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2月，短命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垮台，這是現代政治史上最迅速、最徹底的反轉之一。誕生於 1848 年二月革命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似乎承諾要為整個歐洲帶來一個進步和民主的新時代。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虛假的黎明。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地球上最民主的共和國變成了它的反面：拿破侖三世赤裸裸的獨裁統治。（按：本文是威爾瑞德出版社再版馬克思《霧月十八日》的導讀， 原文發表於2023年8月11日。譯者：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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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最初是馬克思在這些事件發生後立即撰寫的一系列文章。它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典之作，也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分析作品之一。

馬克思用七章簡明扼要的篇幅，從塑造了了這一時期的事件、人物和政黨的漩渦中揭示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本質。不僅如此，馬克思在這部驚人的著作中還論述了一系列理論問題，這些問題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十九世紀。

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波拿巴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農民階級的性質及其與工人階級的關系，甚至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所有這些問題都得到了非常清晰的闡述，即便到這部著作寫作於工人階級鬥爭的相對早期階段。

如今，馬克思這部偉大著作新版的出版正值一個比十九世紀中葉更加動蕩不安的時期。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牢牢把握《霧月十八日》中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因此，希望以下導言將有助於讀者熟悉馬克思分析的關鍵領域，並將其結論與現代世界聯系起來。

歷史唯物主義

1848年的革命為馬克思提供了第一次機會，將他與親密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發展和完善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應用於活生生的事件。

波拿巴在1851年發動的政變是一次決定性的失敗（對革命而言），這給革命工人運動帶來了新的理論和政治挑戰。首要的也可能是最根本的挑戰與波拿巴能夠輕而易舉地掌權並恢復帝國有關。

許多人尋求「偉人」歷史理論的庇護，將共和國的覆滅解釋為波拿巴自身不可阻擋的意志的產物。與此相反，其他人則試圖剝奪波拿巴的勝利，聲稱共和國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波拿巴的崛起是法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結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觀點也未必與對「偉大」人物的崇拜相抵觸。波拿巴本人實際上也贊同這種觀點，他認為帝國的復辟是「天意」注定的，而他自己的命運就是實現帝國的復辟。至少從表面上看，事件似乎證實了他的假設。

這兩種解釋都是一樣的，因為它們最終都無法解釋任何問題。如果事件是由某些歷史上的「自由人」決定的，他們能無視一切預測和限制，或者如果事件實際上只是預定命運的展開，那又有什麼區別呢？這兩種解釋都無法讓我們從事件中吸取教訓，從而干預和改變歷史。

然而，這些本質上的宿命論觀點為那些在1848-51年處於共和運動和工人運動領導地位的人提供了理論上的掩護。他們解釋說，如果他們什麼也沒預見到，那就是因為什麼也不可能預見到；如果他們什麼也沒做，那是因為什麼也不可能做。馬克思的回答包含在以下名句中：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環境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基礎是唯物主義原則，即人類可以科學地理解這些情況。因此，有必要對這些情況進行探究，以便將個人的思想和行動置於適當的背景之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握事件的真正邏輯，並指導我們自己創造歷史的嘗試。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正是做到了這一點。

階級鬥爭

1848年2月，在法國革命前夕，馬克思和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布：「迄今存在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剖析的首要社會狀況就是1848年法國社會中存在的各個階級，以及這些階級的利益和鬥爭如何影響政治事件。

1848 年革命時法國社會的主導階級毫無疑問是資產階級，即以工業、土地和高級金融機器為形式的資本占有者。

法國大革命摧毀了舊的專制主義國家，在全國範圍內消滅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最後殘餘。在這一過程中，大革命鞏固了「自由」資產階級的財產，使其不受封建領地或特權的束縛，成為國家的基礎，無論國家形式上是共和國（1792-1804 年）、帝國（1804-1815 年）、復辟的波旁王朝即「正統」王朝（1815-1830 年），還是奧爾良王朝即「七月」王朝（1830-1848 年）。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不僅加強了城鎮中仍然相對薄弱的工業資產階級，而且使大地主階級具有了「徹底的資產階級」性質。即使是舊貴族，即拿破侖戰敗後從流放地歸來的舊政體的 「第一階層」，也淪為資產階級的一個小派別。那些沒有轉入資本主義農業的土地所有者則以地租的形式榨取了全國工人和農民生產的部分剩餘價值。

這種「土地貴族」與「金融貴族」有著密切的聯系，後者以犧牲所有階級的利益為代價使自己富裕起來。這個馬克思所說的「銀行貴族」通過壓榨農民的抵押貸款、在巴黎證券交易所（或稱「交易會」）上猖獗的投機活動以及不斷膨脹的國債利息，將其觸角伸向了經濟的各個層面。

值得注意的是，1848 年絕大多數法國資產階級都贊成按照英國模式實行君主立憲制，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共和國。在這樣的政體下，資產階級的統治與共和制一樣穩固，但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受數百年傳統尊崇的、看似「高高在上」的國家元首的存在，不僅掩蓋了國家真正的階級性質，而且當群眾開始騷動時，還能有效地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在二月革命期間，「尊貴」的自由黨反對派竭力避免君主制的垮台，他們想方設法讓國王退位，讓他九歲的孫子繼承王位。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有啟發性的例子，說明僅僅通過君主更迭就可以維持國家以及資產階級統治的完整。同樣，如果君主進行干預，破壞甚至推翻一個對統治階級來說不可信的民選政府，那麼這種行為的責任顯然應由王室承擔，而不是由它所代表的階級承擔。

然而，君主制資產階級內部的一個主要矛盾點是由哪個王朝統治法國。馬克思發現，「正統派」和「奧爾良派」這兩個相互競爭的保王黨派的這種「堂吉訶德式」鬥爭的基礎在於這兩個派別不同的物質條件和利益。

雖然工業資產階級、土地資產階級和金融資產階級都是同一階級的組成部分，他們都依靠被剝削群眾生產的剩餘價值為生，但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他們擁有相同的利益。在復辟的波旁王朝時期，選舉權僅限於法國最富有的 5 萬名地主。國家最高層由貴族和天主教會的高級代表占據。

查理十世（Charles X）統治時期（1824-1830 年），那些在大革命中失去土地的貴族家庭得到了豐厚的補償，但即使這樣也不能滿足議會中的 「極端派」們，他們要求完全歸還他們的土地並恢復神權。這樣的前景不僅讓廣大人民無法忍受，甚至讓大部分法國資產階級也無法忍受，他們在 19 世紀 20 年代組成了針對國王的自由黨反對派。

最終，對抗不可避免地在1830年7月爆發了，君主制在法國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成為失敗者。但七月「光榮三日」所產生的並不是一個民主共和國，而僅僅是王朝的更迭，其性質類似於英國 1688 年所謂的「光榮革命」。

正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所解釋的：

「正統王朝不過是地主世襲權力的政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過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篡奪權力的政治表現。所以，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於什麼所謂的原則，而是由於各自的物質生存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出生的人也繼承了在其階級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傳統和思想包袱。這些思想本身就構成了這些人創造歷史的重要環境。

同樣，19 世紀英國自由黨和保守黨之間的激烈鬥爭，從根本上說是英國統治階級中工業派和地主派利益衝突的政治表現。盡管兩黨在議會中唇槍舌戰，但它們之間的根本分歧最終歸結為如何分享從全世界工人和農民那裡掠奪的戰利品。

雖然資產階級的各個個體和派別之間可能會不斷進行鬥爭，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受到社會其他階級的威脅時，作為一個階級采取幾乎一致的行動。這就是「秩序黨」的基礎，「秩序黨」是第二共和國時期兩個保皇派的邪惡聯盟的名稱。

從他們宣稱的目標和原則來看，這樣的融合應該是不可能的，然而當面對工人階級的反抗時，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共同利益壓倒了所有其他考慮因素。這給今天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上了一課： 無論兩個資產階級政黨（如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表面上的敵意有多麼尖銳，當他們的統治面臨嚴重挑戰時，他們都會結成堅實的統一戰線來反對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

1848 年，法國資產階級面對的是一個年輕的、人數相對較少的工人階級，或稱無產階級。在 1789-93 年大革命期間，法國幾乎不存在這個除了出賣按日或按周工作的能力之外沒有其他謀生手段的雇佣工人階級。只是隨著大革命帶來的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現代工人階級才開始形成。

在國家巨額貸款的資助下，鐵路建設在 19 世紀 40 年代蓬勃發展。鐵路建設增加了對煤炭和冶金工業的需求。這必然導致對工人的需求不斷增長，工人開始向大城市集中。1851年，在約3600萬總人口中，有1,331,260人被歸類為「大工業」工人。

這個年輕的法國工人階級所面臨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堪比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描述的那般恐怖。工人們通常每天工作14甚至18個小時，賺取的收入僅夠糊口。

住房的缺乏意味著工人及其家人被擠在狹小的房間裡，被迫生活在可以想像到的最肮髒的環境中。強加給工人階級的過度擁擠和肮髒的生活條件助長了疾病的傳播，例如霍亂，1831-1832年間它僅在巴黎就奪去了18,400人的生命。

正是在這段苦難和不安全的時期，法國工人階級建立了第一個組織，並形成了明確的工人階級意識。在 1834 年聲勢浩大的里昂起義中，絲織工人向一個特定的階級——「工人」——發出了口號，這可能是法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這標志著法國以往的激進主義傳統（如雅各賓派）發生了質的變化，雅各賓派傾向於向一般「人民」提出口號。

隨著工人階級在七月王朝下不斷壯大，工人們開始組建友好協會、工會、合作社，甚至革命秘密協會。此外，還成立了教育協會來討論政治和經濟理論。這場運動為各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力上升提供了沃土，這些理論將對 1848 年的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無怪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宣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

如同英國憲章運動非常相似，工人們站在爭取普選權鬥爭的最前線，盡管在法國，這采取了更為明確的共和主義形式。但同樣，就像憲章派和此後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一樣，他們也將這一民主訴求方案與自己的社會訴求相結合。

十小時工作制、「工作權」——即所有人都有權獲得報酬合理、體面的工作——以及「勞動組織」（實際上是對經濟進行規劃以消除貧困），這些都是工人們在君主制衰落時提出的要求。對於工人階級來說，政治民主始終是實現社會解放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這一事實將對1848年革命及其後的革命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

工人們很快意識到，如果沒有某種政治組織，就不可能實現任何計劃，這就催生了鼓舞人心的「俱樂部運動」，該運動在1848年3月至6月期間蓬勃發展。3月1日，已知在巴黎開會的俱樂部約有 5 個；3月15日，有 59 個。到 4 月中旬，共有203個俱樂部，其中149個聯合組成了一個聯盟。

俱樂部的名稱和靈感來源於1789-93年的法國大革命，但其階級內容卻截然不同。與最初的俱樂部不同，它們由數以萬計的工人組成，定期聚會，有時每晚聚會，就革命任務展開辯論。馬克思將俱樂部描述為「革命無產階級的中心」，甚至是「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工人國家的形成」。

令人遺憾的是，俱樂部的崛起是短暫的。4月大選後，政府開始果斷打擊俱樂部，6月23 日，俱樂部被激起暴動，至少有5萬名武裝叛亂分子參加了暴動，數千人被殺害。在許多方面，這都是1871年5月21日至28日臭名昭著的「血腥一周」的前兆，那時巴黎公社被凡爾賽軍隊鎮壓。

小資產階級

工人階級可能是1848年革命運動的先鋒，但它絕不是法國社會中唯一有志於推翻七月王朝的階級，也遠非共和運動的大多數。

事實上，1848 年法國城市人口的絕大多數屬於馬克思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但為自己工作的小業主。擁有自己的作坊的工匠、店主以及記者、律師、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的下層等級構成了這一階級的主體。

在法國大革命最激進的階段，即 1793 年雅各賓專政時期，正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領導了大革命。在巴黎「無套褲漢」的壓力下，1793 年發表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補充了 1789 年原始宣言中的形式、法律和政治平等，並提出了更多的社會要求，如失業者的生活費和全民世俗教育，這在當時是極為進步的。

然而，即使是對於小資產階級中最激進的階層及其共和傳統，重要之處在於，與工人運動不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從未挑戰過私產制。畢竟，小資產階級本身就是財產所有者。例如，代表第二共和國時期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山岳派」優先考慮的是最大限度的政治民主和法律平等，以打擊大財團的特權和腐敗，並為最貧窮者提供幫助。

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那樣，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所采取的立場最終反映了其階級立場。有趣的是，馬克思將小資產階級描述為一個「過渡階級」，因為它構成了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中間層，其成員不斷上升到資本家的行列，或在與大企業的競爭中毀於一旦而「逐漸沉淪為無產階級」。

由於在階級鬥爭中處於中間地位，用馬克思的話說，大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相互排斥的利益「同時相互削弱」，表現為對全體「人民」的普遍呼吁，以及旨在消除資本主義最惡劣的過激行為、同時保持其經濟關系不變的要求。

曾經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美國政客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要求將大銀行拆分成仍由資本家控制的小銀行，就是這種思想的一個典型例子。同樣，西班牙的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和「我們能」黨（Podemos）火熱的「民粹主義」言論往往不是針對資本家階級或任何一個階級，而是針對「種姓」（la casta）——它坐在權力機構的頂端，欺騙全體人民，大概也包括一些資本家。

階級鬥爭在理論上的鈍化也導致了鬥爭在實踐中的鈍化。1848年6月，「山岳黨」成員無一支持工人起義，但一年後，當他們踉踉蹌蹌地發動自己的起義時，卻沒有武器，沒有准備，除了模糊的「捍衛憲法」的號召之外，也不清楚他們要求人們為之奮鬥的是什麼。

1849 年的「起義」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而這次失敗進一步削弱了工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力量，同時也加強了波拿巴的地位。

根據 1848-51 年法國和德國的經驗，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得出結論認為，小資產階級是最沒有能力完成最基本的民主革命任務的階級，更不用說領導反對資本的鬥爭了。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批評可能最為尖銳，他寫道：

「沒有一個黨派像民主黨這樣誇大自己的力量，也沒有一個黨派像民主黨這樣輕率地錯誤估計局勢……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在臨近鬥爭時考察各個不同階級的利益和立場……他們只要發出一個信號，人民就會用它的無窮無盡的力量衝向壓迫者。」

在現代階級鬥爭中，這種自欺欺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希腊的自詡為「反復無常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亞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就是這種自欺欺人的典型代表。瓦魯法基斯是在反對歐盟和本國統治階級強加給民眾的殘酷緊縮政策的叛亂情緒中被提拔到財政部的，他提交了一份「溫和的債務減免建議」，但立即遭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歐洲央行（ECB）和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三駕馬車」的拒絕。當這一建議遭到斷然拒絕時，瓦魯法基斯支支吾吾，最終辭職。

從這次經歷中，他得出結論，歐盟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現在，他領導著規模很小的「2025 年歐洲民主運動」。現在還有三年的時間，他能否實現自己的目標似乎很成問題。不過，瓦魯法基斯本人對此並不擔心。正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寫道的：

「不管怎樣，民主黨人逃出最可恥的失敗時總是潔白無暇的，正像他們陷入這種失敗時是純潔無辜的一樣；他們擺脫失敗時信心更加堅定了，他們以為他們一定會勝利……」

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認為個人有可能采取某個階級的立場，而不必在其直接物質條件下屬於該階級。正如他所解釋的：

「使他們成為小資產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也就是小資產者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解決辦法。」

理論上，一個百萬富翁實業家和一個工會工人一樣，都可以采取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因此，即使是資產階級出身的個人，只要他們根據工人階級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來表達和鬥爭，也可以采取無產階級的政治立場。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這種現像的著名例證。

個人的思想和行動顯然不會自動和機械地由其階級背景所決定，無論是其工作和生活條件，還是其家庭的歷史背景。我們見過多少政客一邊大談自己是「工人階級」，一邊卻投票支持削減工資和社會服務？

然而，社會各階級的組織和傳統已經並將繼續從他們的物質條件中發展壯大。顯然，這些組織和傳統作為他們社會存在的重要先決條件，確實會與個人對抗。在大眾範圍內，這對數百萬人的思想和行動產生了強大的影響。

農民

除了城鎮中的小資產階級，另一個小業主階層是農民，他們在1848年占法國人口的絕對多數。這個階層也將為波拿巴提供重要的支持基礎。馬克思評論說，波拿巴關於帝國復辟的「固定觀念」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它與農民階級的「固定觀念」不謀而合。

1851年12月20日，當波拿巴試圖通過全民公決使其政變結果合法化時，結果當然是注定的。整個國家實際上都處於戒嚴狀態，所有反對黨都被清算，且為了保險起見，政府通知所有國家官員，他們能否繼續工作取決於他們的熱情支持。

然而，事實是有數百萬張真正的選票投給了波拿巴。其中大部分無疑來自農民。可以說，如果稱穿軍裝的農民在1851年12月2日至4日用刺刀結束了共和國，那麼各省的農民則在12月20日用選票建立了帝國。

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的一個重要段落中，從農民的物質生存條件追溯農民支持波拿巴的原因。在馬克思看來，小農的孤立和固有的保守生活方式使其既是一個階級，又不是一個階級。農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大致相同，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往往僅限於當地村莊——例如，不存在任何有意義的全國性農民組織或政黨。

在這種「原子」化的條件下，馬克思得出結論認為，農民階級自身無法發揮獨立的階級地位。它不能以自己的權利直接進行統治。因此，馬克思得出結論說，「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自己支配社會。」

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農民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只會形成反動的堅固堡壘，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大多數農民國家的社會革命，包括 1917 年的俄國革命，都會被排除在外。事實上，農村對波拿巴政變的抵抗比城鎮更為激烈。根據歷史學家羅傑·普賴斯（Roger Price）的記錄，「至少有 775 個公社的多達 7 萬人實際拿起武器，超過 2.7 萬人參與了暴力行為」。馬克思本人解釋說，波拿巴代表的是「保守的農民，而不是革命的農民」。

正如資產階級共和國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解除了被要求保衛它的工人的武裝一樣，它對社會主義在農村的傳播發動了一場持久戰。它把農民變成了波拿巴主義者。與此同時，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都沒有提供擺脫危機的另一條出路。

正如托洛茨基在 20 世紀 30 年代解釋的那樣，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可以在無產階級中找到領袖，但是：

「為了把小資產階級爭取過來，無產階級必須贏得小資產階級的信任。為此，無產階級首先要對自己的力量有自信。

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行動綱領，必須做好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奪取政權的准備。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革命黨的鍛煉下，做好了進行關鍵的、無情的鬥爭的准備，然後對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說：「我們准備奪取政權。這是我們的綱領。我們打算跟你們商量一下，看看這個綱領有什麼地方需要修改。我們只對大資本及其走狗使用暴力，但對於辛勤勞動的你們，我們希望能以一個具體的綱領為基礎，同你們結盟。」農民會聽懂這種話的。但首先得讓他們相信無產階級有力量奪取政權。」

可悲的是，法國農民只是在 1848 年 6 月工人階級最先進、最堅定的部分被鎮壓之後才開始行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當一部分農民確實朝著革命的方向前進時，他們向激進的共和黨人和「紅色」的社會主義者（即社會民主黨）尋求領導，但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一次又一次地浪費了這個機會。

當農村的鬥爭達到白熱化，多個地區戒嚴的時候，社會民主黨領袖卻始終將工人的鬥爭控制在安全、合法的渠道內，敦促他們的追隨者通過投票箱廢黜波拿巴。結果，最具革命性的農民被孤立了，農民的怒火沿著反動路線被引向了波拿巴。

如今，在歐洲，農民及其在政治中的作用問題已因社會的城市化和農業的工業化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然而，在許多國家，農民仍然是影響局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國印度。

2020年爆發的鼓舞人心的印度農民運動為農民的革命潛力提供了一個鮮明的現代範例。一方面是由於債務，另一方面是由於世界市場，數百萬小農奮起反抗印度人民黨政府為「自由化」農業而頒布的一系列法律。2021 年 1 月 26 日，即印度的共和國日，這場運動甚至達到了暴動的規模，數以萬計的農民游行到德里市中心，將警察趕走，占領了著名的紅堡。

印度農民的經歷表明，農民中的一個重要階層遠非社會主義鬥爭的永久障礙，他們可以徹底向左，甚至向革命方向傾倒，成為工人階級天然而強大的盟友。印度顯然存在這種聯盟的潛力，2020 年11月26日印度歷史性的大罷工證明了這一點，在農民開始向德里進軍的同時，2.5 億工人也停止了工作。但這種潛力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的分析也包含了對印度和世界工人的警告。我們不能沾沾自喜地認為，就算不能在工人階級的基礎上找到解決危機的辦法，印度的大部分農民也不會激烈地右傾。正如1848-51年的法國一樣，這一歷史性任務的責任最終將落在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領導層身上。

社會民主主義

1848 年 6 月工人運動失敗後，俱樂部運動轉入地下。但剩下的俱樂部和秘密社團與「山岳黨」中的激進共和派聯合組成了「社會民主黨」，該黨在全國範圍內提出了一份基於共同綱領的共同候選人名單。

在第二共和國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各階層人心渙散，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黨人成功地在農村和城鎮贏得了數百萬張選票。因此，法國社會民主黨的崛起以及波拿巴在1851年對它的鎮壓，使馬克思有機會分析一個至今仍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現像。

社會民主黨是一個真正的全國性政黨，領導著法國社會所有被壓迫階級構成的廣大階層，擁有自己相當規模的議會派別，甚至在國民自衛軍和軍隊中也得到支持，它的誕生代表著工人運動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在 1848-1851 年的風暴時期，統治階級的戰略家們甚至多次擔心社會民主黨會奪取政權。以英國《經濟學人》為例，該報於 1850 年 3 月 21 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報道稱：

「誠然，社會主義在法國日新月異的發展對未來構成了威脅。溫和派認為，在明年年底之前，該黨將獲得壓倒性多數，並能夠宣布建立民主社會共和國。」

對《經濟學人》的「溫和派」來說，幸運的是，該黨在選舉中取得的成功所顯示的巨大潛力被浪費掉了。

在議會中的共和黨人阻止了憲法的修訂之後，各方都清楚地意識到，一場決定性的衝突迫在眉睫。波拿巴公開准備發動政變，而受人尊敬的資產階級報刊則大肆鼓吹反對憲法，其中一份報紙抱怨道：

「煽動者聲稱： 我們必須在合法的範圍內……但這種合法——每個人都回答說，這就是危險所在……事實上，這種合法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或稱「紅黨」）的領袖們沾沾自喜地向他們的支持者宣稱，他們只需等到 1852 年 5 月的第二個星期日，也就是新的選舉日，他們就能在投票箱前取得勝利。

遺憾的是，這個喜慶的日子永遠不會到來。11 月，波拿巴開始對知名的共和黨人和社會主義者進行先發制人的逮捕，1851 年 12 月 2 日，他讓士兵布滿街道，解散了所剩無幾的議會。馬克思將這次政變稱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指向的是1799年拿破侖一世奪取政權的法國共和歷日期。

盡管社會民主黨擁有各種手段，但每次都被證明無法領導群眾奪取政權。馬克思指出，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不僅在於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思想或品格有缺陷，而且在於社會民主主義本身的核心階級矛盾：無產階級政黨從屬於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其改造社會的鬥爭「局限於小資產階級的範圍之內」。

考慮到 1849 年 6 月山岳黨的失敗，馬克思解釋道：

「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為手段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佣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佣勞動之間的對抗並使之變得協調起來。」

「革命方針」脫離了工人的社會要求，而被引導到了更安全、更「合乎憲法」的渠道上。因此，每當資產階級共和國與群眾之間出現決定性衝突的可能性時，所謂的「紅黨」領導人就會想方設法阻撓鬥爭，無論他們是否有意為之。

這種說法可以適用於歐洲任何一個現代社會民主黨，也可以適用於它們更年輕、更左翼的競爭對手，如希腊的激進左翼聯盟黨（Syriza），甚至可以適用於在伯尼·桑德斯首次競選美國總統期間嶄露頭角美國民主社會主義政團（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這些各具特色的政治組織都有自己的綱領、歷史和民族特色，它們的共同點與馬克思 170 年前所指出的相同：即「社會主義」改革與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國家的結合。改良派將無法逾越這一最神聖的界限。

當擴張，甚至僅是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都不能不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時，即使是最激進的改良主義領導人也會帶領工人走向失敗，或者更糟糕的是，與工人反目成仇。正因如此，托洛茨基警告說：「背叛是改良主義所固有的」。

在法國工人階級發展的早期階段，在「六月起義」之後無產階級最傑出的領導人被捕和流亡之後，運動的領導權不可避免地落在了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手中。

從進一步鬥爭的經驗和慘痛教訓中，馬克思滿懷信心地期待工人階級能夠建立一個「真正的革命黨」。但他堅持認為，這樣一個政黨必須始終保持其階級獨立性，反對任何「為了心愛的和平而不得提出無產階級的明確要求」的「團結」。

馬克思絕不排斥與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中的激進階層進行共同鬥爭。事實上，他認為在這些階級占主導地位的任何國家，工人階級的勝利都離不開這些鬥爭。但他仍然堅信，只要工人運動仍然是「官方資產階級民主的附屬品」，它就永遠不會成功奪取政權。

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迫的鬥爭之一仍然是需要一個強大、獨立和真正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黨。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強大的美國，這項任務尤為緊迫，在那裡，工人運動仍然被玩世不恭、腐敗無能的民主黨機器所禁錮和束縛。事實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美國工人階級爭取建立自己政黨的鬥爭將決定整個世界的命運。

國家

在《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還將其階級分析擴展到國家的性質。早在1848 年，《共產黨宣言》就已經說明，國家總體上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工人階級必須「打贏爭取民主的戰鬥」，奪取政治權力，並利用它「專制地侵犯私有財產權」。但這種政治權力究竟是什麼，如何使用，這個問題必然是模糊和抽像的。

在當時的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主流趨勢認為民主共和國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工具。1848 年的革命在實踐中對這一理論進行了無情的考驗。

馬克思解釋說，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國也仍然是「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無限專制」。在普選權這一抽像的政治平等之下，是一個巨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它們絕不對「人民」負責，並且隨著資產階級統治本身的發展而不斷建立和完善。任何選舉都不能把這些東西分開。

因此，馬克思得出的結論是，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就必須推翻資產階級共和國本身，並在各個層面上解散原有的國家。他在《霧月十八日》的最後一章寫道：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處在通過滌罪所的歷程中。它在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業……它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備，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已達到這一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臻於完備，使行政權以其最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使之孤立，使之成為和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像，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行政權。」

由於工人建立自己國家的企圖遭到失敗，資產階級國家被摧毀後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無法具體闡明。馬克思提出了與資產階級專政相對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他對工人國家的一般概念，並指出工人俱樂部只是一種雛形，也許更多的是表明了這種國家形式的潛力。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奪取了城市的控制權，並在短短幾周內被迫創建了自己的社會管理機構，這一預言完全實現了。

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忘記公社的意義。1871年5月，當英勇的巴黎工人仍在為自己的生命和階級而戰的時候，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的分析基礎上寫道，「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此外，他還寫道：

「巴黎無產階級在宣布二月革命時所呼喊的『社會共和國』口號，的確是但也僅僅是表現出這樣一種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個不但取代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公社正是這個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

波拿巴主義

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國家歸根結底是一種鎮壓工具——武裝機構、法院、監獄等——它維護統治階級的財產和特權，將階級鬥爭控制在秩序範圍內。但是，在某些歷史時期，這種鎮壓力量、軍隊、警察和國家官僚機構可能會從統治階級那裡獲得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而最終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進行統治。

在階級社會的歷史上就曾出現過許多這樣的例子，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社會基礎，例如凱撒主義。恩格斯認為中世紀晚期的專制主義是另一個例子。在資產階級社會中，這種現像在拿破侖一世和法蘭西第一帝國崛起後被稱為「波拿巴主義」。

《霧月十八日》最重要的理論貢獻之一，就是馬克思以拿破侖的侄子拿破侖三世，即路易·波拿巴的崛起為例，對這一重要的歷史現像進行了嚴謹的分析。

波拿巴主義政權最明顯的特征是政治壓迫：警察或軍隊統治。但僅有鎮壓並不構成波拿巴主義。畢竟，正如馬克思在談到第二共和國時指出的那樣，歷史上的每一個國家最終都是鎮壓的工具。

例如，在戰爭時期，即使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也會為了「戰爭行動」的利益而中止選舉、限制集會權和罷工權，並經常審查整個新聞界。同樣，卡芬雅克將軍在 1848 年 6 月至 10 月期間實行的戒嚴狀態也是如此，他讓一名未經選舉產生的將軍擔任行政首腦，逮捕工人領袖，嚴格限制集會自由和社會主義報刊。

馬克思將這一鎮壓性政權與波拿巴的政權作了重要區分，當時他評論道：

「卡芬雅克並不是軍刀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專政，而是資產階級的軍刀專政。」

當卡芬雅克鎮壓巴黎工人時，他是在整個議會的授意下，以整個資產階級「文明」的名義這樣做的。為此，資產階級代表在報刊和議會中稱贊他為「社會的救星」。在這一點上，卡芬雅克的專政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並無本質區別，歸根結底，資本主義國家不過是統治階級手中的鎮壓工具而已。

與之相反，1851 年 12 月 4 日，波拿巴的軍隊蓄意向蒙馬特大道上受人尊敬的資產階級的住宅開火。恩格斯報告說，波拿巴甚至命令士兵瞄准「穿寬大衣服的紳士」，而不是工人的上衣。不僅是社會主義代表，甚至自由黨人也遭到逮捕，所有的新聞媒體不是被關閉就是遭到國家審查。

國家的行政部門如何能從統治階級及其在議會中的代表那裡獲得如此程度的獨立性？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可以在階級鬥爭本身中找到。在社會極不穩定、階級鬥爭激烈和革命的條件下，議會政權的正常運作變得越來越困難。隨著群眾的每一次崛起，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別無選擇，只能求助於國家的鎮壓武器來拯救自己，正如我們在卡芬雅克政權中所看到的那樣。

此外，激進的群眾在議會中每前進一步，資產階級就會蓄意限制和削弱國家立法機構以及其他被革命「腐蝕」了的機構的權力。就第二共和國而言，事實上不是波拿巴，而是議會多數派秩序黨投票逮捕了紅黨代表，解散了國民自衛軍，並最終廢除了普選權本身。資產階級議員們采取的每一個步驟都削弱了自己相對於行政機關及其首腦波拿巴的地位。

與此同時，波拿巴開始以「十二月十日會」的名義，從馬克思所說的「各階級的敗類」或「流氓無產階級」中組織起自己的私人戰鬥力量。這個「仁愛會」實際上是一支由雇佣打手組成的私人軍隊，他們經常被用來暴力驅散共和黨人的集會，而且往往是在警察的保護下進行的。在許多方面，他們是希特勒衝鋒隊的前身。

隨著警察和軍隊日益受到波拿巴主義的控制，「體面的」資產階級國家幾乎不可能進行抵抗。能夠將這些暴徒趕出街頭的唯一力量就是革命群眾，但由於工人俱樂部被取締，民主的國民自衛軍被驅散，所有能夠開展這場鬥爭的組織都被共和國自己以「秩序」的名義解除了武裝。

最終，波拿巴感到自己是如此安全，以至於他可以有效地訛詐議會多數派，並在沒有議會支持的情況下任命內閣各部委。然而，面對這些明顯的挑釁，秩序黨卻無動於衷。原因在於，雖然他們可能是議員，但他們首先是資產階級，他們認識到，阻止波拿巴的唯一辦法就是將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組成一支反對軍隊的戰鬥力量。

這樣的行動方針無非是武裝他們剛剛花了兩年時間解除武裝和逮捕的那些紅色工人、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面對這樣的前景，秩序黨每次都把波拿巴視為較小的惡魔也就不足為奇了。

托洛茨基描述了希特勒崛起前德國布呂寧（Bruning）和施萊歇爾（Schleicher）政府時期以及 1934 年法國加斯東·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政府時期的類似現像。他寫道：

「確實，杜梅爾格政府如同當年的布呂寧-施萊謝爾政府，乍看之下似乎是在得到議會的同意下執政。但這是一個已經讓出權力的議會，一個知道在面對抵抗時政府會遺棄它的議會。由於反革命陣營攻擊和革命陣營之間的暫時相互抵消，權力的軸心已經提升到了階級和他們的議會代表之上。」

在第二共和國的後期，特別是在取消普選權之後，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議會實際上已經退位。為了反對波拿巴，議會只能拉攏另一位「強人」尚加爾涅。但是，波拿巴這個強人已經掌握了軍隊，並獲得了超過500萬張選票的授權，很容易就成為了這場競爭中的最熱門人物。

但我們也要問，如果尚加爾涅獲勝，結果會怎樣？很可能只是為另一種形式的軍事統治鋪平了道路，也許不是帝國的復辟，而是以最終恢復君主制為目標的反動獨裁，這對群眾來說很難說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

馬克思詳細描述了波拿巴在與議會的衝突中越來越自信的過程。就像一個好賭的人一樣，他看穿了議員們的虛張聲勢，看穿了他們不采取行動的演說和抗議。隨著修改憲法提案的提出，他加大了賭注。當議會中的共和黨少數派否決修改憲法時，議會外的資產階級主流派厭惡地轉向了波拿巴。只有在這個時候，波拿巴才覺得可以繼續發動政變。

因此，波拿巴的崛起並不僅僅是他個人行為的產物，而是秩序黨本身的掙扎和人民群眾的抗拒的必然結果。他的自信和行動自由的增加與議會多數派的孤立及其對群眾的恐懼成正比。

波拿巴能被阻止嗎？

從波拿巴崛起的全過程來看，「民主」與「獨裁」之間的對立在過去和現在都不是絕對的。

對自由派評論家來說，波拿巴主義或「獨裁主義」似乎是對民主的外部威脅，來自不尊重「民主准則」的無良個人，如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因此，這些民主的自由派捍衛者通常給出的建議是支持現有的建制派，而不是「討厭的」民粹主義者，並虔誠地遵守「憲法」。奇怪的是，共產國際的史達林領導層也曾在反法西斯的名義下提出過類似的建議，他們稱之為「人民陣線」。但這樣的政策對於防止第二共和國時期波拿巴主義的崛起並無多大幫助。

12月2日，許多高呼「共和國萬歲！」的議員被捕，是他們自己導致了政變的不可避免。正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精辟地揭示的那樣，正是「溫和的」議會多數為共和國的覆滅做了鋪墊。

因此，問題來了：波拿巴的勝利是可以避免的，還是他在1848年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後就不可避免了？如果波拿巴在1848年12月而不是1851年試圖奪取政權，那麼他不僅會遭到議會的反對，還會遭到國民自衛軍和軍隊中大部分人的反對。即使是在1850年，社會民主黨人從軍隊中受到的支持（在3月的選舉中得到了證明）也使軍事政變的前景充滿了風險。

這凸顯了波拿巴主義崛起的一個重要特征：行政機構凌駕於社會中相互爭鬥的階級之上，這與他們陷入無法解決的僵局而精疲力竭的程度成正比。革命群眾的勝利肯定會打破波拿巴的計劃，但每一次失敗和錯失良機，革命力量都會變得越來越弱。

然而，工人無法奪取政權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就能直接掌權。秩序黨的統治時間越長，它就越孤立，越被人瞧不起。它的社會基礎越是萎縮，它就越有必要拆毀資產階級民主的機關來保衛自己。但正如馬克思所解釋的，社會不可能無限期地處於白熱化狀態，革命的威脅始終籠罩在它的頭上：「無終結的恐怖，還不如以恐怖告終！」

最終，無論是通過革命還是反動，總會找到出路。要麼工人成功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打破舊統治階級的抵抗，要麼國家或多或少的民主形式被剝奪，以保護其真正的階級內容。在這樣一個時期，只維護「共和制」而不維護其他任何東西都是最純粹的烏托邦，這就是所謂的「純粹的共和主義者」在1851年12月的慘痛教訓。

不穩定性

盡管在波拿巴主義條件下，國家似乎獲得了表面上的權力和行動自由，但它仍然沒有完全獨立於社會的其他部分。它仍然依賴於資產階級財產，依賴於資本主義關系，最終，像任何國家一樣，它必須捍衛作為其基礎的財產和剝削。

事實上，帝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資產階級終於擺脫了政治統治，以便更加穩固地確保其對工人階級的經濟統治，而工人階級已經被堵住了嘴，服軟了，淪為了剝削的原材料。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經歷了歷史性的經濟騰飛。

波拿巴主義國家的相對獨立性在於，該政權在相互爭鬥的階級之間保持平衡，既作出承諾，又進行全方位打擊。正如馬克思在談到波拿巴時所說：

「這個人所負的這種充滿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說明他的政府的各種互相矛盾的行動，這個政府摸索前進，時而設法拉攏這個階級，時而又設法侮辱另一個階級，結果使一切階級一致起來和它作對……」

我們可以在今天的俄羅斯看到這種現像。法國政治家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曾評價波拿巴說，他將是「一個由我們領導的白痴」。也許普京崛起的設計師們也抱有類似的希望。但事實很快證明並非如此，他們的官僚機構中的「中立者」開始逮捕和征用個別寡頭，而寡頭政治和整個俄羅斯資本主義卻完好無損。

馬克思從路易·波拿巴的崛起中汲取了另一個重要教訓：波拿巴主義統治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在經濟繁榮的條件下，它可以在一段時期內穩定下來，但如果沒有任何特定階級的堅實支持基礎，政權就會在危機條件下迅速瓦解。

歷史上大多數波拿巴主義政權的軍事冒險主義都與這一事實有關：軍事冒險可以分散注意力，如果戰爭順利進行，就能將支持者團結在陷入困境的領導人周圍。目前在烏克蘭的軍事冒險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制裁也起到了暫時將部分俄羅斯民眾團結在政權周圍的作用。但事情可能會迅速走向反面。

馬克思預言，波拿巴的一次軍事冒險將恰恰是他的垮台。面對國內日益增長的抗議和不穩定，波拿巴於1870年7月15日向普魯士宣戰。到9月2日，他成了俾斯麥的俘虜，第二帝國不復存在。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忘記，波拿巴的下台並沒有和平地導致穩定的民主統治。相反，它引發了一場鼓舞人心的革命運動，產生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巴黎公社。葡萄牙新國家政權和西班牙法西斯統治的垮台也引發了巨大的革命運動，這些運動本可以推翻資本主義。

今天，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打擊下，在工人的怨恨下，許多波拿巴主義政權開始動搖。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密切關注它們。

革命的邏輯

回顧《霧月十八日》中描述的事件，人們或許會認為它們屬於一個與我們的時代相去甚遠的時代。畢竟，1848 年革命的主要民主訴求——普選權、集會和新聞自由等——在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工人鬥爭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已經實現了所有這些要求。但是，這就忽略了共和國興衰的更深層次的重要性及其對今天的啟示。

在許多方面，1848年是第一次現代革命。盡管規模不大，但工人階級從一開始就占據了中心位置，革命的命運在每個階段都與工人運動的進退息息相關。革命的早期成果完全是在武裝工人階級的壓力下取得的。但是，在取得民主共和國之後，工人們立即提出了自己的社會要求。

資產階級被工人的力量嚇壞了，他們迅速放棄了革命的所有民主成果，投入了反動派的懷抱。共和國的命運由此注定：要麼被工人推翻，要麼被資產階級推翻。這一過程絕非 1848 年的法國所獨有。可以說，在過去 170 年的每一次革命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邏輯。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掌握了這一邏輯。馬克思直接借鑒巴黎工人的經驗，於 1850 年向他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發表了一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堅持認為，在未來的革命中：

「除了對新的官方政府公開表示不信任之外，同時，工人應該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鎮領導機關即市鎮委員會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樂部或工人委員會的形式……」

此外，他還解釋說，這些委員會或俱樂部的目標不應是支持官方政府，而是揭露並最終推翻它，建立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工人的階級統治。

他總結道，「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 」

這一綱領在 1848 年是不可能實現的。工人們第一次直接參加奪取政權的鬥爭，沒有黨，甚至沒有發達的工會組織，他們邁出了巨大的步伐，但還沒有能力領導群眾取得勝利。但是，1848 年 6 月的暴動所頒布的這個「法令」，在 1871 年（即使只有幾個星期）和 1917 年卻又一次得到了執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掌握了革命的邏輯，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當時的著作中看出來。//圖片來源：公共領域

馬克思能在如此早的階段提出不斷革命的邏輯，這可能需要天才的智慧，但他的洞察力為後來幾代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先驗材料，使他們能夠把握自己革命的意義和軌跡，並自己創造歷史。

在俄國（一個1848年時還不存在無產階級的國家），列夫·托洛茨基對 1905 年革命的分析使他提出了自己的不斷革命論，這一理論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馬克思關於 1848 年的著作。托洛茨基將這一理論總結如下：

「以資產階級革命作為其首要任務的革命開始以後，會很快引起強大的階級衝突，只有當政權轉到唯一能領導被壓迫群眾的階級（也就是無產階級）手中，革命才能贏得最後勝利。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它不僅不願而且也決不能把自己限於資產階級的民主綱領。它只有在把俄國革命變成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到那時候，資產階級民主綱領連同它的國家界限將被拋棄，俄國工人階級的暫時的政治統治也將發展成為持久的社會主義專政。但是如果歐洲依舊停滯不前，資產階級反革命將不會容忍俄國勞苦大眾的政府，它對俄國革命政權的顛覆將是無情的。因此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就不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的限度內。它必須采取不斷革命的策略」。（原文的強調）

列寧在《四月提綱》中采納了這一觀點，它是武裝布爾什維克的關鍵，如果沒有吸取其中的教訓，該黨很可能無法奪取政權。

後來，托洛茨基在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革命和反革命時期進行的無與倫比的分析中，再次汲取了《霧月十八日》的教訓。他在1934年寫道：

「戰後，革命在俄國、德國、奧匈帝國和西班牙接連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只有俄國無產階級才完全掌握了政權，剝奪了剝奪者，並學會了如何建立與維持工人國家。其它國家的無產階級雖然獲得了勝利，卻由於自己的領導層的錯誤，導致革命半途而廢。結果，政權從他們手裡溜走了，從左派手中換到右派手中，最後落到了法西斯主義手裡。一系列國家建立了軍事獨裁。無論在哪裡，議會都做不到調和階級矛盾、保證事態的發展和平地進行。解決衝突的是手裡的武器。」

在撰寫這篇導言時，資本主義制度正面臨著其歷史上最深刻的危機。在全球範圍內，群眾已經推翻了一個又一個政府，以尋求更好的生活。而這僅僅是個開始。在歐洲和所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各階層都能感受到堪比七月君王朝末期的腐敗和頹廢。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危機只會給人類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和苦難。

在工人階級尋求出路的過程中，我們無疑會遇到我們自己的卡芬雅克們、巴羅們、拿破侖們，以及我們的山岳派。人類的未來取決於我們能否吸收前人的經驗教訓。

在1848年革命前夕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以鼓舞人心的話語總結道：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今天，與1848年一樣，工人們除了鎖鏈之外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今天，與 1848 年一樣，他們要贏得一個世界。但是，現代無產階級比 1848 年更強大得多，實現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得大。在歷史教訓的武裝下，勝利指日可待。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完筆於倫敦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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