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於4月5日發表在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加拿大支部網站上。譯者：Affor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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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早已停止了其對人類的推動作用，且早應該在很久以前就被工人階級推翻了。可為什麼這樣的事情目前仍還沒有發生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關鍵就在於革命政黨作為領導角色的作用。這篇文章基於2021年蒙特婁(Montreal)馬克思主義冬季學校裡所做的演講，著眼於這個問題的不同方面來分析世界工人階級運動中所得到的豐富教訓。

2020年，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資本主義已經通過新冠肺炎病毒在數百萬人的眼中暴露出了其制度的完全破產。統治者們說我們是「同舟共濟」的這類神奇咒語已經作為一個謊言而被揭穿了。在世界各地，利潤總是先於社會需求。在數百萬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的同時，富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有。而在美國，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富有的國家中，數百萬的人們正在飽受飢餓之苦。

新冠病毒所引發的經濟危機加劇了過去十年一直以來都保持著的上一次經濟危機的影響。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財政緊縮政策對公共服務的破壞，工人不是停滯不前就是下降的實際工資使年輕人們成為二戰以來第一代比他們的父輩要更加貧困的一代人。

社會主義思想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正在卷土重來。今年，不能被指責為是向馬克思主義偏袒的共產主義受害者基金會(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Foundation)發布了年度調查，發現16到23歲的Z世代（譯者注:Z世代一般指歐美國家1995-2009年受互聯網等新型科技影響的一代年輕人）中有49%對社會主義有好感，比2019年上升了9個百分點。在美國人中，這一比例從36%上升到了40%。在這個麥卡錫主義的發源地上，有18%的Z世代認為共產主義是比資本主義體制更公平的制度!

這些數字並不像人們可能認為的那樣令人驚訝。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畢生除了緊縮、生活水平下降、恐怖主義、帝國主義干預和環境破壞之外沒有其他的經歷。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即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已經不復存在。許多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希望看到資本主義被革命所推翻的結局。

條件已然成熟

現實表明資本主義體制長期以來一直是人類發展的阻礙。它早就應該被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推翻了。那為什麼這件事情至今還沒有發生呢?

這當然不是因為缺乏建立生產過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客觀條件。毫無疑問，從經濟角度來看，滿足人類需求的所有條件都存在。我們有辦法養活所有人。技術和知識的存在可以在生產生活必需品的時候與自然和諧相處。像亞馬遜和沃爾瑪這樣大公司的存在證明，在全球範圍內組織生產和配送是可能的。而許多困難或危險的工作也是可以被機器所取代的。

馬克思解釋說，資本主義體制通過創造工人階級來「生產它自身的掘墓人」——這個階級在我們周圍建造建築，生產我們所需要的消費品，分發商品與服務。他還解釋說，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只出現在少數思想家頭腦中的優秀的想法。他表明，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工人階級是能夠通過控制生產資料去領導鬥爭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這個階級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去克服老闆、銀行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他們的政治家的反抗。今天，這個階級(不同於馬克思時代)構成了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一旦這個階級動員起來下定決心去推翻資本主義，沒有事物可以去阻止它。

那麼，為什麼工人階級目前還沒有用革命來推翻資本主義體制呢?

怪罪於工人？

列夫·托洛茨基是列寧身邊的俄國革命領袖，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寫了一篇題為《階級、黨和領導——為什麼西班牙革命會失敗》的文章。

這篇文章如題地著眼於1931-39年的西班牙革命和其失敗的原因。我們稍後會詳細討論這場革命。現在只需要說，儘管發生了無數次起義、工人控制工廠和農民控制他們土地的自發行動，儘管有強大的工會組織和豐富的鬥爭傳統，但西班牙的工人階級依舊沒能奪取政權。1939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領導的法西斯政權最終成立並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70年代。

托洛茨基的著作雖然很短(托洛茨基在完成它之前就被暗殺了)但卻蘊含了黃金般珍貴的教訓，並解釋了這種革命失敗的原因——以及如何為勝利做準備。這篇著作是今天的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必須要去閱讀的。

《階級、黨與領導》開始於一場論戰，論戰的對像是一個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小期刊《怎麼辦(Que faire)?》。在這篇文章中，《怎麼辦？》把西班牙革命的失敗解釋為：工人階還尚「不成熟」。如果西班牙革命遭到了失敗，那麼錯誤就應該歸結於群眾自身的問題。

這種指責群眾的思想在今天的勞工運動中是很普遍的。事實上，對於許多左翼人士來說，責任在於還沒有推翻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本身。

工人階級被指控為是因為「太軟弱」才無法改變世界。這是一些左派人士對從本世紀初就開始了的委內瑞拉革命未能完成的解釋之一。儘管工人們在2002年政變期間進行了歷史性的動員，儘管工人們多次投票給烏戈·查韋斯(Hugo Chavez)的社會主義黨(PSUV)，儘管工人們控制了他們的工作場所，儘管工人們最後成功抵制了自2019年以來的進一步政變，可卻仍然有人說委內瑞拉的工人階級實在是太軟弱了。

例如，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PSUV)的主要成員赫蘇斯·法裡亞斯(Jesus Farias)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就聲明,」我們可以不用害怕被誤解地說，在國家中，社會變革進一步加速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就在於工人階級在組織、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軟弱而導致的它不能在今天發揮它作為社會進步主要動力的角色的作用。「

2015年希腊激進左翼聯盟政府的前財政部長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就是這種趨勢的另一個例子。在2013年的一篇被有趣的命名為《一個古怪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自白》的文章中，其把歐洲的危機解釋為」孕育出的不是一個進步的替代物，而是一種極度的倒退力量。」在他這麼說的同時，希腊工人階級自2008年以來已經舉行了30次大罷工了！他對工人階級沒有一點信心，就只看到了「倒退」的可能性。他聲稱，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去建立一個其中「包括右翼分子」的廣泛聯盟來去拯救歐盟，並「拯救資本主義它本身。」

其他記者、知識分子和所謂的左翼人士也表示：工人階級不希望變革，也不會被「左翼」的計劃所吸引。而這也是英國著名的左翼記者保羅·梅森(Paul Mason)的觀點。

在英國，成百上千的人熱情地加入了工黨，隨之而來的是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傑裡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在2015年成為了工黨黨魁。而自從2019年他大選失敗後，科爾賓就不再是工黨的領導人了；該黨的右翼也在新黨魁基爾·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已經開始了的進行的清除黨內左翼的肮髒工作之下重新獲得了黨內的控制權。

梅森(Mason)緊隨著科爾賓的失敗，認為對於英國的「傳統工人階級」來說，某些「左翼議程的一些部分使工人們喪失了興趣：開放的移民政策、對人權的捍衛、普遍的福利政策，以及最重要的反軍國與反帝國主義的政策。」全民福利政策，多麼可怕啊！他還補充道，「這是否有助於我們向畏懼變革的選民們去講述一個充滿希望的故事?」

所以問題在這裡就變成了是工人階級不想要改變——害怕改變。對於梅森來說，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去支持英國工黨溫和派的領袖基爾·斯塔默。梅森對工人階級改變社會的能力完全喪失了信心ーー如果我們假設他曾經有過這種信心的話。

所有這些人所表達的都可以歸類於同一個觀點，那就是：是工人們自己不願意或者不能去改變社會。

這些觀點暴露了一件事實：這些人對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去改變社會，去自己管理社會的能力沒有絲毫信心。這些觀點被各種各樣的記者，自由主義者和學者所推崇。然而，他們也通過工會的官僚機構滲透到工人運動中。通常情況下，被選舉出來擔任領導工作的工會領導人會指責工人們，因為這些工人們可能「不想戰鬥」。

領導層的危機

馬克思主義應該怎麼去回應這些申論呢？為什麼工人階級到現在還沒有推翻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的出發點一向是工人階級在社會變革中的根本作用。馬克思主義者也與那些蔑視工人階級抱著悲觀主義與犬儒主義的知識分子和記者毫無共通之處。所謂工人階級「太軟弱」而不足以推翻資本主義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在過去的100年裡，在無數次的事件中工人們都站了起來去反抗剝削者並改變社會。他們已經在許多場合用他們自己的力量竭盡所能地去做了。

但幾乎每次都是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不管是工會還是工人政黨——阻止了運動。他們選擇去與資產階級妥協，而不是試圖奪取政權。許多革命都被運動的領導人以這種方式阻止了。列夫·托洛茨基在他的《過渡綱領》中正確地解釋了這個問題：」人類的歷史危機已經演變成了革命領導的危機。」

然而，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落入這一立場的錯誤。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認為工人總是準備好進行革命，他們只是在等待社會主義領導人為他們指明道路。 說工人運動的領導起著剎車的作用，並不意味著如果我們有社會主義者領導工會，如果我們有一個革命組織領導工人運動，那麼革命就會立即爆發，並自動地推翻資本主義。

階級意識

工人階級意識的演變並不是沿著一條筆直的道路去進行的。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工人們會逐漸開始認識到組織自己的必要性。在與老闆的鬥爭中，建立工會是為了保護工人。最終，工人們會成立組織、政黨來表達他們的政治意願。馬克思也解釋說，沒有組織，工人階級只不過是被剝削的原料。通過鬥爭歷史的不斷發展，工人階級會開始通過工會或其他組織參與政治。這個過程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且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工人群眾得出結論，即組織起來是不可或缺的，是一回事；他們得出用革命去推翻資本主義是必要的結論，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工人階級參與鬥爭時，他們不會自動地得出革命性的結論。

確切的說，人的意識不是革命性的，意識通常是非常保守的。人們固守舊的觀念，固守舊的傳統， 固守已知的舒適圈。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希望能夠在體面的條件下和平地生活。 誰又能責怪他們呢？沒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發生重大變化。工人們不是為了發動罷工而去找工作的。

革命是歷史上不可避免的例外，工人們並不總是在鬥爭，正是恰恰相反。

然而，有那麼一些時候只是現狀單純的不能維持下去了。數百萬人受夠了。緊縮政策落在了工人身上。一邊生活成本不斷上漲，一邊工資卻停滯不前。同時公共服務則實行了私有化。但顯而易見地，富人則是變得越來越富有了。

創造革命的不是革命者或社會主義者，而是資本主義創造了迫使數百萬人起義的條件。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前一天無動於衷，到第二天就走上街頭。昨天還落後於事件發展的意識， 轟的一聲趕上了現實。這就是革命發生的時刻。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意外」引發了一場革命。2010-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開始於突尼斯，當時一名年輕的街頭小販在當地首長辦公室外自焚了。而這就是點燃這場戰火的火花。隨之而來的便是一場群眾運動，而這最終推翻了突尼斯的獨裁統治。這場運動隨後蔓延到埃及， 然後又蔓延到整個阿拉伯世界。幾十年來積累起來的憤怒只是需要一點火花就足以點燃。在幾乎每一次革命中，你都能發現類似的事件。

什麼是革命? 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這樣解釋：

「革命最不容爭辯的特征就是群眾對歷史事件的直接干預。平時，君主制國家以及民主制國家都是凌駕於民族之上的；是這方面的專職人員——君主、大臣、官僚、議員、記者在支配歷史。可是在那些轉折關頭，亦即當舊秩序根本不能為群眾所忍受的時刻，他們就會摧毀把他們和政治舞台隔開的障礙，推翻自己的傳統代表，用自己的干預為新制度建立出發陣地。這到底是壞還是好，讓道德家去評判吧。我們自己則要把握事實，認清它們是怎樣被客觀發展進程賜予的。對於我們來說，革命的歷史首先是群眾對掌握他們自身命運的領域實行強有力干預的歷史。。」

這句話完美地概括了革命的本質。它首先是群眾的參與——今天絕大多數則是由工人構成——再去登上歷史的舞台的。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 10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就會發現革命並不少見。事實上，沒有一個十年是沒有發生過至少一次重大革命的。

1905年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1923年的德國革命和1925年到1927年的中國革命; 1931年至1937年的西班牙革命;1936年的法國大罷工;1943年至1945年意大利、希腊和法國的革命浪潮和1949年的中國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 1968年5月的法國革命;1970-73年的智利革命; 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 1980-83年的尼加拉瓜桑地諾革命;1983-87年布基納法索的革命; 1998年印尼革命地推翻獨裁政權;2000年代在查韋斯領導下的委內瑞拉革命;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歷史中不時會出現這樣的時刻：群眾再也無法忍受下去，然後走上街頭，把他們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革命可以比喻為地震。沒有人能準確預測地震將會何時發生。而且地震通常很罕見。但是我們可以研究板塊構造。我們可以知道地震發生的條件。地震並不總是發生，但它們最終是不可避免的。

革命也是如此。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測革命何時來臨。但我們可以研究經濟狀況，觀察工人們日益增長的憤怒情緒，來預測一個革命時代的來臨。

而不同之處則在於，革命是由人類創造的。我們可以為它做準備，我們可以在讓革命以勝利而告終的方面發揮作用。可是我們要怎麼去做這件事呢？

自發性？

那麼，怎麼在實踐中進行革命呢？如果工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資本主義一下子就推翻掉，那就沒有必要發展革命理論。也就沒有必要在工人的運動過程中討論思想、綱領和具體措施等等。更沒有必要去建立組織來捍衛這樣或那樣的綱領了。

在無政府主義者之間，有很多關於群眾運動自發性的討論。各種各樣的無政府主義理

論幾乎都回到了同一種觀點，即群眾可以用一種莫名其妙的自發性活動去實現一種無階級社會。例如，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在他最著名的一篇關於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中解釋說，他的貢獻是「指出在革命時期，在一個大城市中——如果那裡的居民接受了這個想法——那他們就能夠按照共產主義的路線自由地把自己組織起來。」因此，他在這裡暗示，工人們可以用革命自發地去推翻資本主義。然而，克魯泡特金並沒有解釋應當如何讓當地居民「接受」共產主義。

毫無疑問，在所有的群眾運動中，所有的革命中，都存在著自發的因素。它甚至在一開始就作為一種力量而存在。自發性讓數以百萬與政治無關的人湧上街頭，震驚統治階級。大多數情況下，革命的爆發甚至也會驚訝到那些堅定的革命者。在 1917 年俄國的二月革命時期，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就遠遠落後於事件的發展，以至於在示威游行的第一天，他們竟然向工人們提議不要走上街頭！

但是自發性足以推翻資本主義嗎? 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不夠的。

實際上，在每一次運動，每一次鬥爭，每一次革命中，無論這些事件看起來是多麼地像自發進行的，都有一些團體或個人在其中發揮著領導的作用。

不管我們希望與否，廣大勞動者通過組織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至少通過那些贏得同伴的信任來擔任領導角色的個人表達自己的意見。

即使是在看似自發的運動中，也有人在一般的集會上發表演講，去說服他們的工友們進行罷工。一個組織或個人編寫傳單去向工人提出的罷工的觀點。一個組織或個人提出去占領工作場所的意見。以上的這些想法從來都不是無中生有的。

反之，在工人運動中，組織或個人也會動用其權力對鬥爭運動進行阻礙。個人或組織可能會要求結束罷工。一些人會告訴你，占領工作場所在是在侵犯老闆的財產權。

這場思想和方法的戰爭並不是在事先就決定好的。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會在同一時間得出同樣的結論。少數人會比其他人更早地意識到占領工廠、大罷工以及其他活動的必要性。在革命中，少數人會明白工人掌控經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他們的工作就是組織起來說服剩下的工人。

即使在一場看似自發的運動中，組織最終也會發揮主導作用。

正如托洛茨基在《階級、黨和領導》一文中所解釋的:

「歷史是一個階級鬥爭的過程。但階級並不能自動且同時地施展他們的全部力量。在鬥爭的過程中，階級創造各種各樣的起著重要且獨立作用的機構，這些機構易發生變形。…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政治領導層能變成一個決定性因素，有如在戰爭的關鍵時刻總司令的作用。歷史不是一個自動的過程。否則，為什麼需要領導？為什麼需要黨？為什麼需要綱領？為什麼需要理論鬥爭？」

工人運動內的不同趨勢通過不同的組織表現出來。馬克思主義者也需要組織起來，建立一個革命性的黨派。

什麼是革命黨

「黨」這個詞在如今的工人運動和年輕人中有著消極的意味在裡面。而這是有理可循的！現有的政黨拼命將這些層面盡可能地推開。即使是所謂的「左翼」政黨，一旦掌權，也會屈從於銀行的指示，幫著資本家做一些肮髒的工作，其有時候甚至比右翼更加可惡。2015 年，希腊最近的左翼政府之一，左翼激進聯盟黨(Syriza)就是這種情況。

當馬克思主義者提到，我們需要一個革命政黨的時候，我們並不是指一個選舉機器。一個政黨最初的也是最首要的就是理念，一個基於這些理念的綱領和去實現這樣一個綱領的方法，也只有一個具有這樣結構的組織，在整個運動中才能夠在傳播綱領的同時，贏得人們的支持。

正如我們已經解釋過的，組織起來的趨勢已經存在於工人階級當中，也正因如此形成了工會和政黨。而工人運動的不同趨勢也通過不同的組織或團體表現出來。

工會從本質上講，其目的是盡可能多地使工人們聚集到一起。誰會打算讓工會只將革命的工人囊括於其中呢？實際上，這些工會是軟弱的工會。但革命黨的組成與工會是不同的。

托洛茨基在《就共產黨本質致一名法國工團主義者的一封信》中這樣解釋道：

「這個最初的積極主動的小組[黨]應當怎麼去組成？很明顯，它不能由一個專業或領域性質的小團體組成。這不是金屬工人、鐵路工人或高級木匠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最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問題。他們必須團結起來，制定一個明確的行動綱領，通過嚴格的內部紀律來鞏固他們的團結，從而確保他們自己在工人階級的所有激進性質的行動中，在這個階級的所有機關中，特別是對工會中指導性的影響。」

不是所有的工人階級和年輕人都會在同一時間得出同樣的結論。一些工人堅信資本主義是最好的制度。其他人雖然不喜歡資本主義，但也不相信它能被推翻。另外一些人則對此漠不關心。但有些人卻得出的結論，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是必要的。而一旦了解到這一點，這些人就必然希望引導工人運動朝著這個方向發展。

自然而然地，這個社會主義中的少數人(被托洛茨基稱之為「干部」)的任務就是組織起來，並在鬥爭中去贏得其他工人階級的信任。如果這個少數群體被集中在一個有著共同計劃的組織中，這項工作將會被更加有效地完成。

在《關於過渡計劃的討論》中，托洛茨基解釋道:

「此時此刻，問題在於什麼是黨？那種凝聚力又是由什麼組合而成的？而這種凝聚力正是一種對事件的共同理解，對工作的共同理解，這種共同理解就是黨的綱領。正如現代工人比野蠻人更不能沒有工具工作一樣，在黨內，綱領就是工具。沒有這樣的綱領，每個工人都必須臨時地用著湊合著的工具，而找到的臨時湊合的工具，又會與另一個工具相矛盾。」

一個綱領和組織需要在革命之前建立起來，就像一個工人在開始一項特定的任務之前必須先裝備自己的工具一樣。

西班牙革命當下沒有黨派或領導層的工人階級

當沒有革命的領導，沒有革命的組織，或者存在著阻礙運動發展的組織的時候，會造成什麼後果呢呢？

托洛茨基的《階級、黨和領導》討論了 1931 年至 1939 年西班牙革命的失敗。這一鼓舞人心的事件或許是作為最悲慘的例子來闡述當一個階級在沒有革命領導，或者當現有的組織拒絕奪取政權地情況下，一個階級竭盡全力地去推翻資本主義的時候會發生什麼。

1930年代的危機重創了西班牙。工人和農民被巨大的貧困壓垮了。而地主和資本家(通常是同一批人)為了維持利潤，把生活條件降低到了悲慘的地步。1931年，面對著群眾日益高漲的憤怒，統治階級在被迫犧牲了君主制的同時，宣布成立了共和國。但就其本身而言，向民主共和國的過渡對於解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貧窮問題沒有任何幫助。

1936年2月，經過兩年的右翼政府，群眾把人民陣線推上了權力舞台。這個政府由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統一工人黨(POUM) (一個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但經常在革命和改良主義之間搖擺不定)以及領導主要工會聯合會的無政府主義者組成。這些工人組織還包括人民陣線中的資產階級共和黨人。資本主義政黨的存在迫使政府調整其政策，減緩有利於農民和工人的改革，保持資產階級財產的完整性。而人民陣線政府甚至到了去鎮壓工人鬥爭的地步。

工人們沒有去等待人民陣線承諾過的改革，自行實施了每周 44 小時工作制和加薪，並釋放了被前右翼政府監禁的政治犯。1936年2月至7月間，每個西班牙主要城市都至少發生過一次總罷工。1936年7月初，100萬的工人進行了罷工。

工人運動對資本家來說太越界了。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將軍在西班牙工業資本家和地主的全力支持下，開始了一場法西斯起義。其目的是推翻現有政府，消滅工會和工人黨派，並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以使工人和農民們放棄不間斷的鬥爭來讓資本家能夠去永遠地剝削他們。面對法西斯政變，人民陣線拒絕以武裝工人們的方式去反抗法西斯政權。

儘管這些政黨處於被動地位，工人們還是自發地盡一切力量以抵制法西斯分子。他們手裡拿著棍子、菜刀和其他武器並去與士兵交好，入侵軍營以便去尋找更實在的武器。工人們組建了民兵以取代資產階級的警察。除了這些對法西斯的「軍事」防御措施，工人們還采取了經濟手段。在加泰羅尼亞，交通和工業幾乎完全落入工人委員會和工廠委員會的手中。除了馬德裡的中央政府和加泰羅尼亞政府以外，另一股力量——工人的力量——正在興起。

但接下來呢？所有組織的領導人——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無政府主義黨派全國工人聯盟(CNT) ——都對這場運動進行了制止。在加泰羅尼亞，他們參與了解散工人委員會的運動。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率先充當了要求工人回家的先鋒，然後告訴工人們，不要奪取工廠，讓資產階級政府去領導反法西斯鬥爭。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終結了其他組織，並於1936年秋進入加泰羅尼亞資產階級政府的同時制定了旨在遏制革命的政策。

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全國工人聯盟的無政府主義領導人的態度。在此期間，全國委員會領導人甚至吹噓說，它是本來可以奪取政權的:」如果我們希望奪取政權，我們本來可以在1937年5月毫無疑問地取得政權。但我們反對獨裁。」

由於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因此總的來說是反對權力的，全國工人聯盟的領導人拒絕去鞏固正在誕生的工人民主。機會就這樣被錯過了。但是這些拒絕以工人階級的名義掌權的同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卻很樂意加入加泰羅尼亞的資產階級政府！你不能掩蓋這個事實。

工人們的士氣完全被打擊到了。這個悲慘的故事以佛朗哥和法西斯在 1936-39 年內戰中的勝利而告終。

為什麼西班牙的革命被挫敗了？

尤其是在加泰羅尼亞，工人們自發地擊退了法西斯並控制了廠房。工人們也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是工人階級組織的領導人卻都一致地阻止了群眾的運動。正如托洛茨基在《階級、黨和領導》一文中所解釋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要克服領導人的保守主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另一種選擇必須早已存在:

「我們確切地明白，詭辯論者就階級和政黨、群眾和領袖之間的關系，沒說出任何東西，只是在這空洞地重復宣稱：西班牙的群眾僅僅是聽命於他們地領袖。唯一能說的是：一直在努力尋找正確道路的群眾發現，在戰火紛飛地日子裡，他們根本沒有能力組建出一個能夠反映其革命要求的領導層。呈現於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極其動態的過程：革命的各階段迅速轉換，領導層或領導層的不同部分迅速地投靠到了階級敵人的一邊。」

然後：

「但即使在舊的領導層顯露出內部腐化的情況下，階級也不能立即臨時拼湊出一個新的領導層，尤其是如果它還沒有從舊的領導層崩潰過程中吸收一批強有力的革命干部的情況下。」

並不遙遠的過去

西班牙革命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也不是一個只屬於過去的例子。

就在2019年，一場革命浪潮席卷了拉丁美洲、北非和中東。智利、厄瓜多爾、哥倫比亞、伊拉克、黎巴嫩、阿爾及利亞和蘇丹都經歷了大罷工、群眾運動或革命。無論 在哪裡，革命領導的問題都被提了出來，而其缺席也在事件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蘇丹的情況尤其引人注目。2018 年 12 月，一場反對獨裁者奧馬爾 · 巴希爾(Omar al-Bashir)的群眾運動爆發了。極度的貧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施的緊縮政策，以及大規模的失業驅使著大眾走上街頭。首都喀土穆的革命者甚至組織了大規模的靜坐示威。

《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解釋道:

「人們無法確切得知 1917 年沙皇被推翻時的俄羅斯是什麼感覺，也無法確切知道1871 年短命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時那令人陶醉的理想主義時代的法國是什麼感覺。但是這種感覺一定有點像 2019 年 4 月的喀土穆。」

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四月，統治階級被迫罷免獨裁者。成立了一個軍事過渡委員會以確保軍隊保留權力。

抗議活動背後的主要組織是蘇丹專業人員協會(SPA)。這個組織號召示威游行，甚至號召在五月底進行大罷工以要求軍隊放棄權利。這場罷工使整個國家都陷入了癱瘓。

六月初，政府派遣民兵鎮壓了喀土穆的靜坐。與嚇唬蘇丹工人相反，蘇丹專業人員協會組織了另一次大罷工，使國家再次陷入癱瘓。並成立了抵抗委員會。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實在的機會來讓工人們奪取政權以控制經濟。然而，蘇丹專業人員協會卻要求結束罷工。然後它與軍事委員會談判達成協議：在舉行選舉之前進行為期三年的過渡。導致的結果便是，兩年後，軍隊仍然掌權，苦難仍在繼續。

蘇丹缺少的是什麼？工人們進行了兩次總罷工，不顧鎮壓舉行了靜坐，並成立了草根委員會來組織這場運動。工人們做了他們能做的一切。他們本可以奪取政權。

但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主要組織卻與軍隊進行了妥協而不是奪取政權。正如我們已經解釋過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你不能臨時創造出一個新的組織。

不管希望與否，領導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一個人不能逃離組織的需要。在工人運動被錯誤的領導人領導，而工人階級的組織阻礙了運動的發展的同時，眼下的任務就是提前建立一個替代方案——即一個真正的革命黨。

1917年的俄國革命

在討論革命黨的角色時，我們不可能忽視1917年的俄國革命。

馬克思主義者花這麼多時間研究這場革命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除了1871 年的巴黎公社以外，工人與被壓迫者奪取了政權，推翻了資本主義，並朝著建立工人民主和社會主義社會邁出了第一步。為了創造未來的勝利，革命者必須學習過去的勝利。

1917年10月俄國工人的勝利並不是自發取得的。

1917年2月，世界大戰在俄羅斯肆虐著。前線身著軍裝的工人和農民們已經不再願意為他人的事業而戰。工廠裡的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正在挨餓。現狀已經無法再維持下去了。在彼得格勒女工的倡議下，該市的工人舉行了罷工，在經過一個星期的大規模政治動員後，沙皇被迫退位。

在這場鬥爭中，彼得格勒的蘇維埃成立了，並在整個俄羅斯迅速崛起。蘇維埃擴大了罷工委員會的規模，開始把社會的運轉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確切的說，他們掌握了政權。

但是與蘇維埃相比，資產階級則組成了所謂的「臨時政府」來著急地去維持資本主義。而這種「雙重政權」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了1917年10月。

從二月到十月，隨著革命的起起落落，臨時政府表明了它無意去滿足群眾的要求：和平、工人的面包以及農民的土地。

在蘇維埃裡，當時的改良主義政黨，社會革命黨(SRs)以及孟什維克 (Mensheviks) ，在革命的頭幾個月裡得到了大多數工人和農民的信任，並利用他們的地位迫使蘇維埃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而他們的領導人甚至還加入了這個政府。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認為，現在讓工人階級掌權「還為時過早」，應該允許資產階級來統治而社會主義的鬥爭將在以後再繼續進行。

幾個月過去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發現自己在工人、士兵和農民的眼中已經完全失去了信譽。但謝天謝地，還有一個選擇。人民轉向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耐心地解釋了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的可能性與不可或缺性，並贏得了人民的信任，最後得以能夠引導群眾的充足活力和主動性邁向了1917 年10月的勝利。

布爾什維克黨與列寧

隨著俄國革命的爆發，工人們有史以來第一次掌握了政權，並設法保住了它。為什麼他們在許多其他運動都失敗了的情況下取得成功了呢？

比如，與1930年代的西班牙工人相比，這種解釋不可能出現在俄羅斯工人的比較「成熟」的基礎上。這並不是說俄羅斯工人比西班牙工人更具有鬥爭性。也不是因為俄羅斯工人更聰明，或者類似的原因。區別在於布爾什維克黨的存在。

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創造俄國革命。儘管布爾什維克活動家在二月份發揮了作用，但是民眾的戰鬥情緒是由資本主義和國家的災難性局勢造成的。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國革命史》中這樣解釋: 「他們指責我們制造了大眾的情緒; 這是錯誤的，我們只是試圖去闡述它。」

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組織的作用: 有意識地規劃工人們半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理解的東西。

但是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在 1917 年自發地出現。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世界。建立一個革命黨派是需要時間和精力的。

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880年代和1890年代開始了他們的工作，他們創立了一些孤立的小組來組織討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RSDLP)於1898年正式成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分裂發生在1903年，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兩個派系。布爾什維克堅決捍衛馬克思主義，並在1912年與孟什維克分道揚鑣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

今天，我們有時會聽到，左派應該簡單地團結起來，拋開分歧。有人問我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社會主義或者左翼組織？為什麼 IMT 如此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現實情況是，如果群體在沒有真正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團結起來，就會導致癱瘓。在每一個重要問題上都會出現理論上的分歧，而「團結」的組織將無法前進。兩個人劃著相反方向的皮劃艇會轉圈，而一個人劃著的皮劃艇會前進。

任何政治團體都必須基於某種理論。這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在歷史上最寶貴的教訓之一。正如列寧早在 1900 年就解釋的:

「在統一以前，並且為了統一，我們首先必須堅決而明確地劃清界限。不然，我們的統一就只能是一種假像，它會把現存的渙散狀態掩蓋起來，妨礙徹底清除這種渙散狀態。因此很清楚，我們不打算把我們的機關報變成一個形形色色的觀點簡單堆砌的場所。相反，我們將嚴格按照一定的方針辦報。一言以蔽之，這個方針就是馬克思主義。」

在革命前 的20 年間，布爾什維克黨的馬克思主義者耐心地建立了一個基於共同綱領的組織來事先教育擁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活動家，目的是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對理論和歷史的研究對於今天建立一個革命組織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讓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自行其是的話，他們會帶領革命走向失敗。幸運的是，在1917年贏得了工人支持布爾什維克是另一種選擇，這是以2月至10月間群眾的經歷為基礎的。以下是托洛茨基在《階級、黨和領導》一文中對此所做的解釋:

「廣大群眾只有逐步地、在他們自己經歷過幾個階段經驗地基礎上，才能確信新的領導層與舊的比較起來，更為堅定，更為可靠，對群眾更為忠誠。誠然，在一場革命期間，即當事件瞬息萬變時，一個弱小的黨，如果能夠對革命進程有透徹的理解，而且擁有一支不滿足於現狀、不畏懼迫害的堅定的干部隊伍，他就能夠快速地成長為一個強壯的黨。但這樣的一個黨必須在革命之前建立，因為教育干部的過程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革命耽誤不起這個時間。」

黨內領導的作用

但是布爾什維克是如何提出一個正確的政治觀點的呢？黨的這一存在本身就足夠了嗎？

從布爾什維克的崛起到最後掌握政權的這一道路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直線。但這不是個人們所熟知的事情：在1917年3月至4月期間，俄羅斯境內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並沒有奪取政權的想法。此時列寧和托洛茨基仍在努力從流亡中回到俄羅斯，當時在彼得格勒的主要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是史達林和卡梅內夫(Kamenev)。在他們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的報紙《真理報》基本上捍衛的是孟什維克的政策: 工人奪取政權還「為時過早」。

布爾什維克黨內的一些基本的活動家們拒絕接受這些觀點。他們活躍於當地，認為工人們通過蘇維埃來奪取政權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實際上，蘇維埃已經統治了這個國家，但還是需要去鞏固他們的政權。那麼對於現在奪取政權還「為時過早」的說法，他們做出了什麼回答呢？

正如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中解釋的那樣: 「這些工人革命者只是缺乏捍衛自己立場的理論來源。但他們已經準備好去響應最首先和明確的號召了。」

1917年4月，這一響應從列寧返回俄羅斯的那一刻開始。在那個時候，列寧是明確的: 工人階級聯合貧民，可以通過蘇維埃來奪取政權，這不僅是解放了農民，也給工人們帶來了和平與面包，而且也開始了社會主義的任務，開啟了國際社會主義革命。

1917年4月，列寧是布爾什維克黨中唯一捍衛這一觀點的領導人(托洛茨基當時還沒有到達俄羅斯，並直到 7 月才加入該黨)。但是由於他巨大的個人權威，尤其是他的政策符合布爾什維克激進分子的基本的鬥爭經驗，列寧成功地讓他的觀點在 4 月底舉行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會議上被采納。從那時起，在列寧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確立了自己的目標並耐心地向工人們解釋用蘇維埃來奪取政權的必要性。

如果列寧沒有到達俄羅斯會發生什麼呢？在一場革命中，時間是一個關鍵因素。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可能已經開始理解蘇維埃政權的必要性，但是這並不表明他們會在工人仍然可以被動員的時候理解這一必要性。工人階級不能一直處於鬥爭之中。在某些時候，不是革命取得勝利，就是懷疑和冷漠的開端。如果列寧沒有在 1917 年進行干預，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層很可能已經錯過了奪取政權的機會。因此，僅僅有一個黨是不夠的，這個黨還必須擁有一個知道自己應該往哪裡走的領導層。

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離不開工人階級的參與。但是這個階級必須有一個黨。黨必須有一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領導層。這三個要素是未來革命成功的關鍵。

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如果拿西班牙和俄羅斯作比較，人們可能會問: 俄羅斯工人階級能夠依靠到像列寧這樣的人，難道不是純粹的運氣嗎？是不是只要有一個西班牙列寧，一切都會好起來？

首先，列寧自己並非生來就是列寧: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俄羅斯工人運動的產物。列寧是他為其做出了重大貢獻而建立的革命黨的結果。沒有黨，列寧不可能在 1917 年傳播他的思想，也不可能扮演他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正相反，列寧在他的政黨中的

權威也正來自於他花了將近 25 年的時間耐心地建立起了這個政黨的事實。

托洛茨基在《階級、黨和領導》一文中完美地總結了這些思想:

「無產階級在1917年2月或3月成熟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列寧。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是工人階級革命傳統的化身。為了能讓列寧的口號找到其通往群眾的道路，必須要有骨干分子的存在，儘管剛開始人數不多；骨干分子要有信心擔負起領導的責任，這種信心來自於過去的全部經驗……在革命時代裡領導層的角色和責任是至關重要的。「

《俄國革命史》中也有類似的例子:

「列寧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因素，而是俄國全部過去歷史的產物。他把自己最深刻的根源植入了歷史之中。過去25年來，他與先進工人一道從事他們的全部鬥爭。…列寧不是從外面反對黨，他是黨的最充分的反映。他培養了黨，也在黨內受到培養。「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提供的革命領導不是憑空冒出來的。這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耐心地去建立一個組織的結果。在建設黨的過程中，列寧成為了列寧。成千上萬的其他的布爾什維克，通過建設黨，也成為了工人運動的領導者。1917 年，一個工廠裡的布爾什維克可以贏得他所有的工友去贊成黨的綱領。這種權威來自於以前所有的黨的建設工作。辯證地說，在黨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這些個人，自身也受到了黨的建設。

俄國革命是個人在歷史上發揮作用的一個突出例子。一個革命組織的建立，一個集體的努力，使個人能夠在運動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成為可能。整體大於各個部分之和; 同時整體的建立也強化了部分的功能！我們今天必須從中吸取教訓，將布爾什維克所達成的偉業再度達成一遍。

不幸的是，一個不同的命運等待著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當代的布爾什維克，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儘管她的一生都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SPD)中的改革派官僚機構作鬥爭，但盧森堡並沒有像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中與布爾什維克一起所做的那樣，在黨內建立一個有組織的革命派別。斯巴達克斯主義聯盟直到 1916 年才成立，它更像是一個分散的網絡，而不是一個革命組織。

當1918年11月德國革命爆發時，這個聯盟與群眾是沒有什麼聯系的。12月，聯盟轉變為了德國共產黨。然而，從一開始，德共就被一種宗派主義所滲透，這種宗派主義嚴重阻礙了黨的發展。該黨的積極分子拒絕在工會工作，該黨抵制能給它一個機會去傳播思想的平台，即國民議會的選舉。在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內，羅莎 · 盧森堡反對這種極左主義。但是她沒有一群像她一樣了解政治形勢並且能夠傳播她的思想的干部。共產黨犯了一個又一個的錯誤。

1919年1月，為了孤立和鎮壓先進工人，尤其是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在柏林挑起了工人起義。共產黨對工人的影響的微弱以及缺乏經驗意味著他們沒有能力在事先就去阻止這種挑釁。在這次事件中，盧森堡本人和另一位傑出的領導人卡爾 · 李蔔克內西(Karl Liebknecht)也被謀殺了。因此，實際上正因為盧森堡沒有在事先建立一個革命黨派導致了一個悲慘的失敗和她自己的死亡，而這也削弱了德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從那時起直到1923年，共產黨都無法在喪失了兩位主要領導人的情況下去領導德國工人階級以取得政權。俄國和德國的革命都強調了同一要點，儘管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 革命領導的需要是至關重要的。

在被暗殺的前幾天，羅莎 · 盧森堡從頭幾個月的德國革命中得出了結論。而她的結論也與她所謂的追隨者歸屬於她的「自發主義」相去甚遠:

「目前柏林工人階級缺乏領導和缺乏組織中心的情況已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如果革命事業要前進，如果要使無產階級的勝利、使社會主義不再是一個夢想，那麼革命的工人階級必須建立一個跟得上時代、懂得引導和運用群眾的戰鬥能力的領導機關。」

今天的革命運動的領導

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已經倒退了整整一個歷史時期。著不是什麼秘密。戰後繁榮為西方的改革主義奠定了基礎，而蘇聯的解體也伴隨著空前的反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

的攻擊。最自命不凡的人，比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聲稱這是 「歷史的終結」，也就是歷史的最高成就為終止於全球的自由民主體制。

工人運動在1980和1990年代也經歷了挫折，然而1970年代是群眾運動和革命的時代。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工人運動的領導層都大幅度地向右傾斜了很多。

例如，在魁北克，省中最大的工會中心魁北克勞工聯合會(FTQ)在 20 世紀 80 年代停止了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討論，第二大工會全國工會聯合會(CSN)拋棄了《只依靠我們自己的方式( Ne comptons que sur nos propres moyens.)》宣言中所表達的反資本主義理念。在今天的勞工運動中，偏向於與老闆勾結而不是動員他們的工會會員的領導人往往處於勞工運動的頂層。例如，現任的全國工會聯合會主席稱，在雇主協會(the Conseil du patronat)(老闆聯合會)成立 50 周年之際，這個魁北克資產階級總部說道：「我們有時會發生衝突，會有不同的觀點，但在促進就業、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確保魁北克經濟增長方面，我們攜手合作地很好。「這遠不是單一的個案。這是今天的工人運動領導層的總的狀態。

在勞工運動中，對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攻擊方式之一是扭曲我們的訴求：如果有革命的領導層，那麼工人們就總是在鬥爭之中，總是隨時準備將其付諸行動。根據這些人的說法，我們批評工會領導人就好像領導人能夠神奇地帶來群眾運動一樣。

這種觀點是對工人階級與其領導層之間關系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完全諷刺。

正如我們已經解釋過的，工人並不總是處於鬥爭之中。革命是歷史上的例外情況，其不可避免地產生於階級鬥爭本身。但是在革命之前發生了什麼呢？當形勢不是革命性的時候，也就是大多數時候，工人運動的領導者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們必須重申：工人階級並不是整齊如一的。直到革命的那一天，當其他的人將要去反抗老闆的攻勢時，還會有一些層面上持冷漠態度的人，一些層面上持懷疑態度的人。階級意識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是一個我們別無選擇而只能去面對的事實。

工會領導人沒有能力神奇地帶來一場運動。但是，一個好的領導者在階級鬥爭中能夠發揮的作用，就是去做好一般的準備工作、制定行動計劃、教育工會的成員，以便去開展群眾運動。不，神奇地組織一場運動是不可能的。但是，確實，教育工人了解這種或那種需求，這種或那種鬥爭方式的必要性是可能的。

2012年的魁北克學生罷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良好的政治領導能夠取得怎樣的成就。2010年，魁北克自由黨政府暗示將提高學費。而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已經開始組織了起來。2011年3月，政府正式宣布學費將增長75%，且將在 2012 年秋季實施下去。

當時最激進的學生聯合，學生團結協會(ASSÉ) 的領導層在 2011 年花了一年時間教育學生學費的增加意味著什麼，動員學生有意識地計劃組織一場無限制的大罷課。一些學生工會團結協會的積極分子，其中許多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當然不會喜歡讓「領導層」或「領導者」之類的詞語附加到他們身上，但你不能用改變名稱的方式去改變現實——他們最大肯定地發揮了領導作用，而且是一個很好的領導作用！

帶著有意識的計劃去組織罷工，並且由於這些鬥爭方法正是運動在面對僵化的政府時所需要的，學生會團結協會的領導層組織了北美歷史上最大的學生罷課。

扮演一個領導者的角色與完全的基層參與決不矛盾。恰恰相反，正是由於學生團結協會的領導層提供了方向，教育了數千名活動人士去認識到了抵抗學費上漲的必要性，才激發了參與魁北克各地運動的數十萬學生的戰鬥精神和創造性。

學生罷課的例子表明了良好的領導的作用。所展示的前進道路為成千上萬的人積極參與鬥爭創造了條件。可以肯定的是，學生團結協會的領導人確實犯了一些錯誤。2012 年夏天，當自由黨宣布舉行選舉時，他們拒絕支持魁北克互助黨，而這是唯一支持免費教育的主要政黨，相反，在大部分學生結束了罷工而開始為推倒自由黨政府而戰的時候，他們基本上忽視了選舉。我們在其他地方分析了這整個過程。但是這個錯誤並沒有模糊主要的教訓: 運動需要夠格的領導。

領導層的問題在工人運動和世界各地的工會中都是一個緊迫的問題。我們有多少次聽到工人們被認為是不想鬥爭？都少人說罷工不是一蹴可及的？在魁北克，公共部門的工會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談判了。右翼的魁北克未來聯盟(CAQ)政府不肯讓步並且給工人們開出了荒謬的條件。儘管一些教師工會正朝著全面罷工的方向發展著，但其他教師工會只對五天的授權進行了投票，要求「在適當的時候」執行。而我們已經在其他的地方批評了這種情況。我們的勞工反抗聯盟(Labour Fightback) 在魁北克舉辦的一次公開會議上，一個工會的地方主席在五天的罷工授權中解釋了他對工會領導作用的看法，如下:

「不是我們（工會領導層）決定（罷工），而是我們的成員，他們可以決定我們是否通知他們……在學生會聯合會(FSE，工會）中 ，我們本可以呼吁全面罷工，但在「托盤」（當地工會）中，我沒有看到任何代表說: 『讓我們去進行全面罷工吧』…我們必須把信息散播出去，當我們是工會（領導人）的時候，我們不是那個必須告訴人們該做什麼的人。在我當地的大會上，如果有人來並且告訴我：『我想要全面罷工『的話，我想我會感到欣喜若狂。」

這種邏輯在這裡達到了極致，且在整個運動中都可以找到。根據這種邏輯，如果工人們不是在談論全面罷工，那麼工會領導人的工作就不是提議罷工。這個邏輯是一個自我應驗的預言: 如果領導人什麼都不做，也不給成員們提出一個大膽的解決方案(這被認為是「告訴人們該做什麼」) ，那麼工人們對我們能夠戰鬥並取得勝利沒有信心，也不提出激進的他們自己的戰鬥方式，是再很正常不過的了！

我們並不是說一場群眾運動是能以登高一呼就組織起來的。但我們要說的是，工會領導人的作用是提供領導，而不僅僅是作為一個信息辦公室，等待成員們自己得出激進的結論。工會領導層需要制定計劃，教育會員，給予他們信心，從而為成員準備走上不妥協的階級鬥爭之路創造條件——就像學生運動領導層在 2012 年所做的那樣。

為運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領導層

如今，工人運動是由那些相信資本主義體系以及不相信資本主義體制可以被推翻的人所領導的。工會領導人已經脫離了工人的生活條件。他們寧願維持現狀也不願與老

板們作對。他們對此持一種懷疑態度，不相信他們成員的創造性和戰鬥精神。

目前工人運動的領導層將會越來越頻繁地與資本主義的現實相衝突。緊縮政策很快就會成為當務之急。資本主義將越來越多地展示出它的真實面目: 勞動人民深陷在永無止境的恐怖之中。

我們已經能從新冠病毒的疫情中看到這一點了。

但是，如果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允許工人受到攻擊並無動於衷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情況呢？這代表著在工人們的眼中，他們將名譽掃地。而托洛茨基解釋了這個過程是如何發展的:

「領導層是在不同階級之間的衝突過程或特定的階級內不同階層之間的衝突過程中塑造的。領導層一旦形成，總是立於其階級之上，且因此預先感受到來自其他階級的壓力和影響。會由這種情況出現，雖然無產階級的領導層可能已經在內部完全墮落，但由於沒有出現重大事件以致沒有機會對外暴露出它的墮落，從而使得無產階級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容忍「著這個領導層的存在。為了急劇揭露領導層與階級之間的矛盾，需要一個巨大的歷史性衝擊。」

新冠病毒的疫情和現在才剛剛開始的經濟危機就是這些歷史性衝擊的其中之一。在世界範圍內，群眾的憤怒正在積聚。工人們正在遭受失業，生活和工作條件下降的痛苦的同時，富人們的財富積累卻日益增加。當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全世界的革命時代時，工人運動的領導仍然停留於過去。

那麼，什麼才是社會主義者能做的事情呢？

在最近一篇題為《社會主義領導人拯救不了工會》的文章中，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

(IWW)的一名活動人士指出:

「人們總是認為，領導者就是憑借當選的優勢佩戴肩帶和皇冠，擁有所有的信譽， 每個人都會聽你的——但這根本不是真的。

實際上你只需要簡單的組織基層。這並不是說當你身為一名工會會員時你不能就做這件事，但也不（是）說作為一名工會會員就會對此有貢獻。」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贊成我們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同志。他們在此攻擊了聲稱社會主義者個人在一個沒有任何一般基礎的工會中應該試圖擔任領導職務以此來制定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的主張。有許多例子都表明，優秀的活動家走捷徑的結果只能是被孤立於領導框架中以及被官僚機構所吞噬。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堅決反對在沒有建立基礎的情況下去占據領導地位。

但是，基層組織和工會領導之間的這種二分法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缺陷，而且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半。事實上，許多改革派的工會領導人會同意民選領導人不能在基層組織起來的觀點，因為這樣就將他們從采取行動中赦免了出來！此外，動員基層本身就是一種領導行為——它意味著你需要領導你的同伴朝著一個特定的行動方向前進。但是一旦你完成了在基層的組織運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如果處於工會領導地位的人們試圖主動去瓦解基層組織怎麼辦？那麼他們所做的事需要被阻止。那要怎麼做呢？如果你不準備用那些想要戰鬥的工會領導人來取代這幫人，就意味著把控制權交給那些糟糕的領導人。不管我們希望與否，現在我們回到這裡：運動需要良好的領導來與激進的階級戰士們相對應，工會領導人與工人是需要被區分的。

因此，什麼才是社會主義者在勞工運動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呢？我們說，是的，我們必須要在普通群眾中組織起來，去捍衛階級鬥爭的手段，教育工人們必須同資本主義作鬥爭。同時在此基礎上，我們也可以獲得來自於其他工人的信心和他們給予我們的權威，以此在工會中擔任領導職務，並領導這場運動。要實現這樣的事情，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入同一個革命組織。

現實是，在魁北克有一些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工會執行員確實沒有能「拯救工會」。問題就在於他們被孤立了，他們沒有一個完整的組織來允許他們真正地運用社會主義的政策來對抗那些不想戰鬥的運動領導人的抵抗。為了在這場運動中擁有真正的舉足輕重的影響，把那些真正理解社會主義必要性的人團結在同一個組織當中就顯得非常有必要了。

歷史不止一次地表明，不僅僅在勞工運動中，不去建立一個革命組織的社會主義者或激進分子會發生什麼。這些人將不可避免地向現有的組織屈服。例如，安吉拉 · 戴維斯(Angela Davis)，一位備受尊敬的前共產主義活動家，很久以前就放棄了建立一個革命黨的想法。她最終在上次選舉中支持了民主黨和喬 · 拜登。無政府主義者諾姆 ·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和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 · 哈維(David Harvey)也是如此。政治是通過組織來實現的。如果你不建立一個替代的組織，你就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一種相比之下「較小的邪惡」的存在之中。

革命的樂觀主義

階級意識是一種發展很快的東西。在2012年的學生運動中，有多少參與者在罷課前的幾個月中對學費上漲幾乎是一無所知？這些學生中有多少人在準備發動運動之前都是抱著一種冷漠的態度？每一次群眾運動或革命都會被問到同樣的問題。意識是保守的，但是其有潛力去轉變為激進和革命的。

懷疑論者們的觀點是建立在工人階級的弱勢一面，建立在其冷漠和士氣低落的層面上，並以此得出結論：革命是不可能的。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則把他們自己建立在我們階級巨大的革命潛力之上。

不，工人們並不總是停留在準備好去領導革命的階段。但是，通過現在的鬥爭為社會主義思想在工人運動中獲得的權威，是有助於我們在群眾運動時取得革命的勝利的。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但是從這種混亂中也湧現出了一批想要與資本主義體制作鬥爭的新一代的年輕人。

由喬治 · 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謀殺而引發的美國龐大的群眾運動表明，即使是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也無法逃避日益增長的群眾們的憤怒。世界各地的革命運動都在創造條件。馬克思主義者不可動搖的革命樂觀主義正是建立在這種潛力之上的。

社會主義革命不會自動發生。它要求積極分子在運動中有意識地去捍衛社會主義綱領。作為一個孤立的社會主義活動家，你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是當我們在一個共同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有一個共同的綱領和共同的理想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產生比任何單獨的個人活動家都大得多的影響。通過加入一個革命性的組織，你建設了自己也建設了別人。通過加入一個革命組織，你建設了一個可以代替領導工人從失敗走向失敗的現有組織的組織，而不是接受他們並向他們投降。通過加入革命組織，你就能夠幫助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帶給工人階級，而這是任何個人都無法獨立完成的。這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所提供給工人和年輕人的事物。我們邀請你們加入這個比我們所有人都重要的事業。

我們把最後的結束語留給在被暗殺的前幾個月就給我們留下了這些鼓舞人心的話的托洛茨基：

「資本主義世界已經走投無路，只能盡可能地垂死掙扎。需要為持續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戰爭、起義、短期休戰、新的戰爭和新的起義作準備。一個年輕的革命黨，必須立足於這個前景。歷史將會給它提供足夠的機遇與可能性，讓它考驗自己、積累經驗並成長起來。先鋒隊鍛造得越快，流血衝突的階段就會越短，我們這個行星遭受的破壞也就會越少。但是，只有讓革命黨成為無產階級的領導，這才能解決這個重大的歷史問題。革命的發展速度與時間間隔的問題固然極為重要；但它不會改變歷史的總前途，也不會改變我們的方針政策。我們的結論很簡單：必須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先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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