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是一體兩面。正如美國《社會主義革命報》所解釋的那樣，如果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綱領要透過與工人階級的願望和運動聯系起來成為一種群眾力量，就必須與兩者進行鬥爭。 （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19年10月18日，譯者：k2e4z7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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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IMT 的工作範圍不斷擴大，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公眾形像也在穩步上升。隨著大多數其他左翼組織陷入危機，許多組織完全消失，我們在過去20年裡在美國所做的穩定的、基本上沒有引起注意的工作正開始取得成效。我們共同努力工作的回報是高質量的聯系人和成員越來越多地湧入我們的組織。在未來的幾年裡，這種聯系人和成員的增長速度將會更快。

然而，我們的成功也使我們成為改良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更顯著的勁敵。我們的政治對手開始擔憂我們的成功也鼓舞了我們——證明我們正在找到正確的平衡。我們可以預見，他們在現實世界和社交媒體上對我們的明爭暗鬥和誹謗只會越來越嚴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必須分析近來一個惡毒的極端宗派團體「國際社（The Internationalist Group）」最近試圖「打入」和破壞IMT的經驗，並從中學習。值得一提的是，國際社是從惡名昭彰的「斯巴達派」中分裂出來的一個團體。

馬克思主義者歡迎並鼓勵誠實、開放、建設性和同志式的辯論。如果我們不利用三不五時出現的歧見來改善我們對這個或那個問題的理解， 我們就不能運作一個有活力的組織。當出現分歧時，應冷靜地、政治性地討論這些問題，以期加強組織的工作，提高每個人的政治水平。

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和新現像的出現，在共同工作的過程中，歧見不免會出現。同志們也有權改變主意，改變立場。但我們也必須有一種分寸感。沒有必要在某個特定的主張處於防御或固守的姿態。百分之九十九的情況是，在澄清了不同主張之間真正的差異之後，歷史進程本身將闡明所涉及的問題，並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對我們的滲透企圖中提出的分歧既沒有被誠實地提出，也沒有良善的動機。這是最典型的宗派主義行徑。他們對真正的理論澄清或改進IMT的工作沒有興趣，只是訴求混淆視聽，傷害士氣，並「收割」越多我們的成員越好。他們就這個問題編寫的對外公報內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其中大量刪減由我方提出的原文來將IMT描繪成「官僚化」的組織（參見文末的附件）。

然而，由於所有參與這一事件的 IMT同志冷靜、政治和專業的處理方式，宗派主義者的嘗試是完全失敗的。IMT只失去了一名自願充當國際社「干預先鋒」的人 ——此人在所有政治討論結束之前就決定棄船。

最重要的是，經歷了這些討論的同志們提高了他們的政治理解，並且更加堅信IMT是唯一真正代表俄國革命和托洛茨基主義遺產的組織。

IMT通常不會參與宗派組織的活動。然而， 在當今時代，鑒於改良主義在整個勞工運動中的優勢，部分厭惡改良派的人會轉向極左宗派主義，誤入歧途，矯枉過正。雖然有時候一點「矯正」是必要的，但是宗派主義者只會把棍子朝一個方向彎曲，而不會把它彎曲回來。

為了使我們的成員和讀者在遇到極左主義時有政治論據和信心來反駁它，我們相信這一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機會來作出一些政治和組織上的澄清。

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澄清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問題。歸根結底，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形式主義、辯證法還是形式邏輯、科學社會主義還是非科學教條主義的問題。

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性

幾十年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逆流而上，孜孜不倦地捍衛革命綱領、方法、旗幟和傳統。雖然潮流開始逆轉，但我們仍在與改良主義的潮流作鬥爭。

不可否認，人們對社會主義日益增長的興趣正孕育著未來的潛力。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在這個初期階段，各種改良主義傾向必然占主導地位。在沒有大眾工人黨的傳統和階級鬥爭的工會領導人提供一個明確的前進道路下，現況怎麼可能不是如此呢？

我們的任務是找到方法，將我們積累的微小質量轉化為更大的數量。唯一能做到這點的辦法就是從群眾內部的先進階層著手，積極地把思想同群眾的願望聯系起來。

我們在消除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黨、領導人和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困惑和幻想時，也必須把原則性的政治和耐心的態度結合起來。但是，我們不能為了追求數量而在質量上淡化我們的理念，捏造通往成功的捷徑。建設馬克思主義組織的藝術在於如何保持組織的高政治水平，並同時抓住機遇擴大組織。

我們必須認清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性質。而抵御外來思想壓力的最好辦法，就是積極主動地教育同志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基本原理。

擁有確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分寸感和深刻的歷史認識是不可或缺的。IMT比任何其他左派組織都更重視這項工作。我們制作的政治教材的數量和質量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目的是培養能夠獨立思考的同志，從連貫的勞工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角度來分析當代的復雜社會現像。

理論和政治水平低下，甚至對理論的蔑視態度主導著在整個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包括左翼和勞工運動。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對抗這個情勢。在現實世界中， 僅僅背誦一些公式或口號是完全沒有用的。現實不斷地向我們呈現新的組合與合流，這些只有透過辯證才能被真正理解。。

為了避免僵化、機械的思維——美國不幸的知識遺產——我們必須自覺地吸收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和分析方法。托洛茨基對此非常堅持，在他於1938年抵達墨西哥時，他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的領導人提出了以下建議:

「回到美國後，同志你們必須立即開始展開反對馬克斯 · 伊斯曼（Max Eastman）歪曲和批判辯證唯物主義的鬥爭。沒有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了。實用主義，經驗主義，是美國思想最大的詛咒。你必須給年輕的同志注射預防感染的疫苗。」

這就是為什麼IMT美國支部近來出版了一本關於《馬克思主義革命哲學》的新書，並且花了一年的時間推進整個組織的成員共同致力於這本書。

「批評自由」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哲學和政治的世界觀，擁有擁抱變化、矛盾和事務的無常性質。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事務進程的框架，不僅僅是為了學術研究，而是為了更有效地參與階級鬥爭。當應用到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衰落時代下革命黨的建設這一復雜問題時，它通常被稱為布爾什維克主義。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指標是在所有政治問題上維持堅定不移的、有原則的階級獨立，以及無限的戰術靈活性。它的組織方法是在執行民主決定的任務時，以充分的討論自由和團結為基礎。當然，根據不斷變化的事件、需求和機會，優先順序、 視角甚至程序可能需要靈活地更新甚至改變。但是，大致的界限是集體決定的，任何選舉產生的機構作出的任何決定都可以由選舉產生的機構審查、修改或推翻。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組織可以作出民主決定，並及時有效地執行這些決定，而不會陷入關於次要問題的無休止的辯論中去。

然而，也有一些人斷言，任何個人都應該且必須在任何時候就他們想要的任何問題發出書面文件，只要他們自己決定，討論就應該繼續下去。這揭示了在組織民主和集體決策方面徹底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宗派觀。

這與列寧在許多場合所反對的「批評自由」概念驚人地相似，即」只會導致組織癱瘓和士氣低落的那種「自由」，因為該組織受制於那些不把集體最大利益放在心上的個人的反復無常行為。在列寧的構想和實踐中，革命趨勢組織必須於自身內「清洗」這種傾向，當然不是通過斯大林式的迫害和肅清，而是通過誠實和政治性的討論、辯論和澄清。在1905年的一篇題為「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的文章中，列寧提出了如下的觀點:

「黨是自願的聯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它就不可避免地會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後在物質上瓦解。確定黨的觀點和反黨觀點的界限的，是黨綱，是黨的策略決議和黨章，最後是國際社會民主黨，各國的無產階級自願聯盟的全部經驗，無產階級經常把某些不十分徹底的、不完全是純粹馬克思主義的、不十分正確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黨內來，但也經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黨。擁護資產階級「批評自由」的先生們，在我們黨內，也要這樣做。」

馬克思主義方法

事實是具體的，我們的分析和結論必須來自事實。如果我們的觀念與事實不符，那麼就必須調整這些觀念ーー因為我們無法改變事實。歸根結底，從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理論要想有用，就必須與現實聯系起來。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理論可以簡單地被「復制黏貼」到現實中。宗派主義者，他們的「黑白分明」和「一刀切」的思想，只理解這個方程式的一面。

盡管他們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忠實的追隨者中最「正統」的人，但宗派主義者的做法與布爾什維克主義恰恰相反。他們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應用於生活現實的方法，而是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話當作聖旨，像聖經一樣被提及和重復，無論何時何地都適用，無論具體情況如何。

宗派主義者在一個固定範疇、預設圖式和「純度測試」的世界中運作。對於他們來說，階級鬥爭是在干淨的實驗室內發生的，遠離利益和意識相互矛盾的現實和混亂的世界。歸根結底，宗派主義源自於知識怠惰，並也會導致這種懶惰。畢竟，當你只需查找公式並插入答案時，就沒有必要全面地處理復雜的問題。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扭曲成鬧劇，從而把它們變成它們的反面。

正如托洛茨基簡潔地解釋道：

「宗派主義者雖然在每一句話中都對馬克思主義發誓，但它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直接否定，它以經驗為出發點，並始終回歸。宗派主義者不理解完成的方案與生活之間的辯證作用和反應，也就是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群眾鬥爭。宗派主義者的思維方式是理性主義的，形式主義的和啟蒙主義的。在發展的某個階段，理性主義是進步的，批判性地針對盲目信仰和迷信（如十八世紀！）。每次偉大的解放運動都重復著理性主義的進步階段。但是理性主義（抽像的宣傳主義）在針對辯證法的那一刻就變成了反動因素。宗派主義與辯證法是敵對的（不是言語而是行動），因為它背棄了工人階級的實際發展。」

正如他在《唯物辯證法ABC》概述的那樣:

「每個工人都知道不可能造出兩個完全一樣的物體。再把黃銅加工成錐形軸承時，只要不超過一定的限度，誤差是允許的（這叫做公差）。通過觀測公差標准，這些錐形被視為等同的（A等於A）。當超過公差時，量變變成質變，換句話說，這個錐形軸承就成立次品或廢品。

我們的科學思想僅僅是包括技術在內的普遍實踐的一部分。對於概念來說，同樣存在「公差」。這不是由從「A等於A」的公理得出的形式邏輯建立起來的，而是由從萬物皆變的公理得出的辨證邏輯建立起來。『常識』的特點就在於它常常超過了這個辨證的『公差』。」

換句話說，每當我們采取一個特定的立場或提出一個特定的口號，在一定的範圍內是正確的。在這些限制之外，它可能不再是正確的，甚至可能變成它的對立面。從有助於提高階級意識、自信和團結的有益事物，到可能成為實現這些目標的障礙。

這也適用於政治觀點的闡述。觀點是確定我們工作方向不可或缺的指南。但是，我們不能把它們當作一個永遠都是正確的鐵板一塊的預言。如果客觀條件變化超過一定的限度，就超越了「辯證的公差」 ，必須更新或改寫這些觀點。正如托洛茨基在《保衛馬克思主義》一書中指出的:

「每個歷史診斷都是有條件的，診斷愈具體，則依賴於條件者愈多。診斷並非開支票，可於某年某月某日兌現。診斷僅僅指出事變發展的一定趨勢而已。但還有他種力量和傾向與此趨勢同起作用，到某一時候開始占據支配地位。那些要求准確預言具體事變的人，請求教於占星家罷。馬克思主義的診斷只能幫助確定方向。」

正如他在相同工作的其他地方解釋的那樣：

「辯證法並不是一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魔術式的萬能鑰匙。它不能代替具體的科學的分析。但它卻引導這一分析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保障它不致毫無結果地流浪於主觀主義與煩瑣哲學的荒漠中。」

引文的使用

馬克思主義方法的另一個重要層面是引文的使用方法。摘錄經典著作和演講有助於說明過去和現在類似情況下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處。馬克思主義者的目標是用連貫、令人信服和深思熟慮的論點來說服那些不同意我們觀點的人。以這種方式使用、引用過去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話是非常有用的。

然而，宗派人士似乎認為，僅僅引用一個受人尊敬的出處就足以「打贏」並結束爭論。他們用語錄來鞭策自己的成員，這只會強化這些團體的邪教行徑。

此外，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一直是在語境中充分引用政治對手的話，而不是從斷章取義求得「確鑿的證據」。這種手段與誠實的政治辯論毫無共同之處。托洛茨基稱這種手法為「偽造合金」。

通過斷章取義——通常只是引用一些只字片語——並將它們與斷言、假設、混淆和徹頭徹尾的捏造結合在一起，空穴來風的「鐵證」可以很容易地拼湊起來。這種方法被斯大林主義者所完善，也被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敵人所使用ーー但它與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毫無關系。

我們在建構什麼，我們處於哪個階段？

IMT致力於建立一個能夠引導世界勞工階級走向政治和經濟權力的群眾革命政黨。一旦我們的綱領與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們聯系起來，並有意識地加以實施，整個地球將發生改變。當然，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建黨的藝術，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綱領轉化為能夠真正改變社會的群眾力量。這不是一個直線線性過程。雖然一個在未來成功的群眾組織的基因可能包含在一個政治上和組織上健康的小團體中，但革命黨不只是從一小群由小眾成長到中型再到大型的組織。

IMT稱自己是一種趨勢而不是一個政黨，正是因為在這個階段，我們只是在勞工、青年、社會主義派和其他運動中的一種國際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趨勢。我們在每個國家的目標都是成為一個政黨，並最終成為一個群眾政黨，但這樣的政黨不能簡單地宣布成立。我們具有謙卑和革命性的樂觀精神，明白我們只是一個胚胎，但在某些條件下——而這些條件正在迅速成熟——我們可以迅速成長，成為階級鬥爭中的決定性因素。

正如托洛茨基在談到新興的第四國際時寫道:

“是的，它的隊伍人數不多，因為它還很年輕。到現在為止，它們還主要是干部。但是這些干部是未來的保證。除了這些干部以外，在這個星球上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實的革命潮流。如果說我們的國際人數還不多，它在理論、綱領、傳統以及對它的干部的無可比擬的鍛煉方面是很強的。誰要是在今天還看不見這一點，讓他站到一旁去。明天，情況就會更明顯。”

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工人黨一旦成立，就必須具有組織上的獨立性。然而，一小撮馬克思主義者為未來的大眾共產黨奠基的工作與大眾共產黨從事的人物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是在茫茫人海內贏得「一兩人」，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布爾什維克組織方法訓練他們。在某個階段，我們會一口氣迎來5、10位新同志，最終一次贏得100和1000人。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狂妄自大地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或者假裝以自己已經得到勞工階級大眾擁護的姿態來面對其他的政黨、組織和運動。另一方面，各種惡毒的「托洛茨基主義」派別已經相信自己是無產階級和領導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政黨。這種與現實的完全脫節嚴重扭曲了他們對工人階級和其他左派陣營的態度。

然而，托洛茨基對於趨勢和政黨的區別又有一些重要的見解。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敦促他在共產主義聯盟中的法國支持者們「轉向」法國社會黨(SFIO) ，與加入該黨的迅速激進的年輕人建立聯系。其目的是通過加入SFIO和贏得最佳人才到革命理念，將托派從數量微弱的勢力轉化為更大的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正是這個法國社會黨背叛了世界工人階級。但這不再是1914年的法國社會黨，而是1930年代，由於歷史的變幻莫測，群眾內最先進的階層正在轉向 SFIO。當托洛茨基本人被指責違背了工人階級政黨必須獨立的「原則」時，他在1934年的一篇題為《面對轉折的法國共產聯盟》（The League Faced with a Turn）的文章中以一種FAQ的方式回答道：

「18: 但是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是獨立的。確實如此。但法國共產聯盟還不是一個政黨。它是一個胚胎，胚胎發育需要被呵護和營養才能夠發展。」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種分寸感。我們正處於萌芽階段，當IMT著眼於任何領域的工作，例如，伯尼 · 桑德斯周圍的運動時，當然不會妥協我們的革命綱領或鼓勵工人政黨服從於資產階級的政黨。我們目前的目標是與我們的綱領和觀點的與任何運動內最激進的階層建立聯系並贏得他們的支持——無論他們在哪裡。正如我們已經在幾十篇文章中解釋過的那樣，我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從未跨越過階級鴻溝。如果我們像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u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那樣做的話，我們可以暫時贏得更多的支持。但是這種機會主義意味著IMT作為未來革命胚胎的死亡——正如 CWI和其他組織後來發現的那樣。

因此，雖然我們的總目標是為「革命黨」的出現奠定基礎，但我們知道，我們仍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還有許多發展階段尚未到來。盡管如此，我們代表了一個未來政黨的雛形。我們的綱領雖然還沒有與群眾聯系起來，但是它是我們在工人階級中扎下更深的根，並且在未來實現重大的數量增長的質量性指南。

綱領的重要性和用途

托洛茨基解釋道:

「綱領的意義就是黨的意義。黨是階級的先鋒隊，它是經過精挑細選、由（階級中）最有覺悟、最先進、最樂於奉獻的那部分人組成的，黨可以發揮重大的、歷史性的政治作用，這與其人數並沒有直接關系…（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能領導遍及全國的蘇維埃，是因為它有正確的政策，以及它的凝聚力…黨是靠什麼凝聚起來的呢？黨是靠對各種事件、各種任務的共識凝聚起來的，而這種共識——就是黨的綱領。

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者和知識分子怕得不敢贊成。他們反對這種做法，而希望能有道義上的、精神上的綱領。但對我們來說，這個綱領是共同經驗的結果。（我們）不把它強加給任何人，因為任何加入黨的人，都是自願加入的…綱領表達了這種必然性，我們學會理解之後，由於這種必然性對階級的全體成員來說都是一樣的，我們就能對任務達成共識，對這種必然性的理解，就是綱領。」

而在資本主義面臨終結危機的時代，綱領所采取的形式是過渡性的。下面是托洛茨基如何解釋他的過渡綱領：

「第四國際的中心任務在於使無產階級擺脫舊的領導，它的保守主義是同正在瓦解的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崩潰完全矛盾的，它是歷史進展的主要障礙。第四國際對無產階級的傳統組織提出的主要指責是它們不願意同資產階級的半政治僵屍脫離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有計劃地向舊領導提出的要求「與資產階級決裂，奪取政權！」成了揭發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和阿姆斯特丹國際各政黨和組織的背叛性的極為重要的武器。

我們要求所有依靠工農和代表他們說話的政黨和組織在政治上與資產階級決裂，並且走上為工農政府而鬥爭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答應充分支持他們反對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同時，圍繞著我們認為應該形成「工農政府」綱領的那些過渡要求，我們進行不倦的鼓動。

傳統的工人組織可能建立這樣一個政府嗎？如已經說過的那樣，過去的經驗說明，至少這也是非常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不能事先就斷然否認這樣一個理論上的可能性：在非常特別的環境的影響下（如戰爭、戰敗、財政崩潰、群眾性的革命壓力等等），包括斯大林主義者在內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在與資產階級決裂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比他們希望的更遠。

不可能事先預見對群眾革命動員的具體階段。第四國際各支部應該在每一個新階段有批判地確定自已的方向，提出口號來幫助工人爭取獨立政治，加深這種政治的階級性質，消滅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幻想，加強先鋒隊與群眾的聯系，並且准備進行革命來奪取政權。」

自托洛茨基撰寫了這些文字以來，當然有很多事情都早已改變，例如，小農戶的數量權重，但基本方法保持不變。民主黨是資產階級政黨，不是工人黨，我們從來沒有否定過，而且這也是事實。然而，幾十年來，由於別無選擇，許多工人對民主黨抱有幻想。 這是一個事實，不管我們喜歡與否。在這個世界革命姍姍來遲的時代，當我們面對「獨立的」伯尼 · 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雅各賓》(Jacobin)雜志編輯委員會等改良派社會主義者時，我們也要將他們也列入托洛茨基所提到的我們必須「揭穿的惡徒「的名單，並通過系統地向這些群眾的「舊領導們」發出「與資產階級決裂，奪取權力」的要求」，來揭穿他們不會也不可能照辦的事實。

正如我們在數十份文件和文章中所解釋的那樣，桑德斯發現自己站在一場大眾左傾運動的前沿，這場運動以一種混亂的方式，通過一個「傳統」政黨尋求阻力最小的道路。由於許多工人投票支持的「傳統」政黨是一個資本家政黨，這使得情況變得更加復雜。它通過迎合工人和被壓迫者來獲得選舉支持。它之所以能夠逃脫懲罰，是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大規模的工人階級政黨。

然而，民主黨不能將其工人階級選民基礎的支持圈與其對資產階級利益的根本捍衛劃清界限。 這就是為什麼如果兩黨制脫離了統治階級的手，這些進程有可能撕毀它。共和黨陣營同樣也在進行著一個類似的混亂演變，他們必須同樣吸引工人階級，以提高他們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

在這樣一個混亂的局面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能夠利用日益高漲的政治化？我們不能脫離實際支持任何資產階級政黨和政治家，必須同群眾的情緒聯系起來，幫助群眾從先進的層面開始得出充分的革命性的結論。

這需要提出積極的要求ーー即解釋我們支持什麼ーー而不僅僅是譴責我們反對什麼。大多數人最好的學習方式是親身體驗，而不是講課。當我們完全合理的要求被勞工領袖和改良派忽視或拒絕時，工人們就會開始得出結論，認為改良派真正代表的是誰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以一種友好、耐心的態度對待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社（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的普通成員和那些對桑德斯這樣的人抱有誠實幻想的人，因為他們還沒有 看到其他選擇。

正如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所解釋的:

「有必要幫助群眾在日常鬥爭過程中找到溝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綱領之間的橋梁。這座橋梁應該包括一整套過渡要求，這種要求是從今天的條件和工人階級廣大階層今天的覺悟情況產生的，它無可改變地導向一個最後結果：無產階級取得政權。」

雖然他們每字每句都效忠於托洛茨基的《過渡綱領》 ，但宗派主義者的方法沒有任何過渡性。這些小組不需要從今天意識到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他們認為宣布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就足夠了。他們沒有技巧或興趣與左翼人士聯系。他們所有的理論和批評都存在於真空中。

例如，美國 IMT 要求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黨」，宗派主義者則反對這種說法，因為他們認為這樣一個政黨在本質上是改良主義的，因此不會是「純潔的」革命黨。

當然，這樣一個政黨一旦成立，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成為改良派。在歷史上，什麼時候一個擁有社會主義方案和布爾什維克方法的大眾工人黨憑空出現？甚至布爾什維克在作為一個獨立黨派出現之前，也與孟什維克在同一個黨內工作了十多年。正如列寧在談到革命時所解釋的那樣:「凡是期待一場『純潔的』社會革命的人，都不會活著看到它。這種人口頭上支持革命，卻不懂革命是什麼。」同樣的基本原則也適用於更廣泛的社會主義運動和處於萌芽階段的群眾工人黨。

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正如他在給弗洛倫斯 · 凱利（Florence Kelley）的一封信中概述的那樣：

「使運動擴大，和諧地向前進，扎下根子並盡可能地包括整個美國無產階級，要比使它從一開始就按照理論上完全正確的路線出發和前進重要得多。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從痛苦的經驗中學習。而對於整整一個大的階級來說，特別是對於像美國人這樣一個如此重視實踐而輕視理論的民族來說，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階級作為階級來行動；一旦做到了這一步，他們就會很快找到正確的方向，而一切進行阻撓的人，不論是亨·喬治還是鮑德利，都將同他們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拋棄。因此，我也認為「勞動騎士」是運動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不應當從外面嘲諷它，而要從內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認為，那裡的許多德國人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們面臨一個不是由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強大而出色的運動時，竟企圖把他們那一套從外國輸入的、常常是沒有弄懂的理論變成一種唯一能救世的教條，並且和任何不接受這種教條的運動保持一個遙遠的距離。

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那種發展過程的闡明。希望美國人一開始行動就完全了解在比較老的工業國裡制定出來的理論，那是希望實現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德國人像我們在1845—1848年那樣懂得理論的話，那末他們就應當根據自己的理論去行動，他們應當參加工人階級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運動，實事求是地考慮運動的實際出發點，並通過下列辦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論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個錯誤、遭到的每一次失敗都是原來綱領中的各種錯誤的理論觀點的必然結果。用《共產黨宣言》裡的話來說，就是他們應當在當前的運動中代表運動的未來。

可是，首先要讓運動有鞏固自己的時間，不要硬把別人在開始時還不能正確了解、但很快就會學會的一些東西灌輸給別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亂現像變本加厲。一兩百萬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擁護真正的工人政黨，在目前來說，要比十萬人投票擁護一個在理論上十全十美的綱領更有價值得多。」

當美國工人階級與民主黨和共和黨作出決定性的決裂，工會投入大量資源和數百萬成員建立一個階級獨立的政黨時，這將標志著美國政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最初的主導力量是尋求拯救資本主義的改良派。這將意味著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主要支柱已經嚴重失衡，群眾已經變得激進到美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程度。我們不能預先准確地預測這個過程將以何種形式、節奏或順序展開，但我們可以肯定，它將為馬克思主義者帶來巨大的可能性。

在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試圖向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人灌輸他的方法ー ー在牢記大的戰略和原則的同時，抓住每一個戰術機會，不管機會多小，來建立這個組織。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領導人之一，麥克斯·沙赫特曼（Max Schactman），最終分裂為右派，無法掌握辯證法，寧願依靠老式的實用主義。以下1938年關於工黨問題的交流完美地說明了沙赫特曼和被誤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教派的機械方法：

沙赫特曼：隨著戰爭的爆發日益迫近，勞工黨會成為一個陷阱。我還是不明白，勞工黨跟純議會性的改良主義政黨有什麼區別。

托洛茨基：你這個問題提得太抽像了；它當然可能蛻變成一個改良主義政黨，並把我們趕出去。但我們必須參加這個運動。我們必須對斯大林派、洛夫斯通派之流說：「我們要求成立的是一個革命黨，而你們所做的一切卻都要把它變成改良主義政黨。」但我們要一直表明自己的綱領。我們要提出自己的關於過渡要求的綱領。至於戰爭和拉德洛修正案，我們明天再討論，到時我再給你們看看，在那種情況下，如何使用我們的過渡綱領。

我們能否成功地贏得未來全體工人黨的支持，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計劃？這是無法預測的。但是即使我們不這樣做，我們也會有一個大規模的活動領域去工作，並且可以贏得勝利，不僅僅是一個和兩個，而是十個和二十個新同志。我們能否贏得多數並不是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將比現在擁有更多的支持者。這就是建黨的藝術。但像「國際社」這樣的小團體是無法理解這點的。

宗派主義者通過「正面」或「負面」的僵化二元論來看待世界，他們盲目崇拜孤立的事實，把它們從整個社會過程中分離出來。他們預測，未來的大眾工人黨將由改良派主導——這是一個很容易做出的預測——因此他們決定，甚至在改良派出現之前，就應該在它旁邊放一個「減號」。畢竟，「改良派 = 不好「!

千百萬工人和年輕人將不可避免地通過建立這樣一個政黨的過程參與政治活動，他們中的成千上萬人將完全敞開心扉，加入類似IMT這樣的一種趨勢， 來對抗改良派並擁護革命綱領。事實上，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為未來的鬥爭做准備。

我們顯然不贊成一個改良派的工黨; 正如托洛茨基所說，我們提倡這樣做是「荒謬的」。但是，這樣一個政黨能否將工人階級納入改良的渠道，最終將取決於馬克思主義者的參與。從目前英國工黨(Labour Party)的情況可以看出， 這將是一場活生生力量之間的鬥爭，而不是事先就預先確定好的東西。

宗派主義者把我們要求建立一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政黨等同於支持改良主義。這就是這些人粗野的政治水平，實際上是將群眾拱手讓給了改良主義者。相反，他們滿足於抽像的「正確」，自鳴得意地大喊其他人是「假社會主義者! 」。從旁觀者，通過這樣的方法，沒有人的政治理解能提高一丁點。

反對宗派的極左主義

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它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運動中工作時所面臨的兩大主要壓力。機會主義是通過階級合作尋找捷徑，而宗派極左主義則是害怕被混亂的現實所玷污，導致遠離現實世界。隨著改良主義的興起，不可避免地有些人會退縮，轉向宗派主義ーー想像自己是偉大的「列寧主義者」。

雖然機會主義的壓力往往具有群眾性質(例如，我們必須抵制群眾黨、組織和媒體的「兩害相權取其輕」論點) ，但宗派主義同樣有害，即使相對而言，來自該方向的壓力通常很小。但外來的階級壓力必須被抵制，不管他們來自政治光譜的哪一邊。

列寧和托洛茨基，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宗派主義的極左主義和機會主義作了廣泛的論述。 托洛茨基曾經指出，宗派主義者是害怕自己機會主義的機會主義者。 要成為一個「強硬派」，「不屈不撓」，拒絕與任何「不純淨的東西」有任何關系，這要比與現實世界中的復雜現像相處要容易得多。列寧稱極左主義是「幼稚病」，是不成熟和自命不凡的結果，這並非沒有道理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宗派主義、中派主義和第四國際》中將宗派主義描述如下:

「宗派主義者把社會生活看作是一所偉大的學校，而他自己則是那裡的老師。在他看來，工人階級應該把其他次要的事情放在一邊，在他的講台上站成一個堅實的隊伍集合起來。然後任務就就會自動解決了。」

正如他在《過渡綱領》中解釋的那樣:

「但是在我們自己隊伍裡也有宗派主義傾向，並且對於各支部的工作產生了極有危害的影響。此後哪怕是一天也不可能再同他們有任何妥協。奉行正確的工會政策是參加第四國際的基本條件。不去尋求和找到接近群眾的道路的人不是戰士而是對於黨的沉重負擔。制訂綱領不是為了編輯部或者討論俱樂部的領袖們，而是為了千百萬人的革命行動。從第四國際的隊伍中清除宗派主義和不可救藥的宗派主義分子是革命獲得成功的先決條件。 」

同樣值得議題的還有托洛茨基關於圍繞西班牙大革命的辯論的啟發性文章《一般的極左主義和特別的不可治愈的極左主義(一些理論上的考慮)》:

「馬克思主義思想是具體的，也就是說，它不僅從它們相互關系的角度，而且從它們發展的角度，來看待任何一個問題中的一切決定性因素或重要因素。它從不從總體角度解決瞬時情況，但借助總體角度，可以分析瞬時情況的所有特殊情況。 在這種具體的分析中，政治有其出發點。 機會主義思想和宗派思想具有共同的特征：他們從復雜的環境中抽 取出一兩個因素，並強制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當然有時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這將他們與復雜的現實隔離開來，並賦予他們無限制的權力。

這樣，在世界大戰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改良主義利用了當時非常重要但暫時的因素，例如資本主義的強大發展，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民主的穩定。 今天，宗派主義利用了這些最重要的因素和趨勢：資本主義的衰落，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民主制度的分解等。但是，像上一時期的改良主義一樣，宗派主義將歷史趨勢轉變為萬能的絕對因素 。 「極左派」在真正應該開始的地方結束了他們的分析。 他們將現成的綱領與現實對立起來。 但是，由於群眾生活在現實的領域中，宗派的綱要對工人的心態沒有絲毫影響。 從其實質上講，宗派主義注定要不育……

只有在這種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經驗密切相關的實踐活動的基礎上，工會領導人才能揭露資本主義分解的普遍趨勢，並教育工人進行革命… ..。

然而，由我們時代的基本社會因素所決定的[西班牙]大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從革命發展的一開始就沒有得到現成的和完全保障的權利。不，從1931年4月開始，這部偉大的西班牙大戲已經具 備了「共和」和「民主」革命的特征。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資產階級能夠在事件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盡管列寧主義的另一種選擇——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歸根結底——保留了它的全部價值。 左派中間派和宗派主義者越是將這種選擇轉化為一種超歷史的法則，他們就越不可能把群眾從資產階級的掌控中解脫出來。更糟糕的是，他們只是加強了這種控制。POUM 為這次經歷付出了高昂的代價ーー而且，不幸的是，他們沒有從中吸取必要的教訓。

如果左派中間派躲在列寧身後，以便將革命禁錮在資產階級民主的原始框架內，那麼極左主義者就是從同樣的列寧主義選擇中汲取了忽視和「抵制」革命真正發展的權利。

我在回答一位美國同志時說，「內格林政府和佛朗哥政府之間的區別，」，「就是腐朽的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區別。」我們的政治方向就是從這個基本的考慮開始的。什麼！極左主義者驚呼， 你想把我們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和法西斯主義之間？但這純粹是機會主義！西班牙革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間的鬥爭。資產階級民主沒有提供絲毫的解決辦法… … 諸如此類。

另一種選擇—- 社會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 僅僅意味著，僅此而已，西班牙革命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獲得勝利。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的勝利已經提前得到保證。問題仍然存在，這就是整個政治任務，把這個混合的、混亂的、半盲目的和半死不活的革命變成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有必要說什麼是，而且有必要知道如何使用「什麼是」作為出發點。領導的政黨，甚至那些談論社會主義的政黨，包括工人運動黨，都在竭盡全力阻止這場半途而廢、被毀容的革命轉變成 一場有意識的、完整的革命。

在革命熱潮時期，工人階級受其本能的驅使，成功地在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建立了重要的裡 程碑。但這些都是被主要政黨掃除的裡程碑。滿足於一些社會學的概括，跳過這個矛盾的現實 並不困難。但是，這並沒有一絲一毫地推進事態的發展。克服行動中的物質困難是必要的，即采取適合現實的策略。

左派中間派和無可救藥的極左主義者經常引用克倫斯基-科尼洛夫衝突中布爾什維克政策的例子，但對此一無所知。POUM 說: 「但是布爾什維克與克倫斯基並肩作戰。」極左主義者回答說: 「但布爾什維克即使在科爾尼洛夫的威脅下也拒絕給予克倫斯基信任。。」兩者都是正確的… 一半; 也就是說，兩者都是完全錯誤的。

布爾什維克並沒有在克倫斯基陣營和科尼洛夫陣營之間保持中立。他們在第一個陣營與第二個陣營作戰。只要他們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官方的命令，他們就接受這個命令。正是在八月份，隨科尼洛夫起義，布爾什維克開始了驚人的崛起。 只有借助雙重邊緣的布爾什維克政策，這種崛起才有可能實現。布爾什維克在參加反對科尼洛夫鬥爭的前線時，對克倫斯基的政策沒有絲毫責任。相 反，他們譴責他對反動進攻負有責任，認為他沒有能力戰勝反動進攻。他們以這種方式為十月 革命的政治前提做好了准備，在十月革命中，另一種布爾什維主義或反革命(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從一種歷史趨勢演變成一種活生生的直接現實。

我們必須把這一課教給年輕人。我們必須向他們灌輸馬克思主義方法。但是，對於那些已經過了幾十歲學齡的人，並且始終堅持與我們對立的人ーー不論是對我們還是對現實ーー同樣的方案 (順便說一句，他們已經從我們這裡拿走了) ，有必要公開承認他們是不治之症，必須與正在制定革命政策的工作人員保持幾英尺的距離。」

宗派主義者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該「說什麼是什麼」這裡是ABC之類的。但是正如我們常說的，字母表中還有其他一些字母。但正如托洛茨基在上述摘錄中解釋的那樣:

「不僅有必要說什麼是什麼，而且有必要知道如何使用「什麼是什麼」作為出發點… … 滿足於一些社會學的概括，跳過這個矛盾的現實一點也不難。但是，這並沒有一絲一毫地推進事態的發展。在行動中克服物質困難是必要的，也就是說，要采取適合現實的策略。」

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

在方便的時候，宗派主義者喜歡引用列寧、托洛茨基和詹姆斯 · 坎農的詩句， 仿佛他們的著作就是詹姆斯王欽定的《聖經》。但是當它不方便的時候，他們會幸災樂禍地忽略或者追溯性地重新處理他們不同意的部分。無產階級的軍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簡稱PMP）問題，是托洛茨基在二戰前制定的政策，是他們拒絕的一個主要例子，因為他們從來不理解托洛茨基或列寧的方法。相反，他們回到了過去的庫存定位和公式。特別是，他們機械地提到列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革命失敗主義」政策，即沒有考慮到變化了的情況，也沒有考慮到群眾意識的變化。

如何處理二戰和大規模征兵是馬克思主義者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必須面對的一個關鍵問題。PMP是在特定的情況和時間發展起來的，它基於對工人階級如何看待反希特勒戰爭的辯證理解，同時也解釋了革命者在羅斯福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面前的孤立和軟弱。不用說，我們今天不一定會在任何情況下采取完全相同的政策。正是托洛茨基使用的方法引起了我們的興趣ーー這種方法完全不利於「托洛茨基主義」教派。

在歐洲戰火紛飛的情況下，美帝國主義顯然准備代表同盟國進入歐洲，統治階級正在煽動民族沙文主義愛國主義，為民眾做好准備，並動員空前的士兵和工業進行生產，同時實行緊縮政策。雖然戰爭的目的顯然是帝國主義的，但數百萬工人本能地認識到法西斯主義是對他們階級的致命威脅。數百萬人願意甚至渴望「為自由而戰」 ，盡管戰爭充滿艱辛和危險，這不僅式從憤世嫉俗、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角度看，而且式從工人階級的角度來看。

馬克思主義者不會也不可能對戰爭采取感情用事或和平主義的態度，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延續。不用說，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但是我們有這樣的口號也是有原因的，「除了階級戰爭，拒絕其他戰爭! 」托洛茨基建立的紅軍使用步槍和大炮，像一支資產階級軍隊那樣。它的士兵遵守紀律，也像資產階級軍隊的士兵一樣遭受死亡和肢解。但是它的階級基礎是根本不同的，這就是它進步的原因。

它代表了歷史上唯一的進步階級，工人階級，他們領導貧農和被壓迫的民族同資本家、地主和帝國主義進行革命戰爭。托洛茨基被蘇聯驅逐時，歐洲各國都拒絕給予他基本的資產階級民主庇護權，這是有原因的，因為他是無產階級「新型模範軍隊」的設計師——這是一項不可饒恕的罪行！

統治階級受益於一個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手無寸鐵的工人階級。這使得它的「武裝隊伍」更容易征服群眾。武裝群眾的觀念使資產階級感到恐懼。 歷史一再表明，他們寧願與帝國主義對手達成協議，也不願武裝工人(例如巴黎公社)。解除工人和貧農的武裝是資產階級秩序力量重新控制戰後意大利或法國等武裝游擊隊解放的地區時的首要任務，這並非偶然。

但是由於法西斯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帶來的巨大威脅，美國統治階級被迫武裝和訓練數百萬工人和小農。但他們希望按照自己的條件和利益來做。

除了這種情況之外，還有革命領導層的軟弱。也就是說，在美國加入戰爭之前，馬克思主義者沒有能力用革命工人政府取代羅斯福政府。盡管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但美國還是要參戰。面對這樣的現實，在群眾反法西斯熱情高漲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最好地聯系工人群眾呢？ 怎樣才能最好地削弱資本家對他們賴以實現帝國主義目標的士兵的控制呢？ 如何做到這一點，同時又為幾乎不可避免的戰後革命浪潮做准備，為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可能轉變為階級間的戰爭做准備呢？

正如托洛茨基在1940年7月9日寫給 SWP 領導人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的一封信中所解釋的:

「我們必須明白，這場戰爭並沒有使我們過渡綱領的重要性喪失或減少。恰恰相反。過渡綱領是連接當前形勢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橋梁。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方式的延續。戰爭的特點是加速了其發展。這標志著我們的過渡時期的革命口號將隨著戰爭的每一個新的月份而變得越來越實際、有效和重要。我們當然只能使它們具體化，並使它們適應各種條件。 ”

我們絕對贊成義務兵軍訓，同樣贊成征兵。征兵？是的。被資產階級國家？沒有。我們不能像其他任何人一樣，把這項工作委托給剝削者。在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中，必須把這兩個問題區分得很清楚。也就是說，不是反對工人成為一個好兵，不是反對建立一支以紀律、科學、強壯的身體等為基礎的軍隊，包括征兵，而是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剝削階級的利益而濫用軍隊。你在第四段中說: 「征兵制度一旦成為法律，我們就不再同其作鬥爭，而是繼續在工人的控制下進行軍事訓練的鬥爭，等等。」我認為應該說: 「征兵制度一旦成為法律，我們會集中力量進行軍事訓練，但不會停止我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鬥爭，」等等。

我們不能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義務軍事訓練，正如我們不能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義務教育一 樣。在我們看來，軍事訓練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同資產階級國家作鬥爭，反對它在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的弊端。

當然，我們不僅必須反對戰爭「直到最後一刻」，而且必須在戰爭開始時反對戰爭本身。但是，我們必須賦予我們的反戰鬥爭以充分的革命意識，反對和無情地譴責和平主義。我們反對戰爭 的最簡單和最偉大的思想是: 我們反對戰爭，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推翻資本家，我們就會有戰爭。 」

1940年9月，托洛茨基遇刺僅一個月後，SWP通過了一項「無產階級軍事政策決議」，在報告中，他們總結了PMP:：

「在大規模軍事化的條件下，革命工人不能逃避軍事剝削，正如不能逃避工廠的剝削一樣。他並不是通過逃避兵役來尋求戰爭問題的個人解決辦法。那只不過是逃避階級責任。無產階級革命家是隨大流的。當他們階級同僚成為士兵的時候，他就成為了一名士兵，當他們上戰場的時候，他就上戰場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力爭成為工人士兵中技術最好的一個，並在行動中表現出他最關心的是同志們的福利和保護。只有這樣，無產階級革命家才能像在工廠裡一樣，贏得戰友們的信任，成為他們中間有影響力的領導者。

現代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面戰爭，以及這種戰爭的准備工作，都需要強制性的軍事訓練，這種訓練不亞於挪用巨額資金和使工業從屬於軍備的制造。只要大眾接受戰爭的准備工作，就像美國的情況一樣，僅僅負面地鼓動反對軍事預算和征兵本身並不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此外，在國會已經撥款數十億用於軍備，並且肯定會在沒有嚴重反對的情況下通過征兵法案之後，這種反對征兵的負面煽動有些遲緩，很容易淪為口無遮攔的和平主義。托馬斯派社會主義者（Thomasite Socialists）、 Lovestoneites 等組織的情況就是如此，這些組織隸屬於自稱為「不讓美國參加戰爭委員會」的荒謬組合——這是「民主」帝國主義者的一個邪惡和背信棄義的工具。

他們的和平主義的虛偽表現在他們同時宣布支持英國的勝利。同樣危險的是斯大林主義者的純粹和平主義煽動，他們今天代表斯大林根據希特勒-斯大林協定制定的外交政策行事; 如果斯大林認為有必要更換合作伙伴，明天當斯大林下令時肯定會被拋棄同希特勒的協定。美國共產黨布勞德的和平主義與社會黨托馬斯的和平主義根源不同，但在對工人階級利益的背叛上卻是一致的。在一個已經全副武裝的現代帝國主義統治下，一場抽像的反對軍國主義的鬥爭充其量只是堂吉訶德式的愚蠢。

革命的策略只能是把這種軍國主義當作現實，用無產階級的階級綱領反對帝國主義的綱領。我們反對在沒有適當訓練和裝備的情況下就把工人士兵送上戰場。我們反對資產階級官員對工人士兵的軍事指導，他們不顧工人士兵的待遇、保護和生命。我們要求聯邦政府撥款，用於在工會的控制下對工人和工作人員進行軍事訓練。你們要軍事撥款？可以ーー但只能用於工人訓練營的建立和設備！你們要對工人們進行強制性的軍事訓練？可以，但只能在工會的控制之下！

這些就是美帝國主義現階段為不久的將來的戰爭做准備的必要的具體口號。它們構成了補充該黨總體政治過渡方案的軍事過渡方案。

美帝國主義在物質上和意識形態上為戰爭做准備，而不必等待事先決定實際敵對行動開始的日期或確切的攻擊點。同樣，工人的先鋒隊必須為戰爭做好准備，而不能依賴對這些次要問題的猜測性答案。為備戰而使國家軍事化正在我們眼前發生。我們對未來的所有工作和計劃都必須以這一現實為基礎。」

換句話說，當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提供工人階級的替代方案，而統治階級把它的替代方案強加給我們時，我們仍然必須找到在工人中提出革命思想的方法。同樣，我們決不贊成資產階級民主。但是，如果我們還不能用工人民主取而代之，像許多無政府主義者那樣「出於原則」放棄資產階級選舉，這就會使我們與那些被這種選舉政治化的人隔絕開來。我們沒有在這些機構、政黨或政客中煽動任何幻想，而是利用這些機會提出革命性的想法，播下種子，一旦人們的幻想得到破滅，這就會結出果實。

斯巴達克斯派和「國際社」等充滿敵意的教派追溯性地拒絕了PMP。他們用他們典型的機械式的手法，指責托洛茨基和坎農為改良主義和社會愛國義，並斷言PMP 是「反列寧主義的」。他們甚至引用沙赫特曼對坎農的的話來反對坎農:

「PMP 是一次錯誤的嘗試，它試圖將美國工人階級反法西斯的願望轉變為推翻「自己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觀點。PMP的核心是要求工會控制國家實行的義務軍事訓練。

社會工人黨領袖詹姆斯 · 坎農為該政策辯護，主要針對最近脫離社會工人黨並創立工人黨的馬克斯 · 沙奇特曼的批評。從本質上講，PMP包含了改良主義的主旨，它暗示工人階級有可能控制資產階級軍隊。這種邏輯導致了工人控制國家的改良主義觀念ーー這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對立的，即無產階級必須粉碎資產階級國家權力機關，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非常清楚，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可能被改造或改良到它自行消失。國家是階級暴力的組織性表現。我們之所以把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列為我們所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集第一卷內，並強調它是所有新成員必讀的文本，是有原因的。但在簡單的宗派世界觀中，所需要的只是指出「無產階級必須粉碎資產階級國家權力機構，以便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好像這是一個重大的啟示或故事的結局。他們只遺漏了一個小細節: 我們如何把正確的想法變成大眾現實？ 他們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 即使是最正確的想法或計劃，除非與大眾相聯系，否則也是無用的。

讓我們不要忘記沙赫特曼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辯證唯物主義 、持「要麼接受，要麼放棄」的不可知論態度。他堅持實用主義而不是辯證法作為行動的指南，最終向右傾斜，甚至支持美帝國主義入侵古巴豬玀灣。雖然這些宗派明顯地摒棄了沙赫特曼後來采取的公開的反動立場，但事實是他們使用了同樣的反辯證的、「實用的」方法。

在托洛茨基死後，坎農在許多重要問題上完全迷失了方向，他在第四國際艦隊的衰敗中所扮演的角色理應受到大量批評。坎農對PMP的實際執行反映出他對這個問題缺乏有機的辯證理解。但托洛茨基提出的方法充滿了潛力，至少坎農試圖將其付諸實踐。然而，宗派卻因為他在形式上正確的一個立場而批判他。

作為 PMP 如何成功實施的一個正面例子，我們只需要看看泰德 · 格蘭特和他的戰友們在二戰期間在英國所得到的鼓舞人心的成果。艾倫 · 伍茲(Alan Woods) 的格蘭特傳記《不斷革命家》（The Permanent Revolutionary）和格蘭特本人的著作《英國托派史》(History of British Trotskyism) ，以及1943年的《答英國「革命社會主義聯盟」》(Reply to The RSL)等文章都對此進行了詳細闡述。在這篇重要的文章中，泰德重申了托洛茨基的觀點，解釋道:

「人民群眾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越來越持批判態度，但對納粹勝利的後果卻感到恐懼。軍事政策和老托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了解決困擾群眾的問題的武器。」

在格蘭特提到的一篇托洛茨基的一篇名為《學會思考》的文章中，托洛茨基嚴厲批評了宗派主義者:：

「某些專業的極左主義短語販子正不惜一切代價，企圖根據他們自己僵化的偏見，」糾正」第四國際秘書處關於戰爭的論點。他們特別攻擊這一部分的論點，即在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中，革命黨雖然在戰爭時期仍然不可調和地反對自己的政府，但是，應該把它在每個國家中的實際政治塑造成國內局勢和國際集團，把工人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殖民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明顯區分開來。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發現自己與蘇聯結盟[這個論點]必須充分和徹底地保持對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不可調和的敵意。在這個意義上，它的政策與無產階級在與蘇聯作鬥爭的國家的政策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在實際行動的性質上，可能會因具體的戰爭形勢而產生相當大的差異。

極左主義者認為這個假設的正確性已經被整個發展過程所證實，是社會愛國主義的出發點。由於各國對帝國主義政府的態度應該是「一樣的」 ，這些戰略家禁止任何超越本國帝國主義邊界的區分。從理論上講，他們的錯誤在於試圖為戰時與和平時期的政策建立完全不同的基礎。

戰時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政策，不可能因此在所有國家都是「一樣的」 ，無產階級的政策在和平時期也不可能一樣。只有共產國際的追隨者建立了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各國政黨同時左腳並進。在同這種官僚主義的愚蠢作鬥爭中，我們不止一次地試圖證明，每個國家都必須根其內部和外部條件實現一般原則和任務。這一原則在戰時也保持完全的效力。

那些極左主義者不願意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角度思考，具體地說，他們會被戰爭打個措手不及。 他們的戰時政策將是他們和平時期政策的致命冠冕。第一發炮彈要麼將極左主義者炸成政治上不存在的東西，要麼將他們推入社會愛國主義陣營，就像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樣，他們是絕對的國家「杜絕者」，但當戰爭來臨時，他們發現自己與資產階級部長們站在統一陣線。為了在戰時執行正確的政策，必須學會正確地平和的思考問題。」

雖然戰爭持續的時間比托洛茨基最初預計的要長——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蘇聯工人的英勇犧牲——但是，在戰爭期間和戰後都出現了群眾革命情緒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會。然而，缺乏強有力的馬克思主義領導意味著潛力沒有實現，斯大林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成功地拯救了資本主義。

但是，誰能否認存在的潛力，不僅存在於歐洲，而且存在於亞洲、中東以及更廣泛的地區？甚至連美國軍方也看到了一波接近於大規模兵變的罷工和抗議浪潮，這讓統治階級感到不安。一旦法西斯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被打敗，士兵們就想盡快回家。這一點詳見《二戰後士兵運動的教訓: 1945-46年的罷工》一文。

我們有權問: 「正統托洛茨基主義」教派是否支持「穿制服的工人和貧窮農民」的這一抵抗浪潮，他們是否會敦促」武裝人員」提出經濟和社會要求，例如完全就業和工會代表，並允許返回的士兵保留武器？

鑒於他們追溯譴責托洛茨基參與大規模工人階級軍事動員進程的做法ーー以免「煽動改良主義的幻想」ーー我們可以推測，他們會指示其成員在那個特定時間逃避征兵。因此，即使他們支持戰後的士兵運動，他們也沒有能力去支持它。

這就是宗派主義者的命運: 理論上如此「激進」 ，實踐上如此無能。正如托洛茨基曾經指出的那樣，「宗派這個詞，我只會用來形容那種由於其錯誤的方法論而注定永遠處於人生和工人階級鬥爭的邊緣的組織。」

關於警察的問題

極端主義宗派分子對 IMT 的主要攻擊之一是聲稱我們「愛警察」。他們特別引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英國同志寫的，另一篇是加拿大人寫的，引用完全斷章取義的話來「證明」 IMT 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的基本立場。真相又是如何呢？

如上所述，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的立場是我們的基礎，我們在這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非常重視對同志的教育。例如，在幾十篇極力推薦的文章《馬克思主義與國家》中，我們清楚地闡述了以下幾點:

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並不認為它是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公正仲裁者。每個國家及其「武裝人體」、警察、法院和其他裝飾的基本本質是它服務於社會中一個階級的利益，就資本主義而言，即資本主義階級的利益。

沒有專制的國家機器，資本家一天也維持不了他們的統治。他們需要一支擁有特殊權力和特權的特種部隊，包括壟斷威脅和使用致命武力的權力，以保持社會多數的屈服。作為一種社會力量，警察顯然是「武裝人員團體」的一部分，這些團體捍衛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和那些擁有最大份額的人的個人財富。

只要一看到警察，數以百萬計的窮人和勞動人民就會怒不可遏，這是合情合理的，因為警察理所當然地被視為體制壓迫和不公正的化身。種族主義、腐敗、厭女症、暴行和濫用職權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警察部門中非常普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百萬年內永遠不會提出工人可以依靠包括警察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來保護他們或他們的利益的想法。

這是我們的出發點。但是當理論進入現實世界，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復雜。特別是在特殊的時刻，達到一個正確的立場並不像自以為是地重復列寧的幾句話那麼簡單。

階級之間和階級內部的關系，以及現實世界社會形態的不同層次之間和內部的關系，是辯證的、復雜和動態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國家機器不是一個整體，不是單一的，也不能不受階級壓力和社會情緒的影響。如果我們要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達到一個正確的立場，我們必須從具體地看待所涉及的基本階級關系開始分析。

一個人的階級首先取決於他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對於這兩個主要階級來說，關系是明確的: 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剝削勞動力來創造利潤; 而工人，除了勞動能力之外什麼都沒有，必須出售勞動力換取工資，使用他人擁有和控制的生產資料。但是在現代社會中還有其他階級和層次。

小資產階級包括那些既自己工作又剝削勞動力的人，他們擁有或控制一些財產，但總的來說，他們依賴和/或負債於大銀行和其他主導經濟的公司。還有流氓無產階級，「失去階級」的個人，他們可能曾經是這個或那個階級的成員，但現在與生產資料沒有明確關系，他們是「罪犯」或靠慈善救濟生活。還有一些人，無論出於何種目的，無論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都被當作債役勞工或奴隸關押。

那麼，警察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呢？警察既不擁有也不運作生產資料。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政府對主要來自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稅收。因此，他們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工人。但他們也不是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勞役工或奴隸。 他們中的許多人強烈認同統治階級，並相信其版本的「法律和秩序」。許多人有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想法，認為自己「凌駕於」社會的其他部分之上，盡管他們沒有從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角度來理解這一點。其他人則擁有完全脫離階級的、光怪陸離的前景。他們公然濫用權力，自己參與腐敗和非法活動，往往不受懲罰。

然而，就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條件而言，大多數個別警察都更接近工人階級。他們生活在工人階級的社區，有工人階級的配偶，把孩子送到工人階級的學校。他們工作的工資是他們的家庭賴以支付房租或抵押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學生貸款等等的。許多警察個人清楚地、甚至自豪地將自己定位為「工人階級」——有時遠遠比許多白領工人更認同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可以，在一定限度內，被認為是「工人」 ，雖然我們不會爭辯說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雖然這可能不符合宗派的僵化的社會模式，但這是一個事實。

此外，在執法方面也有一個範圍: 從小鎮警察、縣法院法警、紐約市警察局學校安全官和監獄看守，到州警、聯邦調查局、特勤局等等。大多數工人，甚至是最受壓迫、甚至是最落魄的人，都傾向於認識到這些區別。和你一起上高中的鄰裡警察很可能會被不同的人看待，他們和你的互動方式也不同，不同於從另一個轄區請來鎮壓罷工或抗議活動的防暴警察。

但即便如此，這個問題也沒有被完全解決。一個人的階級觀念並不是由他的階級出身或地位自動決定的，盡管那確實起著主要的作用。例如，並非所有的工人都是有意識的、有戰鬥性的階級鬥士。在美國大部分地區普遍存在的壓力和條件下，許多工人采取了小資產階級的態度。他們欽佩這些「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認為這些富豪們「公平公正地」賺取了財富，應該受到效仿和尊敬，而不是被憎恨和推翻，至少目前還是如此。

有些小資產階級個人是誠懇的，並且提供他們的員工良好的薪水和待遇。其他人看不起他們的員工，欺負他們，把他們當成剝削的材料。有些人，比如馬克思和托洛茨基， 為推進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做出了超出他們本分的貢獻。甚至還有一些個別資產階級人士，比如恩格斯，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了工人階級的例子。

大多數個別警察加入警隊，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忠實的親資本主義理論家，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作為資產階級財產關系捍衛者的角色，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工作前景，或者抱有誠實的幻想，認為通過成為警察，他們將「幫助自己的社區」 ，甚至「打擊種族主義」。我們該如何分類一個成為警察的前汽車工人？或者一個變成了汽車工人的警察？我們會大喊「一日警察終身警察? 」或是「從前的制造業工人永遠都是制造業工人」嗎？

還有私人保安、鐵路警察和在私人監獄工作的獄警，他們並不直接為國家工 作。還有來自國家安全機構內部的舉報者的問題，從聯邦調查局到國家安全局，他們時不時地打破秩序，冒著被監禁的危險，向全世界揭露他們所知道的情報機構的邪惡活動。

所有這一切都打破了宗派主義的「黑白分明」模式，但現實世界就是這樣。生活和社會是矛盾的，必須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處理，而不是按照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去處理。階級分析的目的不是對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進行分類和歸類。這將是不可能的，由於許多模糊的地區存在和不斷變化。相反，我們必須考慮更廣泛的階級利益、力量、過程和動力。

對於那些生活在偽列寧主義幻想世界的人來說，這是不可理解的，但在所有機構中，美國人民對軍隊(74%)、小企業(67%)和警察(54%)有「很大的信心」。相比之下，11% 的人支持國會，37% 的人支持總統和最高法院。雖然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我們的基本立場建立在蓋洛普民意調查和大眾偶爾缺乏階級觀點的基礎上，但這些情緒必須得到解釋和考慮。

在弗格森事件和#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崛起的過程中，警察對貧窮的黑人和拉丁裔社區實施恐怖行為的聚光燈普遍降低了人們對警察的信心。但是，當這種猖獗的暴行沒有得到媒體生動的強調時，人們的普遍看法往往是積極的。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情況？

在這個匱乏和人們互相異化的世界裡，有一些極其糟糕的個人。大多數普通工人認為，社會上有種可以「保護」他們不受這些壞人的傷害，並且讓他們遠離社會上的「好人」力量，是一件好事。對大多數人來說，廢除監獄的想法意味著「讓所有的殺人犯和猥褻兒童者出獄」——這讓他們感到恐懼。在這個永無止境的校園槍擊事件的時代，許多人都支持在學校設立武裝警察。大眾傳媒和統治階級的「分而治之」策略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情況。現實是，即使在工人國家的早期，也會有某種形式的治安，甚至監獄。舊社會的問題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然而，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些實體將由工人民主管理。

有趣的是，上述蓋洛普民意調查還發現，只有22% 的受訪者對刑事司法系統 有」很大」的信心，這表明，人們對整個體制上的種族主義和壓迫性司法系統存在健康的不信任感，而那些實際執行和捍衛同樣的法律和機構的人則有不同的看法。這可能是因為大多數警官和士兵都是某人的親戚或熟人，甚至被許多認識他們並將關心他們福祉的人視為」英雄」。

或者以2011年「威斯康辛起義」期間的「警察勞工」為例。正如我們的同志當時所報道的:

「看到威斯康辛州工人和學生的轉變真的很鼓舞人心。似乎每個人對這個話題都有自己的看法， 沒有人是冷漠的。我看著成千上萬的學生湧入國會大廈，尖叫著「什麼東西這麼惡心？破壞工會! 」很明顯，全新一代的勞動者正在加入勞工團結。昨天警察舉行了一次游行，一千多名警察 和他們的家人舉著寫有「警察支持勞工」的牌子走了進來，並舉起拳頭表示支持。多麼壯觀的景像啊！」

在另一篇文章《威斯康辛州展示如何對抗撙節緊縮政策》中，我們指出:

「州長沃克承受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億萬富翁科赫兄弟，茶黨的資金提供者，已經清楚地向他表明了富人的利益所在: 需要更多的削減社會開支，必須削減有組織的工人的權力。但他也承受著數千名工人和學生日夜在州議會圓形大廳周圍和內部示威的壓力。隨著全國範圍內團結一致的示威活動規模不斷擴大，他受到其他州長和聯邦政府的壓力，要求他在鬥爭進一步加劇並「失控」之前放松警惕威斯康辛州工人的勝利將鼓舞各地的工人。威斯康辛州政府內部也存在緊張關系， 特別是州長和警方之間。

警察工會已經舉行示威，支持其他公共部門雇員，打著「警察支持勞工」的旗幟游行，(警察)工會 宣布將拒絕將示威者趕出國會大廈。一名博客作者冒充大衛·科赫(David Koch)向沃克發出「惡作劇電話」 ，沃克承認自己曾考慮在示威者中安插煽動者的想法，此事被曝光後，他與警察局長之間的關系一直冷若冰霜。戴恩縣治安官大衛 · 馬奧尼在周一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當被要求在門口站崗時，這項任務被移交給了威斯康辛州巡邏隊，因為我們的副警長們拒絕被充當宮殿守衛。我也拒絕讓副警長擔任宮廷衛。」

換句話說，旨在維持「秩序」的機構本身就對州長懷有敵意。如果公共部門、私營部門的工人和學生聯合起來，全面罷工一天，這些壓力和緊張局勢將進一步放大，沃克可能被迫屈服。沃克聲稱，他的行動將振興威斯康辛州的商業ーー但大罷工和小企業主對工會抗議者的廣泛支持並不是他想要的效果！

最終。州巡邏隊在地理上和業務上與麥迪遜市當地居民更為脫節，其隊伍中顯然有更多的反動人士，因此最終不得不召集州巡邏隊來對州議會圓形大廳進行清場。威斯康辛州的問題不在於警察工會的存在，而在於工會領導層尾隨民主黨人，民主黨人竭盡全力遏制和限制這場運動。最後，民主黨人寧願讓沃克繼續留任，也不願意在大規模的階級意識運動的浪潮中被推上權力寶座。 」

正如我們在2012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期間所寫的:：

「那些說警察不站在我們這邊的人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警察部隊是違背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設立的。然而，事情在現實中並不那麼清晰和簡單。警察部隊仍然由個人組成，他們為了工資而工作。然而，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他們不是被用來創造財富，而是用來保護財富。他們作為強制力量的一部分的地位也使他們遠離其他受雇於教育、行政、維護、社會服務等領域的國家工作人員。

那麼，我們如何解釋今年早些時候在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舉行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中出現的「警察挺勞工」人士呢？消防隊員和警察不受沃克提議的砍預算法案的影響，即便如此，數百名消防隊員還是加入了占領國會大廈的行列。這是不是一個統一的反動集團，齊步前進，粉碎不守規矩的工人的行動？警察已經成立了工會，很明顯麥迪遜的一些警察認為他們自己也參加了勞工組織。盡管他們的工作包括保護資本主義國家，但重要的一層也有利於通過保護勞權來保護自己。

警察的結構是非常等級化的，這是大多數工人所熟悉的。由此可以推斷，警察中有一些層級比其他層級享有更多的特權，因此他們也更致力於維持現狀。在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下，這一點尤為重要。正如全世界的工人們在過去幾年中所看到的那樣，資本家階級在為自救而進行的不顧一切的鬥爭中將不遺余力。就像一個快要淹死的人，它會不計後果地盡其所能將任何東西拉下來，以便在另一個時刻保持漂浮狀態。資產階級甚至不會放過自己的國家機器; 在全世界，撙節緊縮措施正在把國家機器剝得一干二淨。在美國，警察力量正在被削減，在某些 情況下甚至大幅削減。當然，大多數裁員都是在警察隊伍的底層，這就導致了糾紛的產生。

這就是正確的定位的關鍵。任何引起人們注意警察不同階層之間的敵對和矛盾，同時指出普通警察和他們被雇來保護的富人之間的敵對，從而使警察分裂的行為，都有利於政治工作者。任何使我們脫離更廣泛的階級群眾的事情，同時通過追逐那些可能的同情者投入反應的懷抱來穩定警察隊伍，都會使我們失敗。

最終，只有工人階級有意識地、革命性地推翻資本主義，才能成功地摧毀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制機器。作為這場鬥爭的一部分，一個擁有社會主義方案武裝的獨立群眾勞工黨，將提出要求將金融部門國有化，許多警官也會同意這一要求。勞動力大軍，通過對1%富豪人口進行無情的政治和經濟鬥爭，同時呼吁警察工會捍衛美國工人階級的權利，這將使老板們更難以維持控制。」

或者以茉莉花革命（突尼斯革命）為例，正如我們當時解釋的那樣:

「UGTT 工會會員Hssine Betaïeb向法新社報道表示: 「幾十名警察今天(星期五21日)抵達本格爾丹 (利比亞邊境)的地區工人聯盟，要求成立一個工會，以捍衛他們的精神和物質權利。」。「他們告訴我們，不管現政權是什麼樣的，他們將來絕不會再對人民使用暴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很明顯，在一支由12萬人組成的警察隊伍中，有許多不同的層次，從殘暴的施虐者到冷酷的防暴警察，再到交通警察等等。其中一些人希望脫離本 · 阿裡政權，以保護自己。還有一些人受到當時盛行的革命情緒的影響，積怨已久。事實上，突尼斯的國家機器—- 恩格斯所說的捍衛私有財產的武裝人員—- 已經被革命事件嚴重削弱，盡管還沒有完全被摧毀。

這一點在星期六示威抵達總理辦公室時得到了生動的證明，總理辦公室有鐵絲網保護，並有防暴警察在場。面對成千上萬舉著突尼斯橫幅和切 · 格瓦拉旗幟的憤怒示威者，警方只能懇求示威者: 「做你想做的，但請不要衝擊總理辦公室。」如果有一個明確的領導，他們可以接管總理的辦公室。面對不斷發展的革命運動，政府確實是懸在半空中。」

所有這一切都突出表明了一個事實，警察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多方面的問題。那麼，我們如何區分首要和次要的層面呢？

像往常一樣，我們的出發點是考慮某些事情是否增加了工人階級的團結、信心和意識。如果有，我們支持; 如果沒有，我們反對。作為這一點的必然結果， 我們可以補充說，我們支持那些破壞統治階級及其賴以維持統治的人的凝聚力和信心的東西。

辯證法表明矛盾無處不在，包括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行使國家職能的個人和他們的主人之間可能會發生爭端，而且確實會發生爭端。在許多情況下，爭端具有反動性質。舉個例子，幾年前，紐約臭名昭著的裡克斯島監獄的一些囚犯去法庭作證，指控獄警的虐待行為。獄警聯盟工會組織了一次工作行動，阻止這些人作證。這是反動的罷工，我們是完全反對的。

但也有其他例外的情況，當「武裝人員」面對統治階級並提出要求，就像發生在二戰後的士兵罷工。或者當警察或監獄看守為了更高的工資和/或為了他們自己和他們看守的囚犯更好的條件而罷工。在公共部門工人持續受到攻擊的背景下，這些鬥爭可能會對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產生影響，就像加拿大艾伯塔省監獄看守自發罷工一樣。

在這樣的衝突中，工人們是否應該鼓勵罷工的看守所獄警，試圖將工作行動擴大到公共和私營部門，並推動更廣泛的要求？或者他們應該采取宗派的立場，支持其他資產階級國家極其鎮壓罷工的獄警？如果資本家所依賴的恐嚇和鎮壓的力量被分裂，士氣低落，不再毫無疑問地忠誠，甚至公開反抗，這難道不會促進工人階級的利益嗎？

我們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雖然我們支持警察工會與勞工運動的其余部分聯合起來，在某些情況下，這樣做可以削弱資產階級國家，但我們不會為了讓他們留在更廣泛的有組織的勞工保護傘內而對警察工會作出任何反動的讓步。

同樣地，我們並不是自動地支持每一次罷工或每一次群眾運動，這取決於具體情況。例如，1972年智利卡車司機罷工反對阿連德政府，這是由中央情報局精心策劃的，以加大壓力，以便於推翻他的政府。

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們必須理解IMT對警察和獄警工會和罷工的立場。首先，任何一個客觀地閱讀我們材料的人都會發現，絕大多數提到警察的內容都集中在解釋警察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在捍衛資本主義利益方面的作用。只有在極少和特殊的情況下，當國家機器內部爆發衝突時，我們才具體考慮警察或監獄看守工會和罷工的問題。

當警察停止工作並拒絕被用作鎮壓工人的工具時，我們是否應該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當國家機器開始出現裂縫時，我們是否應該尋求擴大這些裂縫，並進一步放松紀律的束縛？當警察出現並被命令破壞糾察線時，如果罷工工人以工會成員的身份向他們喊話，讓他們是更有可能違反命令，還是他們會立即說: 「去你媽的，豬！把警察趕出勞工運動! 」

在階級鬥爭加劇或革命形勢下，如果哪怕是一小部分鎮壓機構能夠通過工會間的深交來中和，我們相信這將是一件好事ーー大多數工人都會同意這一點。最好是利用群眾運動的壓力來分裂鎮壓力量，阻止一些(如果不是所有的)警察從打破工人腦袋的人手中奪取武器。「托洛茨基主義」的宗派主義者喜歡滔滔不絕地談論「列寧主義原則」——尤其是因為他們大多是小資產階級的教授和研究生，永遠不會受到警方的指控。

讓我們看看 IMT 著作中的一些具體例子，從《「彼得格勒精神? 」1918年和1919年英國警察罷工》這篇文章開始，我們不像極左主義者那樣斷章取義，而是從長完整引用：

「馬克思主義者始終認為，在某些階段，階級鬥爭的激烈程度甚至影響到資產階級國家的「武裝人員」。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英國的警察罷工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 在全國警察和監獄官聯盟的領導下，具有階級意識的警察密謀顛覆他們作為國家服從機構的角色。

革命已經開始了: 或者說，1918年夏末，國家的哨兵們發動了起義。「彼得格勒精神！倫敦警察罷工了! 」西爾維婭 · 潘克赫斯特歡呼著，表達了其他英國革命者的激動。「在那之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不是軍隊，而是警察力量，它鎮壓政治和工業起義，維持英國社會的基本結構。」

對於統治階級來說，這次不可思議的罷工來說是在最糟糕的時刻爆發的。革命的幽靈前所未有地籠罩著歐洲; 英國工人階級正在炫耀他們的力量; 一戰仍在歐洲肆虐。根據蘇格蘭場一位高級官員的說法，警察是「在敵人面前叛變」因此，12000名憤怒的大都會警察在白廳游行的情景在統治圈內引發了恐慌也就不足為奇了。據當時的一位政府人士稱，所謂的現狀捍衛者用「一種非常危險的態度… … 讓唐寧街的政府官員感覺他們真的是在面對一場革命。」。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大英帝國的心髒會被剝奪防御能力嗎？ 」

2008年，在財政緊縮和階級鬥爭加劇的大背景下，2.5萬名憤怒的警察在倫敦游行，我們(有點開玩笑地)稱這些事件為「布爾什維克條子」（Bolshevik Bobbies）。然而，由於他們「原則上」反對警察工會，極左主義者似乎贊成英國帝國主義鎮壓1918-1919年罷工者的努力。罷工的結果是使警察隊伍中那些更同情工人的人成為受害者， 並確保那些留在警察隊伍中的人對資本主義國家極端忠誠。這對工人階級來說是一個正面的結果嗎？

1918-1919年的問題不是警察工會，而是恰恰相反——警察想要組建工會。資產階級反對這種做法，解雇了所有的罷工者，並剝奪了他們的養老金ーー這是對任何敢於組織工會或反抗統治階級的人的嚴厲警告。時至今日，英國法律仍然禁止警察加入普通工會。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加拿大艾伯塔省監獄看守的罷工也遭到統治階級的反對和攻擊？只有墨守成規的宗派才不會明白，統治階級把這些運動視為威脅，因為它們可能會蔓延。然而，「純潔的」宗派主義者發現自己與資產階級國家站在同一陣線，像不加思考的機器人一樣重復著他們的口頭禪: 「反對警察工會！」。

另一個宗派主義者混合使用引語的經典例子是托洛茨基作品中的以下只字片語，它被當作為警察問題的「歸根究底」: 「成為警察的工人是資產階級警察，而不是工人。」

這段引言來自一本重要的小冊子，《下一步是什麼？》 ，由托洛茨基寫於1932年， 涉及在德國的反法西斯主義鬥爭。如果你仔細閱讀這篇文章，你會發現文章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托洛茨基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沒有動員工人反對法西斯。 相反，社民黨敦促工人階級僅僅依靠資產階級國家和警察來保護他們。

社民黨領導人的目的是破壞工人階級的凝聚力和戰鬥精神，煽動資產階級「法治」的幻想ーー以維護資本主義。他們知道，在德國資本主義深刻危機和幾年前革命經驗的背景下，如果工人們拿起武器反抗法西斯，事情可能會失去他們的控制，資本主義也會受到威脅。

我們100% 同意托洛茨基的觀點: 工人階級不能依靠資產階級國家來捍衛工人的利益，反對法西斯或其他任何人。我們只能依靠我們自己的階級和組織。眾所周知，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以及斯大林主義者的惡行棄義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崛起。

然而，托洛茨基沒有在這裡討論的是，警察正在反抗或以其他方式與他們的主人對抗的情況。托洛茨基並不是在討論1918-1919年英國警察的罷工。由於他忙於建立紅軍和打俄國革命內戰，他從未評論過當時在英國發生的那些特殊事件。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如果他有，他不會簡單地把他的立場從一個上下文復制粘貼到另一個上下文，反之亦然。例如，在同一個國家(上世紀20年代初德國發生的革命動亂) ，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托洛茨基寫下了以下文字:

「我剛才提到了敵人的基本力量，100,000人的帝國軍，其規模是由凡爾賽條約部隊約束的。這是一支幾乎完全由農民組成的志願軍，他們受到法西斯軍官的適當處理。在某種程度上， 135,000多人的警察部隊也是 Seeckt 將軍手中的武器。除了巴伐利亞州和 Wurtemberg 以外，這裡主要由城市工人組成。盡管帝國國民由95% 的未婚青年組成，但警察是工人，他們絕大多數有家庭，由於失業和其他原因被迫加入警察隊伍。在 PrussiaBrandenburg，這支警察部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民主主義工人組成的，他們是普魯士內政部長 Severing 的警衛。法律禁止警察加入政黨，但允許他們加入工會，因此這些警察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自由(社會民主)工會的成員。」

有能力的人估計，這些警察中有三分之一肯定會和我們作戰(主要是在農村地區) ，三分之一保持中立，大約三分之一會和我們並肩作戰，或者會幫助我們。因此，算術計算表明，警察部隊將癱瘓，它將作為一個獨立的力量被消滅。當然，在這裡，一切都取決於我們制定的政策、策略和戰略。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把帝國主義者和警察看作是團結一致、鐵板一塊的東西。這樣的概念是完全錯誤的。 

年輕的德國共產主義者通常會表現出與年輕的紅軍士兵大致相同的心理。當他們第一次在戰鬥中陷入一個困難的局面時，他覺得他的敵人是可怕的，無畏的，強大的，如果這個敵人全力以赴，它將摧毀和粉碎他，因為他來自偏遠的Penza省的可憐的彼得羅夫，是一個弱小的生物，他感到惡心…這就是為什麼訓練謝苗諾夫，或者彼得羅夫這樣年輕士兵的一個重要元素是讓他知道，敵人也是一個人，他也有一個可以感到惡心的心髒… … 我們已經很好地學會了如何將自己與群眾聯系起來，得到我們所需要的一切資源，以便完成這項任務。」 (我們的重點)

正如我們從上面的引用中可以看到，托洛茨基並沒有把警察看作是一個鐵板一塊的反動集團。他並沒有要求把警察趕出自由(社會民主)工會，他也不認為任何警察都不可能被爭取到革命的支持。相反，在他所指的特定條件下，他認為「三分之一的人將保持中立，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將與我們並肩作戰，或將幫助我們。」我們當然可以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觀點，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托洛茨基的方法使他在那個時候得出了這個結論。

IMT沒有采用簡單化的口號，也沒有在任何條件下盲目地重復這些口號，而是沿用托洛茨基的方法，從最有利於廣大工人階級利益的角度具體分析每一種情況。

我們強調的事實是，警察的暴行是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結果，而不僅僅是個別警察沒良心的問題—- 盡管在警察隊伍中的確有不少這種人。最重要的是，我們強調警察的問題永遠不能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解決，並解釋說，為了結束過度用武，我們必須首先結束使警察和國家成為必要的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制度。這就是我們為之奮鬥的東西，也是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東西，無論宗派主義者如何歪曲我們辯證的細微差別並企圖制造混亂。

群眾、選舉政治和口號的使用

資產階級選舉政治是一個雷區，尤其是在一個沒有大規模工人階級政黨或傳統的國家。然而，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探索的雷區，正是因為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仍然對資產階級選舉抱有幻想。極左主義者指責 IMT「制造了群眾對桑德斯和亞力山卓婭·奧卡西奧·柯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簡稱AOC） 這樣的人的幻想」。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我們應該明白，對於宗派主義者來說，除了陰沉、敵對和譴責的語氣之外，任何提到任何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治家或政黨，都等同於「播種幻想」。馬克思的方法——「以緩和的語氣論述最大膽的理念。」——則與他們完全不同。但是，任何人如果真誠地閱讀我們的材料，在更廣泛的背景下，都會看到以下內容:

1. 我們一直堅持階級獨立的原則立場ーー從來沒有要求投票支持或加入民主黨(或共和黨)。

2.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推動下，群眾特別是進步層的意識發生了變化，我們改變了口號， 但沒有改變原則立場。有誰能夠認真地否認，在過去的幾年裡，例如在美國群眾在「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觀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我們是否應該繼續使用桑德斯/川普時代以前的完全相同的口號和表述方式？

3. 我們不是在「煽動幻想」 ，而是通過群眾的經歷來陪伴他們，通過提出積極的要求來提高他們的政治認識和視野。同時，我們也澄清了民眾對民主黨基本階級利益、關系和危險所存在的任何幻想。例如，圍繞所謂的（民主黨是）「小惡」問題。

不像社會主義替代黨（Socialist Alternative，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美國支部），DSA，以及其他在2016年以民主黨人身份尾隨桑德斯， 並在2020年之前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轉向改良派右翼的人，我們一直堅持原則立場。我們沒有尋找人為的捷徑，而是樹立了我們對未來的原則旗幟，即使這會切斷我們的快速和容易的短期收益。我們知道，在這個階段，理念和干部的素質是最重要的，今後的數量也是如此。

與此同時，我們在吸引那些已經與桑德斯和民主黨決裂的人，以及那些仍然希望這是一條可行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人之間取得了平衡，我們一貫認為，需要建立一個以工會為基礎的群眾性、獨立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黨，需要建立一個能夠為未來政黨的革命綱領而鬥爭的干部組織。

實現所有這一切並不像宣布需要如斯巴達派或者「國際社」那樣一直高喊「重塑第四國際! 」那麼簡單，它需要耐心的解釋，理論的論證和歷史的例子，以及及時的口號和要求，連接現階段的階級意識和進一步提高。

托洛茨基對資產階級民主要求和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問題的思考，對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能夠而且應該有效地處理更廣泛的政治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示。關鍵是要在群眾的「生活教育」經驗中陪伴他們，不要越過階級合作的界限。和上面討論的無產階級軍事政策一樣，托洛茨基對美國SWP的建議: 《勒德洛修正案》（Ludlow Amendment）是他原則性但非常靈活的方法使用的又一傑出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國會議員 Louis Ludlow 提出了一 項對美國憲法的修正案，該修正案將授權國會對任何宣戰進行全民公決，除非美國先受到攻擊。群眾對這種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抱有一定的幻想，因為他們害怕即將來臨的戰爭，想方設法要他們的政治領導人承擔責任。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才能成功地與那些對這一修正案抱有幻想的人取得聯系，而不是對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義或和平主義「鼓吹幻想」？

「人們知道，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阻止統治者在他們希望的時候挑起戰爭。有必要對此給予坦率的警告。但是，盡管群眾對公投的提議抱有幻想，他們對公投的支持反映了工人和農民對資產階級政府和國會的不信任。革命黨人在不支持和不助長這種幻想的情況下，也必須盡一切可能支持被剝削者對剝削者的逐步的不信任。公投運動越廣泛，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就越早離開公投; 共產國際的叛徒就越徹底地妥協; 對帝國主義者的不信任就越尖銳。

這個公投案不是我們的綱領，但它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群眾表明他們希望控制他們的華盛頓的代表。我們說: 這是一個進步的一步，你希望控制你的代表。但是你們有幻想，我們會批評你們 。同時，我們將幫助你實現你的計劃。這個計劃的發起人會背叛你們，就像俄國社會革命黨背叛了俄羅斯農民一樣。」

他補充道:

「和其他民主方式一樣，勒德洛公投無法阻止這六十大家族的犯罪活動，他們比所有的民主制度都要強大得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放棄民主制度，放棄為全民公決而戰，放棄為給予十八歲的美國公民的投票權而戰。我贊成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發起一場鬥爭; 十八歲的人已經足夠成熟，可以被資本家剝削，因此可以投票。但這只是附帶說明。 （《美國六十大家族》（America’s Sixty Families）是費迪南德·倫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寫的一本書（先鋒出版社[Vanguard Press]，1937年）。這本書出版時曾轟動一時。它提供了大量史料，證明了美國存在著經濟上的寡頭統治，而統治著美國經濟的寡頭集團是以六十個最富有的家族為首的。——原注）

當然，如果我們能夠立即動員工人和貧農推翻民主，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避免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手段，那就更好了。但我們做不到。我們看到，廣大人民群眾正在尋求民主的手段來制止戰爭。這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完全進步的，即人民群眾停止帝國主義戰爭的意願，以及他們對他們自己的代表缺乏信心。

他們說: 是的，我們派人去了國會，但是我們希望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審查他們，這意味著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的生死。這是一個徹底的進步。但是與此同時，他們抱有幻想，並認為他們只有通過這種措施才能實現這一目標。但我們批評這種錯覺。SWP全國委員會的聲明在批判這種錯覺時是完全正確的。當和平主義來自大眾時，它是一種進步的趨勢，雖然帶有幻想。但我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中消除這些幻覺，而不是通過先驗的決定。

我相信我們可以對群眾說，我們必須公開地對他們說: 親愛的朋友，我們的觀點是我們應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你們還不贊同我們。你相信通過全民公決可以讓美國遠離戰爭。你會怎麼做？你說你對你選出的總統和國會沒有足夠的信心，你希望通過全民公決來制止他們。很好，很好，我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你必須學會自己做決定。這種意義上的公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們將支持它。勒德洛提出了這項修正案，但他不會為之奮鬥。他不屬於這六十個家族，但他屬於這五百個家族。他提出了這個議會口號，但這是一場非常激烈的鬥爭，只能由工人、農民和群眾來進行ーー我們將與你們並肩作戰。提出這些方法的人並不願意為此而戰。我們提前告訴你這件事。

然後我們就會逐漸成為這場鬥爭的擁護者。在每一個有利的場合，我們說: 這是不夠的，軍工業的巨頭有他們的關系等等，我們也必須防堵他們，我們必須建立工人對軍工業的控制。但是在工會鬥爭的基礎上，我們成為了這場運動的擁護者。我們可以說這幾乎是一個規則。我們必須同群眾一道前進，不僅要重復我們的方針與綱領，而且要講群眾聽得懂的口號。 」

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中也提出了這個想法：

「口號和組織形式應從屬於運動所指的方向。領導應該像防範瘟疫一樣，謹防對形勢作老一套的處理，而應該敏感地對群眾的主動性有所反應。… 不可能事先預見對群眾革命動員的具體階段。第四國際各支部應該在每一個新階段有批判地確定自已的方向，提出口號來幫助工人爭取獨立政治，加深這種政治的階級性質，消滅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幻想，加強先鋒隊與群眾的聯系，並且准備進行革命來奪取政權。」

當談到我們對桑德斯背後的運動的態度時，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材料，也是非常有啟發性的。 在「不支持，不抱有幻想」的同時，我們竭力支持「對剝削者的逐漸的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和對克林頓-奧巴馬深感不信任和憎恨的民主黨派別就是這種不信任和憎恨的代表。

在2016年運動的巔峰時期，在桑德斯向希拉裡投降之前，在他本人並沒有明確排除獨立競選的可能性的時候，我們基本上說: 「與資產階級決裂，爭奪權力! 」 「國際社」認為這是我們為桑德斯「煽動幻覺」。然而，我們的目標受眾並不是桑德斯本人，他幾乎肯定會屈服於統治階級的壓力(正如我們多次指出的那樣)。相反，我們是在向那些對民主黨失去信心的桑德斯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憤怒的、在兩黨制之外尋找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們喊話。

經驗是最有力的老師。但這可以通過適時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口號和要求來加速（這個過程）。然而，這並不像「譴責」某人那麼簡單ーー人們需要得出自己的結論。我們的目的是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和那些因為別無選擇而支持民主黨反對共和黨的人之間的裂縫中插入一個楔子。隨後發生的事件證明了一個毫無疑問的事實， 那就是有成千上萬的人「憤怒地在兩黨制之外尋找社會主義」 。

為了把 IMT描繪成改良派和階級合作者，極左主義者必須呈現一個片面的、 經過高度編輯（有意識的刪減的）的引文選集，這些引文是從我們在桑德斯現像爆發後每個階段所發表的的數千字中挑選出來的。它們指稱IMT呼吁桑德斯建立一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政黨是一個「長期的立場」，這完全是歪曲事實。桑德斯競選成功之前，我們對他的報道與他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投降前夕的報道，以及我們今天對他的報道截然不同，盡管我們的基本主張沒有改變。

我們從來未說過，桑德斯以民主黨人的身份參選將會或可能帶來社會主義，或否認他所謂的「社會主義」充其量不過是左翼民粹主義或右翼改良主義。我們所說的是，即使在今天，他也可以成為與民主黨決裂的催化劑，有可能釋放出可能讓統治階級失去控制的力量，而這可能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和革命的鬥爭開辟道路。

我們如何在運動中提出要求取決於許多因素。列寧在整個1917年的立場是工人階級取得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他提出的主要口號包括「和平、土地、 面包! 」「打倒十個資本家部長! 」以及「一切政權歸蘇維埃! 」他沒有提出「推翻資本主義」之類的口號「打倒克倫斯基! 」「為了社會主義革命! 」雖然這些是他的目標。

關鍵是要贏得大眾，他們仍然對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而當時俄羅斯的資產階級民主只有幾個月的歷史)。然而，這些聽起來並不十分激進的要求卻有著巨大的激進內容，並最終導致了這一結果，通過幫助群眾根據自己的經驗得出結論，即資本主義是問題的根源。

建設群眾革命黨和推翻資本主義需要很大的戰術靈活性。 既要堅持原則性內容，又要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動態調整形式，必須采取辯證的態度。 例如，托洛茨基一度主張與社會黨決裂，又一度主張加入1914年背叛工人的「同一個」社會黨。 但它只是在名稱和形式上「相同」-工人鬥爭的內容和潛力在此期間發生了變化。列寧贊成年輕的英國共產黨勢力加入英國工黨-盡管他將工黨描述為「資產階級工人黨」。

同樣，托洛茨基在一段時間內反對在美國組建工黨。後來，卻贊成了這份口號。 盡管他正在積極建立第四國際，但他同時支持派遣一些美國同志加入美國共產黨（當時正試圖刺殺他的斯大林領導的共產黨），以進行偵查任務，以確定通過這項工作實現增長的可能性。 托洛茨基並非是立場「搖擺不定」，而是意識到，變化了的環境需要一種不同的策略或表述形式才能實現相同的基本目標。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否在面對社會黨，工黨和斯大林主義共產黨時也犯有「煽動幻想」的罪行？

或者看看2015年夏天在希腊存在的革命潛力的例子。不幸的是，在憲法廣場（Syntagma Square）參與的 IMT 的同志人數太少，不足以對事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ー ー但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出售了數百份報紙，散發了數千份傳單，呼吁得到政權的希腊激進左翼聯盟（Syriza）領導人與歐盟三駕馬車決裂，與資本主義決裂，動用全部力量，幫助推動民眾的能量超越Syriza領導人齊普拉斯（Tsipras）的改良主義，走上公開的革命道路。如果極左主義的宗派主義者在那裡有任何人，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則會簡單地指責齊普拉斯為叛徒。當齊普拉斯投降，群眾運動進入深度衰退時，他們不會幫助群眾從經驗中學習，陪伴他們度過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循序漸進嘗試，甚至一度差點成功的歷程。宗派們只會滿足的幸災樂禍地慶幸自己「一直都是對的」。

發展政治觀點的目的不是為了「正確」而「正確」 ，而是預測最有可能出現的階級鬥爭場景，以便在我們在介入矛盾的旋風般的事件時指導我們。例如，我們很容易就會說「對」 ，說我們「一直都知道桑德斯會支持希拉裡」，而事實上，我們從一開始就說這是最有可能的結果。但是生活和大眾的意識要比這復雜得多。沒有什麼是絕對預先確定的。

如果我們沒有與那些對桑德斯抱有幻想的人接觸，並不斷更新闡述我們的基本原則立場，我們就不會取得過去幾年的進展-而且我們還在繼續取得這種進展。今天我們的一些支持者最初是桑德斯的支持者。就我們而言，這些同志中只要有一個人能從他們的經歷中吸取教訓，並隨後能以革命的眼光幫助贏得其他人的支持，就抵得上100名「自始至終」只知道桑德斯會支持希拉裡的極左宗派主義者。

至於我們在不發達的前殖民地國家的工作，極左主義者再次指責我們與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正統」決裂。

在那些不平衡的發展規律和聯合發展規律表述得尖銳而混亂的國家，不斷革命論是理解革命和反革命動力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考慮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遲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各種混合的政治形態可以而且確實出現了。工人和貧農不能等到經濟較發達國家的工人發動革命，也不能等到他們的群眾組織和政黨通過宗派認可的純度測試。

巴基斯坦的PPP、墨西哥的PRD以及委內瑞拉的PSUV 就是如此。但是，盡管這些國家的情況往往更加不穩定和混亂，部分原因是更加模糊不穩定的階級關系，但我們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一樣的。在馬克思主義者還處於萌芽階段，沒有大眾工人階級政黨的地方，我們必須在任何能找到他們的地方贏得最有遠見的個人，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適應工人階級。有時這意味著在這些混合構成中和周圍工作。如果陪伴工人、城市貧民和貧農一起經歷試圖找到走出資本主義僵局的道路，同時為贏得他們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而鬥爭是一種罪惡，那麼我們也只好請求老天的寬恕，因為我們犯了罪。

坦率地說，所有這一切看起來都太基本了，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它，幾乎令人尷尬。但是對於極左分子來說，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是不可理解的。他們根本無法理解，重要的不僅僅是具體的詞語，而是這些詞語背後的理論、戰略和戰術方法。至於IMT，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不是因為「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說過」，也不是因為他們永遠都是正確的，而是因為他們在100次中有99次是出色的正確的。

總結

幾十年來，美國左派一直在經歷一場慢性的危機。它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違背了萬有引力定律ーー但一切都有極限。在這個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危機不斷升級的時代，他們終於要自食其果了，因為他們的政治和組織錯誤導致了對其領導人和思想的巨大政治信任危機。

IMT是一個小組織。 我們在過去曾多次因此而受到嘲笑。 但我們的批評者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細節-我們是唯一擁有健康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基因的人。 這給了我們信心，支撐我們渡過了過去三十年的許多風風雨雨。

我們仍然在組建第一批核心干部，主要還是在宣傳階段。如果我們要贏得工人群眾支持，那我們就需要提過很多的理念和解釋。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對現在的世界更具批判性，在某種程度上也更憤世嫉俗。煽動性口號在我們的工作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今天的大多數人不會僅僅被煽動性口號所說服ーー盡管這種情況在將來也會改變。

通過立足於過渡綱領的真正理念，我們堅持了下來。我們知道草擬政治觀點是一門科學，而黨的建設是一門藝術。我們既不是宗派主義者，也不是機會主義者。我們清楚地看到階級界限，始終保持階級獨立性。我們的任務是，通過耐心的解釋和共同的經驗(而不是假仁假義的譴責) ，讓其他工人階級明白這一點。

我們的主要任務與托洛茨基在1938年提出的一樣:

「我們有哪些任務呢？戰略任務包括幫助群眾，讓群眾在政治意識上和心理上適應客觀形勢，克服美國工人傳統中的偏見，並使工人的意識適應危及整個體制的社會危及的客觀形勢。」

再者：

「第四國際的戰略任務，並不在於改良資本主義而在推翻它。它的政治目的是：無產階級為要剝奪資產階級財產而奪取政權。但對於一切策略的問題，即使是最小的和部份的，假如不加以最大的注意，要想完成這種戰略的任務是不可思議的。無產階級的各部份、各層份、各職業及各集團，都應該吸引到革命運動中來。」

這是 IMT遵循的路線。我們邀請所有那些真心希望在我們有生之年看到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人加入我們。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附件

在「國際社」支持者離開IMT幾周後，「國際社」制作了一本小冊子，裡面充滿著他們對「左派改良派」的常用批評–在他們看來，「左派改良派」包括IMT。他們把這一位人士描繪成IMT內部的「左翼反對派」的領導人，一位英勇的烈士，在堅定捍衛托洛茨基主義的過程中忍受著領導層的惡毒鎮壓。事實是，他沒有領導過這樣的「左派反對派」，沒有贏得任何人的支持，在我們給予他所有機會說服其他同志之後，他就主動離開了。但為什麼要讓事實毀了一個好故事呢？

這些人根本的不誠實本質，可以從他們所「編輯的」IMT美國執行委員會與這名同志之間的書信來往中看出。從被篡改的通信文獻中，「國際社」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希望將IMT描繪成一個不民主的組織，僅運用組織手段而不是政治辯論來回答他們的支持者：

在「國際社」所刊登的版本中，我們執行委向他們支持者（當時仍然是IMT正式成員）於2019年3月14日的致信內的第一段話內容被大量刪除，被他們刪除的部分如下：

「你提出的這些政治分歧沒有一個是當你仍是紐約分會成員時提出的；你沒有在 初步搬到明尼亞波利斯時與當地同志們首次見面時提出，你也沒有對你在紐約時就很熟悉的同志們提出——盡管你在假日期間見了他們。相反，你等了幾個月後，在就你的歧見沒有與其他同志做過初步基本討論之前，就以書面形式提出了一個完全明確的立場。」

在這一封信的末尾，他們也刪除了執行委邀請這位同志在春假期間於紐約同執行委見面討論：

「我們知道明州大學馬上就要放春假了。你會在紐約待幾天嗎？如果會，那將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你可以親自和全國中心的同志們見面，面對面地討論你的批評。 我們期待您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如果您要來紐約市過春假，我們希望有機會親自見面。」

在3月25日執行委信件中，他們刪除了第一段的大部分內容，其中包括提到試圖將他帶入民主的政治討論：

「我們想等幾天再回覆，看看你是否會回復當地的同志，以及我們能否在你春假期間在紐約親自討論。但是，你顯然也決定無視他們要求澄清的請求，沒有對我們提出的會面和討論的邀請作出回應。隨著會員權利而來的是會員責任。這些責任之一就是對同志要始終誠實坦率。你的不回答則完全相反。」

還有:

「在明尼亞波利斯市內，你提出的觀點已在你的分會和明市全體會議上開始了全面討論。上次的全體會議討論主題更被更動，以回答你提出的問題（雖然有幾個同志已經准備好了其他話題的導論)。未來的若干次明市全體會議已被安排，依次討論你提出的每一個問題，以提高每個同志對所涉問題的政治理解。」

在這封信的最後，他們又刪除了執行為另一次的討論邀請：

「你和紐約的同志們曾經有過密切的政治關系，和友好的關系，為什麼不和他們討論一下你的疑慮呢？你為什麼不接受甚至不回應執行委有邀請你在紐約期間親自會面，或者至少解釋一下為什麼這是不可能的？也許你不會被我們的論點說服，但是你們自己的同志難道沒有機會和你們討論這些問題嗎？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相信一個宗派的話而不相信你自己同志的話的? 」

這些篡改顯示了這些所謂的「托洛茨基主義」捍衛者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