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羅布．蘇沃爾於2018年撰寫的文章。由嗶哩嗶哩用戶「赤紅色の小泉同志」原譯，經《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發現並校對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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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的著作《怎麼辦？ 》（What is to be Done？）是關於建立革命政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而這本書也是改良派和學者們批評最多的文本。

我們在歷史學家安東尼（Anthony Read）的著作《火上的世界》（The World on Fire），所讀到的對列寧尖酸刻薄的污衊就是一個例子：

「布爾什維克主義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開創了今後90年的先例。列寧沒有時間搞民主，沒有對群眾的信心，也沒有對使用暴力的顧忌。他想要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由強硬派專業革命家組成的小型政黨，他們將完全按照他們被告知的來行事。」

這種公開的仇恨不應使我們感到驚訝。但沒有什麼比這更加錯誤的了。當馬克思被資產階級評論員對他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讚美」時，列寧卻沒有得到這樣的救贖。他遭到一個邪惡同盟的無情攻擊和誹謗。這是因為列寧建立了一個能夠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並向世界上的工人們示範了怎樣才能具體地推翻資本主義。

從那時起，資產階級就試圖埋葬列寧政治工作的真正本質，宣揚斯大林主義（Stalinism）與列寧主義（Leninism）「本質上」別無二致的觀點。這個想法得到了自由主義者、民主黨人、改良派、理想主義者、實用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共同贊同。

不管這些毫無根據的誹謗，《怎麼辦？ 》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佔有重要地位，是俄國馬克思主義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值得那些想要改變社會的人認真研究。

這本著作之所以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可能是因為書中有過於誇大的成分，列寧過於誇張地說，工人階級靠其自身只能達到工會意識（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

事實顯然並非如此。歷史已經多次證明，從英國憲章派（Chartists）開始，工人階級在鬥爭中確實能達到社會主義意識（socialist consciousness）的。事實上，正如書中所示，列寧是從德國社會民主黨（the German Social-Democracy）、第二國際（the Second International）後來的領袖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那裡借用了上述的思想。

事實是，在這單一一次的參考後，列寧就也不在重申這個錯誤的表述，甚至在個人著作中承認：這是一個「武斷的公式」和「過於簡化」的錯誤。

儘管這件事過於誇張，列寧的《怎麼辦？ 》當中仍然包含著關於革命政黨重要性的寶貴知識，這一點今天值得更多的研究。事實上，實際上，列寧的妻子和同事克魯普斯卡婭（Krupskaya）敦促進行這項研究的「每個人都能成為作出行動，而不是泛泛空談的列寧主義者。」——《列寧回憶錄》

這本書於1902年初出版，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各個小圈子裡得到了極大的讚揚。 「《怎麼辦？》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克魯普斯卡婭解釋道。她說：「這本書為一些重要並緊迫的問題提供了答案。每個人都敏銳地感覺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有計劃運作的地下黨組織。」

她說：「這本小冊子對組織作出了熱烈地呼籲。它概述了一個廣泛的組織計劃，每個人都會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為革命機器中的一個齒輪，而不管這個齒輪多麼小，對機器的運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出處同上）

列寧這本著作是俄國革命運動早期的一項重要貢獻。本文應與他同一時期的其他文章一併閱讀，特別是《從何著手？》（Where to Begin?），來作為《怎麼辦？》的閱讀補充。

意識形態清晰

為了意識形態清晰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的爭論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而後者主張的不是階級鬥爭，而是個人恐怖主義；然後是「合法馬克思主義」（Legal Marxism）的倡導者，他們則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本質。

列寧在書中提到的爭論是與「經濟主義者」（Economists）的機會主義有關，而這種機會主義已經變得突出起來。正是通過這些意識形態鬥爭，使俄國馬克思主義才得以形成。

從列寧的著作可以明確看出，革命政黨的發展是一個經過幾年，甚至幾十年的不同階段，甚至幾十年形成的複雜過程。革命政黨作為一個集體的力量出現之前，它的生產痛苦是無比痛楚的，並且會受到持續的結晶化過程中的重新組合甚至是分裂。《怎麼辦？》就是這一結晶化過程的一部份

可以說，列寧的著作對今天特別重要，因為就在俄國革命百年之際，有著來自資產階級們對列寧和列寧主義的攻擊，以及當今各路宗派團體的政治倒退。這些宗派派團體由於他們的極左主義而玩火自焚，然後就放棄了所有希望，在機會主義的方向滅亡。

這是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一個特殊特徵，這個自稱是「列寧主義」的組織，多年來建立了諸如反法西斯聯盟（Anti-Nazi League）、尊重黨（Respect Party），停止戰爭聯盟（Stop the War Coalition）和反對種族主義聯盟（Stand Up to Racism），但他們在這些組織內沒有半字提到社會主義，以防疏遠他們的自由派支持者。同樣，英格蘭和威爾士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England and Wales）希望通過將其名稱從「工黨戰鬥派」改為政治上較為平淡的「社會黨」而受到更多歡迎。

這些組織一旦接近工人階級，就開始調整自己的宣傳，以適應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環境，同時將粗俗的「激進主義」升格為靈丹妙藥。他們所提供的只是細微如他們的「大眾」報紙一般的政治稀薄，這些報紙在性質上日益加深了改良主義。在緊縮政策時期，英格蘭威爾士社會黨在呼籲拒絕政府削減開支的同時，就如何調整和平衡預算向地方當局提供了「合理」的建議，彷彿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找到解決方案。這樣，他們就成了過去在俄國「經濟主義者」的鏡像，就如列寧所說：「把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縮小為狹隘的工聯主義運動，縮小為爭取細小的、漸進的改良的『現實主義』鬥爭。」。

對於俄國的「經濟主義者」來說，工人們應該只對經濟或「麵包和黃油」問題感興趣。這種做法可以概括為「工人主義」，是企圖把政治水平降低為群眾的「捷徑」。然而，這並不是一種無產階級傾向，儘管有其煽動性，但知識份分子的勢利性，他們認為贏得工人的方法是迎合他們所謂的「偏見」。然而，這種討好群眾的企圖卻沒有成功。

列寧在1901年末和1902年年初寫了這本書《怎麼辦？》，回答了關於組織的「我們運動的緊迫問題」（the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同時也批評了黨內右派。這時，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聚集在他們的報紙，即《火星報》（Iskra）周圍，在健全的理論原則基礎上進行了革命黨建設的鬥爭。

毫無疑問，列寧的著作是對理論的重要貢獻，並解釋了革命黨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者和負責人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列寧一生的工作在理解黨的本質作用方面是獨一無二的。他的天才使他在這場運動中對黨的重要性的看法比任何人都清楚得多。

對列寧來說，為了領導群眾在革命中取得勝利，黨是必不可少的。列寧明白，這樣的政黨是不可能臨時組建的，「因為在爆發和炸裂的時候組建這個組織為時已晚。」相反，黨需要在這類事件發生之前有意識地建立起來，並從聚集一群「專業革命家」開始。

專業革命團隊

考慮到革命黨所面臨的任務，它不可能是一個業餘鬆散的組織，而必須建立在所謂的「民主集中制」的黨的原則之上。這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民主組織形式。

在此基礎上，在內部進行民主討論後，多數人將決定其政策和優先事項。這將成為全黨的官方政策。列寧的概念並不是新的，而是以列寧過去很欣賞的德國社會民主黨（the party of German Social-Democracy）為榜樣。

他本人強調他在俄國社民工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缺乏獨創性，他說「我沒有意圖提升我自己的表述，就像在《怎麼辦？》中以『綱領性』的層次，構成特別的原則。」（《列寧全集》，英文版第13卷，第107頁）

今天，在改良派和前馬克思主義者中，否認列寧立場的本質，試圖把列寧的立場說成只適用於當時沙皇俄國的情況，是一種時尚風氣。但是說列寧建設布爾什維克黨的鬥爭是由於俄國的例外性質是不正確的。

當然，沙皇俄國的條件是極其困難的，需要地下的工作方法。例如，由於擔心逮捕和鎮壓，黨的代表大會不能在俄國境內舉行。這就是1898年俄國社民工黨成立大會的命運，在那之後不久，主要參與者就被逮捕了。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的勞動解放社（Emancipation of Labour Group）集團只能在流亡中運作。同樣，《火星報》必須在國外出版並私自偷運到俄國進行傳播。

然而，列寧的組織理論並不僅僅是由俄國的條件決定的。它的基礎是需要建立一個能夠領導工人階級掌權的政黨。這樣一個政黨的重要性是建立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的。在歷史上，統治階級從來沒有在沒有鬥爭的情況下放棄自己的權力和特權，而這個鬥爭通常是你死我活的。歷史表明，革命階級需要有一個準備好迎接這一挑戰黨和領導。經驗表明，沒有這樣一個黨，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十月革命的成功證明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重要性。事實上，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勝利之間的關鍵障礙，是領導問題尚未解決。這就是所謂的「黨的問題」。在工人階級解決這一問題之前，革命過程的自覺表現，以及工人的權力問題仍然難以解決。

由於過去的許多失敗和近幾十年來事態的長期發展，許多人放棄了建立這樣一個黨的一切希望。他們已經變得懷疑和精疲力盡。

他們不是先建立幹部組織，然後再建設黨，而是把「建設運動」和「建設左翼」作為前進的方向。他們不明白你不能人為地「建立運動」。工人階級的運動主要是由重大事件建立起來的。由於無法理解這一點，他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改良派的泥潭，特別是其「左翼」環境。事實上，這一類人破壞了今天的勞工運動。

列寧的著作包含了許多一般性的教訓，但它是專門針對俄羅斯運動早期學習圈時期的具體問題而寫的。 1907年，列寧在他的著作序言中強調了這一點:

「目前同《怎麼辦？》這本小冊子進行論戰的人所犯的主要錯誤，就在於他們把這一著作同一定的歷史背景、同那個在我們黨的發展中早已成為過去的一定時期完全割裂開來了。例如，帕爾烏斯（Alexander Parvus）就明顯地犯了這個錯誤（更不用說為數眾多的孟什維克了），他在這本小冊子出版多年以後寫文章說，這本小冊子中關於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這一思想是不正確的或者是誇大其詞的…」

「今天來說《火星報》誇大了（在1901年和1902年！ ）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這一思想，這等於是在日俄戰爭以後責難日本人，說他們誇大了俄國的兵力，說他們在戰前對同這支兵力作戰過於操心。當時日本人為了取得勝利，必須集中全部力量來對付俄國可能動員的最大數量的兵力。遺憾的是，現在有許多人是站在一旁評論我們的黨，他們不了解情況，看不到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這一思想現在已經獲得完全的勝利。但是當時如果不把這一思想提到首要地位，不『誇大其詞地』向妨礙實現這一思想的人講清楚這一思想，那麼這一勝利是不可能取得的。」

列寧接著說：

「《火星報》為建立職業革命家組織進行了鬥爭，在1901年和1902年鬥爭得特別堅決，打敗了當時佔優勢的『經濟主義』，在1903年最終建立起這個組織，雖然後來火星派發生了分裂，雖然在狂飆突進時期遭到過種種風浪，但是《火星報》還是保持住了這個組織，在整個俄國革命期間保持住了這個組織，從1901—1902年到1907年，始終保存了這個組織。」

事實上，組織的保存證明了它在1917年10月的勝利中取得了成功。

當列寧發表《怎麼辦？ 》在1902年初，所有對《火星報》的支持者歡迎其觀點。他們認為這是對黨的發展的重要貢獻。然而，1903年夏季俄國社民工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激烈分裂，引發了一場對這本書的長篇大論。 「現在他們（分歧）已經出現在代表大會上了，每一個對他們懷恨在心的人都出現了。反對《火星報》，反對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的人，想方設法煽動它在一個根本問題上產生分歧」 克魯普斯卡婭解釋道:「列寧因為他的文章《從何著手？》和他的小冊子《怎麼辦？》而受到攻擊，並被指責野心勃勃等等的。」（《列寧回憶錄》國際出版社，紐約，第95頁）

正是在這裡，關於所謂列寧對於組織、專業革命者等的想法的「精英主義」，將導致黨內獨裁的神話就此開始。隨後，資產階級學者和改良派聲稱，這些組織方法最終將導致斯大林主義。但這完全是錯誤的。斯大林主義起源於落後國家革命的孤立，而不是某些組織規範。

同質性

列寧在《怎麼辦？ 》中的開場白是引用1852年6月24日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給馬克思的一段話。這不是偶然的，它為整本書定下了嚴肅的基調。

「…黨內鬥爭給黨以力量和生氣。黨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黨軟弱的最大明證。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的…」

陳腐的庸人們對以「清洗」來加強黨的建議感到憤怒，特別是根據斯大林主義的經驗。今天，「清洗」一詞的含義與1852年或1902年完全不同。人們的想法是，一個真正同質的政黨要比一個異質政黨強大得多，這是不可否認的。在一段時間內，黨能用外來思想吸引各種偶然的因素，而起到非常負面的作用。黨不是這類人的遊樂場。與那些正朝著相反方向前進的人在政治上的分歧要好得多。

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那樣，革命政黨是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它在其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會發生演變。從一個小圈子到一個更大的集團的轉變導致了不同的方法，向一個群眾的大黨的轉變也是如此。在某一時期發揮作用的人有一種傾向，即在組織發展的新時期被拋在後面。這會在某一階段引起摩擦甚至分裂。分裂可以被看作是不幸的，但它們有時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就像人類拋棄或「清除」老死的細胞，讓新的細胞在他們的位置上生長一樣，類似的過程也會在黨內發生。

列寧解釋說，俄國運動的早期不可避免地被馬克思主義者的小組所支配。這些小組發揮了進步的作用。但他們最終成為了黨的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布爾什維克曾在1905年11月的《新生活報》上宣布，一旦有了公開活動的條件就立即向工人政黨的民主組織過渡，這個過渡實質上就是同舊日小組習氣中的過時的東西斷然決裂……」列寧解釋道。

正如整個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所表明的那樣，政治分歧和關於戰略和戰術的爭論可能會變得非常激烈。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被稱為是「不打不相識」的。他們有很多爭論。列寧在1907年注意到了這一特點：「無論在《怎麼辦？》這本小冊子中還是在隨後的《進一步，退兩步》這本小冊子中，讀者都會看到國外小組之間所進行的激烈的、有時是狂暴而殘酷的鬥爭。毫無疑問，這一鬥爭有許多令人不快的地方。」然而，在這些衝突中，出現了新的政治清晰度，使該黨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和信心。

列寧一生都堅定地捍衛革命原則，捍衛馬克思主義。 《怎麼辦？ 》是他在同俄國經濟主義派的鬥爭已經進入尾聲的時候發表的。列寧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指出，「在我們徹底結束這個『經濟主義』時期之前，俄羅斯不會取得任何進展」。這本書是被用來與這種機會主義趨勢一決雌雄的。

列寧還解釋說，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是由大學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展起來的，轉到了工人運動中的改革派和機會主義者手中，今天的情況仍然是這樣。

直到今天，最糟糕的垃圾思想都是在大學裡產生的。因此，革命黨的幹部在理論上需要有能力回答其政治敵人的論點，首先是在所謂的學習場所。列寧用了《怎麼辦？》中整個的第一節解釋「經濟主義」趨勢是國際運動機會主義趨勢的一部份，與德國的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和法國的米勒蘭（Millerand ）領導的修正主義者不相上下。列寧把他在俄國反對「經濟主義」的鬥爭看作是這場國際鬥爭的一部分。

批評自由

他接著抨擊了「經濟主義者」提出的所謂「批評自由」的概念，認為這是那些決心推動「社會民主進入工會主義渠道」的人的時髦口號。他把這種「批評自由」看作是向革命黨走私外來思想的「自由」的明顯企圖:

「假使判斷人們的時候，不是看他們給自己穿上的漂亮禮服，不是看他們給自己取的動聽的名字，而是看他們的行為怎樣，看他們在實際上宣傳的是什麼，那就可以明白：『批評自由』就是機會主義派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自由，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為主張改良的民主政黨的自由，就是把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因素灌輸到社會主義運動中來的自由。」

最重要的是，列寧批判那些想要完全自由地淡化或放棄革命政治的人。作為回應，他們指責列寧不能妥協，而且是宗派主義。但是列寧警告他的同志們，不要被那些想把他們帶向機會主義方向的人拖到「泥潭」裡去。他提出了一個非常尖銳但非常明確的問題：

「我們被敵人四面包圍，我們幾乎隨時都得冒著敵人的砲火前進。我們根據自由通過的決議聯合起來，正是為了要同敵人鬥爭，而不致失足落入旁邊的泥潭里。那些待在泥潭裡的人，一開始就責備我們獨樹一幟，責備我們選定了鬥爭的道路，而不是調和的道路。現在我們中間有些人竟叫喊起來：我們都到這個泥潭里去吧！當人們開始恥笑他們的時候，他們反駁說：你們這些人多麼落後啊！你們怎麼好意思否認我們有號召你們走上比較好的道路去的自由！是啊，先生們，你們不僅可以自由地號召，而且可以自由地走到隨便什麼地方去，哪怕是走到泥潭里去也可以；我們甚至認為你們應有的位置正是在泥潭裡，而且我們願意竭力幫助你們搬到那裡去。不過，請你們放開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玷污自由這個偉大的字眼，因為我們也可以『自由地』走到我們願意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地同泥潭作鬥爭，而且還可以自由地同那些轉向泥潭裡去的人作鬥爭！」

在這裡，列寧把「經濟主義者」的觀點定義為一種對理論完全不屑一顧的傾向。

他們說工人對理論不感興趣。 「我們的事情就是管我們這個地方的工人運動、工人組織；至於其餘的事情，都是學理主義者虛構出來的…『誇大思想體系』。」

他們不斷地談論「工人階級運動」，掩蓋了他們對工人的真正蔑視。就像今天的宗派組織一樣，他們認為工人們不夠聰明，不足以理解理論。因此，革命運動必須集中在「麵包和黃油」問題上。宗派尾隨著工人，告訴他們事情有多糟。但工人們並不笨，他們很清楚自己的工資和條件很差。這種方法是「經濟派」的標誌。雖然基本要求和口號有其重要性，但在這個危機深重的時代，工人們越來越多地尋求更廣泛的解釋，而不只是煽情口號。

蔑視理論

列寧以「經濟主義者」的報紙《工人事業》（the Rabocheye Dyelo）為例，而這份報紙以一種勝利的姿態引用了馬克思的話：「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而「經濟主義者」則扭曲了馬克思的話，認為工人們不需要革命的思想和理論，只需要一般的活動。

列寧解釋說：

「在理論混亂的時代來重複這句話，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時高喊『但願你們拉也拉不完！』一樣。 」[1]

「而且上面馬克思的這句話，是從他評論哥達綱領的信裡摘引來的，馬克思在信裡嚴厲地斥責了人們在說明原則時的折衷主義態度。馬克思寫信給黨的領袖們說，如果需要聯合，那麼為了達到運動的具體目標，可以締結協定，但是決不能拿原則來做交易，決不要作理論上的『讓步』。馬克思的意思就是這樣，而我們這裡卻有人假借馬克思的名義來竭力貶低理論的意義！」

貫穿列寧政治工作的根本思想，是要全面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培養馬克思主義幹部——專業革命家。列寧強調說：「沒有革命理論，就不可能有革命運動。 」列寧接著說：「在醉心於最狹隘的實際活動的偏向同時髦的機會主義說教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必須始終堅持這種思想。」這是列寧重點批判了盲目的活動主義，這是今天左派所鍾愛的。當然，列寧並不反對總體上的活動，但這必須與提高政治和理論水平相互聯繫。

為了強調這一點，列寧引用了恩格斯在1874年說的一段話，當時恩格斯強調了理論在建立運動中的重要性。恩格斯不僅認識到革命鬥爭的兩種形式（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而且認識到第三種形式，將「理論鬥爭」與前兩種形式並駕齊驅。

對於那些在英國為馬克思主義而戰的人來說，恩格斯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觀點。他解釋說，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對理論的悲觀態度是其「前進緩慢」的主要原因。恩格斯強調：「特別是領袖們有責任愈來愈透徹地理解種種理論問題，愈來愈多地擺脫那些屬於舊世界觀的傳統詞句的影響，而時刻牢記：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作科學看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

在我們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看來，我們忠實地聽從恩格斯的勸告，並認真對待它。我們需要不斷培養我們的同志們可以以馬克思主義者的方式思考，以抵制運動中存在的機會主義壓力，而這些壓力正是資本主義的壓力。

可笑的是，我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極端重要性，是對我們的對手的嘲弄。但我們有很好的伙伴。列寧說這些「一提到『理論家』這個詞就做出一副極端鄙視的怪樣子」的人，恰恰是沉溺於自己無知中的人。我們非常熟悉這些一文不值的人，即憤世嫉俗者和懷疑論者，他們蔑視理論。這只是他們蔑視工人階級的一面鏡子。畢竟，理論只是工人階級過去經驗的概括。理論不是學術話語，而是行動指南。

列寧從來沒有說過，必須把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帶到工人階級，但從那以後，每一個宗派主義者都重複了這個錯誤，以證明他們從外面來領導工人運動的聰明的「傳教士」的高傲角色是正當的。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列寧在正確地暴露群眾自發性的極限（「在自發性之前屈從於奴隸」）也就是「經濟主義者」的神主牌。列寧解釋道：「相反，我使用的是後來常常被引用的矯枉過正的說法。我說在《怎麼辦？ 》中我是把經濟派弄彎了的棍子直過來…這些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怎麼辦？ 》是用論戰方式來糾正『經濟主義』，因此離開小冊子的這個任務來看它的內容是不對的。」

「經濟主義者」總是追隨工人的偏見，試圖告訴工人們後者已經知道的事情。他們煽動地使用「工人要為了工人」和「我們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人的『麵包和牛奶』，而是『一般的』大眾工人這樣的口號。 」這只是對工人階級落後性的一種適應。但是工人階級會在不同的時期表現出強大的一面和軟弱的一面。這個有成為革命階級的潛力，我們就是以此為基礎的，但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工人階級當作神聖的產婆。正如托洛茨基後來解釋的那樣：

「群眾，自然不是完全不會有罪惡的。把群眾加以理想化，決非我們之道。我們已經在不同的條件之下，在不同的階段，此外，還在最大的政治的激動中，看見過他們。我們已經觀察到他們的長處與短處。他們的長處──堅決，自我犧牲，英雄氣概──時常在革命緊張時期得了最清楚的表現。當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做了群眾的領袖。後來又出現了另一個不同的歷史篇章，被壓迫者的弱點浮上檯面：異質性、文化不足、和狹隘的世界觀。 」[2]

「經濟主義者」的機會主義方法是試圖比你自己的聲音更響亮，並在沒有成功的地方尋求成功的捷徑。毫不奇怪，他們是「純粹而簡單的勞工運動」的擁護者，也是與工人接觸最密切的「有機」接觸的崇拜者。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偉大的理論家，但這些人對理論家的蔑視卻是最大的。實際上，用列寧的話來說，他們接受了「資產階級『純工會主義者』的論點」。他們否定了革命理論和鬥爭中的自覺因素，將革命運動降低到「工團主義的水平」。

政治的重要性

列寧反對這種尾隨主義，並說「無產階級的根本經濟利益只有通過一場以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才能得到滿足…」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群眾革命黨是必要的，但必須是一個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理論基石上的革命黨。

列寧雖然明白煽動在揭露惡劣的工作條件等方面的重要性，但他還是把這種活動看作是「純粹的工會」級別的鬥爭。與此相反，列寧強調，必須領導「工人階級進行鬥爭，不僅是要爭取出賣勞動力的有利條件，而且是要消滅那種迫使窮人賣身給富人的社會制度。…由此可見，社會民主黨人不但不能局限於經濟鬥爭，而且不能容許把組織經濟方面的揭露當作他們的主要活動。我們應當積極地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教育，發展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

換句話說，從工人的眼前問題開始，有必要概括這些經驗，並將其與工人階級為改變社會而進行的更廣泛的鬥爭聯繫起來。這意味著能夠將鼓動、宣傳和理論聯繫在一起。然而，列寧警告不要使用粗淺的煽動，因為簡單地指出工人所遭受的惡劣條件就是把他們當作小孩子對待。

列寧解釋說：「但是這樣的積極性對我們來說是很不夠的；我們並不是一些單靠『經濟主義』政治稀粥就能餵飽的小孩子。」「向工人解釋他們在政治上受到壓迫是不夠的。」為了幫助發展工人的政治意識，有必要在生活的不同領域處理所有不公正的情況。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把日常鬥爭與綱領和理論聯繫起來，把特定的和一般的聯繫起來才能提高意識的水平。你不能僅僅告訴工人他們已經知道的事情就能做到這一點。

這一論點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的分界線。機會主義者把改良和革命的鬥爭分開，列寧強調改革和革命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社民黨總是把改革鬥爭作為其活動的一部分，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總之，它從屬於改革的鬥爭，作為全體的一部分，從屬於爭取自由和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但這還沒有結束。他們希望工人們管理社會。

繼普列漢諾夫之後，列寧又勾勒出了鼓動與宣傳的區別： 「如果我們給少數人很多想法，我們就有宣傳；如果我們給大量的人一個想法，我們就會有鼓動。 」但是，革命宣傳者的作用是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勞動者提供全面的解釋和出路：「宣傳員講到失業問題的時候，就應當解釋清楚危機的資本主義本質，指出危機在現代社會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說明必須把現代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等等。」

列寧指出了俄國黨的弱點。以它的研究小組為例，列寧批評他們的極低政治水平：

「就拿近年來最盛行的那種社會民主黨人小組為例，來考察一下它的工作吧。這種小組『同工人有聯繫』並對此心滿意足，它只是印發傳單來抨擊工廠裡的胡作非為現象，抨擊政府對資本家的袒護行為和警察的暴行；在會議上同工人談話往往不超出或者幾乎不超出這一類題目的範圍；對於革命運動史、我國政府對內外政策問題、俄國和歐洲的經濟演進問題以及現代社會中各個階級的地位等等問題，極少作報告和舉行座談；至於有系統地取得並擴大同社會上其他階級的聯繫的問題，誰也不去考慮。實際上，這種小組成員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多半像是工聯書記，而不像是社會黨人——政治領袖。要知道，任何一個工聯書記，例如英國的工聯書記，總是幫助工人進行經濟鬥爭，組織對工廠的揭露，說明那些限制罷工自由、限制設糾察哨（為的是告訴大家該廠工人已經罷工）的自由的法律和措施是不公正的，說明那些屬於資產階級的仲裁人袒護一方，等等。總之，任何一個工聯書記，都是搞並且幫助搞『同廠主和政府作經濟鬥爭』的。因此，我們應當始終堅持說：這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民主黨人的理想不應當是工聯書記，而應當是人民的代言人，他們要善於對所有一切專橫和壓迫的現像作出反應，不管這種現象發生在什麼地方，涉及哪一個階層或哪一個階級；他們要善於把所有這些現象綜合成為一幅警察暴行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圖畫；他們要善於利用每一件小事來向大家說明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義要求，向大家解釋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世界歷史意義。」

革命者首先的角色

當然，列寧並不反對革命者在工會工作或處理個人問題。他當然贊成這樣的工作。但他展示了這種方法的局限性和危險，如果以一種單方面的方式處理。對列寧來說，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社民黨必須首先是革命者，其次是工會主義者。他們必須成為工人幹部，而黨有義務通過提高黨員的理論水平，保證他們參加黨的會議，保證他們的工作在黨的指導下進行，使他們認識到機會主義的危險。列寧認為這是入黨的條件。當黨員在工人運動中採取立場時，這種控制就更重要了，在那裡，他們有被捲入成為「工會秘書」的危險，列寧警告人們不要這樣做。

他明確指出，任何將「社會民主主義政治降低到工會主義政治水平」的做法，都意味著為工人階級運動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的工具做好準備。這反映了工人運動中的巨大壓力。不是革命改變了他們的環境，而是環境改變了他們。

列寧一貫主張在「專業革命家」的基礎上建設一個革命先鋒隊，他們願意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列寧自始至終反對自發性和適應工會（資產階級）政治的論戰，始終主張在「專業革命家」的基礎上建設一個革命先鋒黨，他們準備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於這種革命工作。 「相反，革命家的組織應當包括的首先是並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因此，我說是革命家組織，我指的是社會民主黨人革命家）。既然這種組織的成員都有這種共同的特徵，那麼，工人同知識分子之間的任何區別也就應當完全消除，更不用說他們各種不同的職業之間的區別了。」

這裡列寧真正說的是，在革命黨內部，工人和學生（知識分子）是沒有區別的，他們都是同志。所有偏見都被排除在外，不受歡迎。這不是一個階級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對於黨來說，來自中產階級的學生和工人同志都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教育。這樣做，他們在政治上放棄了以前的階級偏見，轉而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

布爾什維克黨的整個領導人幾乎都是這樣，該黨由以前的學生組成。順便說一句，列寧對先鋒黨的構想，被從改良派到無政府主義者等所有批評者視為令人髮指的精英主義，不過是一個為工人階級提供領導的政黨。黨的作用不是尾隨工人，而是根據其集體經驗，提供一個真正的前進道路。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事實上，這是革命工人政黨存在的全部理由。

有趣的是，列寧解釋說，在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之前，馬克思主義者直致力於建立「學生圈」，「當時整個學生青年都被馬克思主義吸收了」。據前學生季諾維也夫（Grigori Zinoviev）說，「曾經有一段時間（主要是在1890年代下半葉）， 『學生』一詞與『革命』一詞為同義詞，因為在那個時期，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學生具有革命性或激進的思想，支持工人的革命運動。 」（參見《布爾什維克黨史》，新公園出版社，1973年，第63頁)

這些學生革命者，受到沙皇當局的迫害，將成為通往俄羅斯工人階級的橋樑。列寧解釋說，當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為自己「贏得了聲譽」。

革命運動通過使這些學生學習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並對他們進行教育，創造了青年工人能夠接觸到的年輕力量。整個布爾什維主義的經驗表明，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的認真的學生，可以成為革命運動的優秀幹部。

列寧同志總是對年輕人很感興趣，他不辭辛勞地回答了一些批評他的人的「反學生」偏見。列寧說：「學生組成的委員會不中用，因為它不穩定，——完全正確。但由此應當得出的結論是：需要有職業革命家組成的委員會，至於能把自己培養成為職業革命家的是學生還是工人，這都一樣。」列寧再次屏棄了革命家是學生是工人的問題，因為他訴求共同訓練學生和工人幹部。 「在組織方面，正如我已經屢次講過的那樣，『聰明人』無非是指職業革命家，至於他們是從學生中還是從工人中培養出來的，反正都一樣。」

他補充道：「我們的任務不是要為把革命家降低為手工業者辯護，而是要把手工業者提高為革命家。」然而，他補充道：「需要用多年的時間把自己培養成專業革命家。」

「因此，我們主要是應當注意把工人提高為革命家，而決不是像『經濟派』所希望的那樣，必須把自己降低為『工人群眾』，或是像《自由》所希望的那樣，必須降低為『中等工人』（在這方面，《自由》已經升到經濟主義「教育」的第二級了）。我決不是否認為工人寫通俗讀物，為特別落後的工人寫特別通俗的（當然不是庸俗的）讀物的必要性。但使我感到氣憤的是，人們常常把教育同政治問題、同組織問題混在一起。你們這些關心『普通工人』的先生一講到工人政治或工人組織就想到必須彎下腰來，實際上這毋寧說是對工人的侮辱。你們還是直起腰來談嚴肅的問題吧，你們還是把教育交給教育家，而不要把它交給政治家和組織家！」

工人的報紙

列寧同志在糾正了污衊他的人之後，得出結論。於是《怎麼辦？》中檢視了工人新聞的重要性。

「那麼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創辦一個週報，每期出版數萬份，定期在全俄各地發行。這種報紙就會成為巨大的鼓風機的一部分，這個鼓風機能夠使階級鬥爭和人民義憤的每一點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在這個本身還很平常、還很細微、但是連續進行的真正共同的事業周圍，就會經常不斷地挑選和訓練出一支由久經考驗的戰士組成的常備軍。在這個共同組織的建築物的腳手架上，很快就會從我們的革命家中間湧現出和提拔出一些社會民主黨的熱里雅鮑夫，從我們的工人中間湧現出和選拔出一些俄國的倍倍爾，他們會率領已經動員起來的軍隊，喚起全體人民去剷除俄國的恥辱和禍害。這就是我們應當幻想的事情！」

1917年10月，所有這些艱苦的工作把這個夢想變成了現實。列寧同志培養了整整一代的布爾什維克幹部，他們將成為建設大規模布爾什維克黨的框架。在列寧同志和其他布爾什維克領袖的領導下，黨要吸引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佼佼者來征服國家政權。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必須吸取這些教訓，為迎接新的十月做好準備。研究列寧同志的著作《怎麼辦？》是這一準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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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列寧全集》中文版原譯者註： 「但願你們拉也拉不完！」這句話出自俄羅斯民間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萬努什卡經常說些不合時宜的話，因此而挨揍。一次，他看到農民在脫粒，叫喊道：「你們脫三天，只能脫三粒！」為此他挨了一頓打。傻瓜回家向母親哭訴，母親告訴他：「你應該說，但願你們打也打不完，運也運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願你們運也運不完，拉也拉不完！」結果又挨了一頓打。

[2] 《衛馬網》編者註：原譯本沒有包括最後一句話，故由譯者自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