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牛津-阿斯利康所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近期在英國被批准使用; 以及輝瑞(Pfizer)-BioNTech，莫德納(Moderna)和其他已在世界上進行管理的產品，有人會認為我們將目睹此一流行病的結束。然而，在某些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製藥商和統治階級的政治代表正在搞砸疫苗接種。為了急於回到「正軌」，並使經濟再次活絡，他們無視科學根據，將人命置於危險之中。（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1年1月6日。譯者：Stanley）

儘管訂購了足夠多的劑量給人群接種疫苗，但歐洲，美國和英國的政府已經遠遠落後於其疫苗接種目標。在英國，一種變異的、非常致命的冠狀病毒株正在肆虐，專家估計，要使這種情況得到控制，每週需要兩百萬次的疫苗施打次數。目前，每週大約有250,000次疫苗施打次數。而在美國這個在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政府聲稱2020年將有2000萬人接種疫苗。但是疾病控制中心（CDC）估計，去年只注射了420萬劑。

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合理性，造成了供應鏈中的缺口。輝瑞（Pfizer）和莫德納（Moderna）等公司銷售的藥物遠遠超出了目前的供應量，從而保證了巨大的前期利潤。為了履行其承諾，他們必須與其他公司達成交易，從DNA分子到脂質奈米顆粒的各式原料—傳遞疫苗的mRNA成分的微小油滴。

這些商品均歸私營部門所有，且他們預計將得到補償。簡而言之，私人利益和缺乏中心的協調阻礙了事情的發展。相比之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有的必要材料都可以立即獲得和分發，而不必擔心企業的底線。

但是，儘管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抱怨緩慢的接種行動完全歸因於供應短缺，分配也有問題。從星期一開始，正式將有530萬劑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在英國預備使用，隨後的24小時中還將有45萬劑。另外有1800萬劑處於準備或批准的狀態。最重要的是，估計已有約500萬劑輝瑞疫苗預備使用。

統治階級的政治代表們在一些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笨拙地推出疫苗。//圖片來源：Andrew Parsons，Flickr

然而，這些疫苗缺乏管理他們的醫生。英國全國醫療服務體系NHS（甚至在冠狀病毒爆發之前就遭受了多年資金不足的打擊）幾乎無法應對最新一波的感染。這場災難的直接原因是保守黨對大流行病的無能處理。僅在本週，政府終於在經過數週的高談闊論之後，宣布了全國封鎖，此時，情況已經遠遠比想像中的更糟糕。

這給衛生服務部門帶來了巨大壓力，該機構已經呼籲訓練有素的志願者來應對聖誕節前後湧入的病患。現在，全科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s)警告，需要更大的招聘能量以達到疫苗接種目標，除了退休的醫生外，還可能包括軍事人員，助產士，驗光師，甚至消防員和救生員。另外的問題是，輝瑞和Moderna產品所需的特殊極冷冰箱，英國政府對此貨源還不夠。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甚至缺乏正常的冰箱空間。或更確切地說，有足夠的冰箱容量：但這是在私人手中（私人醫院，超市，飯店等），這意味著英國國庫需要負擔費用。

保守黨甚至無法組織一個有效的追踪系統，與大規模疫苗運動的後勤噩夢無法相比。這個墮落的政府以及它所代表的腐朽的資本主義體制再次無能應對這場危機；若是在計劃經濟下，所有必需的資源和人力都可以被徵用和管理，並在全國各地建立盡可能足夠的接種中心以管理疫苗。當然，如果保守黨在年初制定了嚴格的禁足令，而不是優先考慮他們親信的大企業的短期利益，那麼我們就不會處於這種位置。

輸在起跑點

在歐洲，透過緩慢到令人難受的部署可以看到，「團結一心對抗病毒威脅」的夢幻泡泡，已被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爭吵和指責戳破。一項協議（由德國帶頭）認為：將授權給歐洲委員會確保疫苗劑量，並負起相應責任。理論上來講，這本應允許整個歐洲大陸獲得20億劑疫苗：為整個歐盟境內的人群接種疫苗，綽綽有餘。但是實際上，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的官僚主義障礙和無能，再加上各地部署速度的差異，導致了一場效率低下、品質參差的接種行動—因為每個統治階級都在優先尋求自己的利益。

歐盟已與莫德納(Moderna)、阿斯利康(AstraZeneca)、賽諾菲-葛蘭素史克(Sanofi-GSK)、楊森製藥(Janssen Pharmaceutica NV)、輝瑞(Pfizer)/BioNTech以及CureVac簽署了六份疫苗合約。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有輝瑞-BioNTech疫苗被批准使用。嘗試「多樣化」意味著歐洲委員會已為許多尚未批准使用的疫苗支付費用，且實際上沒有足夠的批准使用量來滿足需求。例如，芬蘭在12月只接收到約4萬劑，而不是預期的30萬劑。再加上富裕的歐盟國家已經能夠在聯合採購協議之外獲得更多劑量，這一事實在整個歐盟引起了巨大的挫敗感。

儘管迄今為止德國似乎比其他國家對疫情的處理要好，但局勢卻惡化了。衛生部長詹斯·斯潘（Jens Spahn）因未能確保獲得足夠的疫苗劑量和慢半拍的接種行動而受到輿論抨擊。該國只進行了26.5萬次疫苗注射，而英國只有約100萬次。儘管德國政府在BioNTech的疫苗研究上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但仍是如此。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曾經是歐洲「責任政治」的王牌，但由於她親自干預以阻止購買更多劑量的輝瑞/ BioNTech藥物而遭到議論砲轟。在這場危機下，即使是「歐洲共同體」這位資產階級最可靠的代理人，也失去了光彩。

在西班牙，由於高層人員缺乏準備和行政無能，疫苗分發的效率在各地有顯著差異。阿斯圖里亞斯和加利西亞使用了半數分配給這些地區的BioNTech / Pfizer疫苗；但是在加泰羅尼亞，缺乏訓練有素的護士意味著在12月最後一周提供的6萬劑中僅實際使用了13％；在首都馬德里，最初的49,000劑中只有6％被施用。迄今為止，總共約有0.1％的西班牙人口已經接種了疫苗。在荷蘭，因為需要更新國家IT網路，讓地方衛生部門追蹤哪些疫苗已經運送，所造成的耽擱使患者直到今天才開始接受注射。再再顯示所有的大成員國都沒有完善準備。

同時，極右翼的「義大利兄弟」（Brothers of Italy）正透過發起公開請願對義大利政府的不信任動議，試圖利用公眾對緩慢的疫苗注射行動的憤怒。這些反動的機會主義者不是普遍勞工的朋友，但是資產階級的孔蒂（Giuseppe Conte）政權顯然在逐項對付疫情的環節皆失敗。義大利在疫情擴散初期就遭受重大人員傷亡，自那以後，對普通民眾的經濟造成影響，而爆發抗議—因為政府優先考慮大企業的利益，而不是支持工人。悠哉的疫苗接種行動僅使建制派的聲譽惡化。

簡而言之，病毒擴散的壓力正持續加速分裂，侵蝕歐盟的基礎：當這些政權努力應對病毒時，不免暴露它們的腐敗核心。以上種種讓疫情持續流行，並使無數生命處於危險之中。這種情況在法國特別嚴重，資產階級馬克宏政府計劃在2021年上半年為2000萬人接種疫苗，儘管已收到500,000劑BioNTech疫苗，迄今為止，只有350人接種該疫苗。

儘管法國的目標是在2021年中期為2000萬人接種疫苗，但到目前為止，法國只有350萬人接種。//圖片來源：IMF，Flickr

法國民眾對疫苗的不信任度高於歐洲其他任何地方，部分原因是由於對2009年H1N1流感疫苗接種運動失敗的不滿情緒，但主要是由於多年來的緊縮、背叛和鎮壓，人們對體制及其運作產生了深刻且強烈的不信任。馬克宏政府試圖通過暫定的、「分階段」的部署來緩解這些擔憂—主要依靠家庭醫生，從養老院中的老年人開始。這事與願違。

巴黎喬治．蓬皮杜醫院急診科主任朱文（Philippe Juvin）解釋說：「緩慢前進不會建立信心。」「相反的，有些事情令人擔憂。」確實，上週接受易普索（Ipsos）調查的法國人中有40％表示計劃接種疫苗，低於10月份的54％。朱文解釋說，這種重大的錯誤計算只會使「準備工作的根本問題」惡化，他指出，德國已經事先獲得了專門的冷凍機和400個測試中心。「我們的在哪裡？」

隨後，馬克宏做了他的其一具代表性的政策轉彎，並在電視轉播的新年致辭中承諾要徹底改革該國的疫苗接種工作，並說：「每名想要接種疫苗的法國人都必須能夠接種疫苗。」政府現在表示將在「2月之前」開放大規模的公共疫苗接種中心，但疫情已經造成破壞。

自從馬克宏於2017年當選以來，這個討人厭的富人政權在一波接一波的危機碰壁。隨著這些疫苗接種疫苗的努力證明，他的自信和權威已經瓦解。如果法國諸位勞工領袖能領導近年來的任何群眾運動——從2018年的黃背心運動到一年前的大規模罷工浪潮——馬克宏政府本可以倒台，屬於工人階級的政府就可以建立並且避免這場災難。

最終，在印度（死亡率和感染率僅次於美國的第二高的國家），儘管婆羅多生物技術公司（Bharat Biotech）未透露其測試數據，但仍批准使用當地開發的冠狀病毒疫苗（Covaxin）。位於新德里的健康監督機構—全印度藥品行動網絡的聯合召集人艾索拉（Malini Aisola）表示，「她感到非常緊張和震驚，因為這確實表明監管機構發布的批准，並無有效數據的輔佐……政府對此倉促行事。」在3月份因嚴厲封城令所造成的持續性經濟影響，與日益上升的農民起義之間，以及COVID-19傷亡人數的激增下，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顯然不顧一切，甚至在疫苗被證實安全前就急著推出，以維持其權威並國內企業繼續運作。

藐視科學

這種莽撞的行為不僅限於印度。在世界各地，統治階級的政治代表與他們難以管控或抑制的病毒陷入了拚命的競爭。面對醫院超支和感染率急劇上升，並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使經濟恢復運轉，其中許多人正在轉向所謂的務實措施。用簡單的英語(語言)來說，這意味著偷工減料。

在英國，政府希望通過將兩次必要劑量之間的建議間隔時間從大約三周延長到三個月，以擴大其疫苗供應量。它還建議在緊急情況下採取「混合搭配」的方法：例如，在無法獲得第二劑輝瑞疫苗的情況下，向患者施用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產品。

對於前者，其理由是較低但更全面的免疫水準可能更可取，而日後仍可實現完全免疫。但是仍不清楚免疫能持續多長時間，尤其是只有注射一劑。英國首席醫學官證明了這個想法是正確的，他指出，牛津大學英國研究的參與者有時在第一次注射後的四到十二週內接受第二次注射。

為了急於恢復經濟正常，資產階級政客們正在冒著巨大的風險，這將阻礙疫苗接種工作。//圖片來源：Lisa Ferdinando

但是，輝瑞/ BioNTech的官方建議仍然是21天的間隔，顯然，這些主要產品的失敗並不符合他們的財務利益。他們在第三階段試驗中的數據是基於參與者在第一次給藥後僅9天才接受第二次注射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一篇評論發現，初次給藥後的有效率為52％：高於美國監管機構對COVID-19疫苗所要求的保護水平，但遠低於全程的90％以上。

如果該病毒僅在部分免疫力下在數百萬人之間傳播，則新突變的危險性就會增加。這也增加了人們可能拒絕或根本忘記注射第二劑的風險。考慮到70％至80％的人口需要免疫才能使病毒消亡，這足以令人擔憂。

同時，英國的混合疫苗的提議背後完全沒有任何佐證。輝瑞和牛津-阿斯利康的產品基於完全不同的技術，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藥物流行病學教授埃文斯（Stephen Evans）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種方法「不受隨機試驗證據的支持」。此外，CDC斷言冠狀病毒疫苗是不可互換的。加利福尼亞大學傳染病醫師提恩（Phyllis Tien）博士回應道：「目前，這一切都不是由數據驅動的。我們有點像處在荒涼的西部。」

英國正在這個新領域領導世界其他地區，美國正在考慮延長兩次給藥間隔，德國和丹麥也準備效仿。統治階級的政治代表迫切希望盡快恢復利潤，他們正在危及他們的疫苗接種工作，如果這些藥物無法發揮預期效果，數十億的工人、窮人和青年人將承受的後果。鑑於公眾對這些疫苗的信心已經很低，因此政府一時興起冒險走捷徑是極不負責任的。這只會阻止更多的人接種疫苗，這將進一步妨礙人們對抗這種病毒的努力。

疫苗種族隔離

正如我們之前所寫，疫苗被富裕的西方國家囤積使其他地區的數億生命難以獲得。儘管南非、阿根廷、巴西和土耳其等國家為輝瑞公司的人體試驗提供了大量廉價的測試對象，上述國家仍無法獲得足夠的疫苗來接種其人群。就大型製藥公司而言，這些國家的窮人可以被當成實驗鼠，但他們沒有資格得到適當的疫苗。

疫苗民族主義總是偏愛那些有能力讓大製藥商賺取暴利的國家。世衛組織的COVAX計劃呼籲國際合作，將疫苗帶入貧困世界，由於資金不足以及美國和中國缺乏參與，面臨「失敗的極高風險」。同時，世界銀行以貸款形式提供疫苗援助，從而加重了第三世界的債務。「我們正面臨全球疫苗種族隔離，」Public Citizen的法律和政策研究人員瑞茲維（Zain Rizvi）說道。

在以色列，這個詞特別貼切：儘管該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已經接受接種（世上比例最高），並將疫苗運送到被佔領土上的定居者，但居住在那裡的巴勒斯坦人可能要等待幾個月的時間才能讓COVAX為他們提供疫苗。這意味著，儘管以色列人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回復到正常生活型態，但巴勒斯坦人依然被該病毒所困。

此外，儘管沒有嚴格的法規來防止私人利益要求窮國獲得藥品，但是大藥廠仍在嫉妒地保護其知識產權，以避免生產廉價的衍生商品。甚至像莫德納(Moderna)這間同意不對COVID-19疫苗擁有專利的公司也拒絕分享他們的研究。不應允許這幾隻肥貓逃脫這些，但您無法控制自己不擁有的東西。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將簡單地將製藥商盜匪們的財產沒收在工人的控制之下，並將其知識和技術用於人類服務。

這一切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隨著疫情的蔓延，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變得更加緊迫。病毒傳播的時間越長，其變異為現有疫苗無法應對的毒株的風險就越大。牛津大學瑞吉斯大學醫學教授貝爾爵士（Sire John Bell）已經提出了一個針對南非突變株的「大問號」。他說：「蛋白質結構上相當大的變化，確實是與南非形式有關的突變，」他特別指病毒中允許抗體黏附的部分。從南非到英國，都發現了這種毒株的病例。如果貝爾的擔憂得到證實，這將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發展。

可悲的是，製造和分發這些疫苗的基本任務交給被危機和腐敗破壞的體制。若在社會主義和全球計劃經濟下，許多隱患可以避免。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青年人皆負使命終結資本主義，將科學事實拉出市場的桎梏，為人類謀劃健康、繁榮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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