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完稿於1935年10月22日，並於1936年1月4日發表在《新激進份子》第一卷，第2號，第3頁。其中，托洛茨基分析了宗派主義和中派主義趨勢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譯者：k2e4z7x9）

否認我們之間存在宗派傾向是荒謬的。一系列的討論和分裂都暴露了這些傾向。事實上，在一個與工人階級的所有主流組織站在不可調和的對立面的意識形態運動中，在全世界受到畸形的、絕對空前的迫害的意識形態運動中，宗派主義的因素怎麼可能不表現出來呢？改良派和中間派很容易抓住一切機會指責我們的「宗派主義」；而且大多數時候，他們想到的不是我們的弱點，而是我們的強項：我們對理論的嚴肅態度；我們努力把每一個政治形勢摸清底細，提出明確的口號；我們敵視「容易」和「舒服」的決定，因為這些決定今天可以免除憂慮，但卻為明天的災難做準備。從機會主義者口中說出的，對宗派主義的指責往往是一種讚美。

馬克思主義與他們的區別

然而，奇怪的是，不僅改良派和中派，就連「左派」的反對者，即臭名昭著的宗派主義者也經常指責我們。他們的行徑怪異到可以把他們擺在任何博物館內展覽。他們對我們不滿的基礎，在於我們對他們的不可調和性，在於我們努力清除自己的「幼稚病」，並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從表面上看，宗派主義、中派主義等詞語，似乎只是對手因缺乏其他更合適的稱呼而交換的論戰性表達。然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字典裡，宗派主義的概念以及中派主義的概念都有確切的含義。馬克思主義把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建立在它所發現的科學綱領之上。這是一個巨大的征服！然而，僅僅建立一個正確的綱領是不夠的。必須讓工人階級接受它。但是，從本質上看，宗派主義者，在任務的前半部份就停止不前了。對他來說，對工人群眾實際鬥爭的積極干預，被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抽象宣傳所取代了。

宗派的社會觀

每個工人階級政黨，每個派系在其最初階段都要經過一段純粹的宣傳期，即對幹部的培訓。作為馬克思主義圈子的存在時期，不可避免地植入了對工人運動問題採取抽象方法的習慣。誰無法及時擺脫這種局限性的存在，誰就會變成了一個保守的宗派主義者。宗派主義者把社會生活看成是一所大學校，而自己則是那裡的教師。在他看來，工人階級應該把它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放在一邊，紮紮實實地聚集在他的講台周圍：這樣，任務就解決了。

宗派主義者雖然在每一句話中都對馬克思主義發誓，但它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直接否定，它以經驗為出發點，並始終回歸到經驗。宗派主義者不理解已完成的綱領與生活之間的辯證作用和反應，也就是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群眾鬥爭。宗派主義者的思維方式是理性主義的、形式主義的、啟蒙主義的。在發展的某個階段，理性主義是進步的，批判性地針對盲目信仰和迷信（如18世紀！）。每次偉大的解放運動都重複著理性主義的進步階段。但是理性主義（抽象的宣傳主義）在針對辯證法的那一刻就變成了反動因素。宗派主義與辯證法是敵對的（不是言語而是行動），因為它背棄了工人階級的實際發展。

現成的公式

宗派主義者生活在一個現成的公式範圍內。一般來說，生活在他身邊經過，而他卻沒有注意到；但時不時地，他得到這樣的刺激，使他繞著軸心轉了180度，並常常使他繼續走他的直路，只是……方向相反。與現實的不一致使宗派主義者產生了不斷使他的公式更加精確的需要。尋求加強此公式的企圖以討論為名來實現。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討論是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的但又是功能性的工具。對宗派主義者來說，討論本身就是一個目標。然而，他越是討論越是逃避實際任務。他就像一個用鹽水滿足口渴的人，他越喝越渴。因此，宗派人士總是煩躁不安。是誰給他溜了鹽水？肯定是國際秘書處的「投降者」。任何試圖向宗派主義者解釋積極參加工人運動需要不斷研究客觀條件，而不是在講台上傲慢地向群眾發號施令的人，都會被宗派當作敵人。宗派主義者用陰謀論、流言和歇斯底里來代替分析事實。

雙生子和死對頭

在某種意義上，中派主義是宗派主義的兩極對立面。它討厭精確的公式，在理論之外尋求通往現實的途徑。但是，儘管斯大林著名的公式把「死對頭」和「雙生子」對立起來[1]，兩者常常被證明是一樣的。一個脫離現實生活的公式是空洞的。沒有理論就無法把握活生生的現實。因此，他們兩個人，宗派和中派人士，最終空手而去，並在他們共同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產生敵意的層面上聯合。我們曾多次遇到某些自以為是，自詡為「現實主義者」的中派，僅僅因為他出發去游泳時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包袱，但被每一個流浪的潮流所折騰。他無法理解，原則不是死的壓艙石，而是革命游泳者的生命線。而宗派主義者，為了不打濕自己的原則，一般根本不想去游泳。他坐在岸邊，對著階級鬥爭的洪流，讀著道德的講座。但有時，一個絕望的宗派份子會一頭跳進水裡，抓住中派，幫助他溺水。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

* * *

在我們這個分崩離析、一盤散沙的時代，在各國都有不少團體，他們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綱領，通常是從布爾什維克那裡借來的，但他們把自己的思想包袱或多或少地造成思考上的僵化。

我們以這種類型的最好的標本為例，即韋里肯（Vereecken）同志領導的比利時集團。8月10日，這個集團的機關報《斯巴達（Spartakus）》宣佈加入第四國際。這一宣佈是值得歡迎的。但同時有必要事先聲明，如果第四國際向宗派主義傾向作出讓步，它將注定要失敗。

韋里肯的預測

在韋里肯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反對法國共產主義聯盟[2]加入法國社會黨的不可調和的反對者。這並不是犯罪：這是一個新的問題，這一步是有風險的，差異是完全允許的。在某種意義上，意識形態鬥爭中的誇大，同樣是可以允許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韋里肯預言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國際組織由於第二國際的「解體」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我們建議韋里肯今天在《斯巴達》上重印他過去的預言性文件。但這並不是最主要的惡。更糟糕的是，《斯巴達》在其目前的聲明中只含糊其辭地指出，第四國際法國支部「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忠於它的原則。如果韋里肯表現得像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他會清楚而明確地說明我們的法國支部在哪裡背離了它的原則，他會直接而公開地回答誰被證明是正確的問題：應該贊成還是反對打入主義策略？

民主集中制

韋里肯對我們的比利時支部加入改良派工黨的態度更不正確。韋里肯不去研究在新形勢下工作的經驗，不去批評那些值得批評的實際步驟，而是不停地埋怨討論環境（他在討論上被打敗了），而不是去研究在新的條件下所進行的工作的經驗和所採取的實際步驟，如果值得批評的話，他就不斷地抱怨造成他失敗的討論環境。你看，討論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不忠誠的：韋里肯沒能用鹽水解渴。他聲稱：法國支部裡沒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並對反對打入（社會黨）策略的派系展現出…「宗派主義」（態度）。很明顯，韋里肯同志的宗派主義觀念是自由主義的，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在這一點上，他顯然更接近中派。並不是說討論不充分；而且，討論進行了幾個月，口頭和報紙上都有，而且是在國際範圍內進行的。在韋里肯未能說服別人相信在一個地方原地踏步是最好的革命政策後，他拒絕遵守國家組織和第四國際組織的決定。多數派代表不止一次告訴韋里肯，如果經驗證明所採取的步驟是錯誤的，我們將共同糾正錯誤。在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經過十二年的奮鬥後，你們對自己的組織缺乏足夠的信心，即使在戰術上有分歧的情況下也要保持行動的紀律，這真的可能嗎？韋里肯不理會同志之間調解的爭辯。在比利時支部的大多數人進入工黨後，韋里肯團體自然而然地發現自己脫離了我們的隊伍。這件事的責任完全落在他自己的肩上。

適應「合法性」

如果我們回到問題的主旨上來，那麼韋里肯的宗派主義就突出了它的宗派式的粗暴。這是什麼！韋里肯憤怒地大喊，列寧談到與改良派決裂，但比利時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加入了改良派！但是列寧考慮到與改良派者的決裂是與他們進行鬥爭的必然結果，而不是不分時間和地點的拯救行動。他要求與社會愛國者分道揚鑣，不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而是為了使群眾擺脫社會愛國主義。在比利時，工會與該政黨融合在一起，比利時政黨實質上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可以肯定的是，革命者們加入比利時工黨不僅開闢了新的可能，也同時遇到了新的限制。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時，不僅要考慮資產階級國家的合法性，還必須考慮到改良派政黨的合法性（可以同時添加這兩種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一般來說，適應外來的「合法性」會帶來巨大的危險。但這並不能阻止布爾什維克甚至利用專制的合法性：多年來，布爾什維克被迫在工會會議上自稱，在法律媒體上稱自己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是「一貫的民主黨人士」。沒錯，這並非一帆風順。布爾什維克主義堅持了相當多的元素，他們或多或少是始終如一的民主黨人士，而不完全是國際社會主義者；但是，通過用非法活動補充合法活動，布爾什維克主義克服了困難。當然，范德維爾德、德曼、斯帕克和比利時財閥的其他走狗的「合法性」給馬克思主義者帶來了非常繁瑣的限制，從而帶來了危險。但是，尚不足以建立自己的政黨的馬克思主義者，有自己的方法來與被改良派囚禁的危險作鬥爭：明確的綱領，持續不斷的派系聯繫，國際批評等等。只有通過對發展動態的評價，才能正確判斷一個改良派政黨中革命派的活動。韋里肯對革命社會主義行動派（比利時勞動黨的左翼－編者註）和真理派小組都沒有這樣做。如果他這樣做，他將不得不承認革命社會主義行動派最近一段時間取得了重大的發展。最終的平衡是什麼，目前尚無法預測。但是經驗證明打入比利時工黨是合理的。

成為教條的討論

韋里肯擴展和歸納了他的錯誤，聲稱存在孤立的小團體，這些團體在不同階段從我們的第四國際組織中分裂出來，這恰巧證明了我們的宗派主義方法。因此，實際的關係是倒立的。事實上，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隊伍中，在最初階段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份子，這些人通常沒有組織紀律，偶爾也有一些未曾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失敗者。這些份子對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大約是這樣看待的：永遠不能作出任何決定，相反，要把「討論」作為一種永久性的職業。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對這類個人和小集團表現出了很好的、甚至可能是過多的耐心。只有鞏固了國際核心，開始協助各國家部門肅清內部破壞份子時，我們的國際組織才開始有了實際的、系統的發展。

讓我們舉幾個在第四國際組織發展的各個階段與我們的組織分裂出的團體的例子。

奇怪的例子

法國期刊《怎麼辦（Que Faire）》是一個宗派主義與折衷主義相結合的有指導意義的樣本。在最重要的問題上，這本期刊闡述了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觀點，改了幾個逗號，並對我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同時，本期刊以討論為幌子，以「捍衛蘇聯」為掩護，捍衛社會愛國主義垃圾不受懲罰。與布爾什維克決裂之後，《怎麼辦》的國際主義者自己也無法解釋他們如何以及為什麼恰好與社會愛國者和平共處。但是，很顯然，在這種折衷主義的支持下，《怎麼辦》最不能回答該怎麼辦。「國際主義者」和社會愛國者只在一件事上達成了共識：絕不搞第四國際！為什麼？一個人一定不能「脫離」共產黨的工人黨員。我們已經聽到了社民黨的自保論點：我們不能脫離社會民主工人。在這種情況下，相對極也變成了雙胞胎。然而，奇怪的是，《怎麼辦》沒有與工人聯繫，從其本質上講，也不能與任何工人聯繫起來。

關於Internationale或Proletaire這樣的組織，就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他們還從法國《真理報（La Verité）》的最新一期中提煉出自己的觀點，並摻雜了批判性的即興創作。他們完全沒有革命成長的觀點；但他們卻能在沒有觀點的情況下相處。這些厭惡紀律和自命不凡的「領導者」不願在一個更嚴肅的組織的框架內學習（學習是困難的），而更想教導工人階級（在他們看來，這比較容易）。在冷靜思考的時刻，他們自己必須意識到自己作為「獨立」組織的存在是一種純粹的誤解。

菲爾德和魏斯博爾德

在美國，我們可能會提到菲爾德和魏斯博爾德兩個團體。菲爾德在他的整個政治構成中是一個資產階級激進分子，他已經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點。並要想成為一名革命家，菲爾德必須在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組織中當一名紀律嚴明的士兵若干年，但他一開始就決定「自己」發起一場工人運動。假設站在我們的「左邊」(還有哪裡？)的位置上，菲爾德很快就與南非人民黨（SAP）建立了兄弟關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發生在鮑爾身上的軼事絕非偶然。站在馬克思主義左邊的衝動，致命地導致了進入中派的泥潭。

魏斯博爾德無疑是比菲爾德更接近革命性的類型。但與此同時，他代表了最純粹的宗派主義者的例子。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他都完全不能保持比例。他把每一個原則都變成了宗派主義的漫畫。這就是為什麼在他手中，即使是正確的思想也會成為瓦解自己隊伍的工具。

無需關注其他國家的類似團體。他們之所以與我們分離，不是因為我們對自己不寬容還是無法忍受，而是因為他們自己沒有，也無法前進。自分裂以來，他們只成功暴露了他們的無能。他們試圖在全國或國際範圍內相互聯合起來，但在任何一個事件中都沒有產生任何結果：宗派主義特有的只是排斥的力量，而不是吸引的力量。

一些怪人計算了我們的「分裂」次數，得出了一個大約次數的總和。他從這一點上看到了我們糟糕體制的消滅的證據。奇怪的是，在成功地公佈了這些計算結果的南非人民黨本身，在它存在的幾年裡，出現的裂痕和分裂次數比我們所有部門加在一起還要多。然而，這個事實本身是沒有意義的。要堅持觀察發展的辯證，而不是光看分裂統計數字。在經歷了所有的分裂之後，南非人民黨仍然是一個極其多樣化的組織，將無法承受重大事件的第一次爆發。這在更大程度上也適用於被不可調和的矛盾撕裂的「倫敦革命社會主義統一局」：它的明天將不是「統一」，而是分裂。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組織在清除宗派主義和中間派傾向後，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長，不僅加強了國際聯繫，而且找到了與類似於其精神的組織融合的道路(荷蘭、美國)。企圖炸毀荷蘭黨(從右翼，通過莫利納！)和美國黨(從左翼通過鮑爾！)，只是導致了這兩個政黨的內部整合。我們可以很有肯定地預測，在倫敦分局解體的同時，第四國際組織將會有更快的發展。

邁向新革命國際的道路

新國際將如何形成，它將經過什麼階段，它將呈現什麼樣的最終形態-這是今天沒有人能預測的；實際上，也沒有必要這樣做：歷史事件將會表明這一點。但是，有必要從宣佈一個符合我們時代任務的綱領開始。在這個計劃的基礎上，需要動員共同的思想者，新國際的開拓者。沒有別的路可以走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直接針對各種空想的宗派社會主義，有力地指出，共產黨人並不反對實際的工人運動，而是作為先鋒隊去參加這些運動。同時《宣言》也是一個新政黨的綱領，無論是國家的還是國際的。宗派主義者滿足於一個綱領，並作為救世良方。中派以伯恩施坦著名的（本質上沒有意義的）公式：「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無論是什麼對我說來都是微不足道的」來指導自己。馬克思主義者從整個運動中得出他的科學綱領，以便將這一綱領應用於運動的每個具體階段。

最初的困難

一方面，舊國際組織和舊組織的分裂，使新國際的初始階段變得更加困難：另一方面，過去的巨大經驗為它們提供了便利。最初階段非常困難且充滿折磨的結晶過程，將在未來呈現出猛烈而迅速的特性。最近發生的國際事件對革命先鋒隊的形成具有不相稱的意義。墨索里尼以自己的方式（應該得到承認）「援助」了第四國際的事業。巨大的衝突席捲了半途而廢的人為的事物，另一方面為一切可行的事物提供了力量。戰爭只為工人階級運動中的兩種趨勢留出了餘地：不會停止其背叛的社會愛國主義，以及大膽而有能力執行到底的革命性國際主義。正因為如此，中間派害怕即將發生的事件，才會對第四國際進行激烈的鬥爭。他們有自己的道理：在大動亂的後方，只有那個不僅清除了其隊伍中的宗派主義者，而且系統地對他們進行了摒除意識形態的搖擺性和自身精神的懦弱性的訓練的組織，才能生存和發展。

193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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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譯者註：這裡指的是斯大林於1924年9月20日發表的文章《論國際形勢》上對歐洲法西斯和社會民主政黨的觀察，認為兩者「不是死對頭，而是雙生子。」

[2]譯者註：1934年，托洛茨基觀察到法國社會黨基層開始激進化，出現很多值得爭取的基層工人成員，因此他建議當時數量仍然微弱的法國托派勢力應加入社會黨來爭取這些基層人士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