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世界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被所謂的人民解放軍以暴力清場所結束。在大約六個星期的時間裡，幾十萬，甚至一度超過一百萬的學生、工人、共產黨員和北京居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而在四十年前，毛曾在這裡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19年6月4日。譯者：k2e4z7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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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目標和方法千差萬別。從那些呼籲全面引入放松管制的資本主義，到呼籲結束官僚、人民之間不平等和爭取工人民主的工人和激進學生。然而，總的來說，主要要求就是民主權利和結束腐敗，這些要求從根本上挑戰了國家官僚機構的權力和特權。

1989年，中國處於十字路口。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後，資本主義復辟的威脅已成為現實。這種情況反映了斯大林式的官僚計劃經濟（雖有所不同，但都缺乏工人民主，官僚主義盛行）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中國革命是20世紀的兩件大事之一。它把這個世界人口上最大的國家從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腐敗獨裁統治中解放出來。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實力要歸功於1949年的革命，它最終建立了一個強大而獨立的中國國家，而這正是千百萬中國人，從民族主義者到社會主義者所確定的中國革命的任務。 然而，要把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就必須廢除資本主義，建立計劃經濟。

但在遵循斯大林主義（即官僚獨裁）的中共領導下，革命經歷了許多奇怪的曲折，最終奪取政權的不是一支有組織的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軍隊，而是一支農民軍隊。這支紅軍的領導人們常年隱藏在中國偏遠農村遼闊地帶，以幾乎像一支外國軍隊一樣的姿態征服了中國的城市。工人階級整體沒有組織起來，也沒有創建強大的民主的組織來建立一個由他們控制的工人國家。不僅如此，所向披靡的紅軍以強大的蘇聯作為他們的榜樣和靈感。所以，所建立的政權反映了此時的蘇聯——而不是列寧時代的蘇聯，當時的蘇聯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也就是說，一個特權官僚體制，不允許任何工人民主存在以挑戰其權力。

這種特權官僚主義的統治對計劃經濟造成了致命的破壞。首先，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沒有工人民主，就不可能有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工人民主對人體來說就像氧氣。這一點在大躍進時期得到了最生動的體現，瘋狂的經濟政策從上而下地推行，沒有任何批評和推翻的可能。隨之而來的飢荒導致數百萬人死亡。接下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一個目光短淺的官僚機構出現了突如其來的動蕩，它分裂了，但卻無法容忍任何辯論或民主選舉。

這些方法嚴重地破壞了計劃經濟，中國的計劃經濟一開始就受到阻礙，因為它被孤立於一國之內，起步於非常低的經濟水平，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大國。因此，當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官僚有強烈的動機來改變路線。對經濟表現和文化大革命動蕩的不滿情緒彌漫。由於它不允許工人民主的管理經濟，因爲這將導致其失去特權。所以從官僚的角度來看，唯一的出路似乎是向資本主義開放，特別是向擁有先進技術的外國人開放投資，因為他們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經驗。他們將市場視為一種檢查官僚機構錯誤的手段，還可以促進經濟和財富的增長，這加強了領導這種轉型的官僚們的地位。

官僚主義對計劃經濟的第二個威脅是他們對特權的捍衛。特權官僚制不是社會主義的特征，而是階級社會的殘余。資本家們需要一個並與其觀點一致并能進行散播的國家官僚機構體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最高法官、公務員、警察和軍隊的首領等等，都是資產階級的高級僕人，報酬豐富。他們的特權和生活方式確保了他們按資產階級的方式看事情。

消滅這種社會等級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但是只有用社會的自我管理取代它才能做到這一點。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是由社會的普通成員管理的，由工人選舉產生，而不是由高薪和不負責任的管理人員組成的特殊等級。這就需要工人階級有足夠的時間參加運作自己的工作場所和社區。由於1949年的中國完全沒有這些條件，而毛澤東以斯大林的蘇聯為模板，所以新中國建國初期就是由一群特權和不負責任的官僚精英組成的，甚至在許多情況下，一些官員是先前曾執掌蔣介石資本主義國家的地方行政官。

與真正向社會主義過渡和解放工人群眾相比，這些人對自己的權力和特權更感興趣。毛去世后，官僚管理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問題顯愈發明顯。當有人提出向資本主義投資開放幾個關鍵領域的解決方案時，官僚機構的大部分人沒有原則性的反對意見。隨著這項政策似乎得到了預期的目標，官僚機構的一部分人的想法從刺激計劃內增長轉變為從私有化和合同中獲得暴富。

因此，中國在1978年鄧小平就任領導人後開始了向資本主義開放的實驗。這裡不是評估資本主義是如何重新引入的，也不是評估鄧和其他人有意識有計劃的在多大程度上讓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地方。只需理解官僚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障礙，資本主義不是通過爭取和贏得權力的本土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它是通過並依附於對計劃經濟和 “社會主義”失去信心，但同時又想不惜一切代價保持權力地位的國家官僚體系而產生的。

80年代的中國：動蕩，不安和通貨膨脹

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政策體系的特點是在經濟疲軟的情況下保持謹慎。總的做法是緩慢而謹慎地放松國家對經濟的中央控制，鼓勵地方資本的逐步「原始積累」，特別是允許農民以不受監管的、市場驅動的價格出售大部分農產品。通過這種方式，他們積累了錢，一些農民和農村/小城鎮企業變得富有，這有點類似於1921年蘇聯的新經濟政策(NEP)。這就是所謂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需要國家的撤退（放松管控，退一步），好為這樣的私人發展騰出空間。1953年至1978年，中國公共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為34.2%，1978年以後逐年下降，到1998年為19.3%。 (汪暉，「革命的終結」，2009年第24頁)。 然而，這19.3%是大幅擴大後整體國內生產總值(GDP)后的19.3%。 因此就絕對值而言，他們的支出是增加而非減少，國家總體支出投入減少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

資本主義的基礎是這樣一種以非常漸進的方式奠定的，而不是訴諸於激烈的私有化（例如蘇聯的休克療法）。同樣的過程也可以在政治領域看到，鄧領導了一場「政商分離運動」(政企分開) 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使黨退出企業和經濟的日常管理。20世紀80年代末在國有工業中廣泛傳播的工廠經理（廠長）負責制（譯注：1940-1950則是一長制下的三人團，1960-1970則是職工代表大會制，1980則是一長制，1990-現在則是股份制），通過賦予工廠經理（廠長）在企業中明顯的上級地位，而黨委書記則隱含地從屬於（廠長），推動了這一方向。在1987年趙紫陽就任黨的總書記後，更進一步地推動了這種分離。他解散了部門黨組，進一步降低了（私有）企業黨委書記的級別，削減了後勤人員配置。在保持黨的人事權力同時，越來越多地把黨排除在決策之外，使其成為一個只提供精神指導和行政監督的機構。等級制度變得更強了，而黨（的控制）卻變得更弱了。

「幾乎沒有工人下崗，也幾乎沒有國企被關閉。取而代之的是，改革者設計了一些改革措施，讓（勞權）彈性在未來某時機才會發揮。一場關於所有制改革的低調討論開始了，議程上有兩個明確的項目。首先是小規模公司的私有化。 第二種是股份制公司的創建，我們今天稱之為大公司的「公司化」。實際進展微乎其微，但改革者顯然看到了未來的大勢。 (Barry Naughton，「天安門危機對中國經濟轉型的影響」，中國透視」雜志第2009/2期)

其目的是為更具商業意識的官僚階層提供運作空間，並確保盈利能力成為經濟決策的決定性因素。實際上，國家試圖培育一個新興資產階級的誕生。趙鼎新詳細地解釋了這些過程，他說：

「政改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將黨與政府分開。例如在改革之前，一個單位的黨委書記經常擔任那個單位的總經理。而在新制度下，黨委書記不能再干預行政機關的決策…。 政治改革的另一個部分是國家官僚的精英化和廢除領導職位的終身化。在新政策下，年邁的官僚或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通常要麼被迫下台，要麼被剝奪進一步晉升的機會。取而代之的則是受過更好教育的人。」 (趙鼎新：「天安門的力量」，2001年第46頁)

雖然這些政策確實促進了經濟的顯著的增長，但它們也造成了迅速加劇的不平等和大量的經濟(和政治)不安和動蕩。對於不習慣這種不平等的中國人來說，在他們看來：這種不平等是奇怪和令人不安的，它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突然之間，受人尊敬的社會階層，如教授，掙的錢比非常初級的行業的新生資本家少了很多倍——而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被教導過資本家應該是「人民的敵人」。一種深刻的不確定性和不正義感席卷了社會的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的技能在這個原始的市場上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應用，這種態度在當時流行的諺語中得到了表達，如「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

伴隨著這些不平等，數以百萬計的剩餘農村勞動力開始湧入城市，因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農村勞動力，鼓勵了農村更有效地為利潤生產。到1988年10月，僅北京一地就有100萬農民工，據估計，全國有2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從1989年2月到3月，有250萬農民工湧入廣州市。

這種經濟不公感導致了許多小規模叛亂。例如，1987年官方公布了2493起稅務反叛事件，1830名稅務人員遭到毆打，其中263人傷勢嚴重，7人死亡。1988年的數字則更高(同上，第48頁)。

然而，正是由於高水平通脹的再現，標志著資本主義的恐怖在闊別40年後又回來了。惡性通貨膨脹困擾著1949年前的資本主義中國，這是蔣介石政權徹底破產的主要症狀之一。 革命後，通貨膨脹消失了。現在，它又回來提醒中國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的「好處」。

通貨膨脹的最初原因之一是下放了的經濟控制權釋放了被壓抑的需求，鼓勵地方和鄉鎮企業消費，允許留存利潤。但關鍵行業和基礎設施的低生產率水平意味著它們無法獲得增長所需的東西，因此當需求超過供應時，通脹站穩腳跟并開始主導經濟。這是一場經典的「剪刀危機」，就像1923年的蘇聯那樣，也是由新經濟政策造成的。

這種通貨膨脹造成了大規模的腐敗。中國實行了「雙軌制」定價體系，以方便向市場驅動的經濟轉型。在20世紀80年代，大型國有工業仍然是國有的，如上所述，很少有工人下崗。為了便於向市場驅動型轉變，這些國有企業以政府設定的價格(遠遠低於市場價格)購買他們需要的東西，而且還可以自由地將這些國家計劃的產品轉換為市場產品類別，這意味著它們可以賺取市場差價。這兩種價格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因此為正式的「國家控制」企業受到了巨大的激勵，更主動也更有效地掠奪國家並賺取巨額私人利潤。1988年，在這種雙軌制下，兩種價格之間的差距超過了3.5萬億元，約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0%。 (汪暉，引用前言，第27頁)毫不奇怪，當時的一項調查顯示，83% 的中國城市居民認為黨的干部是腐敗的，這些干部中超過63%的人承認自己參與了腐敗！(趙鼎新，op cit，p126)。

由此造成的經濟混亂導致政府在1988年年中宣布，所有定價將轉為市場定價，以縮小差距，杜絕腐敗的根源。然而，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樣提前通知的後果，這導致仍在國家計劃定價系統中的物品出現恐慌性購買，加劇了混亂和危機感，政府對這一決定出爾反爾。這與1988年2月放松信貸政策相結合，也助長了通脹。

這些通脹危機促使中共領導層在1988-1989年放棄了親市場的政策，這給人留下了政府無法控制局面的印像。那些支持民主並將其與資本主義的回歸聯系在一起的人，現在擔心政府背叛了他們，將會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傾」。另一方面，工人和學生不僅受到市場改革的動蕩和通貨膨脹的影響，還受到政府對這場危機的保守反應的影響，這本質上是一種信用和財政緊縮政策。因此，20世紀80年代末，城市實際收入下降。這場危機徹底摧毀了政府，失去了自由派精英中的親資本主義份子(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以及工人和學生的支持。到1988年，人們對通貨膨脹和腐敗問題的不滿變得普遍起來。八九運動期間，許多工人甚至舉著毛的海報，懷念以前社會主義下的「穩定」生活。 (趙鼎新，引用如前)。 67頁)。

市場淹沒了學生

托洛茨基解釋道，與其說是經濟衰退產生革命意識，不如說是突然從一個階段轉移到另一個階段的動蕩和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不安全感才會造成革命意識。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和壓力後，城市知識分子在受到打擊和批鬥之後，中國的官僚體系尋求穩定和發展。這種願望被鄧小平這樣概括，他曾臭名昭著地說過一句話：「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意思是「誰在乎革命原則，只要我們有好的經濟效益就好了」。

鄧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上「走資派」烙印的最引人注目的領導人之一，並兩次被清洗打倒。事實上，早在一九七六年，「批鄧，反對右傾平反」的運動就開始了。盡管如此，不到兩年，鄧就又登上了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寶座，中國的中間階層只能將這一事實解讀為「走資派」的勝利。鄧的出現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盡管他被毛排擠在一邊，但他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官僚機構。

鄧的崛起對某些階層，尤其是那些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苦難的人，使得他們產生了一種欣喜的情緒。對「務實」的促增長政策的關注被理解為意味著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的重要作用，因此大學入學人數激增。1977年，中國有303所大學。到1988年，它已經有了1075所大學——這意味著這11年來中國平均每周新增一所大學！不出所料，由於這些原因，受過教育的階層最初非常支持鄧的資本主義反動修正。

但中國學生很快就在資本主義現實中得到了教訓。雖然大學招生人數增加了3.5倍，但對大學的經費僅增加了2.5倍(同上，第81頁)。教育質量也惡化了。由於缺乏資金，取消了給學生的津貼。以前所有的學生都能得到這些補助金來維持生活，現在他們是根據學術競爭而授予少數人的。因此，學生的生活水平變差了。缺勤率飆升至80%(同上，第91頁)。

正如經濟開放釋放了不能滿足的被壓抑的需求，這導致了上述的通貨膨脹，大學的開放也跟不上教育的需求。不僅上大學的條件和要求下降了，學生的地位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而下降——人太多了，畢業生在中國落後的經濟中找不到工作。 因此，上面引述了關於受過教育的人相對於小商販地位低下的說法。而學生的惡劣條件反映了資本主義帶來的危機和失衡。1989年「80%的大學生對『你是否同意國家不應該再為大學生分配工作?』這個問題回答『不』也就不足為奇了」(同上，p89)。對資本主義復辟現實的某種不滿則是1989年學生運動的一個主要因素。

中國共產黨開始失控

托克維爾有一句著名的斷言：對一個政權來說，最危險的時候是它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開放和治理的時候。在天安門占領事件的原因中，這一點可以看得很清楚。因為對資本主義的開放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極端的反應，隨著「走資派」的平反，它帶來了某種政治解凍。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懲罰力度大大減輕，對媒體的審查也有所放松。

一場關於中國未來的廣泛討論開始了。考慮到文化大革命和計劃經濟正在被拋棄，而正如鄧在1981年所說的那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現在有30%（即著名的37開，要辯證看，模仿斯的評價）被官方認為是錯誤的，知識分子們的趨勢轉向了對中國道路的一種存在主義的質疑。這確實是中國知識分子自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屈辱以來，對自己為什麼落後於西方的深刻反思的延續。一部名為「河殤」(River Elegy)的電視節目通過了審查，成為熱門節目，這是一種獨白，思考中國社會的危機及其走西方道路的必要性，即走「海洋」而不是「河流」的道路。

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被允許在人滿為患的演講廳向學生發表演講。然而他們本質上始終是支持資本主義措施的親西方自由主義者。事實上，當中國以這種方式「自由化」時，罷工權利在1982年被廢除了（譯注：即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75憲法添加進去的，在82憲法中刪除了）。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被賦予了自由，因為人們認為這些自由將支持親市場的措施，而工人則被剝奪了自由，他們可能因這些「改革」而失去工作。然後直到最近，學生運動被容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鼓勵，但是獨立的工人階級活動和任何工人和學生之間的合作的跡像則被嚴重壓制。

這次開放是由中共的領導層發起的，目的是為了刺激人們支持它並接受市場機制，但它們也暗示著西式的民主和生活水平可能即將到來。

這也是資本主義反動改革的必要組成部分，因為隨著國家退出集中的經濟控制，它自然會失去一些權力。 這尤其是鼓勵席卷中國的學生抗議浪潮的一個巨大因素。例如，在80年代以前，中國共產黨通過各大學的「學生事務委員會」對大學進行嚴格的政治控制，該委員會由地方黨委領導，並雇用專職工作人員。 20世紀80年代，專職人員被裁減，有的甚至被完全取消，這個委員會的領導層不再需要中黨的成員。 這是鄧強調「精英政治」和技術化官僚的一部分。

北京的大學通常集中在城市的一個區域中的一個巨大的綜合體中。在過去，這實際上有助於監管學生，因為相當大一部分學生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堅定支持者，因此將積極努力的保持讓其他學生支持，或者至少保持一致（譯者注：今天，中共決定依靠人工智能和數字“社會信用”來管理大衆）。但文革的經歷和鄧小平對文革的公開放棄，已經摧毀了這層積極分子和中共的合法性。

另一種紀律手段是黨控制就業分配，作為計劃經濟的一部分。任何過於直言不諱或積極批評毛或中共的學生都不會得到一份符合他們資格的工作，即使在他們逃脫了牢獄之災的情況下。但是鄧的資本主義反動改革意味著，現在決定誰得到最好工作的(哪裡有工作)是市場，而不是黨。那麼，為什麼要害怕抗議，特別是當對毛的批評似乎得到了鄧的領導層的認可，並出現在媒體和電視上的時候？市場並不在意你是否批評了政府。通常，學生們只是簡單地忽視了應該讓他們守規矩的中共專職人員，他們本應該讓學生遵紀守法。

在這種情況下，將學生「隔離」到一個巨大的大學區裡不再是一種控制手段，而是一種會迅速蔓延的抗議活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學生已經學會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學到的抗議方法，比如大規模游行和制作大字報。這些方法可能是給予學生組織信心的一個因素，這種信心幫助天安門廣場占領運動成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

十年來不斷增長的學生不滿情緒

1976年毛澤東之死(以及隨後他的支持者被稱之為「四人幫」的失敗)打開了閘門。由於大躍進的失誤和文化大革命的鎮壓，這形成了巨大的壓力。俗話說，風先吹過樹梢。 隨著毛的逝世，學生和知識分子萌生了推動變革的信心。

總的來說，這種上升的壓力是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性質的，反映了它的小資出身，以及對中國在國際上相對孤立和落後的憤怒。第一次的這樣的抗議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就在1976年毛去世之前，一場簡單的抗議活動，抗議對周恩來的鎮壓和對對其喪事的忽視。周被認為比目前掌權的強硬毛派四人幫更傾向自由派(在鄧之前，他實際上曾推動使用市場機制)。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總是與更親資本主義的措施聯系在一起，他被指責為這些抗議活動的罪魁禍首並被免職。1978年，當他作為中國領導人重返中央時，這些抗議活動得到了「平反」和慶祝。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支持市場「改革」的又一例證，因為中產階級傾向於支持這些措施(因為他們相信這些措施會帶來自由民主)，因此他們給了一定程度的鼓勵。

1986年發生了一場更為重大的學生運動，這是1989年學生運動的直接前兆和起因。由自由派知識分子領導的學生在全國各地大規模抗議，再次呼吁民主改革。然而，在這些抗議活動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1989年運動提出的階級問題的輪廓。是什麼導致了這些抗議？可以說，比要求民主更重要的是官員和普遍的腐敗，學生無法找到好工作，教育質量和學生生活條件差。雖然這些訴求仍然是公開的民主訴求，但卻充滿了具體的物質內容，反映了中國不斷增長的市場力量所造成的問題。這一點從1988年6月這場運動之後的一次「大字報」運動中可以看出。學生們在海報上諷刺地寫道：「學術是無用的，擦鞋也可以為人民服務。」「後來，一些北京大學的學生多次來到天安門廣場，宣稱他們想為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擦鞋』，來以此謀生。「(趙鼎新，op cit，p139)。

鄧將這些抗議活動理解為一種警告，即在他的監督下發生的相對自由化已經走得太遠，現在已經威脅到了整個共產黨政權。 抗議活動在幾個月後平息後，他發起了一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清除了一些被視為危險的自由主義的中共黨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胡耀邦的總書記職務。

然後，在1989年2月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前夕，許多領導1986-1987年學生運動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發起請願，要求政府釋放政治犯，這些人基本上都是要求民主改革的積極活動人士。這份請願書得到了西方媒體的大力宣傳，他們與這些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舉行了新聞發布會。這場運動顯然得到了中國中產階級階層的廣泛支持，因為享有盛譽的北京大學(以及其他許多學校)正式支持這份請願書。

因此，1989年群眾運動的政治和社會火花無疑是中國日益壯大和日益自信的自由派中產階級，他們總體上是親資本主義的，認為中國向資本主義開放是可以的，而且必會帶來西方式的民主權利。 但是一旦群眾運動變成了一個涉及數百萬人的群眾運動，那麼群眾運動的火花則並不一定決定它的客觀內容。

胡耀邦的死提供了借口和掩護

在胡耀邦為1986-1987年的學生運動（十二月學潮）背了兩年的黑鍋後，他於1989年4月15日死於心髒病。他的死亡是一個天然的避雷針，讓更多的抗議活動圍繞著他而展開，這不是因為他的遺產和對學生的啟發，雖然這是真實的，因為活動家們意識到，以大規模抗議表達哀悼是一個完美的掩護。盡管胡被免去了總書記的職務，但他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因此在形式上值得公眾哀悼。政府不可能鎮壓那些僅僅向中共領導人表示敬意的人。

與他的逝世有關的抗議活動在接下來的兩天內開始，最初規模很小(大約600名參與者) ，總部設在北京大學。而這一示威，提出了以下要求:

1.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松，和諧」的觀點。
2.重新評估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3.要求國家領導干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布詳情。
4.盡快公布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5.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進行正式的重組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預算，提高知識分子投入。
6.取銷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游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7.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譯注：當時還可能存在另一條：「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凶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道歉」）

這些要求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產生的學生運動的矛盾性質。這裡面大多數要求都是在要求資產階級的民主權利，比如終止審查制度。盡管它們沒有具體的社會主義或工人階級內容，但在中國的極權主義體制下，這些要求是進步的，因為它們會促進獨立工會和左翼報紙等的繁榮發展。可以預料，任何反對這樣一個政權的運動都會把這些作為他們的主要要求。

然而，在其他的要求中，我們看到一個方面，即要求公開政府領導人的工資和財富，這顯然是對腐敗和不平等的攻擊。這揭示了這場運動超越純粹的民主要求，開始質疑資本主義的趨勢。另一方面，要求5和7清楚地揭示了這場運動的狹隘學生和中產階級特征，雖然即使這些要求馬克思主義者也會支持。

三天後，抗議者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旁邊的國務院外並要求與最高領導人（和李鵬）對話。當警察強行將學生送上返回北京大學的公交車時，抗議活動很快就結束了，（在這個過程中）導致了他們中的許多人鮮血淋漓身受重傷。這一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就像在大學區經常發生的那樣，並在兩天後導致了天安門廣場的第一次大規模抗議活動。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新華門血腥事件。

隨著學生抗議活動的增加，以及與警方發生的衝突，工人們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這種快速升級為有意識的工人階級組織的速度表明了整個社會普遍而深切地對此感到不滿。 據魏昂德(Andrew G.Walder)和龔小夏稱：

「接下來的幾個晚上，10到20個年輕的工人——都是二三十歲的——下班後在紀念碑前討論情況並決定做什麼。當他們講述自己在工作單位的待遇、通貨膨脹對自己和朋友的影響、以及中國領導人和官員的腐敗和無能時，他們發現自己都有類似的經歷和觀點。到4月17日，當大學生們開始在北京街頭游行時，這些工人發現學生們正在譴責官員的投機和腐敗——他們一直在抱怨同樣的事情。到了十八號，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他們的討論中，他們開始談論成立自己的組織，有些人主張回到自己的工作單位，在那裡開展運動。白天，他們決定與同事討論建立一個新組織的問題，並在市內張貼海報，詢問市民是否歡迎一個獨立的工人組織。」(魏昂德與龔小夏，「六四事件的工人: 北京工人自治會的政治」 ，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第29期，1993年1月)

這個原組織的成員在4月20日目睹了新華門血案後及時組織起來，作為回應，他們「發布了兩份傳單，質疑黨的領導，質疑他們的經濟政策，質疑他們的個人腐敗和他們的家人的腐敗」。 (同上)。

這個群體的階級構成立即顯現出來。與學生們的大部分民主要求相比，北京自治工人聯合會(工自聯)的工人，他們後來被稱為（工自聯），把問題和矛盾集中在鄧的「改革」加劇了不平等和惡化了工人的條件：

「工自聯在其分發的一份傳單中（譯者注：工人起來了一書中《十問書》一篇），將『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下降』和通脹失控歸咎於：『獨裁官僚機構的長期控制』。 聲明還說，為了保護少數人的奢侈生活方式，統治者發行了大量債券，比如國債……。 強行奪走工人僅有的微薄收入。工人們在他們的就職傳單上不時地要求穩定物價，並公開政府高級官員及其家人的收入和支出。

「工人們問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在香港賽馬場下注了多少錢；趙紫陽有沒有為打高爾夫球的特權付錢；政治領導人們有多少別墅，花費了多少錢；(再問一遍)高級官員的個人收支情況。 工人們還希望得到一個解釋，說明黨的領導層如何看待經濟改革的「缺點」，以及為什麼提出的控制通脹的措施似乎從未奏效。 他們對中國不斷增加的國際債務表示擔憂，詢問這相當於人均多少債務，以及償還債務以及將如何影響未來幾年的生活水平。」(同上)

在4月22日，即胡耀邦葬禮的前一天晚上，大約50,000名學生聚集在大學校園，向天安門廣場方向游行，他們對政府提出了三個要求：保證抗議者的安全；允許一個學生代表團參加第二天的胡主席的葬禮；運動結束後不對學生施以報復。由於擔心群眾運動突然爆發，政府部分同意了這一要求，學生不用向葬禮派代表團，而是（政府）向他們直播葬禮，並保證他們的安全，這讓大多數學生都感到滿意。到目前為止，大約有1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葬禮當天，3名學生上演了一項具有儀式意義的重要行動：他們走到廣場西端的人民大會堂，手持請願書，堅持要求總理李鵬接收請願書。除非他親自出來接，否則他們不會滿意。這像征著學生普遍要求與中共最高領導人對話。在等待的過程中，學生們瘋狂起來，許多人哭著，不斷地高喊著要李鵬出來。 但當他未能出現時，許多學生感到震驚和憤怒，這有部分原因是中國悠久政府官員接受民衆情願的傳統。

不管是不是有意無意地選擇，這都是一種相當有效的策略，可以加劇這場新興運動的緊張感和戰鬥力，因為它直截了當地要求政府當場證明它對這場運動的尊重。政府在這方面的明顯失敗立即將這場運動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以至於在這一點上，鄧顯然得出了一個不祥的結論，即為了打敗這場運動，「我們必須預見到，可能不能避免(流血)」。

升級

似乎是為了確保這場運動更加憤怒，政府的主要喉舌《人民日報》在4月26日發表社論，嚴厲批評這場運動是反革命的，並嚴厲暗示如果不取消，它將面臨暴力鎮壓。但是這場運動到現在已經如此大規模和充滿自信，而群眾，包括工人和學生，如此堅決地要挑戰政權，以至於這只是堅定了他們的決心——這是一個革命形勢發展的典型標志。

第二天，一場大約30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示威活動響應了這篇社論，據估計，大約北京90% 的學生都參加了！這是自1949年革命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反抗國家。

它的規模現在開始迫使國家的整體外表面出現裂縫。在迅速而明顯的退縮中，《人民日報》在4月28日發表了另一篇社論，這篇社論對抗議活動表示了友好和含糊的支持。官方的說法變成，這些是合法的、愛國的抗議活動，旨在解決真正的腐敗問題等等。一旦說法以這種方式轉變，政府就開始失去對整個媒體的控制。據解釋，對抗議活動的正面報道開了綠燈，絕大多數記者甚至編輯都真誠地表示支持。中共解雇了《先驅報》主編秦本禮，因為他對抗議活動進行了積極的報道，但是他的解職遭到了記者的大規模抗議。後來，5月15日，政府正式批准了更大的新聞自由，以報道抗議活動，強烈反對審查制度。因此，暫時贏得了學生們要求對抗議活動進行客觀報道的第7號要求。應該指出，政府失去對媒體控制的另一個因素是鄧放棄黨對媒體工作場所直接控制的實驗。

大約在這個時候，這個運動開始贏得國家內部的大量支持。抗議者現在全面占領了廣場，那裡到處都是帳篷。學生們開始絕食抗議（譯注：見絕食書原文），這進一步加強了運動，並贏得了更多的公眾支持。大量的資金被捐贈用於占領廣場，包括來自共青團、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全國社會福利彩票籌款委員會。正式允許工作單位組織參觀廣場，並為抗議者籌集資金。部分原因是政府擔心絕食抗議的學生會死亡或患重病，而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一場革命運動可能會爆發並將他們趕下台。但這也得益於社會上真正的大眾支持，包括來自中共底層的支持 。

在學生呼吁絕食後，學生的絕食人數迅速從大約300名增加到3,000名。 到5月上旬至中旬，白天廣場上則常有300,000人，而在5月17日至18日，則有超過100萬人的游行（在北京的），姐妹般的示威活動則在中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根據官方記錄，5月中旬，北京以外的172,000名學生前往首都參加了大規模示威游行。

就在這個時候，當運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的時候，國家也在動搖的時候，鄧、李鵬和其他領導人得出結論，讓步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讓步的目的從來不是真正地給予持久的變化，而是提供這種變化的幻想，使學生滿意地回家，然後他們的學生領導人將受到壓制。但這顯然沒有奏效，因此決定必須進行一場公開的鬥爭。

取締

5月20日，在絕食抗議開始後的第七天，戒嚴令正式被政府頒布。最初，這對政府來說是一場令人尷尬的災難，這突顯出大眾對抗議活動的真正支持。派往北京的10-15,000名士兵遭到北京居民自發封鎖的拒絕。士兵們寡不敵眾，似乎很困惑，（居民）說他們對抗議活動一無所知。居民和士兵之間的友好關系迅速建立。除了建築路障，居民們還給士兵們帶來食物和水，甚至還為他們組織了街頭派對。徐勤先和徐峰(無親屬關系)兩位軍官拒絕遵從上級命令。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委員楊百兵的說法，在最初的進攻中，多達110名軍官和1400名士兵拒絕作戰。事實上，這些居民的努力組織得非常好。成立了一個「對話代表團」 ，拿到了一張軍事地圖，「每三分鐘就接到一次報告軍隊動向的電話。然後他們給每所大學打電話，要求他們把學生送到特定的地點。五月二十號，王朝華還向多處攔截大批士兵的地方派出了小分隊。北京學生自治聯盟後來甚至繪制了一張北京地圖，上面標明了部隊的位置和主要的路障，工會還為每所大學指定了一個負責的區域。」(趙鼎新，作品第185-6頁)

然而，總的來說，這些努力是自發的和局部的，但這清楚地表明了運動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持。//圖片來源：Michael Mandiberg

北京的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於軍隊不得不在四天後撤出這座城市。它無法突圍，而且有發生全面兵變的嚴重危險。在這一點上，北京有可能受到抗議者和組織路障的工人以及工自聯的控制。然而，沒有一個政黨能夠組織群眾並采取這一重要步驟。

到6月2日至3日(距離最初的撤退剛剛過去一周) ，在北京郊區集結的士兵人數——至少是最初的15000人的10倍——也許要多得多。這些士兵大多來自遙遠省份的農民家庭，這是一種蓄意的策略，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兵變的可能性。在組織反革命運動時，統治階級的危險始終是鎮壓部隊的普通成員會與革命群眾團結一致，甚至可能在運動中有朋友和親戚。通過使用來自遠方的農民士兵，他們中的許多人說著與北京人不同的方言，他們之間的親密的可能性則變得就更加不可能了。

在吸取了整個北京團結起來反對他們的教訓後，這些士兵中的許多人便身著便衣，手無寸鐵地進入了城市。但這帶來了一個問題——他們仍然需要武器來「清理廣場」，所以這些武器都是由分開的大巴運進來的。其中至少有三輛公交車被工人發現並扣押，他們敲響了即將到來的災難的警報。再一次，我們在這裡看到了需要一個革命黨的證據。在沒有武器的情況下，這些武器只是由居民交給警方，就好像這些武器不也是由同一個中國政府使用的一樣。一個組織良好的革命黨，應融入到抗議運動中，而且本可以分發這些武器，作為擊退軍隊和/或迫使兵變計劃的一部分。

隨著士兵們的前進，工人們又開始英勇地用路障阻擋他們前進的道路。衝突爆發，導致一些士兵和更多的居民死亡。在許多情況下，士兵們通過向手無寸鐵的抗議者開火來應對路障。

到6月4日晚上，士兵們已經在廣場周圍形成了一個包圍圈，那裡仍有大約8萬名抗議者扎營。隨著他們（士兵）的逼近，更多的小規模衝突爆發，手無寸鐵的抗議者被射殺，許多人的背部中彈。一些學生想要鬥爭，但大多數領導人懇求他們保持非暴力的政策。反正到現在為止，不管他們決定做什麼，情況已經沒有希望了。

在某個時刻（3時30分），一些領導人主動說服軍隊允許學生和平撤離廣場。凌晨4點左右，軍隊通過擴音器宣布已經達成協議，所有人現在必須離開。盡管有些學生想留下來，並指責他們的領導出賣了他們，但大多數人意識到他們別無選擇，於是他們走出廣場，一邊走一邊唱著國際歌。雖然這次撤退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還是發生了一些軍事暴行，並導致數十名手無寸鐵的抗議者死亡。

總的來說，1989年6月4日晚和6月5日清晨，大約有500-1000人被屠殺，中國政府最終鎮壓了這個自1949年以來在中國最大、最受歡迎的群眾運動。

學生領導層的弱點

學生可以在一場革命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如1968年在法國所示的那樣（五月風暴）。然而，考慮到他們的社會地位，這也是有限的。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是與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而不幸的是，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們反對這種統一。

占領天安門廣場和數千人參加絕食抗議的能力顯示了學生們所擁有的力量。他們在時間上的自由和缺乏家庭義務使得這一切成為可能，毫無疑問，從戰術上講，占據著緊鄰權力中心的著名廣場，這幾乎在一夜之間吸引了數百萬人的注意力。

然而，從學生領袖的行為中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到學生運動與工人階級隔絕的問題。考慮到中國曾經是(現在也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他們的領導缺乏組織性和經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於學生的社會階層的固有的松散性，這些問題是難以解決的。

由於學生缺乏任何民主結構，不同的自封的領袖之間的競爭不僅激烈，而且無法解決。如果沒有組織，沒有可以投票的成員，你如何決定哪個領導者是最好的？學生領袖之間微不足道的競爭通常會在公開場合展示，受到來自各方無休止的尖酸刻薄的攻擊。有一次，學生領袖甚至獲准與中共領導人進行電視對話，但由於學生之間的公開爭吵，會議中斷了，他們相互指責。據報道，許多被邀請報道這次會議的記者起初都表示同情，但他們對學生們的無組織、粗魯和缺乏明確的計劃表示印像深刻，離開時很不以為然。例如，一位著名的絕食抗議者總結了這些問題：

「我們正處於戒嚴狀態。而中共中央成立了戒嚴指揮部，指揮數十萬士兵與我們作戰。但廣場上的局勢令人非常失望。，廣場上有十多個學生組織，都自稱是最高指揮部，而且都是不負責任的。 北京學生自治會只有一個領導人王朝華在廣場上。 北京以外的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正在沉迷於權力鬥爭， 他們一天四次更換總司令，甚至還想接管廣播中心。而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即使戒嚴部隊不攻擊我們，我們也會自敗……因此，我建議建立一個臨時總部，領導廣場48個小時。 同時，北京學生自治會將撤回北京大學進行整頓。48小時後，臨時總部將結束其任務，並將權力移交給北京學生自治會。」 （趙鼎新，同前，第189-90頁）

各種自封的領導和臨時組織層出不窮。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組織的決定從未得到執行，完全被廣大學生所忽視。

在占領即將結束時，是否繼續占領的問題成為大規模分裂的根源，但沒有合法的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學生們一次又一次地投票支持繼續占領，但這是自我實現的，因為那些反對占領的人已經離開了。這並不奇怪，那些想要繼續到最後的人是唯一一些在最後仍然在那裡的人，所以他們贏得了選舉。事實上，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直到5月中旬，172,000名新生湧入廣場，而當時大多數的原北京學生已經離開。這種變化使得形成一個連貫和合法的組織和領導能夠根據形勢的需要改變策略和要求變得不可能。

占領的策略固然有可取之處，特別是像天安門廣場這樣的大規模占領，但如果占領成為唯一或主要的策略，則有嚴重的缺點，因為政治目標被推到了幕後，而且在國家的持續敵意下保持占領是令人精疲力竭的。 那些相關人員需要確保在任何時候都有足夠的人在那裡，這樣警察就不能驅逐他們。 此外基本的衛生和個人生計也成為令人擔憂的大問題。

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處理這些問題也是困難的。由於領導層一開始就出現了鬧劇般的分裂以及缺乏經驗，這個問題變得令人費解。占領本身成為一個目的，占領者變得情感上依附於它的效力。這意味著這場運動並沒有討論推動運動向前發展的最佳策略和政治綱領，也沒有討論諸如中國革命的客觀階級特征這樣的更深層次的問題，而是大部分時間集中在組織事務上。根據其中一位領導人李璐（音譯）所說：「關於是否結束天安門廣場占領的爭論是每一次天安門廣場會議的主要議題，占用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同上，p195)。

對工人作用的忽視

這場運動的弱點歸根結底是一個階級問題。很明顯，廣場是不可能永遠被占領的。中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絕不會因為一個廣場的占領而被推翻或被選下台。需要一些更強大的東西才可以將其推翻。

1989年的悲劇在於，這樣一個組織（工人組織）正在興起，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小資的學生邊緣化了。從4月中旬開始集會並發布反對政府傳單的工人團體，到5月中旬已經發展到擁有150名核心活動人士，這得益於開始發生的大規模的用以支持學生的自發的工人抗議活動。 5月18日，他們拿著擴音器走上天安門廣場高呼：「讓全國的工人知道，我們北京的工人是有組織的且組織起來了」。

而在一天前，他們發表了一份文件（譯者注：工人起來了一書中《告全國同胞書一篇》），「詳細的譴責了特權、子女、配偶和保姆的出國旅游以及高級官員包養情婦，並宣稱『我們根據馬克思的《資本論》仔細計算了工人的剝削率。我們發現，「人民公僕」把人民血汗創造的剩餘價值全部吞掉了。 根據這一分析得出其合乎邏輯的結論後，該文件接著宣布：「只有兩個階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過去40年的政治運動，就是一種鎮壓人民的政治手段。 歷史表明，他們(即共產黨人)喜歡「秋後算賬」。 但是歷史的決算還沒有完成。 (Andrew G.Walder，魏昂德和龔小夏，引用如前) [1]

從那時起，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迅速發展起來。要加入工自聯，你只需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向他們出示你所在單位的身份證明，能證明你是北京工人即可。 通過這種方法，工自聯聲稱，在運動結束時，他們已經招攬了近2萬名成員。然而到了5月底，工自聯已經擁有了自己的辦公室和印刷機，並起草了一部具有民主權利的臨時章程（譯者注：工人起來了一書中《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臨時章程》），並計劃召開大會。

在整個5月至6月初，工自聯派出了一支糾察隊開著卡車去營救被毆打和逮捕的學生，他們成功地強行通過。多虧了它招募工人的方法，它在整個城市的工廠和工作場所中建立起了一個支持者網絡，並因此希望可以通過這個網絡來幫助占領活動。 學生運動因占領的負擔和學生領袖的自負和精致利己主義而陷入困境從而變得混亂不堪，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工自聯則變得更加強大更有組織並且更加自信。

打破占領僵局並能嚴重挑戰國家政權的唯一辦法，就是准備發動總罷工。工自聯實際上提出了一個總罷工的口號，並試圖利用其新建立的與工作場所的聯系來實現這一目標。但這些聯系只是剛剛建立，而且存在資源嚴重匱乏，時間緊迫的問題。 然而，這絕對是正確的前進方向。 工自聯還呼吁士兵兵變，並呼吁工人控制工廠。

學生的領導應該把已經成立了的工自聯 作為前進的方向。它的存在代表了對學生勇氣的認可。當它提議組織一次總罷工以推動運動向前發展時，這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

當一些學生受到 工自聯 的吸引並試圖幫助它的時候，他發現他們中的很多人（即其他的學生）對此表示驚訝並拒絕了它（工自聯），且試圖把它（工自聯）踢出廣場。魏昂徳（Walder）和龔小夏在這個問題上引用了一位工人積極分子的話：

「我們有些人想過去和學生們談談，但我們還沒說兩句話，學生糾察隊過來把我們趕走了。那時我們不想惹麻煩，也不願意和學生們作對。建築工人工會一度被放在東部的檢閱台上，建築工人也受到了同樣的待遇: 「學生們特別不願意見他們」。學生糾察隊總是把他們趕走… … 事實上，很多人對來自農村的建築工人有這種態度，說他們是苦役工。

「學生們堅持純潔的最後一個表現就是他們拒絕讓[ 工自聯 ]在天安門廣場內辦公。工人們的領導人受到了天安門管理處的騷擾，他們覺得自己在長安街與廣場主要部分隔離的地方很容易受到警方的監視和逮捕。他們想要搬遷的努力至少有兩次遭到了拒絕。直到5月30日和31日，學生人數減少，軍事行動似乎迫在眉睫，學生們感到足夠的威脅，才允許[ 工自聯 ]進入廣場幫助保護他們。

「隨著運動的進展，[工自聯]活動人士開始感到學生領袖對他們的要求漠不關心，而且還阻礙了他們為工人爭取權利的努力。

「28號，[工自聯]主張關閉所有的工廠和商店。如果不能外出罷工，工人還可以舉行緩工。罷工是我們維護正義和保護自身利益的權利。許多單位的工人支持我們的罷工號召。工人們說，我們只是不願意再為他們工作了。但是學生們不允許我們罷工。學生們說，這是我們的運動，你們必須服從我們。他們不讓我們這麼做。工人們不能接受，所以我們必須有自己的組織。到5月28日之後，我們不再提倡同情學生。

「在這種明顯的不敏感背後，[工自聯]活動分子也開始感受到階級勢利的刺痛。

『學生們總是排斥我們這些工人… … 他們認為我們沒有文化。我們要求參加與政府的對話，但學生們不讓我們參加。他們認為我們這些工人粗魯、愚蠢、魯莽、不會談判。』

『你知道，對於學生來說，這沒什麼——他們會把你拘留幾天，然後放你走。但是當我們工人被逮捕時，他們會向我們開槍… … 政府對我們工人是無情的。他們說工人是統治階級。真是一派胡言！』」

最後一項聲明則被隨後的鎮壓所證實，在鎮壓中，政府處決了許多屬於工人階級的 工自聯 組織成員，但給予了學生更寬大的判決，因為他們往往來自有影響力的家庭。

天安門廣場的悲劇在於，一個由學生和工人組成的強大聯盟離我們只有一步之遙，但是由於小資的短視和學生領袖的精致利己主義阻止了這一切的發生，最終導致了這場運動的血腥失敗。

另一方面，幫助激發這場運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卻沒有推動這場運動。他們對他們曾經幫助創造的野獸永遠感到恐懼，他們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敦促學生們取消占領並回家，盡管當時學生一點都沒有讓步。 與工人不同，他們沒有提出總罷工這樣的替代策略，而是希望大家能冷靜下來，回家去。

他們的怯懦根植於他們的階級地位。他們從20世紀80年代相對自由化的政治和經濟中獲益良多。他們對運動的方向也大體滿意。該運動失敗後，他們沒有得出結論，認為需要更加激進和支持工人才能獲勝。相反，他們只是哀嘆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這本身就證明，他們可以接受現狀。

「在1980年代，知識分子階層各不相同：在高層，他們在改革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他們不僅直接參與了改革思想的設計，而且還參與了各級政府的改革計劃的設計。 因此，它們與省內國家內的政治團體和其他有關的團體緊密重疊。 通過這種長期的工作關系，這些知識分子開始相信，只要國家內部的改革派能夠獲得權力，所有的問題都將得到解決。 出於這個原因，他們將自己的聲譽押在希望解決國內衝突以支持「改革」的同時，又擔心學生運動的激進主義會破壞支撐國家改革進程的不穩定的岌岌可危的權力平衡，從而導致保守主義勢力回歸政治舞台……激進主義的批判迅速發展為對中國現代歷史上整個革命和改革問題的廣泛反思，激進主義與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其主要特征是政治和文化大革命 。」（汪暉，前引書，p45）

自由主義者得出的結論和西方的統治階級一樣——資本主義將會自動帶來自由民主和個人自由。因此，沒有必要訴諸於危險和可怕的抗議活動，他們只需要參與中國自由市場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民主就會蓬勃發展。當然，他們是永遠等不到那一天的。

後果

1989年的抗議活動的衝擊和緊接著的通貨膨脹，以及對運動的殘酷鎮壓，導致了國家機器的加強。中國官僚機構中的保守派，即那些反對向資本主義開放的人，將所有的經濟問題歸咎於引入資本主義政策，他們得以利用1989年的衝擊來推動他們的議程。這解釋了為什麼朝著更大的市場導向經濟政策的運動會暫時停止。

然而，這些保守派不能說是文革時期的「毛主義者」。他們不一定反對向資本主義開放這個本身。他們只是反對使用更自由、更自由放任的方法，允許地方工業通過寬松的信貸自行建立。他們希望利用國家的資源來建設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然而，他們的支配地位是短暫的，因為他們實施的財政緊縮不僅扼殺了通貨膨脹，而且扼殺了整體經濟增長——這與他們的意圖恰恰相反。（譯注：陳雲的鳥籠經濟，李鵬、姚依林、宋平等。市場和計劃二者像鳥與籠子一樣，要讓鳥飛，但是在鳥籠子裏飛）。

結果，一項折中的方案誕生了，這一方案概括在鄧1992年著名的「92南巡」和20世紀90年代的政策中。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等經濟的關鍵杠杆將是改革的重點，而不是小鄉鎮企業。 這些制高點將仍然掌握在國家手中，這使得國家可以將他們聚集起來，在戰略領域進行大筆投資。這是為了給經濟帶來最大可能的增長。然而，典型的國有企業(SOE)則被「解放」以追求自己的增長議程，但這也符合最高領導人的願望。1998年完成的國有部門重組將剩餘的中央企業組建成了強大的寡頭壟斷企業。雖然沒有中央企業享有無競爭的壟斷，但一個行業的競爭僅限於兩到三家企業。 這些公司變得非常有利可圖。此外，中央政府在1994年停止要求國有企業將其稅後利潤上繳國家(這顯然與加強政府對收入的控制的願望相矛盾)。 這些公司現金越來越充裕，與競爭對手競爭擴張，並為自己的投資提供資金。 例如，到1998年末為止，電信投資占GDP的比重從未超過百分之零點二，但在90年代後期，電信公司依靠自己的內部資金和銀行貸款，將投資推高到占GDP的百分之二。 (Barry Naughton，引用如前)

換句話說，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妥協。國家利用其資產以非常普遍的方式指導和加速經濟增長(主要是通過國家控制的銀行貸款和保護國有企業免受外國競爭) ，放松了對國有企業的控制，允許它們參與競爭並保留自己的利潤。他們放棄了真正的計劃，以便資本主義競爭的鞭子能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這基本上與今天的中國模式相同。

很有說服力的是，盡管1989年的抗議帶來了巨大的衝擊，這些抗議顯然是由於采取資本主義措施和1980年代的政治自由化而產生的，但這並沒有真正推動恢復斯大林主義式統治的和轉為計劃經濟。一有麻煩的跡像，「保守」的財政緊縮制度就崩潰了，鄧在中國東南部的港口城市成功地推動了進一步的資本主義改良（譯者注：經濟特區）。

幾年後，天安門廣場事件塵埃落定，中共掌握了控制權，在資本主義方面比上世紀80年代走得更遠。 允許戰略性國有企業盈利並保持盈利，非戰略性國有企業則私有化，這導致約3000萬名工人下崗（譯者注：東北大下崗等）。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口頭禪是「沒有輸家的改革」，那麼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失敗讓中共有信心進行「數千萬輸家的改革」。鄧小平被認為是在這個時候說過一句話：「致富光榮」。 沒有證據表明他確實說過這句話，但這句話可能更有意義-這句話之所以站得住腳，是因為它看似合理。

上世紀90年代的大眾的心理表現為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市場是衡量經濟表現的最佳且唯一的標准。國家控制的工會的官方報紙《工人日報》在1997年的這篇文章中總結道: 「企業是工人就業的來源，但企業本身也必須由市場決定興衰… … 因此工人應該根據這一點留下或離開、被雇佣或被解雇… … 核心是工人適應市場，而不是市場適應工人。」到20世紀90年代末，只有33% 的城市工人在國有部門工作(現在國有部門根據盈利能力運作) ，遠低於1978年的78% 。現在60%的國內生產總值是私有的(譯注：如果我們不把盈利性國有企業算作私有的話)。

雖然天安門廣場運動的失敗加強了向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也鞏固了波拿巴黨對國家機器的統治。而這個事實對今天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是完全令人困惑的。我們已經看到，在這場運動中，自由知識分子並沒有發揮什麼重要作用，只有工人階級提供了前進的道路。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經濟是由非常成熟和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沒有空間也沒有時間讓一個獨立的新的資本主義階級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來，為爭取權力而鬥爭。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中國的資本家是國家政策的產物，而國家政策又是西方資本主義統治的產物，並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統治的啟發。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經歷了不溫不火的權力爭奪(最終以失敗告終)之後，再也沒能成為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中國的資本家們從來沒有真正從官僚體制中獨立出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通過腐敗獲得了他們的公司和合同，要麼成為自己是前官僚，一邊留任官僚，同時提升家庭成員成為直接所有者，或者與官僚嫁接。克裡斯托弗•麥克納利(Christopher McNally)和特蕾莎•賴特(Teresa Wright)在《中國左派評論》(China Left Review)上撰文稱：

「中國的資本家似乎對推動系統性政治改革興趣不大，但他們似乎尋求將自己嵌入黨國體系，從而使中國共產黨(CPC)的統治永久化… … 學者們發現一個突出的特點是: 他們普遍不願在政治上『顛覆船只』，也不願施加壓力去要求進行系統性政治變革。事實上，大多數私人資本持有者對與黨國機構合作表現出明顯的興趣」。

這個新生的資本主義階級無力抗拒天安門事件後對其自由派「代表」的清洗。 中國共產黨中那些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者」的人被免職。 20世紀80年代中國共產黨與經濟管理職務相對分離的局面發生了逆轉。 中國共產黨的「等級制度」現在與企業的管理深深地交織在一起。 共產黨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入地參與企業管理。…。一家大公司的黨委書記經常被任命為該公司的董事會主席。」（Barry Naughton，引用如前）。

如今的情況仍然如此，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對此感到迷惑和憤怒，他們傲慢而天真地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將帶來自由民主以及政商分離。但中國資產階級仍然不能主宰國家，這從所謂的「法治」和私有財產保障的缺失就可以看出來。過於獨立於國家的中國資本家仍然有可能因「腐敗」而被捕，並被沒收財產。 時至今日，西方自由主義者還無法理解中國如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共產黨卻對商業有著如此深厚的控制權。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通過理解1989年的經歷所揭示的——中國資產階級過去和現在都是軟弱的和依賴國家的，對革命推翻中國共產黨沒有興趣。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成功地進行新的中國革命。現在這個工人階級比1989年的時候大得多。從那以後的幾十年裡，它學會了如何贏得罷工，它明白自己的鮮血和汗水是中國現代強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基礎。今天，中國學生正在組建馬克思主義社團，他們非但沒有躲避工人，反而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工人組織起來。下一次，當數百萬人游行穿過北京的街道，豎起街壘時，工人們將自信地站在最前線，地球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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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譯注：工自聯於5月17日發布的《告全國同胞書》部分內容如下：「我們認真核實了對工人的剝削帳。剝削方法是按照馬克思《資本論》告訴我們的方法。我們將全部產值扣掉 工人的工資，福利，醫療及必要的社會積累，設備折舊及擴大再生產等費用外，我們吃驚地發現：「人民公僕」侵吞了人民盡血汗創造的全部剩餘價值！剝削的數值是空前的！殘酷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