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格蘭特選集第一卷》序言
世界大眾對馬克思主義最常見的疑問，莫過於如何理解世界各地曾經存在的斯大林主義極權官僚政體。對此，英國托派理論家泰德．格蘭特（Ted Grant）以托洛茨基生前對斯大林蘇聯的分析以及不斷革命論為基礎，發展出「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Proletarian Bonapartism）理論，來理解這些政權在二戰後的形成。格蘭特曾在1949年1月準確預測到中共的奪政以及其必然會把持的執政型態，對世界其他類似現象也做出深入分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本文為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 IMT）美國支部成員約翰．彼德遜（John Peterson）為在美國出版的泰德．格蘭特選集第一卷(Ted Grant Selected Works Vol I）所寫的序言，整體地綜觀了他與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和格蘭特的邂逅以及格蘭特「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理論的要點。
我是在1998年初大學畢業後在英國工讀時，認識了泰德．格蘭特[1]。為了取得一些工作經驗和增廣見聞，我從美國隻身來到倫敦，殊不知我與一名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成員在海德公園演講者角落的邂逅，將從此改變我的人生[2]。在聽了他宣講幾次關於直接民主的潛力，如何利用科技來理性地規劃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的荒謬後，我鼓起勇氣上前攀談。當他告訴我他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時，我從前的人生觀立即被顛覆，世界像電影一樣飛過我的腦海。馬克思主義思想不是「只是一份理想，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行」的理論嗎？社會主義烏托邦不是被「人類本性的貪婪」化為空談嗎？這位同志以1英鎊的價格賣給我一份《共產黨宣言》，我的世界從此不再相同。
我不只是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我完全被迷住了。最後，我發現：這正是我一生不知不覺中尋找的理念。它不僅可以解釋我周圍的矛盾和復雜世界，而且可以為實際改變事物提供指南。這是一種從根本上真正解決貧困，戰爭，歧視，環境污染和普遍苦難的方法。
我開始貪婪地閱讀，並在幾週內，我參觀了位於老街的國馬趨國際中心。就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泰德。那時他桌上周圍疊滿了《金融時報》和成堆的水果皮。他好奇地看著我，聽到我來自美國時更是興致盎然。他走過來開始問我問題，也回答了我的各種問題，並當下建議我在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後應該進一步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我還買了一本《馬克思和恩格斯選集》的。在最初的幾個星期內，我還向同志們用一英鎊的廉價賣了一份《評第四國際綱領》。這本是於1970年寫成，後來成為樹立國馬趨的創始文件之一。在閱讀這些短篇文獻後，我覺得我從中學到的實踐指南和歷史教訓遠多於我在大學四年內的收穫，而且這些知識花了我不到三美元！
隨著我的學習進展，我開始定期與泰德會面，以更好地了解這個新的思想和方法。儘管他年事已高，並且有一些怪癖，但他的政治能力仍然敏銳，總能回答我各個非常基本的問題。我們開始每週一次在倫敦的貝斯納爾綠地一起買咖哩當晚餐，然後在附近一家酒吧內進行政治討論。我通常點一杯吉尼斯啤酒，而他總是喝橙汁。在每次見面前一周內，我會在我隨身攜帶的一個小筆記本內寫下我的問題。在他回答完我每個問題之後，他會隔著桌子看著我，耐心地等待下一個問題。
通常，他只需要花費幾分鐘簡潔有力地回答我在一整個星期內積累的所有問題。他可以以驚人的速度回憶起事件，人物，政治辯論，會議以及最重要的理論。然後我們通常會鑽研我作為一個新手最喜歡的課題：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正是泰德．格蘭特和艾倫．伍茲合著的《起義中的理性：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代科學》最終使我確信這些思想不僅在深刻的哲學層面上有意義——正如自然本身的運作所證明的那樣——而且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是唯一可以在現代發展和應用這些理念的組織。
但是，不僅僅是他們在哲學方面的領略令我認同這些理念和國馬趨，他們對勞工階級群眾組織的態度也令我折服。在二戰後的艱難時期，泰德已經發展並深化了布爾什維克的基本方法，承襲著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托洛茨基在20和30年代內的著作中所述的策略，解釋了當群眾在嘗試著行動的第一階段時，他們將始終通過他們熟悉的組織和領導來實現他們的訴求[3]。換句話說，群眾是不會理會小組織的！
無論這些群眾組織的領導人們目前是多麼迂腐、腐敗、官僚主義、支持資本主義和改良主義者，大事件都將不可避免地從上到下撼動他們。基層民眾的意識可以且必然會發生巨大變化，舊的領導者將被推出或推向左翼。在過去幾年間，勞工政黨和工會的領導人右傾的程度甚至比當年泰德想像的更進一步。
儘管如此，就算所有的畸形和寄生蟲都在群眾組織頂層，但群眾首先會嘗試通過這些組織和領導人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這幾乎是一項歷史法則。如果這些政黨和領導人無法通過群眾的檢驗，那麼新的政黨將不可避免地以某種形式出現。
自格蘭特逝世以來的各種世界發展絕對證實了這一基本假設。從希臘泛左聯盟（PASOK）的崩潰和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的崛起，西班牙和法國社會黨的沒落以及西班牙「我們能團結聯盟」（Unidos Podemos）和「法國不屈」（France Insoumise）的問世，到英國工黨內部的巨大變化，以及英國勞工和青年對黨魁科爾賓的熱情支持。
「你是身負重任的」
在我回到美國之前和格蘭特的最後會面中，我可以看到他用他的每一絲精力仔細端詳我，顯然想知道我是否可能只會消失在浩瀚的美國，從此不再聯絡組織。當他告訴我：「你是身負重任的」那一刻，他深邃、嚴肅的眼神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對於年僅24歲的我來說，這句話是多麼沈重啊！要從美國這個帝國主義核心和偏僻的北達科他州從頭開始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肯定是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鬥。但我相信，憑藉我在倫敦期間從泰德和其他同志那裡學到的東西，我最終會成功地找到許多其他志同道合的人。畢竟，我作為一個憧憬美國建國和內戰革命歷史的美國人，又被這些理念和世界革命的觀點所吸引，必定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其他同志的。
尋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的。2000年夏天，我和我通過網路認識的其他一些人正式成立了國馬趨的美國支部。雖然我們仍處於建立美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勢力的早期階段，但我們可以為我們完成這一過程的第一階段感到自豪：在未來的歲月中為更大，更有影響力的組織奠定可行的基礎。隨著我們的增長韻律跟著歷史本身的步伐而加快，我們可以肯定，未來十年的發展將與之前截然不同！
在從無到有建立一個組織的所有風雨中，泰德的一句建言一直對我很有幫助：「要保持分寸感跟幽默感」。畢竟，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短跑。儘管存在各種矛盾，我也永遠不會忘記他振振有詞地告誡我要「堅信勞工階級」。這不是我們把勞工階級抽像地浪漫化，而是因為我們理解勞工在生產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亦即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勞動與生產資料的關係」。正如泰德不斷的提醒，如果沒有勞工階級的許可，整個社會沒有一磚一瓦是可以動的！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秘密」：一旦構成社會絕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巨人意識到其握有的巨大潛力，地球上任何事物都無法阻止它！
至於如何開始分析任何特定政治情勢，泰德有以下簡單的經驗法則：我們支持任何對勞工階級有利，反對任何對勞工階級有害的政策。換句話說：任何有助於提高國際勞工階級對其集體力量和改變社會能力的意識，團結和信心的發展，我們就要支持。任何分裂、迷惑和原子化勞工階級的發展，我們就要反抗。或許這有些過於簡化，但並不是一個糟糕的起點。
在我回到美國之前，僅僅經過幾個月研究的我，程度當然遠不及格蘭特對馬克思主義的領悟，更沒有透徹理解國馬趨在托洛茨基被謀殺以來的幾十年內發展出來的許多政治主張。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在發展政治分析方面經驗很少，還不懂得如何篩選相互矛盾的事實，剖析各種令人眼花撩亂的事件，抓住於任何特定情況下的基本要素。閱讀《共產黨宣言》或《國家與革命》是一回事。能夠將該理論精華凝聚成有效的口號或訴求，以適應當下的需要，則是另一回事。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力量和重要性
獨自在世界帝國主義核心內建立組織的我被迫學習得快速和透徹。但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藝術和科學是一個需要幾十年的過程，甚至需要一輩子不懈的學習和實踐。但是，在建立一個幹部組織時，最重要的是將馬克思主義方法適當地應用於重要的具體情況，而不是盲目地死記硬背。泰德總是強調理論作為行動指南的重要性，這一點我銘記於心。在我在倫敦度過的最後幾週內，我使勁地閱讀和討論理論，並在二手書店內搜刮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
讓我對自己能夠做到這一點充滿信心的是，儘管我是美國國馬趨的第一個成員，但我並不是真的單打獨鬥的[4]。格蘭特清楚地表明，如果我曾經對一個問題感到無解，我應該先承認我不知道問題的答案，儘量先自己嘗試著解題，然後向他或如艾倫．伍茲（Alan Woods）、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或是荷黑．馬丁（Jorge Martin）等更有經驗的倫敦同志詢問他們的看法。目的不是要在各個「革命教條」中找到答案和立場，而是要有機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以便自己得出正確的結論。他們也鼓勵我在一個大國內建立支部的過程中儘量實驗、嘗試新方法、勇於犯錯，並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最重要的是我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理念的信任。這些是泰德在他的一生中保存和發展的思想。那時候，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在世界範圍內被削減為極少數，但格蘭特在戰後繁榮的日子裡屹立不搖，堅持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反對所有那些試圖「修改」它們的人。他堅決反對那些一直在尋找捷徑，而不是長期致力於建立一個植根於勞工階級的幹部組織。泰德常說，這項工作沒有捷徑，那些試著一步登天的人最後只會跌到谷底。
那些認為今天革命浪潮發展太慢的人，應該慶幸他們沒有需要經歷1950、60年代初難以置信的困難時期：即戰後繁榮的高峰期。反共主義在美國獨霸社會，人們普遍抱有或許資本主義畢竟不是那麼糟糕的幻想。畢竟，有誰會在就業機會高漲，醫療保健，住房和教育得以擴張的時代下研究如何組織推翻資本主義呢？
今天，將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與廣大勞工的經驗聯繫起來的可能性遠遠大於過去幾十年。格蘭特經常解釋道，群眾意識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趕上客觀現實，但是當它發生時，它可以通過爆炸性的方式來實現，甚至可以讓最有準備的革命家感到驚訝。但即使意識迅速變化，它也不是一個直線性的過程。這是建黨過程中歷史辯證運作的一個特徵，所有革命家們都必須充分理解它。
為了在客觀困難時期保持根本基礎並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格蘭特總是回歸到經典著作中，尤其是在遇到新的政治和社會現象時。他常說： 「一切解答都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那裡」！我曾經問他：我讀完馬、恩、列、托後應該要讀誰的著作？他則回答：「那不妨讀讀托、列、恩、馬吧」！
保衛革命星火的燃燒
《泰德．格蘭特選集第一卷：論斯大林主義與蘇聯階級性質》在美國的出版，是向新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推廣格蘭特理論的重要一步。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已經有不少人透過《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Marxist.com），馬克思主義文庫（Marxists.org），和tedgrant.org等網站涉獵泰德的一些著作。其他人可能已經閱讀了由國馬趨英國支部出版的選集《不間斷的傳承》（The Unbroken Thread），但那本在美國已經絕版並很難找到。然而，這些文獻大部分從未以書本形式出版，更別說在美國發行了。
本書初版由於數百名美國人第一次發現了格蘭特的理念，已經售完。當我們決定再版時，革命馬克思主義理念已經有更廣泛的讀者。儘管泰德生前絕對不敢將自己與馬克思主義的「四大理論家」相提並論，但他對保存這些巨人傳下來的馬克思主義方法的貢獻值得被廣泛讀者們讚許。自托洛茨基辭世以來，將格蘭特對於20世紀重大事件的分析說成如何將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應用於複雜多變的世界的教科書範例，並不誇張。
出版本書以及泰德．格蘭特選集系列的宗旨之一，就是要清除許多對於托洛茨基主義的扭曲誤解。格蘭特曾觀察道，市面上林林總總的宗派人士在玷污代表馬克思主義延伸的托洛茨基主義的真正本質上，做得非常出色。
這種混亂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戰後的繁榮。不幸的是，在托洛茨基去世後，第四國際的領導人，特別是美國社會工人黨領導人，無法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應用於急劇變化的政治情勢。在二戰前夕，托洛茨基曾預測最可能的情況是希特勒的法西斯推翻蘇聯，或者斯大林在政治革命中被蘇聯群眾推翻。然而，這些完全合理的預測被不可預測的實際事件曲折所證倒。
如果托洛茨基在1940年8月沒有受到斯大林主義刺客殺害，他就會像往常一樣，將他的觀點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然而，沒有托洛茨基指導的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們則無法就新形勢下前進。他們發表了一個又一個的荒誕經驗主義分析，無法抓到圍繞著他們世界矛盾的內在本質，就具體情勢為起點發展他們的觀點，而是選擇符合他們先入為主的偏見來選擇他們想看到的事實。這與馬克思主義方法正好相反，也必然導致他們陷入當代的陳舊，毫無生氣，完全沒用的政治和組織結論。他們的墮落導致了數十個「革命黨」小宗派的滋生，完全與活生生的群眾運動隔絕，不了解勞工階級如何運動和發展，只會從階級鬥爭的邊緣尖銳地譴責群眾。
二戰後的幾年內出現了許多新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長期繁榮，得以強化的斯大林官僚主義和美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間的權力平衡，東歐各國得以推翻資本主義，卻建立了以莫斯科為範本的政府。此外，南斯拉夫則出現鐵托，中國出現毛澤東和北越出現胡志明的斯大林主義變種。印度、古巴和阿爾及利亞的殖民革命也擴大了官僚主義的寄生現象，蘇聯從中獲得更高的世界經濟影響力。
在所有這些決定性問題上，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們一錯再錯。而從當時任格蘭特為首席理論家的英國革命共產黨所產生的各個文獻內可以看出他們是唯一理解世界情勢的團體。不僅如此，他們還明白，在當時可見的未來內，將是一個艱難的時期。但是他們相信，無論繁榮持續多久，資本主義體制的矛盾都將不可避免地重新浮上檯面，因為它們並沒有被根本性地消除。
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
格蘭特除了其在二戰後時期關於歐洲和世界政治的著作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化最重要的貢獻無非是他對「蘇維埃式波拿巴主義」概念的發展。這個理論框架是由托洛茨基於1930年代首先提出，旨在了解蘇聯境內發生的社會進程[5]。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任何對特定社會階級性質的分析始於對統治階級及其國家維持權力的經濟基礎的考察。在描述特定社會的階級性質時，這是最具決定性的根本因素。我們最關心的是階級和生產資料之間的關係，即財富如何在特定的社會形態中產生、分配和交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是主要的經濟形式。財富是由勞工階級社會性地產生的，但他們創造的剩餘財富是由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私下佔有和分配的。這是資本主義剝削、壓迫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經濟框架。
另一方面，工人或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基礎，在於銀行，主要產業和大企業等關鍵經濟槓桿被國有化，是國家公有的，而這些財產則依據一個有意識的生產和分配計劃運作。換句話說，財富是社會性的生產的，而社會創造的剩餘價值也是以社會性的方式接收和分配的。
但是，這個基本框架並沒有完全解釋 「上層建築」與「下層建築」之間複雜而辯證，而不是直接和自動的關係。基礎和上層建築是相互關聯的，可以並確實相互產生反饋。或許我們與其使用帶有機械性意味的「上下層」建築分析，還不如將經濟視為社會的「骨架」，支持極其複雜的神經、器官和組織。此外，各式各樣的國家政權形式可以建立在同一基本經濟基礎上。例如，民主共和國、軍事獨裁、君主立憲制和法西斯獨裁政權都是以資本主義或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國家形式。
資產階級國家的理想形式是民主共和國。這個形式可以通過經濟脅迫、法治、社會習慣和傳統、製造族群分裂以及必要時，徹底使用武力來剝削和控制大多數人口。相較之下，軍事獨裁這樣的公開反動手法在面對政治和社會騷動的同時捍衛資本主義，卻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該制度的正常運作，因此無法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20世紀的歷史表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無法預見的情況下，也有不同類型的國家能夠建立在以國有化的計劃經濟為基礎之上。社會主義最「理想的形式」是國有化的生產資料、分配和交換，加上勞工階級在社會運作中的直接民主參與。換句話說，勞工政府本身將由勞工階級直接控制和管理。然而，另一種變體卻出現了，也就是我們通常簡稱為斯大林主義或「畸形」或「墮落」的工人國家。在描述這種國家時，泰德更偏好較於科學性的術語「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因為它既描述了政權的基本經濟基礎（無產階級性質），也描述了國家上層建築的形式（波拿巴主義）。
自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以降的「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m）一詞描述了在社會激烈的騷動期間，社會中的主要競爭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者——都不能獲得優勢的僵局中所發生的現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要要參與鬥爭的階級是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當階級鬥爭陷入僵局時，可以通過政府自上而下強行施加獨裁者來打破僵局，藉以在階級之間取得重建平衡和「秩序」。在古代世界中，這被稱為「凱撒主義」（Caesarism）。在資本主義下，這叫做「波拿巴主義」或「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而在一個國有化的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則是「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國家政府在保持和捍衛占主導地位的財產關係的同時，以赤裸裸的武力對社會施行鎮壓。
雖然所有歷史比喻都有其局限性，但它們可以提供一個理解複雜歷史過程的基本框架，不僅在回顧過程中，而且在它們展現在我們周圍的同時。通過一系列連續的實驗，不斷加深我們對最新事態和發展的理解，我們可以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更豐富，細緻和具體的理解。不言而喻，概述這些觀點的目的是讓我們理解如何參與政治進程，而不是單是從象牙塔學習分析它們。
為此，托洛茨基運用了法國革命後期的「熱月」（Thermidor）反革命來揭示俄國革命腐化的過程。「熱月」法國大革命期間始於1794年，當羅伯斯庇爾和雅各賓派遭到推翻，隨後帶來了拿破崙波拿巴獨裁統治以及其於1804年加冕為法國皇帝作結。
有鑑於蘇維埃俄國的文化和經濟落後，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社會破壞、摧殘，以及21個外國軍隊的入侵，當時的俄國根本沒有社會主義需要的優渥物質基礎。在德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失敗後，俄國革命的孤立導致了官僚主義墮落的開始。當物資匱乏實際上存在時，必須採取措施確保有序分配可用的資源。蘇聯民眾為了領取食物大排長龍的現象開始出現，而對於監督排隊的警察之需要也隨之而來。但誰能監督警察呢？因此，一個官僚階層逐漸在蘇聯社會的最高層中佔據了一席之地，被斯大林本人所代表。這種扭曲社會主義的極權獨裁是一場夢魘，殘酷地摧毀了蘇聯和世界各地數百萬勞工們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渴望。
然而，斯大林主義反革命並沒有重建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並進行社會轉型之前存在於俄國的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相反，在扭曲和官僚主義的情況下，更多的經濟部門被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斯大林主義是一種政治性的反革命，篡奪了曾經在蘇聯初期直接參與社會運作的蘇聯群眾的政治權力。但這不是一場社會性的反革命，因為它並沒有推翻革命初期建立的新的國有化財產形式。
雖然經濟的運作遵循著由上而下的官僚計劃，沒有工人和農民的直接民主投入，但它仍然是國有化和有計劃的。這是斯大林主義政治和經濟實力所依賴的經濟基礎。因此，儘管存在這些嚴重的扭曲，但與經濟制高點由私人資本家擁有和控制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它們基礎上還是工人國家。
托洛茨基在如《工人國家，政治反革命和波拿巴主義》等文章中，解釋了斯大林主義的基本現象：
「從工人階級的角度出發，澄清兩種波拿巴主義——蘇式與法式——的社會基礎差別，才是頭等大事。清洗資產階級革命的原則及政治機構，以達成既得利益的整合，是為法式波拿巴主義。消滅工農革命的國際主義綱領、政治領導及工人民主機構，以實現對既有社會變革成就的保守『梳理』，是為蘇式波拿巴主義。延續熱月政策的拿破崙既敲打復辟勢力，也防範『老粗』與中小有產民主派的不滿；如此這般，他把『革命紅利』歸於有產上層。蘇共當權派保衛十月成就的手法，既擊退皇室有產反革命，也迫害怒火難耐的工農。官僚集團碎了黨內左翼（多數工人進步合理歷史利益的代表）；借助兇猛的工資分化制度，它建立了新貴群體、特權與社會等級符號。時而依靠上層痛毆下層，時而依靠下層收拾上層，斯大林把權力抓在手中。這不是波拿巴制度，還能是什麼？」
「本質上說，波拿巴主義壽命難長：社會金字塔頂端的均衡之球或滾向一方，或滾向另一方。提醒讀者，此處的歷史類比尤其得注意物質極限。誠然，拿破崙一世的倒台影響了階級關係，但法蘭西保留了資產階級特徵。蘇式波拿巴主義的必然覆滅，遠不等於工人國家的倖存。社會主義經濟無法離開工人政權。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取決於何種政治制度將取代既有體制。假如無產者的革命先鋒能再度將城鄉勞動者召喚於本軍旗下，它將是復興蘇維埃的唯一力量。」
在他寫於1940年大作《斯大林評傳》中，托洛茨基概述了蘇聯政權墮落的過程，同時保持了革命所爭取到的經濟基礎：
「當進步的社會成就開始喪失時，反革命開始了。這種進步的社會成就的喪失似乎是沒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終被保持下來了。這樣，儘管官僚機構進行了可怕的歪曲，蘇聯的階級基礎仍然是無產階級的。可是，讓我們記著，這一喪失的過程還沒有終結。歐洲和全世界今後幾十年的前途還未確定。俄國的『熱月政變』無疑已經為資產階級的統治開闢了個新紀元，如果這種統治在全世界還沒有證明為過時的話，無論如何反對平等和建立極其深刻的社會分化的鬥爭，截至目前為止還沒能消滅革命的基本社會主義成果——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以及生產資料和土地的國有化。」
他繼續說道：
「在18世紀的末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具有巨大進步意義的因素。那時，它在歐洲和全世界還有用武之地。可是，在我們這一時代，私有制是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唯一最大障礙。如果資產階級統治制度沒有在全世界各地變得越來越過時，那當下的俄國熱月反革命必然會開啟新一世代的資產階級統治。因此，儘管它帶著恐怖的官僚扭曲，但蘇聯的階級基礎仍然是無產階級的。」
面對二戰後東歐各地興起的政權，中國革命、古巴和被殖民國家革命，或是在許多其他情況下下層軍官奪權並將經濟國有化，格蘭特以托洛茨基的基本論點為基礎，並將其應用於新形勢。例如，在本卷中的《反對國家資本主義理論——對克利夫同志的回應》中，他解釋道：
「任何將波拿巴主義反革命與革命進行比較的人——至少在其上層建築中——都會發現列寧和托洛茨基時代的蘇聯與後來的斯大林政權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同。對於膚淺的觀察者來說，兩種制度之間的差異是根本性的。事實上，就上層建築而言，差異是顯而易見的。拿破崙重新引入了許多與封建主義相似的封號，軍銜和等級；他恢復了羅馬教廷的主導地位；他甚至把自己加冕為皇帝。 然而，儘管有這種反革命，但顯然它與舊封建政權毫無共同之處。這是革命本身引入的新形式財產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形式的財產或財產關係仍然是經濟的基礎」
然而，像托洛茨基一樣，泰德也明確表示我們必須不斷測量工人國家腐化的程度。僅僅要求畸形工人國家維持國有化體制但實現政治改變是不夠的。試問：在每個案例內我們是否必須致力於政治推翻執政政權？或者是否只能通過一系列改革來實現決定性變革，增加群眾自下而上的參與，以及國際革命的擴散？這一切都需要通過具體地檢查每個案例的情況來決定。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學術性的。我們在這些國家內從事革命性工作時，我們的分析會決定我們提出的綱領、口號和訴求，以及我們組織的戰略和戰術。
斯大林主義和蘇聯的階級性質
蘇聯的階級性質是什麼？這場辯論至今已經在自認為托洛茨基追隨者們之間存在了幾十年。市面上已經有眾多理論來解釋斯大林主義的變態。其中，聲稱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工人國家的理論較受歡迎。但格蘭特徹底剖析了這一申論，他在本卷的幾篇文章中概述的結論是：蘇聯確實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但不是資本主義國家。
《泰德．格蘭特選集第一卷》還收錄了格蘭特探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健康和畸形工人國家之間過渡社會的複雜性。這是我們將來會面對的問題，因為勞工階級將不可避免地在個別國家內奪下政權，作為邁向世界革命的第一步。
這本選集還包含了格蘭特關於斯大林主義政權危機，斯大林與南斯拉夫鐵託之間的衝突，1956年匈牙利的政治革命以及其他事件的一些重要論述。書中也包括了格蘭特與羅傑．修佛曼（Roger Silverman）合寫的文章《官僚主義或工人政權？》，該文解釋了斯大林主義與一個健康工人國家之間的不同。
應該強調的是，如同托洛茨基，格蘭特儘管畢生反對斯大林主義的罪行，但他也堅定地，無條件地捍衛俄國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是蘇聯社會的寄生蟲，不斷為一己之私揩油，最終在自己的沉重壓力下崩潰。這引發了連鎖反應，摧毀了革命帶來的所有成果。在柏林牆倒塌後的幾年裡，資本主義財產關係重新建立起來。而這也是泰德在他晚年致力於分析的社會進程[5]。
儘管斯大林主義政權既殘暴由無效率，但蘇聯仍然展現了計劃經濟的潛力。俄國從歐洲最落後的國家變為第一個將人類送到外太空的政權，其醫生和科學家數量超過所有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力量在實踐中顯示出來，在1930年代期間，蘇聯經濟具有天文數字般的成長率，而資本主義世界則在大蕭條時期萎縮。試想，當這樣的計劃經濟由勞工群眾自己直接和民主地，而不是從上而下的官僚控制和管理時，將會有多大的潛力。在資本主義下取得的巨大技術進步的基礎上，從資本主義到無國籍，無階級共產主義世界的轉變將遠遠超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甚至格蘭特生前的想像。而在出生於社會主義世界的後代所可以達到的成就更是潛力無窮。
革命的觀點
為什麼我們今天仍然要學習分析斯大林主義呢？為什麼我們仍然需要斷定蘇聯究竟是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官僚集體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者還是其他社會體制？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崩潰近三十年後，歷史不是已經蓋棺論定了嗎？資本主義，儘管有它的缺點，不是我們所能期望的最佳體制？
自華沙公約各國瓦解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東歐計劃經濟的解體是國際勞工階級受到的歷史性挫敗。看看今天的烏克蘭就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復闢所帶來的「成果」。俄國和東歐的社會主義財產關係遭到推翻意味著普及的教育，醫療保健，住房和就業遭到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失業、犯罪、賣淫、吸毒、平均壽命銳減以及所有在資本主義下才會發生的社會問題。這種逆轉已經並將繼續迷惑全世界數百萬勞工和社運家，傷害他們的士氣。
但它也開啟了其他可能性。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的扼殺性，無能的主導地位不再在革命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旗幟上投下巨大陰影。蘇聯的外交政策不是為了實現世界革命，而是為了捍衛官僚機構的權力和特權，在全世界造成了反革命的效果。曾經稱霸各國的各個共產黨早已大不如前，很多已經完全消失。隨著大眾對社會主義興趣的暴漲，托洛茨基的著作將被世人重新發現，因為人們尋求可以解釋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除了短暫但英勇的巴黎公社）為何可恥滅亡的理論。大多數年輕人沒有直接生活在冷戰下的經驗，越來越多的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理念持開放態度，認真評估這些理念是否可以作為解決他們所面對的集體問題的解決方案，而這些是問題沒有個人解決方案的。隨著社會對托洛茨基主義興趣的增加，讀者們對泰德．格蘭特文章的興趣也在增長。
在世界資本主義陷入僵局之際，未來時期出現新的無產階級波拿巴政權的可能性理論上並未排除。畢竟，歷史充滿了各種曲折。直到勞工階級在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奪取權力之前，許多變種都是可能的。前殖民地世界的群眾不能簡單地等待發達國家的勞工建立起能夠推翻資本主義的領導。就如1960和1970年代一樣，我們可能會看到新的經濟被國有化，但卻被一批官僚由上而下控制的政權的出現，作為試圖解決群眾嚴峻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如何定位這些過程並介入它們，將取決於我們對這些制度的本質是否有深刻的理論認識。儘管如此，在斯大林主義的經歷和蘇聯不再於世界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後，這樣政權出現的機會相當渺茫。無論歷史走向何方，我們都可以藉鑑過去的豐富教訓來闡明我們的道路。
對於革命國際主義者來說，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如何捍衛古巴革命，反對資本主義在當地復辟，以及如何在中國和越南等已經復辟資本主義的國家內建立革命馬克思主義勢力。
因此，本卷所收錄的著作不僅具有歷史意義。理論上的錯誤不可避免地導致實踐中的錯誤。如果我們在犯錯時不公開承認、評估和糾正透視、定位和方法上的錯誤，可能會導致更多實踐上的災難。
要當事後諸葛亮是非常容易的。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精確分析已經發生的事務。泰德．格蘭特能夠解釋這些現象不是通過死背托洛茨基文章或是將個別托洛茨基的引言拼湊成一個新的理論，而是由於他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深刻把握。可以肯定的是，泰德一生也犯過錯誤：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他得以從錯誤中和生活經驗中學習，並不斷追求他一生的目標：活著見到世界社會主義革命。
最後，我想重複一句其他同志們經常表達的看法：我們紀念泰德．格蘭特畢生奉獻的最好方式，就是打造一個群眾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組織，讓他的理念在實踐中存在。在世界各地，數千名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的同志正在朝著這個目標前進。在我們進入川普時代，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時，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在理論上武裝新一代追求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鬥士們。
完筆於2017年9月13日（第二版序言），紐約布魯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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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泰德．格蘭特於1913年7月9日出生於南非傑米斯頓，本名為艾薩克．布蘭克（Issac Blank）。要了解格蘭特生平，請參閱艾倫．伍茲所寫的傳記《不斷革命家》（The Permanent Revolutionary）。英文版全書可免費在此閱讀。可以在此購買。
[2]1998年，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當時仍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Marxist International），於2000年召開世界大會正式更名。
[3]關於這一重要議題，請參閱《泰德．格蘭特選集》第2卷。（序言中譯）
[4]1991年，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發生分裂，格蘭特，艾倫．伍茲、羅布．蘇沃爾等人被以彼得．塔夫（Peter Taaffe）為首的集團官僚性地開除。我們的趨勢因此完全失去美國支部，不得不於1998年從頭開始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