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為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撰寫傳記時所面臨的同樣問題。卡萊爾說，在他開始這項工作之前，他必須把克倫威爾「從死狗山下、巨量的誹謗和遺忘中」挖掘出來。同樣，列寧也被埋在一座山下，構成這座山的不僅是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謊言和誹謗，還有斯大林式的歪曲和胡編亂造。

正如托洛茨基對後者的正確解釋：

「在那些追隨者的文獻中，列寧幾乎被描繪成蘇茲達利聖像畫匠筆下的聖徒和基督，這非但不是理想的形像，反而成了一幅漫畫。不管那些蹩腳的聖像畫匠如何努力於超越自己，但最終反映在畫板上的不過是他們自己的鑒賞力，因此畫出的是自己本人的肖像，只不過是理想化了的而已。因為追隨者的領導權威是依靠禁止懷疑他的絕對正確來維持的，於是列寧在追隨者的文獻中不是作為天才地審時度勢的革命戰略家，而是永遠沒有錯誤的自動計算器。」

托洛茨基在他處總結道：

「不肖門徒們要求人家承認列寧是絕不會錯誤的，為的更加容易使人家也承認他們是不會錯誤的。」[1]

這類文獻的一個典型樣本描述稱：「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弗·伊·列寧，他光芒四射的天才照亮了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2]這樣的言辭數不勝數。

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創造了對列寧的崇拜，正像他們回過頭來又創造了對斯大林的崇拜一樣。這種觀點完全是對列寧的歪曲和諷刺。他當然是個天才，有許多偉大的品質，但他也是一個人，他也犯過錯誤——盡管他的錯誤比大多數人少得多——而且不怕承認錯誤並從中吸取經驗。他真正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點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他不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教條，而是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

這些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對列寧來說完全是陌生的，他討厭這種宏大而浮誇的「表忠心」的行為。列寧的妻子兼戰友克魯普斯卡婭說，他總是貶低偶像——「好吧，他已經是一個偶像了」。這樣看來，斯大林主義者不顧他遺孀的反對而把他的遺體進行了防腐處理，做成了一尊偶像，這就顯得更加荒唐怪誕了。

隨著斯大林主義的崩潰，這些列寧「崇拜者」中有許多人立即放棄了他們以前的觀點，完全接受了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誹謗者的偏見。他們奴顏婢膝地追隨他們的新主人，加入了反對列寧、布爾什維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肮髒誹謗運動。

我們知道，許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個人聲譽和可觀的收入，都是在攻擊列寧名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像派普斯(Pipes)、瑟維斯和菲格斯（Figes）這樣的平庸作家，他們的作品中充斥著謊言、歪曲和暗諷，目的就是愚弄天真的讀者。

本文旨在展現列寧的真實形像，從他的青年時代開始，希望這能使人們更好地了解他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後，是如何作為他們的捍衛者和繼承者的。我們還希望這篇文章能夠鼓勵讀者去研究列寧的著作，因為那才是了解他和他的思想的真正途徑。

這個出生時被命名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的人，他不平凡的一生涵蓋了1870年至1924年這段時期。列寧的革命政治生活早在19世紀最後十年就開始了，時間跨度超過30年。

他的一生可以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概念的一個主要例子。根據資產階級的觀點，歷史的進程是由偉人在一系列完全偶然的事件中的干預決定的。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則在廣泛的意外之下，找出了決定人類社會大方向的一般規律。在俄國革命於1917年取得勝利之前，列寧本人為革命已經奮鬥了三十多年。革命的勝利不是列寧的個人意志或說服力的結果，而是沙皇主義走進死胡同、俄國工人階級崛起並發展的必然結果。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例如1917年在俄國和國際上發展出來的情況——一個人的行動確實可以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沒有列寧，就不會有布爾什維主義，也不會有成功的十月革命。

一個劇烈動蕩的時期

列寧早年生活在俄國正發生劇烈動蕩的時期。這個落後的「監獄般的國家」正如他後來所描述的那樣，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變化。1861年，農奴制被廢除，但這遠遠沒有帶來農民（muzhik）的解放。農民不得不從地主那裡購買或租用土地，這標志著從封建統治向經濟統治的過渡。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被打倒了，背上了巨額債務。實際上，這只是用一種奴役形式取代了另一種奴役形式。地主和教會的權力依然如故，二者都是以沙皇為首的專制制度的堡壘。這是一種亞洲式的專制主義，它給世界帶來了種族大暴行（pogrom）和鞭子（knout，十分沉重，被用作刑具來鞭撻受害者）這樣的「奇景」。

俄國沒有經歷過資產階級革命，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掃除封建主義的殘余。俄國的資產階級很晚才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因此相當軟弱，只是緊緊抓住地主、外國資本家和舊專制政府的衣角而已。因此，他們沒有能力領導那些承擔重負的、被壓迫的農民。知識分子們深深感受到了這種遲鈍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影響。在沙皇政權的束縛與扼殺下，知識分子激動起來了，他們的情緒被煽動起來了。這個社會階層中的青年，特別是學生青年，成為了革命思想的避雷針。政治作家兼社會主義者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譴責所謂的農奴「解放」是一場搶劫，他本人也被當局處以了戴枷示眾和苦役的刑罰。他成為了抵抗的像征，激勵著俄國整整一代的革命青年。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一書無疑影響了年輕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正如它也影響了其他許多年輕人一樣。事實上，他在一個夏天內把這本小說讀了五遍。他對1904年與他同住的尼古拉·瓦連京諾夫（Nikolai Valentinov）說：「它完全重塑了我。這是一本可以改變人一生的書。」[3]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父親伊利亞·尼古拉耶維奇·烏里揚諾夫（Ilya Nikolaevich Ulyanov）是辛比爾斯克（Simbrisk）地區公立學校的視察員，是一位有一定地位的政府官員。雖然他是俄羅斯東正教會的虔誠信徒，但他仍然保持著一種進步的觀點。由於他的勤奮，他被提拔為了學校主任，甚至被提升為了世襲貴族，頭銜是「官方國務委員」（Official State Councillor）。列寧的母親安娜·埃利扎羅娃（Anna Elizarova）出身於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她的父親是一名醫生，也是一個莊園的主人，後來烏里揚諾夫一家就常在這個莊園裡過暑假。她能說流利的俄語、德語和法語，而且博覽群書。雖然不富裕，但這個家庭確實很溫馨。

伊利亞·尼古拉耶維奇和安娜·埃利扎羅娃總共有六個活下來的孩子。第一個孩子是1864年出生的安娜。長子是亞歷山大，也被人們親切地稱為薩沙，是整個家庭的驕傲和快樂。然後是其他兄弟姐妹：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奧爾加、迪米特裡和瑪麗亞。「我們是一個友好而親密的家庭，」列寧的一個姐妹說。作為一對優秀的父母，伊利亞和安娜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孩子們的教育和未來前途上。在家裡，他們周日下午會大聲朗讀莎士比亞、歌德和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年輕的列寧當然擁有體面的教育和安定的家庭生活所能帶給他的全部優勢。從總體上看，烏里揚諾夫一家可以說是俄國知識分子的典型。

土地與自由

托洛茨基寫道：

「如果不了解俄國知識分子這一早期獨立革命運動的邏輯，以及隨之而來的它之所以崩潰的邏輯，就無法理解烏里揚諾夫家族的命運。」[4]

這些年的熱潮見證了一個新組織的成立，即「土地與自由」（Zemlya i Volya）。眾所周知，這些「民粹派」（the Populists）是由數千名主要受過教育的學生青年組成的革命運動。他們的目標是啟蒙鄉村的農民，喚起他們反對沙皇暴政，支持一種農民社會主義的思想。他們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是反動的，因此要為俄國尋求一條不同的道路。他們宣稱的目標是點燃星星之火，來刺激農民采取革命行動。他們積極努力，爭取實現農民起義，反對舊秩序。但是，農民雖然不滿，但卻沉浸在落後的環境中。他們仍然不為這種宣傳所動。事實上，他們不僅無動於衷，甚至還經常做出敵意的反應，把年輕的激進分子交給警察。結果，出現了廣泛的逮捕，「到人民中去」的運動遭到了失敗。

鑒於沙皇政權的鎮壓特點，地下組織是革命團體能夠存在的唯一可行方式。當農民革命未能實現時，青年們轉向了個人恐怖主義來加速變革。他們把被人民痛恨的警察局長、暴君、刑警和憲兵作為了暗殺對像。1866年4月，發生了第一次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的嘗試。雖然這次刺殺失敗了，但它使政權受到了震動，並在統治層中傳播了恐慌。然而，該政權很快就找回了膽量，並恢復了嚴厲的鎮壓。

在「土地與自由」組織內部，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方是把主張個人恐怖主義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趨勢，另一方面是主張在農村進行宣傳的團體。該組織最終分裂了，主張宣傳的人創建了「黑色再分配」（Chernyi Peredel）組織，意為讓土地在「黑色」人群（在俄語中指被剝削的農民群眾）中間平等分配。

占主導地位的恐怖組織以「民意黨」（Narodnaya Volya）的名義出現了。其支持者被成為「民粹」（Narodnik），他們的信條是用個人恐怖來反對國家政府。他們的策略類似於巴枯寧（Bakunin）的「行為宣傳」（propaganda of the deed）的概念。他們認為，公開參與直接行動會以身作則，提高人民的戰鬥精神。「歷史走得太慢了，」其領導人之一哲利亞博夫（Zhelyabov）說，「我們必須催促它前進。」[5]列寧稱其為「單獨決鬥論」，稱「直接地引起的只是瞬息即逝的轟動，而間接地卻使人變得冷漠，消極等待下一次的決鬥。」[6]

民粹派的一份傳單指出：

「正如在過去一樣，人民的戰鬥是由他們的領導人單挑的，現在恐怖分子也將在與專制制度的單挑中贏得俄國的自由。」

實際上，個人恐怖主義的方法是圍繞著少數革命者進行的，群眾則被排除在外，僅僅被視為旁觀者。「戰士取代了使徒，」[7]托洛茨基評論道。1878年，年輕勇敢的學生維拉·查蘇利奇（Vera Zasulich）——後來幫助建立了俄國社會民主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cy）——槍殺了聖彼得堡總督特雷波夫將軍（General Trepov），後者剛剛對一名囚犯進行了體罰。對此進行了一場著名的審判，但查蘇利奇最終被無罪釋放了。

在接連12年的暗殺行動失敗後，1881年3月1日（舊歷），民粹派終於成功地炸毀了皇家馬車，又在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出現時用另一枚炸彈炸死了他。但這一成功卻注定了這個恐怖組織的命運。人民並沒有站起來，這場運動也面臨著惡性鎮壓。五名刺客被絞死。在反動的打擊下，這個由不到50人的專門小組無法用足夠的新兵來補充損失，其組織開始瓦解。

托洛茨基寫道：

「當時很可能並不缺少准備把自己和炸彈一起炸死的青年男女，但卻並沒有人能夠團結和引導他們。該黨正在瓦解。就其性質而言，恐怖活動在它能夠創造新的力量之前，就早已耗盡了宣傳時期提供給它的力量。民意黨的領導人哲利亞博夫說：‘我們正在耗盡自己的資本。’可以肯定的是，對刺殺沙皇者的審判在個別年輕人的心中喚起了熱烈的反應。盡管彼得堡很快就被警察掃蕩得一干二淨，但直到1885年，民意黨仍在各省湧現。然而，這並沒有發展到新一輪恐怖行動的地步。在燒痛了手指後，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革命的火焰面前退卻了。」[8]

當然，年輕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沙皇遇刺時只有11歲，基本上還不知道這場正在上演的政治劇。在他生命中的這一時刻，他正沉浸在文學閱讀和學習中。

列寧的兄長

刺殺事件發生後，新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登基了。改革為反改革讓了路。大學現在被剝奪了自主權，地方自治政府（zemstvo）被置於中央當局的控制之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沙皇主義的可怕標志，這變得十分普遍。但是，在這一暴風驟雨的時期，民意黨的榜樣首先吸引了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他在聖彼得堡的大學裡就讀。

1887年3月，一群年輕的學生革命者決心進行「行為宣傳」，采取一步步措施來刺殺新沙皇。已成為該團體領導成員的化學系學生亞歷山大·烏里揚諾夫准備了硝化甘油炸彈。行動日期選擇在了3月1日，正好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暗殺的六周年。然而，這項計劃失敗了，參與者普遍遭到了逮捕。

總共有15人被指控企圖謀殺沙皇，並因此受到了審判。大部分被告都面臨著長期監禁的刑罰。然而，被認為是主要陰謀者的亞歷山大被認定有罪，並被判處了死刑。1887年5月8日，他被帶出牢房，與另外四人一起在彼得與保羅堡壘（Peter and Paul Fortress）的庭院裡被絞死。他代表他的同志們宣布，他們並不害怕死亡，因為「沒有比為了共同利益而死更光榮的死亡了」。他的姐姐安娜（從未參與謀劃）也被逮捕，但在處決亞歷山大等人後又被釋放了。亞歷山大的母親從她去探望女兒的路上買的一份報紙中，得知了兒子的命運。

年輕的亞歷山大情願做出的犧牲確實令人矚目。這個只有21歲的年輕人願意為了革命事業而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種想法讓人感到謙卑。這是怎樣的勇氣！怎樣的奉獻精神！怎樣的犧牲！

亞歷山大一直很小心，沒有讓他的弟弟參與這場謀劃，甚至也沒有向他提及過此事。據克魯普斯卡婭說，雖然這兩個男孩的品味相同，但「他們自己可能也感覺到了彼此之間的年齡差異」。她繼續說：「因為亞歷山大·伊里奇並沒有把一切都告訴弗拉基米爾。」他對弟弟保守的秘密中，就包括他的地下革命活動。然而，「哥哥的命運無疑深刻地影響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一事實不容置疑。[9]

當哥哥被沙皇政權絞死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17歲，還在上學。他被這場悲劇震撼到了骨子裡。一年前，他的父親在53歲時去世，這場悲劇也同樣震撼了他。兩次死亡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年輕的列寧身上產生了深刻的感情，激起了他對宗教的批判態度，以及對劊子手的仇恨。這當然也加深了他對民意黨和他們所珍視的事業的同情。

盡管年輕的伊里奇遭遇了悲劇，但他在辛比爾斯克的學校裡成績優異，是班上的佼佼者。他熱衷於拉丁文和古典文學，並沉浸在祖父圖書館的藏書中。他還非常喜歡國際像棋。歷史的奇怪巧合是，伊里奇學校的校長是一個叫費多爾·克倫斯基（Fedor Kerensky）的人，他是1917年臨時政府未來領導人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的父親，而後者將被列寧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費多爾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寫的報告十分精彩：「非常有天賦；一貫勤奮，出勤規律。」[10]這樣勤奮的品質伴隨著他的余生。

由於他的學術成就，他得以進入喀山大學（Kazan University）學習法律，他的父親以前也在那裡學習。這是俄國東部省份的唯一一所大學。然而，沒過多久，年輕的列寧就參與了學生抗議活動，要求從專制的國家當局那裡獲得大學自主權。為此，他和另外39人被開除了。雖然對恐怖主義懷有天然的同情，但他並沒有選擇與他哥哥一樣的道路。原因很簡單：這條路已經被堵死了。在亞歷山大三世被暗殺未遂後，國內的氣氛就是這樣的，任何這個方向的運動都已經不可能了。一切都被籠罩在一片烏雲之中，這是一個極端反動時期的反映。

然而，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在他哥哥被處決之後，伊里奇據說喊出了這樣一句話：「不，我們不會走那條路。那不是該走的路。」這顯然是斯大林主義者編造出來的，因為他們想要一個更好的列寧。正如托洛茨基詼諧地解釋說：「這些話是對誰說的？母親在彼得堡，安娜還在監獄裡。顯然，弗拉基米爾把他的戰術發現傳授給了13歲的迪米特裡和9歲的瑪麗亞……」[11]

伊里奇對老民意黨人仍然抱有強烈的感情。在列寧的一生中，他總是緬懷這些留下了英雄傳統的戰士，包括他的哥哥，這並非偶然。格裡高利·季諾維耶夫（Gregory Zinoviev）在他關於列寧生平的演講中解釋道：「他（列寧）總是向我們灌輸對這群傑出的革命戰士，即第一代民粹主義革命家的最熱烈的尊敬。列寧同志並沒有放棄他們的遺產。他說，這個遺產屬於我們，而且只屬於我們。」[12]

勞工解放社

從「土地與自由」組織分裂出來的、由普列漢諾夫（Plekhanov）領導的「黑色再分配」宣傳團體並不穩定。在巨大的壓力下，它很快就開始瓦解了。多伊奇（Deutsch）抱怨道：「該組織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沒走運過。」它的領導人——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多伊奇、阿克塞爾羅德（Axelrod）——最終被迫在1880年和1881年期間移居國外。

然而，這個由五名成員組成的小型流亡團體把目光投向了新的社會力量——產業工人。他們是對革命變革和社會主義最開放的階層。俄國無產階級是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主要由數百萬被剝奪權利的農民組成，他們被從土地上趕到了城市裡，進入巨型外資工廠。他們受到了殘酷的剝削，對革命宣傳的態度越來越開放。

通過維拉·查蘇利奇，該組織與倫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取得了聯系。通過這次接觸，他們相信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並在馬克思去世的1883年成立了「勞動解放社」（Group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ur），目的是在俄國普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因此，普列漢諾夫的小團體成為了一座橋梁，連接著舊的民粹主義和新興的社會民主主義，即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因此，在小瑞士出現了未來的偉大政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核心，然後產生了布爾什維主義，即蘇維埃共和國的締造者，」托洛茨基寫道，「世界的構造是如此輕率，以至於偉大歷史事件的誕生不是通過吹響號角來預示的，天體也不會對此發出預兆。在最初的八年或十年裡，俄國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似乎很難說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13]

在恩格斯的余生中，該小組通過通信，甚至是查蘇利奇的訪問，與恩格斯保持著聯系。因此，正是在這個反動時期，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這個小胚胎誕生了。再過十年，第一個社會民主黨組織才會在俄國本土建立起來。這一小撮具有奉獻精神的同志參與了反對民意黨思想的鬥爭——民意黨認為，俄國可以簡單地繞過資本主義，支持某種「農民」社會主義。在普列漢諾夫小組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的1882年序言中，馬克思與恩格斯從理論上回應了這一點。該序言將俄國的命運與世界革命聯系了起來：

「《共產主義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但是在俄國，我們看見，除了迅速盛行起來的資本主義狂熱和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歸農民公共占有。那麼試問：俄國公社（obshchina），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14]

在普列漢諾夫周圍的這個小小的移民團體中，包含著未來布爾什維主義的種子。然而，要使這些種子發芽且茁壯成長，就需要列寧這個人。

在流亡期間，該組織將馬克思主義文獻偷運到俄羅斯，並通過聯系開始建立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主要由青年學生構成。這一開創性的工作為普列漢諾夫贏得了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的稱號。但應該指出的是，在這些時候，他的團體是完全孤立的。那是一片荒蕪的年代。然而，正是在這些年裡，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基礎正在形成。

政治之旅的開始

1888年初，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與家人搬到了薩馬拉（Samara）。然而，鑒於圍繞著亞歷山大的名字的陰雲，他們家一直處於警察的監視之下。秋天，他們搬到了喀山。十八歲時，伊里奇開始成熟起來，成為了一名男子漢。這是一個將持續近六年的准備期，在這期間，他與當地的革命圈子保持著聯系。他對外語的掌握使他能夠廣泛地閱讀。通過學生朋友，他看到了馬克思的著作，包括《資本論》，並開始進行詳細的學習。

但這仍然只是他政治旅程的早期開始。盡管有人認為，他此時肯定還不認為自己是社會民主黨人。然而，他學得很快，只要他能夠拿到手，就非常認真地對待馬克思的著作。他在學習上取得了進步，但他仍然還受到他對民意黨的同情的影響。在他的頭腦中，事情還不夠清楚。他還沒有讀過普列漢諾夫的任何東西，盡管後來他在聖彼得堡時，費了很大的勁，拿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論》。

經過他母親對當局的長期持續施壓，盡管遇到了許多挫折，他終於被允許參加聖彼得堡大學的法律考試，但只能作為一名校外生。這時，他又遭受了個人生活的打擊：他19歲的妹妹奧爾加感染了傷寒，並偏偏在亞歷山大逝世的周年日上不幸去世。盡管受到了這些打擊，伊里奇最終還是以一等學位通過了考試，並在省城薩馬拉成為了一名律師助理。

1891至1892年，該地區遭受了嚴重的飢荒，再加上霍亂和斑疹傷寒的流行，這個地區遭受了可怕的災難。40萬人因此而死亡。這對年輕的列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加強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將在薩馬拉度過四年時間，在此期間，他接觸到了主要來自民意黨的老一代革命家。為了使他能與這些傳統決裂，並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必須進行內部的思想鬥爭。他逐漸認識到，他的法律生涯與他新發現的更廣泛、更重要的視野並不相容。因此，他邁出了大膽的一步，將自己完全置於為革命的奉獻之中。後來，他對自己在法律界的短暫生涯還開過玩笑。

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種可以對某事淺嘗輒止的人。托洛茨基解釋說：「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鄙視二流子主義。」[15]正是在這裡，在薩馬拉，伊里奇成為了一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一個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

1893年8月底，伊里奇離開了薩馬拉，和他的家人前往首都聖彼得堡。在那裡，他加入了一個新成立的社會民主黨圈子，見到了當時的各位同志，包括彼得·司徒盧威（Peter Struve）和米哈伊爾·圖根-巴拉諾夫斯基（Mikhail Tugan-Baranovski）。這兩人很快就在政治上告別了列寧，加入了自由主義陣營。這真正標志著列寧政治活動的開始，他的生活現在與建立革命黨的想法融合在了一起。他的思想開始具體化，他從學生成長為了老師。

23歲時，年輕的列寧不僅准備成為一名作家或理論家，而且也准備成為未來的運動領袖。在他早期的作品《論所謂的市場問題》（On the So-called Market Question）中，他展示了自己對《資本論》的理解，把相關知識與最新的事實和數據結合起來，揭示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並回應了民意派的論點。

「正是這樣，在他哥哥被處決後、搬到聖彼得堡前，在這既短暫又漫長的六年頑強工作中，未來的列寧形成了。他仍在大踏步前進，不僅在外部是這樣，在內部也是這樣；在他後來的發展中，可以看到幾個清晰劃分的階段。但他的個性、人生觀和行動方式的所有基本特征在他生命的第17年和第23年之間已經形成，」托洛茨基解釋說。[16]

形勢的新轉折

列寧這個新的、質量更高的發展階段並非偶然。他自己的變化反映了俄國局勢的變化。國際事件也對此產生了影響，尤其是英國的碼頭工人罷工和那裡正在形成的「新工會主義」（New Unionism）浪潮。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非法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選舉中贏得了近150萬張選票。在俄國，這是一個階級鬥爭加劇、罷工浪潮興起的時代，第一個真正的工人圈子也在此期間出現。青年人也對馬克思的思想有所覺醒了。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列寧——所看重的黨組織模式是西歐的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德國黨的群眾組織模式。特別是在考茨基（Kautsky）、貝貝爾（Bebel）和社民黨的其他領導人擊敗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的修正主義思想後，情況更是如此。

在俄國，和其他地方一樣，革命組織的第一個時期一般都是以知識分子為首，特別是以學生為首。革命黨幾乎完全是青年人的專利。

列寧認真對待自己的責任。他沒有膚淺地學習馬克思主義，而是極其透徹地研究它，盡管在如何獲取相關著作方面存在很大困難。他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征服這些思想，而不是簡單地死記硬背。在他的一生中，他對所有事情都采取了這種嚴格的方法。回顧這段早期時期，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中總結了這段經歷：

「俄國在半個世紀裡，經受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犧牲，表現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氣概，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學習和實驗，經受了失望，進行了驗證，參照了歐洲的經驗，真是飽經苦難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由於人們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僑居國外，俄國的革命者在19世紀下半葉同國際的聯系相當廣泛，對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形式和理論十分熟悉，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國所不及的。」

正是這種獨特的經歷，給了俄國革命運動一個澄清思想、錘煉干部的先機，為1905年和1917年的事件做好准備。因此，與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相比，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擁有巨大的優勢。最重要的是，這些經驗也塑造了列寧的方法。

因此，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部俄文譯本出現在1872年，比原著僅晚了5年，而法文版本則出現在1883年，第一部英譯本則出現在1886年，比俄文版晚了14年，這並非偶然。

列寧熱衷於讓馬克思主義者參與到工人中的鼓動工作中去，因為他們剛剛開始施展拳腳。因此，他撰寫了給賽亞尼科夫（Seymyannikov）工廠工人的第一篇講話，這篇講話是手寫的，復印了四次，然後手工分發。還有一些傳單被發給了罷工的拉法姆（Laferm）煙草廠的女工。後來，這些手寫的傳單被復制並更廣泛地分發了出去。

列寧接受了恩格斯的觀點，即鬥爭是在三個層面上進行的：經濟、政治和（同樣重要的）理論上的鬥爭。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文本在圈子裡的成員之間被傳閱，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還花時間與工人團體一起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1894年，他寫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Who Are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 Democrats），這是與民粹主義者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的論戰，是在解決關於民粹派的問題。隨後，他又發表了另一篇毀滅性的批評文章《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The Economic Content of Narodism），其中也批評了司徒盧威的修正主義。這兩部作品都是非法出版的。

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中，列寧概述了唯物主義歷史觀——解釋歷史的唯一科學方法——並從辯證唯物主義出發，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詳細的辯護。他的結論是，民粹主義已經墮落為了「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它與自由主義合並，表達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然後，他繼續闡述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

「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活動是要協助俄國工人運動發展和組織起來，把工人運動從目前這種分散的、缺乏指導思想的抗議、「騷動」和罷工的狀態，改造成整個俄國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鬥爭，其目的在於推翻資產階級制度，剝奪剝奪者，消滅以壓迫勞動者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作為這種活動的基礎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信念：俄國工人是俄國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列寧在本書中總結道：

「當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領會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領會了關於俄國工人的歷史使命的思想時，當這些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並在工人中間成立堅固的組織，把他們現時分散的經濟戰變成自覺的階級鬥爭時，俄國工人就會起來率領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專制制度，並引導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無產階級並肩地）循著公開政治鬥爭的大道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此時，列寧對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印像頗深，特別是他在1895年出版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 View of History）一書。該書概述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對那些像司徒盧威一樣偏離馬克思主義的人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批評。列寧稱普列漢諾夫這本書是一部「幫助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

普列漢諾夫在這一時期的著作對民粹主義給予了決定性的打擊。在回應他們關於資本主義是否應該在俄國發展的觀點時，普列漢諾夫指出了無可辯駁的事實，表明俄國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沒有什麼可以阻止這一進程。當下的任務不是要阻止這種發展，而是利用年輕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組織出一個革命政黨來。與民粹派不同，普列漢諾夫強調工人階級的重要性及其歷史使命。鬥爭應該以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為基礎，而不是個人恐怖主義。雖然普列漢諾夫給了民粹主義絕對性的打擊，但最終導致民粹主義在社會主義圈子裡徹底失敗的，是列寧的努力。

列寧出國旅行

1895年初，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經歷了一次嚴重的肺炎發作，於5月出國治療。他利用這次出行的機會，在日內瓦和蘇黎世與普列漢諾夫、阿克塞爾羅德和查蘇利奇會面。然後他去了巴黎，見了卡爾·馬克思的女婿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接下來他又去了柏林，與德國著名的社會民主黨人威廉·李蔔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交談。毫無疑問，他本想去倫敦拜訪恩格斯，但事實證明這很難安排。不幸的是，他不知道恩格斯已經病得很重了，並將於當年8月去世。

恩格斯曾對俄國的前景充滿熱情。1895年2月，恩格斯在去世前幾個月曾寫信給普列漢諾夫，感謝他提供了一本《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

「維拉把您的書交給我了，謝謝。我已開始讀，但需要一定的時間。」恩格斯寫道。「您爭取到使這本書在本國出版，這本身無論如何是一次巨大的勝利。這是又一個階段，即使我們不能保住這塊剛剛爭得的新陣地，但這仍不失為一個打破凍冰的先例。」[17]

列寧如飢似渴地讀完了這兩位偉大導師的作品，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產生了最熱烈的感情。他特別欽佩恩格斯的自我犧牲精、天才和人性關懷。在他去世後，列寧寫了一份簡短的訃告，其中說：「俄國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無產階級的偉大戰士和導師弗裡德裡希·恩格斯永垂不朽！」[18]

列寧以清晰的思路和獻身精神，決心追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腳步。與他的導師們一樣，列寧擁有「鋼鐵般的意志」，為此他在同時代人中脫穎而出。用波特列索夫（Potresov）的話說，「只有列寧身上存在著這種現像，這是在任何地方都很罕見的，尤其是在俄國。他具有鋼鐵般的意志，有用不完的精力，能夠把對革命運動和事業的狂熱信念與對自己的同等信念結合在一起。」應該指出，波特列索夫對列寧是懷有強烈敵意的。[19]

當然，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把這種特質視為狂熱、不容忍和心胸狹窄——甚至是未來獨裁者的種子。他們沒有理解這樣一個事實：這些品質在所有偉大的革命者身上都可以找到，無論是法國革命中的羅伯斯庇爾，還是英國革命中的克倫威爾。

年輕的列寧越是了解自己的角色，這個年輕人的這些性格特征就越是具體化。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他對普列漢諾夫的敬意也是極高的。在與普列漢諾夫的會面中，伊里奇當然還只是一名學生，而不是老師。他仍在深化自己的思想和知識。然而，據波特列索夫說，伊里奇顯示出了「一個聰明且強大的大腦。他的每一句話都表現出深刻的思考。」[20]

二十五歲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於1895年9月從國外回來，手提箱中塞滿了隱蔽的非法文獻。回國後，他在聖彼得堡遇到了另一位年輕的革命者朱利葉斯·馬爾托夫（Julius Martov），他也被大學開除了。馬爾托夫同樣被馬克思主義深深吸引。從那時起，這兩個年輕人將在建立馬克思主義圈子方面進行密切合作，並迅速成立了「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Union for the Struggle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學校教師娜·康·克魯普斯卡婭（N.K. Krupskaya）也參與其中。不久，在敖德薩（Odessa）和圖拉（Tula）出現了分支機構。第二年，在尼古拉耶夫（Nikolayev），一個年輕的學生列夫·布朗斯坦（Lev Bronstein，後來被稱為托洛茨基）幫助成立了「南俄工人協會」（Workers’ Association of South Russia）。

這時，這些圈子的活動重心從理論討論轉向了在工人中增加政治鼓動。這種變化反映在了列寧的著作中，如《對工廠工人罰款法的解釋》（Explanation of the Law on Fines Imposed on Factory Workers）和《新工廠法》（The New Factory Law）。他還繼續寫下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綱領、策略和組織方面的任務。由於他們的活動，其組織常常受到國家秘密警察（Okhrana）的監視。在訪問普列漢諾夫之後，列寧和他的同志們計劃發行一份非法的工人報紙《工人事業》（Workers’ Cause）。然而，1985年12月，伊里奇、馬爾托夫以及其他人都在報紙出版的前夕被捕。這些逮捕耗盡了他們的積極力量，擾亂了他們的工作，而新報紙也從未得見天日。

逮捕與流放

在監獄裡，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仍然通過探視和用牛奶寫的秘密信件（這樣警察就看不到字跡）與他的同志們保持著聯系。弗拉基米爾在獄中非常忙碌，寫著小冊子，准備著他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一書，該書最終於1899年出版。他還寫了《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及其說明》（Draft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rogramme for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這份草案中，他得出結論：

「但是社會民主黨在宣布自己支持一切反對專制制度的社會運動的同時，承認自己並不脫離工人運動，因為工人階級有自己的、與其他一切階級的利益相對立的特殊利益。」

出獄後，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東部的舒申科村（Shushenskoe），一個有一千名居民的定居點，流放期為三年。在那裡，他與他在聖彼得堡的伴侶和戰友克魯普斯卡婭會合了。伊里奇繼續寫他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的書，並與克魯普斯卡婭一起，花時間翻譯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麗絲·韋伯（Beatrice Webb）的《工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後一個項目為他們帶來了急需的收入。晚上，他通常閱讀文學作品或哲學書籍——黑格爾、康德和法國唯物主義者。克魯普斯卡婭解釋說：「總的來說，流亡的日子並沒有過得那麼糟糕。那是認真學習的幾年。」[21]

列寧越來越多地展望未來的工作，並以此在1897年底寫下了《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The Task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他解釋說：「俄國社會民主派還很年輕，剛剛在走出那以理論問題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狀態。它才剛剛開始展開實際活動。」這樣的活動意味著它轉向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則顯示出不可估量的前景。「總之，同志們，干起來吧！不要浪費寶貴的時間！」

除了他的哥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並不是他家庭中唯一參與革命政治的成員。他的弟弟德米特裡因參與革命活動於1897年被莫斯科大學開除，然後被捕並被流放到了圖拉。他的妹妹瑪麗亞也因參與活動而被捕，並被流放到了下諾夫哥羅德（Nizhni Novgorod）。

當列寧還在流亡時，1898年3月，社會民主黨的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終於在明斯克（Minsk）召開，會議持續了三天。大會發表了一份宣言，並選出了領導層，但在幾個星期內，9名代表中的大多數都被逮捕了。宣言是由彼得·司徒盧威撰寫的，當時他正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其中包含了一個很富有意義的聲明：「在歐洲，越往東走，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就越軟弱、越卑鄙、越懦弱，落在無產階級身上的文化和政治任務就越大。這是實現無產階級的偉大使命、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秩序的重要一步，但這只是第一步。」[22]

在列寧的西伯利亞流放地，郵局每周二和周四會來送信，帶來信件、文件和書籍。列寧很快成為了被流放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核心人物，他們盡可能多地會去探望他，但這需要得到許可。然而，伊里奇非常想念他的戰友朱利葉斯·馬爾托夫，他被遠遠地流放到了北極圈以南不遠的圖魯漢斯克（Turukhansk）。盡管距離遙遠，他們仍然保持著活躍的通信。

正是在這一時期，列寧制定了一個未來計劃，他與克魯普斯卡婭討論了這一計劃，並在後來的《火星報》（Iskra）以及小冊子《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和《就我們的組織任務致一位同志的信》（Letter to a Comrade on Our Organisational Tasks）中作了闡述。這個計劃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建議建立一個全俄羅斯的社會民主黨報紙，在國外出版。這將是一個中央機關，它將把組織聯系在一起，並通過工人通訊員的網絡幫助指導俄國境內的工作。這項工作非常需要這樣一個中央機關來指導工作。

「合法的」馬克思主義

列寧收到消息稱，「合法馬克思主義」（Legal Marxism）的報紙《生活》（Zhizn）發表了司徒盧威和圖根-巴拉諾夫斯基的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提出了質疑。「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將繼承資產階級的所有物質和文化成就，」司徒盧威寫道。「與此同時，他還指望社會主義會因危機、經濟混亂和貧困化而被接管！從這種假設中得出的唯一顯示的結論是悲觀的，是「破壞性的社會主義」（destructive socialism）。」[23]

這種奇怪的「合法馬克思主義」的概念產生於俄國的特殊情況，自由主義者在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和與之進行的鬥爭中，需要依靠工人階級的支持。馬克思主義在這群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的影響的增長是完全片面的，並不包括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階級內容。這些人利用這種被稀釋的、被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為資本主義在俄國不可避免的發展和他們為資產階級民主的鬥爭辯護。畢竟，他們聲稱，《共產黨宣言》不是在談論歷史進步和資本主義消滅舊秩序的使命嗎？「合法的」馬克思主義，這種奇怪的生物，由彼·伯·司徒盧威、謝·尼·布爾加科夫（S.N. Bulgakov）和圖根-巴拉諾夫斯基所代表，他們最終都成為了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在這方面，我們不能不說，當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在法律報刊的版面上闡述馬克思主義時，馬克思主義的範圍是最狹窄、最混亂的，」列寧寫道。「這是什麼敘述！真難以設想，要怎樣糟蹋這個革命學說，才能使它躺到俄國書報檢查機關的普羅克魯斯提斯床上！」[24]

在工人階級運動的早期階段，列寧曾與這群人中的一部分合作過。在獨裁的條件下，他們為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微弱勢力提供了一些傳播其思想的合法途徑。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列寧對「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做出了任何政治讓步。一旦他們開始反對馬克思主義，列寧就開始了對他們的堅決鬥爭。在列寧看來，任務是要推進不摻雜任何雜質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鑒於沙皇的審查制度，這種立場只能由非法的地下報紙來得到全面的闡釋。

司徒盧威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歧和德國愛德華·伯恩施坦的許多修正主義思想相呼應。司徒盧威後來總結了「合法」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說實話，社會主義從未在我心中激起絲毫情感，更沒有任何吸引力……社會主義主要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力量而吸引了我的興趣——它……既可以被用來獲得公民和政治自由，也可以被用來反對這些自由。」他拋棄了自己反革命白人移民的身份，這並非偶然。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合法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社會民主運動中也有其機會主義的對應物，即「經濟主義」（Economism）。事實上，這種性質的修正主義傾向的出現是一種國際現像，它也在德國運動中以伯恩施坦的思想的形式取得了進展。這些「經濟主義者」試圖將工人階級的鬥爭弱化為「面包和黃油」的問題，以粗暴的鼓動和行動主義為基礎。他們將理論置於次要地位，並認為理論與階級鬥爭無關。

在試圖淡化他們的思想——實際上就是放棄了革命者對運動領導權的鬥爭——方面，「經濟主義者」是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鏡像。「經濟主義者」們發行了一份名為《工人事業》（Rabocheye Dyelo）的報紙（巧合的是，這與列寧希望出版卻被封禁的報紙同名）。在報紙上，他們敦促社會民主黨人放棄他們的革命政治綱領，而支持經濟要求。從邏輯上看，這就是一條通往清算革命黨的道路。

一份全俄的馬克思主義報紙

抵制這些修正主義影響的任務變得極為緊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認為，在這方面，創辦一份全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報紙至關重要。因此，他與馬爾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進行了接觸，並與他們就建立這樣一份全俄報紙進行了熱切的交流。在達成一致意見後，他們討論了應該由誰來為其撰稿、如何印刷、如何偷運到俄國，以及其政治立場應為如何。然後，他們制定了出國的計劃，與普列漢諾夫會面。在這些討論中，《火星報》的想法誕生了，它很快就成為了運動的主心骨。列寧寫道：「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正是把所有這些地方工作彙合成一個政黨的工作。」[25]。《火星報》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1900年是一個轉折點。它不僅是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也是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結束流放期的一年。由於他們被禁止在聖彼得堡、莫斯科或任何工業區居住，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普斯科夫（Pskov）度過了一段時間後申請了出國。這個請求被批准了，無疑是因為這些革命者被認為離俄國越遠越好。列寧在聖彼得堡與維拉·查蘇利奇進行了一次令人鼓舞的秘密會晤，利用這次會晤為新報紙爭取到了支持，之後他又回到普斯科夫，與馬爾托夫和波特列索夫會合。不久之後，波特列索夫去了德國，與勞動解放小組會面，並確定了與流亡的社會民主黨人一起印刷報紙的前景。1900年7月16日，伊里奇離開俄國前往蘇黎世，以便親自與普列漢諾夫會面。

列寧試圖爭取普列漢諾夫對該報的支持，但不幸的是，這次會面至少可以說沒有按計劃進行。事實上，它幾乎導致了他們關系當場破裂，整個項目也差點因之被放棄。

波特列索夫加入了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的討論。很明顯，普列漢諾夫對這兩個新人都有懷疑，討論變得相當緊張。列寧對普列漢諾夫的行為深感震驚和受傷。不久之後，列寧在《「火星」怎麼會差一點熄滅了？》（How the ‘Spark’ Was Nearly Extinguished）一文中，為他最親密的同志們寫下了他對這次會面的印像。

當時俄國海外社會民主黨人聯盟以多數票通過了「經濟主義」的立場。結果，普列漢諾夫和他的支持者們退出了該組織。在這次分裂後，普列漢諾夫的神經明顯處於緊張狀態，這一經歷也肯定會影響他的行為。在與這兩個年輕人的會面中，普列漢諾夫表現出了過度的不寬容和壞脾氣。情況很快就變得不可容忍了。

據列寧事後回憶，「記得是阿爾先耶夫（Arsenyev，即波特列索夫）一開口就說，他認為他和普列漢諾夫的私人關系，從此破裂，而且永遠也不會恢復。他說，公事上可以保持往來，但我和他的私人關系就到此為止。他這樣侮辱人，使我們不得不懷疑他對我們有非常「卑鄙的」想法（即他已暗自把我們看作野心家）。他蔑視我們，等等。我完全支持這些指責，我對普列漢諾夫的「愛戴」全然消失了，我非常悔恨，非常傷心。有生以來我還沒有這樣由衷地、深深地尊敬過一個人，我對任何人都沒有這樣「順從」過，因而也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沉重的「打擊」。而事實上我們恰恰是遭到了打擊」[26]

然而，在查蘇利奇和阿克塞爾羅德的調節下，他們成功修補了關系。在他們對普列漢諾夫的最後一次采訪中，他承認那時出現了一個可悲的誤會，他當時也非常緊張。列寧指出：「普列漢諾夫使出了他善於舉例、比喻、逗笑和引證的全副本領，使人不禁發笑…」

在此基礎上，「火星」被重新點燃了。整個這件事表現了列寧在對待人民和組織時的耐心和靈活態度。這與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改良派對他提出的獨裁者和暴君的指控形成了多麼大的反差呀！

平心而論，普列漢諾夫的態度也可以理解。他曾在接觸內地其他人的過程中受過傷害，而且對四月的那場分裂記憶猶新，所以急於在一開始就把事情全部搞清楚。必須說，他受到多年流亡的影響，被限制在了一個小團體當中，他的觀念落後於實際情況。普列漢諾夫的小組以其業余的方法，帶上了宣傳鼓動的所有特征。最後，他們達成了一個妥協，即《火星報》將擁有一個由六人組成的編輯部。普列漢諾夫、阿克塞爾羅德、查蘇利奇是老一輩，列寧、馬爾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則是年輕一代。鑒於人數是偶數，在投票結果相同的情況下，他們同意讓普列漢諾夫的票具有決定性。

「我們決定，除了最接近的幾個人以外，不對任何人提起所發生的事情，決定保持外表上的體面，——以免敵人高興。在表面上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整個機器還得像過去那樣繼續運轉，而只是裡面有一根弦斷了，公事公辦的干巴巴的關系開始代替友好的私人關系，並且時刻記住：欲求和平，先得備戰。」[27]

雙方就報紙的發行達成了一致，並選擇了慕尼黑作為報紙的生產地，報紙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出版社印刷。這個問題解決後，他們在俄國境內組織了一個網絡來發行該報紙。編輯部將設在慕尼黑。住在瑞士的普列漢諾夫通過信件和偶爾到德國的訪問，與阿克塞爾羅德保持著聯系。他們在9月發表了一份宣言，這實際上是對修正主義傾向的宣戰。

第一期《火星報》於1900年12月24日在萊比錫（Leipzig）出版，刊頭寫著「從這個火星中，一場大火將會誕生」。接下來的幾期都是在慕尼黑印刷的。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俄國發行的全俄地下馬克思主義報紙。此外，一份新的理論雜志也將在4月發行。一切已准備就緒，以贏得思想鬥爭，並使《火星報》成為俄國運動中的主導趨勢。

「這幾期被運送到了柏林，存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官方口舌《前進報》（Vorwärts）的地下室裡，」孟什維克歷史學家大衛·舒布（David Shub）寫道。

「在這個地下儲藏室裡，少數受信任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小心翼翼地將《火星報》的副本折疊成小包裹，並將它們藏在包裝箱裡。這些包裹被送到靠近俄德邊境的城鎮，在那裡被專業的走私者帶走。他們會把違禁品運過邊境，交給等在那裡的《火星報》特工。」

「從這些邊境點開始，這些文件將由專門的信使送到俄國各地的秘密《火星報》委員會。」[28]

這是一項非常困難且危險的行動。他們必須拼命避開普魯士警察，以及正在搜尋俄國革命者的俄國警察特工。文件以各種方式被偷運到俄國：底部帶夾層的手提箱、特制的馬甲和緊身衣，或者被縫進裙子裡。克魯普斯卡婭解釋說：「用我們的裝備，婦女可以攜帶三四百份《火星報》。」

據克魯普斯卡婭說，到達目的地的革命文獻可能不超過10%。不論如何，在重重困難下建立起來的《火星報》，是俄國革命運動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一個集中的組織

在慕尼黑期間，列寧不僅通過《火星報》，而且也在《從何著手？》（Where to Begin）和《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等其他著作中尋求鞏固黨的框架。他提請注意該組織與其目的不相適應的弱點。地方上的圈子之間沒有協調、沒有領導，以草率的方式從事工作。工作專業化的需求變得越來越迫切，列寧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提出了明確的想法。

工作需要實行集中制，有兩個領導中心：中央機關和中央委員會。中央機關將負責組織的意識形態領導，並在國外指導工作，不受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的影響，而中央委員會將負責直接的、實際的工作。

「我們應當集中領導運動。我們也應當盡量分散對黨負責（也是為了集中領導，因為不了解情況就不可能有集中），使每個黨員、每個參加工作的人、每個加入黨或與黨接近的小組都對黨負責。這種分散是實行革命集中的必要條件和必要修正。」[29]

列寧強調報紙在黨建中的核心作用。在《從何著手？》（《火星報》第四期）中，他寫道，報紙的作用不應「不只限於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爭取政治上的同盟者。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就後一點來說，報紙可以比作腳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築物周圍，顯示出建築物的輪廓，便於各個建築工人之間進行聯絡，幫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觀察有組織的勞動所獲得的總成績。依靠報紙並通過報紙自然而然會形成一個固定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僅從事地方性工作，而且從事經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員密切注視政治事件，思考這些事件的意義及其對各個不同居民階層的影響，擬定革命的黨對這些事件施加影響的適當措施。」[30]

然而，他的論戰主要是針對「經濟主義者」的，特別是他們對工人階級自發性的關注。在這個過程中，他強調了黨的重要性，以及黨要以「職業革命家」——那些能將自己的時間奉獻給黨的工作和建設的人——為基礎。

列寧在《怎麼辦？》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些關於革命組織專業化的觀點。他於1901年完成了該書的寫作，並於1902年將其出版。這本書吸引了革命者的極大興趣，特別是那些接觸過俄國工作的人。它成為了關於革命黨的建設、職能和任務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的一部分。然而，這本書卻受到了改革派和資產階級評論家批評，認為它給極權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種子提供了所謂的成長基礎。例如，安東尼·雷德（Anthony Read）在他的《燃燒的世界》（The World on Fire）一書中稱：

「布爾什維主義建立在一個謊言之上，開創了未來九十年的先河。列寧沒有時間搞民主，對群眾沒有信心，對使用暴力沒有顧忌。他想要一個由強硬的職業革命者組成的規模較小、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黨，讓黨的成員完全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31]

當然，這完全是對列寧的誹謗，我們對這種誹謗再熟悉不過了。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列寧明白，俄國的革命只有在一個植根於工人階級的、專門的、集中的政黨指導下才能進行。這就是他試圖以布爾什維克黨的形式打造的東西。

他主張理論上的明確性，正如他在《怎麼辦？》中解釋的那樣：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在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

他接著強調了恩格斯關於需要進行理論鬥爭的話。列寧指出：「一提到「理論家」這個詞就做出一副極端鄙視的怪樣子」的人正是那些沉湎於自己的無知的人。

在攻擊「經濟主義者」和他們對自發性的崇拜時，列寧自稱他是在把彎曲的棍子向相反的方向扳。結果，他引用了取自考茨基的一個錯誤觀點，即社會主義意識只能由知識分子從外部帶給工人，而工人階級純粹靠自己只會產生工會的意識。

這顯然是錯誤的。雖然社會主義意識的最高表現，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是由工人階級提出的，而是由當時最先進的思想融合而成的，但工人當然有能力得出政治和革命的結論。英國憲章主義（Chartism）的歷史清楚地說明了這個事實。

列寧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一年後，在社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解釋說：「我們現在都知道，「經濟派」把棍子弄彎了。矯枉必須過正，要把這根棍子弄直，就必須把棍子彎向另一邊，我就是這麼做的。」[32]

因此，列寧的錯誤是一種矯枉必須過正的論戰式誇張，他再也沒有重復過這種錯誤。

盡管如此，列寧的《怎麼辦？》無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克魯普斯卡婭表示，這是一部「每一個想在實踐中成為列寧主義者的人都必須研究的作品，且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33]

《火星報》系統性的工作，特別是列寧扮演的角色，為1903年夏天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准備了條件，這促成了該黨的真正成立。大會的籌備工作掌握在列寧手中。克魯普斯卡婭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多麼渴望召開大會呀！」

歷史將證明，第二次代表大會成為了俄國革命運動新篇章的開端。隨著事態的發展，它將最終導致孟什維主義和後來得名布爾什維主義的這二者之間的分歧。到這時，可以說列寧對自己未來的角色越來越有意識了。然而，第二次大會及其後果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我們以後再回到這個主題。

同時，為了解釋這些發展，以及這整個時期，我們建議讀者深究艾倫·伍茲（Alan Woods）的優秀著作《布爾什維克黨史：通往革命的道路》（Bolshevism: The Road to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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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中文版第三卷，附錄，「官僚傳說」，鄭超麟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8.htm

[2]《真理報》，1963年10月31日。

[3] 引自奧蘭多·菲格斯《一個民族的悲劇》（紐約：Pimlico, 1997），第131頁。

[4] 托洛茨基，《年輕的列寧》（紐約： Doubleday，1972），第24頁。

[5] 引自維克多·塞爾日，《俄國革命的第一年》（企鵝出版社，1972），第26頁。

[6] 列寧，中文版全集，第6卷，《革命冒險主義》，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6/026.htm

[7] 托洛茨基，《年輕的列寧》（紐約： Doubleday，1972），第34頁。

[8] 同上，第36頁。

[9] 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倫敦：Martin Lawrence，1930），第5頁。

[10] 引自詹姆斯·馬克斯頓，《列寧》（每日快報出版社，1932年），第15頁。

[11] 托洛茨基，《年輕的列寧》（紐約： Doubleday，1972），第118頁。

[12] 格雷戈裡·季諾維也夫，《列寧》（倫敦：社會主義勞動聯盟，1966），第9頁。

[13] 托洛茨基，《年輕的列寧》（紐約： Doubleday，1972），第145頁。

[14] 馬克思與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4卷，《共產黨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2

[15] 托洛茨基，《年輕的列寧》（紐約： Doubleday，1972），第188頁。

[16] 托洛茨基，《年輕的列寧》（紐約： Doubleday，1972），第207-7頁。

[17] 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39卷，「致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1895年2月8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9/213.htm

[18] 列寧，中文版全集，第2卷，《弗裡德裡希·恩格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2/001.htm

[19] 引自理查德·派普斯，《1899-1919年的俄國革命》（The Harvill Press，1997），第348頁。

[20] 引自大衛·舒布，《列寧》（企鵝出版社，1969），第43頁。

[21] 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倫敦：Martin Lawrence，1930），第38頁。

[22] 引自E.H.卡爾《布爾什維克革命，1917-1923》第一卷，第4頁。

[23] 引自大衛·舒布，《列寧》，第55頁。

[24] 列寧，中文版全集，第1卷，《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附錄III，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1/005.htm#3

[25] 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卷，為《工人報》寫的文章，「我們當前的任務」，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12.htm#3

[26] 列寧，中文版全集，第4卷，《「火星」怎麼會差一點熄滅了？》，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22.htm

[27] 同上

[28] 大衛·舒布，《列寧》，第61頁。

[29] 列寧，中文版全集，第7卷，《就我們的組織任務給一位同志的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7/001.htm

[30] 列寧，中文版全集，第5卷，《從何著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5/001.htm

[31] 安東尼·雷德，《燃燒的世界》（倫敦：Jonathan Cape Ltd，2008），第3-4頁。

[32] 列寧，中文版全集。第7卷，《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文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7/031.htm

[33] 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倫敦：Martin Lawrence，1930），第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