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下這篇文章發表於1981年，就在所謂的1950年內閣文件公布後不久。這些文件揭示了戰後工黨政府——通常被改良主義者稱為「行動中的真正社會主義」——有多麼痴迷於將共產主義者和激進分子驅逐出黨，並最終踏上了資本主義當權派的路線。這些揭露證明，即使是激進的改良派政府，如果不願意與資本主義制度決裂，最終就會捍衛它的利益。譯者：寧香）

據報道，根據30年保密規則而發布的1950年內閣文件顯示，工黨政府飽受對國內外共產主義陰謀的恐懼的困擾。明白1950年的工黨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背離了1945-47年那個振奮人心的時期那種充滿自信的改良主義精神，這對於當今的運動家來說十分重要，因為戰後初期的工黨政府經常被視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的光輝榜樣。

1945年，工黨憑借議會多數席位重新執政。絕大多數工人和大部分中產階級尋求著激進的改變。在一些更先進的工人和部隊中，則尋求著革命性的變革。盡管工黨的綱領反映的是一種激進的，而非革命的態度，但仍意味著對資產階級立場的有力攻擊。在上台後的三年內，工黨政府在當時主流的社會態度的驅使下，實際上實施了其全部國有化計劃和社會福利條款。然而，艾德禮政府內閣卻擠滿了右翼部長，他們宣稱傾向於漸進式的進步，尋求在當權者眼中獲得尊重和接受，而不是改變社會結構。一旦完成了大部分計劃，他們就認為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並將目光投向了（權力的）鞏固。但社會不能停滯不前。1947年的英國正處於危機時刻。盡管已經通過了實質性的改良，但戰後的資本主義英國的問題需要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矛盾清楚地提出了問題：工黨要麼繼續前進，將真正的經濟和金融權力杠杆掌握在手中，並開始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要麼被迫退縮，為自己的失敗鋪平道路。

在1947年和1950年大選之間，工黨政府越來越多地轉向攻擊工人階級，並與TUC（Trade Union Congress，工會聯盟）的右翼領導人一起在它自己的運動中打擊了最具戰鬥性的工人鬥士。1947年，在碼頭發生尖銳爭執期間，工黨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自1926年總罷工以來的第一次）並動用軍隊阻止罷工。1948年，經TUC同意，凍結工資。1949年以及1950年，兩度禁止在倫敦舉行任何遊行，防止傳統的五一節遊行發生。在工黨和工會內部，許多成員作為共產主義的同情者被開除。正是在此期間，三名工黨議員被開除黨籍。1949年，政府開始禁止在公務員中雇用法西斯分子和共產黨員，並著手解雇已知的共產黨員。

為了與共產黨和其他激進分子而不是資本家較量，工黨政府直接給保守黨做了嫁衣。保守黨以及他們所代表的階級的信心都在增長。他們大肆發動輿論宣傳，尤其是食品加工巨頭Tate & Lyle以此作為對工黨承諾將制糖業國有化的回應，用來說服公眾在下屆大選中拒絕工黨並選擇保守黨。

工黨以有限的改良主義綱領進入了1950年2月的大選，其中包括糖、水泥和工業保險的國有化。事實上，工黨領袖連對於執行這些有限的措施都興趣缺缺，因為當他們重新掌權時，他們立即放棄了這些措施。

1950年的內閣文件揭示了戰後工黨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沉迷於將共產主義者逐出黨外並采取資本主義當權派的路線。//圖片來源：公平使用

工黨政府未能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指明堅定的前進道路，以一種為當今運動家所熟悉的自我應驗的方式，導致了越來越多的幻想破滅和激進情緒的減退。然後這進而被工黨領導人當作他們軟弱和猶豫不決的態度的理由。事實上，選舉結果表明，絕大多數工人仍然忠於工黨。對工黨的投票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但總票數的份額下降，工黨失去了80個席位，他們的多數席位減少到了7個。工黨和工會的右翼領導人對1950年局勢的反應是進一步加強對共產主義者和左翼的攻擊。基層成員的情緒越來越不耐煩。在一系列非官方罷工中，碼頭工人、公共汽車工人和煤氣工人試圖挽回他們在工資凍結期間遭受的部分損失。1949年，TUC反對其理事會的建議，投票結束凍結工資。運動兩翼的右翼領導人都選擇在這種和其他所有不滿的表現中看到國際共產主義陰謀之手。雖然ETU（Electrical Trades Union，電力工會，曾一度由共產黨員控制）的事件表明，共產黨的一些分子已經准備好采取欺詐手段來維持立場，但黨只能在工人真正的抱怨的基礎上進行工業鬥爭。該黨可能是斯大林心甘情願的工具，但它在1950年幾乎沒有對英國資本主義構成重大威脅。

然而，正如公布的文件所顯示的那樣，工黨內閣對事情的看法有所不同。1950年，他們積極討論如何鎮壓共產黨，更廣泛地討論如何限制罷工權。在195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內閣都在考慮一項法案草案，該草案最初旨在保護對那年爆發的朝鮮戰爭的物資供應。南安普頓碼頭的一起爆炸被解釋為蓄意破壞，這引發了制定法案的想法，該法案不僅保護了物資供應，而且阻止目的是說服人們反對朝鮮戰爭的宣傳。在某一階段，內閣甚至討論擴大法案範圍，使罷工在廣泛的行業中都變為非法，使臭名昭著的第1305號戰時命令永久化，（該條例規定除非提前21天通知，否則所有罷工都是非法的，）並引入強制性罷工投票。如果這一切聽起來像撒切爾式的語言，那麼同志們應該記得這也是1945年後「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的討論。內閣討論也不僅僅是理論上的。1950年9月，在1,700名倫敦煤氣工人的罷工中，根據第1305號命令，10名煤氣工人被判有罪，並被判處一個月監禁。這後來被減為罰款，因為工人們重返工作崗位而不想看到他們的同志入獄。

內閣放棄了鎮壓共產黨和限制罷工的想法，因為這是不切實際的！但內政大臣丘特·埃德（Chuter Ede）秘密禁止讓已知的共產主義者移民入籍英國（30年後的今天才得以披露）。幾名外國共產主義者也被驅逐出境，訪問共產主義者或同情者的簽證也被拒絕。國內的冷戰只是美國和蘇聯之間日益加劇的國際緊張局勢的反映。戰後，保守黨和美國的資產階級觀察家都贊許地指出，工黨領導下的英國外交政策與丘吉爾的外交政策有多麼相似。顯然，工黨政府在1945年至1950年間在國際事務中的記錄很難被稱為社會主義。雖然授予印度和錫蘭（斯里蘭卡）等殖民地獨立是進步的，但當時那已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工黨政府對希臘內戰的態度，他們維持英國軍隊並提供援助以支持君主主義者和新法西斯主義者。英國軍隊也被用在對抗馬來亞共產黨的持久戰爭中。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是工黨的外交大臣，他最關心的是在歐洲為美國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支持組織。為此，他是組建北約的核心人物。

1950年的內閣文件同樣顯示了工黨政府為美國在朝鮮的政策提供了大力支持。//圖片來源：Morning Calm Weekly, Flickr

因此，1950 年內閣文件顯示工黨政府大力支持美國在朝鮮的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除了擔心來自英國左翼的令人尷尬的反對之外，內閣的主要擔憂看起來是美帝國主義可能過於浮躁，從而對中國發動核戰爭。事實上，這樣的戰略得到了北約駐朝鮮部隊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的考慮和支持，但最終被楚門總統拒絕。

由於支持朝鮮戰爭，英國因此不得不啟動一項大規模的重新武裝計劃。這樣的支出給英國經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1950年的英國經濟還沒有完全從二戰的混亂和問題中恢復過來。財政部在右翼工黨大臣的支持下，試圖通過攻擊前不久苦心建立的福利制度來將負擔置於工人階級身上。他們要求削減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根據內閣文件，部長們積極考慮對住院病人征收每周「旅館」費用。內閣中唯一的左翼成員阿奈林·貝文（Aneurin Bevan）反對這樣的提議，但被迫同意在國家醫療服務中實施「經濟性的」緊縮。這種妥協持續到1950年預算結束，而在次年，新任財政大臣休·蓋茨凱爾（Hugh Gaitskell）堅持對牙科和眼科治療收費，導致貝文與工黨政府的另外兩名成員威爾遜（Wilson）和弗里曼（Freeman）一起辭職。

1950年的內閣文件可能對一些人來說是一個啟示，但對勞工運動中的許多人來說，它們只會證實他們在最近由右翼領導的工黨政府下的經歷，這些政府面對經濟衰退的困難和問題時轉向了傳統的保守黨解決方案。1945-51工黨政府的特別教訓是，即使是激進的政府也被迫采取反動立場，除非它突破改良主義的桎梏繼續前進，對社會實施社會主義改造。

Derek Gunby，洛夫特斯市工黨黨員

完筆於198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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