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92歲高齡的著名演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陸文頓（Richard Lewontin）不幸辭世。陸文頓是少有的在科學和政治方面都自覺接受哲學觀念指導的科學家，並且畢生都堅定無悔地捍衛其哲學。陸文頓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也因此成為一位辯證唯物主義者。他通過自己的工作向世界展示了有意識地將辯證法應用於自然研究的豐富可能性。（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1年7月12日，譯者：Iwata）

陸文頓出生於1929年的紐約市，在受到著名演化生物學家多布然斯基（T. Dobzhansky）的教導後，他於1954 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 多布然斯基在十月革命時從俄國流亡並對馬克思主義有強烈敵意。陸文頓並不害怕與他的導師衝突，顯然政治上的敵對完全沒有讓他的老師不快。

60年代, 陸文頓進行了開創性工作。在基因測序時代前，陸文頓和同事哈比（J. L. Hubby）發表了兩篇通過測量蛋白質水平分析不同種群遺傳變異的論文。他們首先將新技術用於測量果蠅種群的遺傳差異，發現了當時意想不到的個體間巨大的遺傳變異。

陸文頓後來將相同的方法用於研究人類群體的遺傳變異。他的發現從科學角度徹底推翻了種族主義以及將人類分為「種族」的觀點的生物學證據。

陸文頓通過研究不同地區人類血型和蛋白質的變異發現人類種內85%的遺傳差異可以由種群內部個體間的變異來解釋，而7%可歸因於當地的地理差異，只有7%是表面上的「種族」間的差異。

換句話說，陸文頓證明根據表面差異將人類劃分為所謂的「種族」是沒有遺傳學基礎的，遠非生物學上的合理劃分。種族的意義純粹取決於表面差異，這在資本主義興起的階段具有歷史上的社會意義。隨之而來的奴隸制和殖民主義推動了種族等級制的建立。

在他的著作《生物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Biology as Ideology）內，陸文頓解釋了資本主義對科學的影響，特別是對生物學的影響，統治階級不斷地為了自己的目的濫用它。我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被視為社會原子。在這個體制內，我們每個人被告知我們從出生起就得到了「平等的機會」，因此我們人生中的成功或失敗取決於我們的天資。在 DNA 時代，我們被告知「一切盡在基因中」。有人在遺傳上傾向於更快、更強壯、更聰明，因此更有可能成功。這意味著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們擁有更好的基因。按照同樣的邏輯，較貧窮的國家之所以貧窮，只是因為國民的基因更差。這種思想的種族主義色彩，是不證自明的。

1970 年代，生物學界的主要人物再次接受 「一切盡在基因中」的還原論哲學。 在所謂的「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界， 平克（Steven Pinker）試圖通過基因適應解釋人類的心理狀態；在「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界，威爾遜（E. O. Wilson）試圖通過基因來解釋各種社會學現像，並將螞蟻的行為與人類社會現像類比；與此同時，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將生物體描繪成DNA復制的容器。

在哈佛大學，陸文頓和同樣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同事和同志們萊文斯（Richard Levins）和古爾德（Stephen J Gould）不懈地與這些偽裝成科學的偏見鬥爭。

陸文頓明白，這些反動思想一次又一次地滲透進科學領域並非偶然。這些思想建立在某種來源於統治階級觀念和利益的哲學觀念上。正如陸文頓和萊文斯在《辯證生物學家》（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中所述，他們一生都在對抗「支配我們學術教育並滲透知識環境的機械論、還原論和實證主義意識形態。」

正是還原論的邏輯——以 陸文頓 所謂 「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的形式——將我們帶回種族等級制。「犯罪基因」、「智力基因」、「性別歧視基因」以及所有其他垃圾被裝扮成「生物科學」來支持現狀。

還原論者認為整體僅是部分之和。我們在社會上看到的戰爭、貪婪和壓迫，只源於個人的好戰、貪婪和施虐欲。反過來，我們每個人都只是我們基因的表達，這些基因已經進化成可以抓住更好的生存機會的樣子。這些「理論」表明，我們的生理、心理和社會特征被編入我們的基因中，兩者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陸文頓通過對生物體、遺傳物質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理解反對上述觀點。不僅環境塑造物種，物種也塑造了環境，物種在歷史過程中創造了自己的生態位。成群的角馬除了攝食環境中的植被，也會為同一塊的土壤施肥。它們會吸引捕食者，而後者又會影響環境。

機械性的觀點會認為有機體及其環境在形而上學的意義上是分開的，但兩者卻是以辯證的方式相互滲透和制約。實際上，一個有機體就是自身的環境。DNA 表達的蛋白質和 RNA也形成了DNA本身的環境；多個細胞間的激素梯度形成了單個細胞生存和發育的環境；生物體的整體結構形成了限制器官進化方向的環境。

生物體和物種絕不僅僅是它們基因的表達，而是由自身、基因和環境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我們每個人的成長不僅取決於基因，還取決於母親子宮內的化學物質、成長階段攝入的營養、環境和社會刺激，而我們服用的藥物也可能讓一代人內發生的有害基因突變變得無害。

陸文頓在《不在基因中》（Not in Our Genes）中駁斥了存在某種「智能基因」的極端有害的想法：

「我們不知道到底什麼是智商的遺傳性。現有數據根本不允許我們合理估計任何人群中的智商遺傳和變異。據我們所知，遺傳率可能為零或 50%。事實上，盡管有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來研究智商遺傳問題，但它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是無關的。基因決定論者高度重視證明可遺傳性是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可遺傳性意味著不可改變性。」

「我們無法斷言基因決定了生物智商還是任何其他特征。從父母那裡繼承的基因與一個人的身高、體重、代謝率、疾病、健康或任何其他重要的有機特征之間沒有一一對應的關系……每個生物體都是基因與其生命中各個階段的環境相互作用的獨特產物。」

與聲稱生物體的每一個生理特征都可以歸結為基因賦予它的某種生存優勢的觀點相反（也就是一種在生物決定論者中流行的想法，通常被稱為「適應主義」（adaptionism）），陸文頓和古爾德創造一個新術語 「拱肩」（spandrel）來指代不能給有機體提供任何優勢的進化特征（也許未來可能成為優勢），它是其他進化壓力的意外分支。

通過與建築拱肩的類比，陸文頓和古爾德展示了意外和偶然性在物種演化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圖片來源：Thesupermat, wikimedia commons

他們從文藝復興時期建築的支柱中提取了這個詞。拱肩是在拱頂與矩形框架之間的一個大致三角形的空間。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和建築師利用了這個空間，通過在拱肩上融入宏偉的設計來展示他們的藝術天賦。一個例子是人類的下巴。由於我們的祖先較少咀嚼纖維食物，因此附著在下巴上的肌肉萎縮，留下一塊突出的骨頭，這在動物王國中是非常獨特的。

陸文頓不僅是科學領域的革命者。馬克思主義也指導他一生為改變社會而奮鬥。從反對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到揭露農企使用轉基因作物打壓小農的鬥爭，陸文頓始終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正如他和萊文斯在《被影響的生物學》（Bi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一本介紹 「邁阿密五人」（Miami Five ：5名因滲透邁阿密的反古巴的古巴裔美國人恐怖組織而被當作政治犯關押在美國的古巴特工）的書中所解釋的:

「我們也是科學界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活動家和同志；越南科學家; 新大學會議；反對生物決定論，『科學』種族主義和神創論，支持學生運動和反戰運動。在芝加哥警方謀殺黑豹黨領袖弗雷德·漢普頓（Fred Hampton）的那天，我們一起去了他依舊血腥的臥室，看到了他床頭櫃上的書：他因為把持著深思熟慮的鬥爭精神而被殺。我們的激進主義不斷提醒我們理論批判的重要性以及要將理論與現實世界的問題聯系起來。在政治運動中，我們經常要強調捍衛理論的重要性，以防止被一時和部分的迫切需要所扭曲，而在學術界，我們不得不爭辯說，取得食物的權力對於飢餓的人來說不是一種哲學問題。」

盡管陸文頓離開了我們，但他將在另一種意義上繼續活下去：他對學界的許多貢獻，以及我們向所有讀者強烈推薦的他包含辯證法又引人入勝的通俗著作。陸文頓將通過他的作品繼續激勵和教育新一代的科學家和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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