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陣線一詞是在1930年代創造的，指的是工人政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政黨）與所謂的「進步」資產階級政黨（自由派，共和黨，激進派等）結盟。示範這一政策的兩個經典例子是在法國和西班牙。1931年和1936年，西班牙社會黨（PSOE）再次與資產階級政黨組成聯盟。1936年在法國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共產黨也是這些人民陣線的一部分。共產黨和社會黨的領導人在阻止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中都扮演了危險的角色。這為反動派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而在西班牙，這導致革命葬送在佛朗哥手中。（按：本書單原發表於2000年）

問題是，這些政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拋棄了他們面前的革命機會？事實上，與資產階級之中所謂的進步或民主派結盟的想法並不新鮮。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期間就已經提出了這個想法。由於俄羅斯仍然是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農民人口眾多，孟什維克認為，革命的下一階段不可能是社會主義的，因為物質條件不存在。這將是資產階級，也就是說，革命的任務將是推翻地主貴族階級，並把資產階級推上權力，而資產階級將承擔建設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任務。只有實現了這一點，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才會成熟。

托洛茨基甚至在俄國資產階級上台之前就已經解釋了這種理論的反動性質，因此發展了他的「不斷革命」論。列寧了解在1917年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因此在實際的革命事件發生時，與托洛茨基把持完全一致的觀點。因此，我們可以將1930年代社會黨領導人的行為解讀成他們遵循著孟什維克的基本主張。但是，我們如何解釋共產黨的行為？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第三國際摒棄了革命二段論（首先是民主的，後來才是社會主義的）這種說法。

共產黨領導人的行為只能用蘇維埃俄國的官僚主義墮落來解釋，那裡的官僚主義把持著了與世界工人階級利益相反的利益。到1930年代，十月革命的真正革命傳統被埋葬了，斯大林復興了舊的「革命階段」理論。因此（西班牙的斯大林主義者們聲稱）：由於西班牙仍相對不發達，工人階級不應掌權，而應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這種言論以「共產主義」的標簽被推銷個大眾。群眾被告知，他們不夠強大，無法掌權。他們必須與部分資本家階級結盟。

這條路線導致西班牙工人的挫敗。它以前曾應用於1925-27年的中國革命。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那時也被反動勢力壓垮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主義者在法國和意大利又重復了這一行動方針，在那裡，1943-48年的革命浪潮最終被擊敗，並創造了資本主義得以復蘇的環境。在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都加入了由資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政府。他們為此合作付出的代價是隨後的選舉失利。資本家不必訴諸於公開的反動方法（例如法西斯主義或軍事統治），因為工人被打敗並士氣低落，然後隨之而來的巨大經濟繁榮為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的穩定創造了條件。

1970-73年間，共產黨和社會黨領導人在智利不但采用了同樣的人民陣線理論，更為皮諾切特政變奠定了基礎！意大利共產黨的領導人以智利的經驗為起點，發展了「歷史妥協」理論。他們解釋道，發生政變是因為智利基督教民主黨（當地最保守的資產階級政黨之一）不屬於阿連德政府。他們爭辯說，為了避免在意大利發生同樣的事情，有必要與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結盟。我們再次看到悲劇的重演：在1976年贏得創紀錄的選票之後，意大利共產黨在1979年選舉中慘敗，並開始長期式微。

事實是，所謂的「資產階級的進步派」是不存在的。這些所謂的「民主人士」總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企圖與工人結盟，也就是當資本主義危機導致革命條件日趨成熟的時刻。他們知道：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利用工會領導人和工人政黨的領導人來壓制工人，以確保他們不會超出革命的「民主階段」。因此，資產階級的財產和狀態保持不變。沒有把經濟的全面控制權交給工人，沒有廢除資本主義，就不可能解決工人階級面臨的任何問題。因此，希望幻滅的過程在群眾之間開始了，從而使工人對自己的勢力失去信心。這要麼會導致類似1973年智利的政變結局，要麼造成反動保守政府通過選票重返執政。

托洛茨基對人民陣線問題進行了寶貴的分析，所有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應該研究這些材料。

我們推薦以下文獻：

• 《中國革命問題》

• 《論西班牙革命》

• 《法國在消亡嗎？》（英）

• 《托洛茨基論法國》文集，該書不在線提供，但可以從Wellred Books預定英文版。

我們也建議閱讀：

• 智利：大難臨頭
  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的兩年前，艾倫·伍茲（Alan Woods）於1971年9月撰寫這片文章。告誡如果「人民團結」（即人民陣線）政府未能動員群眾並實施真正的社會主義計劃，將會面臨軍事政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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