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在從猿到人的過渡中所發揮的作用》，這本恩格斯寫於1876年，但直到20年後才出版的小冊子，包含了對人類發展理論的許多精辟見解。在化石等證據非常稀少的背景下，他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回應這個問題，並因此比同時代的大多數科學工作者更早地對人類發展作出了一致且連貫的解釋；他的解釋至今仍是一切馬克思主義人類發展觀的主要支點。（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00年6月15日。譯者：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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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現代科學證據和理論來考察恩格斯的著作，我們也許可以駁斥其中的這個或那個次要細節，但我們也會發現，從大體上講，他的論點是正確的。換句話說，這本小冊子仍然是辯證法的代表作。是什麼具體的問題和疑問促使恩格斯寫出了這樣一篇文章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的途徑雖然不同，但他們都得出了同一種哲學方法——辯證唯物主義。他們的觀點是唯物主義的，他們認為一切自然現像和社會發展歸根結底都要牢牢地建立在物質過程的基礎上，而不是被歸結於精神或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的原因。同時，他們認為社會和自然界處於不斷的辨證變化過程中，即通過矛盾變化，一切事物都處於運動狀態，有生有滅。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他們的哲學方法特別應用於了社會和政治發展，即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最偉大的著作《資本論》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一般運動規律公之於眾，但這兩位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奠基人卻不厭其煩地說明，資本主義只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正如資本主義制度是由於封建社會內部的社會力量和矛盾而產生的一樣，它也將被自身所承載的矛盾所推翻，取而代之的則是社會主義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過渡性質的強調，必然地導致了他們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考察。他們試圖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也適用於早期社會，就像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機制和規律一樣。他們甚至還把網撒得更廣，試著用當代科學研究來說明辯證唯物主義作為普遍世界觀的廣泛有效性和適用性。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舊序中所解釋的那樣：

「……然而恰好辯證法對今天的自然科學來說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只有它才能為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發展過程，為自然界中的普遍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到另一個研究領域的過渡提供類比，並從而提供說明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筆記，都被後者用在了100年前出版的《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本人關於科學與辯證唯物主義關系的筆記和文章，在他去世近30年後的1924年才被發表於《自然辯證法》中。

因此，恩格斯對人類學和人類起源的興趣能夠通過一座天然的橋梁，與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問題的思想聯系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盛贊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是唯物主義的勝利，因為它為人類從「低等」動物進化而來提供了科學基礎。達爾文之後，人類物種的起源牢牢扎根於自然物質科學，而不再是神學或形而上學。

然而，達爾文強調的是動物界與智人之間的物質連續性，而恩格斯則強調由於來自動物界的物質過程而產生的差異性；無論如何，人類都是獨特的，是一種社會性動物。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沒有離開唯物主義的堅實高地，他們試圖解釋猿類的量變進化如何產生了一個在質上不同的物種，一個獨特的、有思想的社會性動物。恩格斯解釋說，人是唯一進行勞動的動物——與自然界進行有意識地互動，有目的地改變世界，使之對人有利，而這個過程也同時改變著人。

恩格斯關於勞動所起的作用的文章，其中心目的是表明，人類的勞動和社會組織與其說是人類手和大腦發展的結果，不如說是其發展的原因，而手腦的發展正是最常用來刻畫人類的特征。恩格斯闡釋道：「勞動是一切人類存在的首要的基本條件，其程度之深使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不得不說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與恩格斯同時代的人都是從「文明」的角度出發，把人類的發展看成是由觀念和思想推動的過程，而恩格斯這項觀點的提出則與他們直接對立。恩格斯解釋說：

「迅速前進的文明完全被歸功於頭腦，歸功於腦髓的發展和活動；人們已經習慣於以他們的思維而不是以他們的需要來解釋他們的行為（當然，這些需要是反映在頭腦中，是被意識到的）。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便產生了唯心主義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特別是從古代世界崩潰時起，就統治著人的頭腦。它現在還非常有力地統治著人的頭腦甚至達爾文學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學家們還弄不清人類是怎樣產生的，因為他們在唯心主義的影響下，沒有認識到勞動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

關於人類起源的理想主義觀念在科學界表現為一種被普遍認可的理論，即人類在手的發展和雙足行走（直立行走）之前就發展出了一個較大的大腦。在社會奇跡的催眠下，恩格斯時代的科學家們（實際上還有後來的科學家們）把勞動之手更樸素的產物推到了幕後。恩格斯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具體的科學證據，而只是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就證明了關於人類發展的通俗科學理論實際上是不正確的。他的小冊子解釋說，在早期人類中，直立的姿勢和雙足行走使得雙手得以被空閑出來，以操縱和制造工具。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讓手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使手既是勞動的「器官」，又是勞動的「產品」。人與自然界有意識的相互作用——同時改變著這兩者——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和其他動物與自然界完全被動的相互作用截然相反。人是唯一從事勞動的動物。

「狹義的動物也有工具，然而這只是它們軀體的四肢…只有人才給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記…」（引自《自然辯證法》，導言）

但是，恩格斯解釋說，工具的使用與制造也增加了合作和社會性勞動的有用性和目的性。工具生產和社會勞動都引發了語言和言語的問題。

「首先是勞動，然後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就逐漸地變成人的腦髓。」

當然，大腦的進一步發展將與勞動過程和社會交往相互作用，發展出更強的語言、思考、判斷和抽像思維能力。這些互動過程的累積效應導致了人類的進化。

「由於手、發音器官和腦髓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復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

知識、技能和專長的社會積累將意味著這些東西可以通過言傳身教代代相傳——文化進化便由此開始。

如果我們根據現代的發現重新審視恩格斯的思想，就會發現其完全適用。如果他今天還活著，他無疑會沉浸在累積下的大量細節、事實和知識中，而當他以慣常的細致方式研究過這些之後，他還是會以基本相同的觀點重寫《勞動在從猿到人的過渡中所發揮的作用》。

關於人類物種起源的大量物證來自古生物學——對化石和石器的收集。最早的石器有250萬至300萬年的歷史。這些類人猿（與人相似）的人工制品包括用於制造其他工具的工具，它們使得類人猿與現在的猿類有了明顯的區別。猿類雖然能制造並適用軟材質的工具（樹枝和樹葉），但從未用它們來制造其他工具。

類人猿的工具往往與制造或使用它們的特定地點有關。這些工具在一開始還相對簡單，但在100萬年左右的時間裡變得越來越復雜和精密了。簡單的奧杜萬（Oldowan）石器文化以發現這些器具的坦尚尼亞奧杜瓦伊（Olduvai）峽谷命名，在150萬年至250萬年前轉型成了更精致的阿舍利（Acheulian）石器文化。石制工具當然保存了下來，但當然可能還有其他由骨、木或皮制成的工具並不能留存下來。一般認為，這些工具是在石材加工獲得進步之前制造並使用的，因為石材更難成型，也更難適應特定的用途。

即使是極其簡單的工具，也會是長期試驗、經驗、觀察、思考和回憶的產物。最簡單的工具，比如用來挖樹根的削尖木棍，或者用來搬運食物的皮袋，都幾乎能代表人類發展的一次革命——它們會給任何一個早期智人物種帶來巨大的生存優勢，然而這些軟性器物都不會被保存下來。因此，早在250萬年前的奧杜萬時期文化之前，早期的類人猿就很可能在使用工具了，盡管用的是易腐爛的材料。

這種情況與美國古人類學家約翰森（Donald Johanson）最近在東非依索匹亞哈達爾地區發現的化石相吻合。特別是那具綽號為露西（Lucy）的女性骨架，屬於他所描述的南方古猿這一物種（距今約350萬至375萬年）。這揭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事實：

1. 露西和她的表兄妹都是完全的雙足動物，他們是直立行走的。他們的臀部、大腿和膝蓋骨的構造表明，他們保持直立步態的能力不亞於現代人。
2. 他們的手上的拇指可以完全與其他手指相對，能夠有力地抓握，並且能夠很好地完成各種操作。這樣的手和人類非常相似，能夠制作並使用工具，但還不是一只完全意義上的人類的手。
3. 顱容量是衡量物種大腦大小的標准，而他們的顱容量只比同等體重的同類猿類稍大一點。黑猩猩的顱容量是300至400毫升，而南方古猿標本的顱容量則在380至450毫升之間。（智人的平均顱容量為1400毫升。）

因此，這些化石遺跡表明，他們屬於一種大腦較小但能直立行走的類人猿，明顯已經具備操作能力。另一位古生物學家瑪麗·利基（Mary Leakey）也對這些發現進行了補充：她在坦尚尼亞北部的萊托利（Laetoli）發現了兩組在灰燼中化成的清晰腳印。這些腳印距今350萬至375萬年，研究發現它們無疑是由一個類人猿留下的。再一次用瑪麗·利基的話說，那是「一個完全直立的、雙足的、能自由行走的物種」。

約翰森和利基都認為，在依索匹亞哈達爾和坦尚尼亞萊托利的發現是相關的，前者甚至認為認為它們是同一物種的遺跡。這些發現確實表明，高度發達的操縱技能、對工具的使用，以及完全直立的步態，顯然是在人類大腦發展完全之前就產生了的。

與石器聯系在一起的並非這些化石，而是一種較晚的、不同種類的化石聯系在一起（盡管一些古生物學家認為那是同一物種的較晚期發展），即「能人」。它的其中一個特點是顱容量稍稍更大一些，且具有其他更多的人類特征。這些發現似乎印證了現代人類學家不斷深化的一項認識，即工具的使用和直立行走其實是人類大腦發展的前奏。在發現這些證據的十年前，美國人類學家納皮爾（Napier）曾寫道：

「現在越來越清楚的是，這一重要的文化進化階段（即使用並制造工具）在人類生物進化的更早階段就開始了。它存在的時間要長得多，而且啟動這一階段的類人猿遠不如我們以前所認為的那樣先進，他們的手也遠不如我們以前所認為的那樣專業化。」

毫無疑問，350萬年前得露西有著足夠的操作技能，可以用木頭或皮膚等材料制造並利用器具——這些材料並沒有和她自己的骨骼一同被保存下來。而且，她的直立步態與現代人類一樣發達，因此她可以充分自由地用手制作、使用並攜帶器具或食物。事實上，除了她是一個經常和習慣使用工具的人之外，我們對露西的手的形狀沒有其他任何解釋。正如恩格斯所說：

「如果說我們遍體長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為慣例，而後來才漸漸成為必然，那末必須有這樣的前提：手在這個時期已經愈來愈多地從事於其他活動了。」

而對於現代猿類來說，工具的使用是隨意的，不會以任何方式代代相傳；而如果一個物種開始學習社會性組織，包括言語的交流，那麼他們對工具使用的專業知識會是一代代累積起來的。露西的手已經可以說明其靈巧性在質量上超過了現代猿人，但她並沒有一個比現代猿人大得多的大腦。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解釋的那樣，連續而有規律地制造並使用工具將趨向於導致人類特征的產生，特別是手和腦更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在後來的類人猿物種中，事實似乎正是如此。因此，用恩格斯的話來說，手既是勞動的器官，也是勞動的產物。

「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在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類的不發達的手和經過幾十萬年的勞動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之間，有多麼巨大的差別…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只是由於勞動，由於和日新月異的動作相適應，由於這樣所引起的肌肉、韌帶以及在更長時間內引起的骨骼的特別發展遺傳下來，而且由於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性以愈來愈新的方式運用於新的愈來愈復雜的動作，人的手才達到這樣高度的完善，在這個基礎上它才能仿佛憑著魔力似地產生了拉斐爾的繪畫、托爾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樂。」（《勞動在從猿到人的過渡中所發揮的作用》）

大腦得到了發展的類人猿露西能夠使用和制造工具，但通過進行勞動，她也因此得以把靈長類動物的發展推上了人類手和腦的完善之路。關於露西所屬的物種與人類血統的確切關系還存在著科學爭議，但這並不能改變雙足行走和手的發育先於大腦的顯著發展這一基本事實。

正如瑪麗的兒子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所解釋的那樣：

「正如來自非洲的化石所說明的那樣，類人猿的體型與猿類相似。據推測，類人猿的生活方式與其猿類親屬截然不同，因為他們也是用兩條腿走路的。但無論他們的生活方式如何，這似乎都並沒有要求大腦的明顯增大。能人的顱容量接近800毫升，而直到200萬年前才出現了他們存在的確切證據。」

「這種生物的大腦幾乎是露西的兩倍，但他們的身形卻並不比她大許多。類人猿發展的下一步，即直立人，又顯示出了更顯著的大腦發展，其顱容量達到了1000毫升。」

如今，現代古人類學家幾乎普遍重復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類發展的社會性的強調。社會行為的具體證據並不存在，也不可能被保留下來，但我們有足夠的跡像表明其真實性。例如，石器並不是隨機被發現的，而是經常在特定的遺址中出現，且其功能似乎各不相同。在肯尼亞的庫比—弗拉（Koobi-Fora）有一處200萬年前的遺址，與河馬骨骼有關，而從在那裡發現的石塊和石片可以看出，工具一定就是在那裡被制作並使用的。但制作這些工具的材料（錘石和小石子）並不來自當地，而必然是從大約3、4公裡遠的地方被運到那裡的。除了這個「屠宰場」遺址以外，我們還發現了其他一些明顯具有不同特殊功能的遺址——有的是生活場所，還有的遺址純粹被用來准備其他地方使用的工具。如前所述，除了這些存留下來的工具之外，在更早的一段較長時期內，很可能還有一些工具是用未能存留的材料制成的。

即使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證據，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也表明，那時已經存在某種形式的合作組織。石頭的收集、挑選、准備、運輸、使用和留存都是沒有社會勞動就無法想像的操作。沒有一個現代猿類會收集並運輸食物到其他地方去吃，而且它們雖然偶爾會去狩獵，但沒有一類猿是能夠長期堅持狩獵的。

在收集、搬運及儲存食物的過程中，早期的類人猿已經有了質的進化。但所有這些操作都表明，分享、合作與分工是存在的，因此或多或少地也存在著成熟的社會關系和行為模式。

除非通過某種形式的社會組織，大量積累的經驗與實踐怎麼可能代代相傳下來呢？合作行為甚至可以從類人猿的解剖學發展中找到提示。露西自己的臀部顯然沒有發育到足以生出腦容量較大的嬰兒。然而，隨著大腦的大小在物種間不斷增大，嬰兒大腦的大小就會給生育帶來難題。進化發展找到了解決這一難題的辦法，即將某些方面的成長推遲到了出生以後。恆河猴出生時的大腦是其最終大小的65%，黑猩猩則是40%，而人類嬰兒的大腦只有成熟形態的23%。因此，與最接近的猿類親戚相比，人類的孩子必須有一個更加漫長的童年，而如果沒有某種社會機制為其提供必要的照顧和關懷，這是不可能實現的。此外，只有通過這種社會組織和漫長的童年期，才能使兒童有時間吸收其將要繼承的勞動傳統。

一般說來，在進化過程中，某一特定的物理屬性（顏色、大小、形狀等）的發展可以給某一物種或生物株帶來選擇優勢；因此，這一屬性很可能代代相傳。但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工具的使用和社會行為本身也可以成為適應性的，通過向年輕人傳授這些文化技能而從一代人帶入到下一代之中。

不斷地在社會中使用工具——即如恩格斯所說的勞動——越來越成為類人猿生活方式的一個賴以生存的必要部分。但是，與完全沒有勞動能力的所有其他物種相比，或者與可能粗糙而不成熟地擁有同樣勞動能力的物種相比，類人猿的勞動能力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選擇優勢。生物進化——通過基因而發生的變化——並沒有被消除，但文化進化——一代又一代對技能、知識、專長和語言的大量積累——卻得到了強大的推動力。

關於人類發展的具體環境條件，現代人提出了許多種理論。最普遍的觀點是，人類是在400萬或500萬年前開始在半開闊的熱帶草原環境中發展起來的。當時的大森林正在萎縮，特別是在現在的東非地區。這種環境壓力——從森林中走出來，到更開闊的環境中去——也可以對應上恩格斯所說的「從猿到人的決定性步驟」，即直立姿態的發展。

然而，即使在這一總體框架內，也存在著不同的側重點。例如，與狩獵肉類相比，采集蔬菜食品相對更重要一些。對現代狩獵—采集社群的研究表明，就沒人花在每項活動上的時間而言，用於采集食物的熱量比狩獵的效率要高出近70%。此外，雖然像狒狒和黑猩猩這樣的現代類人猿有時也會狩獵，但它們的肉類食用量只占其飲食量的極小部分。

類人猿發展的證據，特別是對石制工具的使用及其特殊的屠宰場所，表明在某個階段，與猿類相比，他們的狩獵率肯定大大增加了，並且或許從小型獵物轉向了大型獵物。恩格斯對此也作了評論；他還指出，肉的營養價值是高於蔬菜的。但是，蔬菜很可能仍然是飲食的主要部分，而最有可能與生產和收集蔬菜有關的工具——用來挖土的樹枝或裝食物的麻袋——則會分解消失掉，未能留存下來。

但所有現代人類進化理論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承認社會組織和行為的重要作用。早期的類人猿善於狩獵、采集、收集、運輸、工具制造和使用–這些正如上述的那樣，表明了分享、合作和分工。如果沒有完善的社會規則和實踐，這些都是不可想像的。

與社會勞動和工具使用交織在一起，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語言文字的發展。

恩格斯指出：

「勞動的發展必然促使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因為它使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合增多了，並且使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共同協作的好處。一句話，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麼非說不可的地步了。需要產生了自己的器官…語言是從勞動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這是唯一正確的解釋…」

沿著恩格斯的觀點來看（盡管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莫名其妙地提到了鸚鵡），人作為唯一能夠從事勞動的動物，也將是唯一能夠使用語言的動物。事實正是這樣。以美國人類學家為尤，人們一再嘗試著教黑猩猩學習手語。但經過多年的學習，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黑猩猩除了復雜的死記硬背之外，達成了任何其他的成果。它們並沒有學會理解各種手勢的變化，因為這些變化本身對它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在黑猩猩個體身上，即使是最著名的黑猩猩，即使是在詞彙量明顯增加的手語的學習也與人類嬰兒的學習有著質的不同。黑猩猩只是學會了模仿較長的手語串，而人類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習的是更深入、更復雜的詞彙和概念的使用。

猿類是人類在動物界最接近的親戚了，而人類語言的關鍵要素在猿類身上卻完全不存在。對於猿類來說，交流完全是情感上的交流，而且總是與眼前的環境有關。人類語言必然與人類認知過程的發展有關，而這二者則又都必然與勞動有關。

如果沒有思維過程的平行發展，前文提到的任何一個過程——即工具制造和社會勞動——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人類必須發展出精神「移位」的能力，即在時間和地點上具備一種脫離周圍環境的精神圖景的能力。如果沒有對工具的外觀、功能和用途的預先設想，人類就不可能制造出工具，而這些能力甚至遠遠超過了最聰明的猿。

正如工具是勞動的產物一樣，人類的心理過程和語言也是從勞動中、從與自然的積極互動中發展起來的。心理反映不是一個被動的過程，而是一個主動的過程，語言和言語即為其中的組成部分。用列寧的話來說，語言和文字幫助人類實現了從初級感性認識到泛化抽像思維的過渡。當然，現代人類學家並沒有具體的證據，比如化石證據，可以作為語言發展理論的依據，但大多數學者都把語言的起源和工具的使用與早期智人的社會勞動聯系起來。例如：

「發展中的類人猿，早在南方古猿時期甚至更久以前，就能跨越眼下的時空限制來預測手持工具的用途。」（蒙塔古(Ashley Montagu)，「Tool Making, Hunting,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1976）

因此，實踐性勞動與言語、工具的發展與認知能力和語言，都是交織在一起的。用卡爾·馬克思更簡短的話來說：「語言就是實踐意識。」

另一位人類學家這樣解釋道：

「在進化過程中，形成和運用抽像觀念的能力與使用人類語言的能力是相關的，即使在生理學上或許不是這樣。在這個問題上，產物同樣隨著工具的發展而發展，反之亦然，而這些能力又與工具制造相關聯。」（多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引自Charlie Woolfson，「The Labour Theory of Culture」）

早期智人若要發展語言、工具制造和社會勞動等過程，並將其交織起來，必須要具備一定的生物學條件。但恩格斯明確指出，在他看來，完全人類的大腦是勞動的產物，而不是它的起源。「勞動，在勞動之後便是言語——這是兩個最基本的刺激，而正是在這二者的影響下，猿類的大腦逐漸變成了人的大腦。」

現代化石證據完全能夠支撐這一觀點。不僅通過腦容量的增長，而且通過對顱骨模型的檢查，我們都可以看出大腦的哪些部分是從早期人猿發展而來的。美國人類學家沃什伯恩（S. L. Washburn）在談到最早的類人猿大腦時，明確指出：「從眼前來看，這種大腦使文化（即勞動——作者注）成為了可能。但從長期進化的角度來看，是文化創造了人腦。」

沃什伯恩對同事蘭卡斯特（J. B. Lancaster）解釋道：

「看來，人類手的形狀、大腦中與手直接相關的大面積區域、與熟練運動相關的大得多的皮層區域，以及同樣與熟練活動相關的大面積擴展的小腦，都是在最初使用工具很久後才進化出來的，是為了應對順利運用多種工具所帶來的新的選擇壓力。」（引自S. L. Washburn and J. B. Lancaster，「On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 Language」）

因此，多不勝數的所有現代證據，都支持恩格斯文章的基本主題，並證實了對人類起源的唯物主義解釋。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就覺察到了語言、智力、腦的大小、手工靈巧和它們的共同點——勞動——之間的辯證關系。

正是由於在追求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過程中形成了勞動能力，一些類猿物種才走上了成為類人物種的道路。勞動成為了人類發展的基礎。

恩格斯成功點明了生物發展和文化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勞動一成為人類必要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完善了人類的手和腦。但是，勞動或社會生產也取得了自身的推動力——既是對生物進化的延伸，也是生物進化的質的發展。

因此，社會現像或勞動的發展，不能簡單地用遺傳因素或生物因素來解釋——它們只能用自己獨立的規律來描述。但是，它們還是有其最後關於物質過程的分析的基礎。在某種意義上，勞動能力使得人猿超越了生物性變化的盲目過程。正如恩格斯所說：

「人離開狹義的動物愈遠，就愈是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不能預見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對這一歷史的影響就愈小…」（引自《自然辯證法》，導言）

「一句話，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後的本質的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勞動在從猿到人的過渡中所發揮的作用》）

與靈長類動物幾百萬年的進化時長相比，科學與技術的巨大成就似乎都是在一眨眼之間取得的——在這250萬至300年間，文化（或者說勞動）時時刻刻都在被創造出來，並且也在創造著人類。然而，過去一萬年中的巨大文化成就——文明、科學等——沒有一項是以任何方式能被明顯歸功於生物性變化的，卻都是通過勞動取得的。

恩格斯解釋道：

「只有人才給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記，因為他們不僅變更了植物和動物的位置，而且也改變了他們所居住的面貌、氣候，他們甚至還改變了植物和動物本身，使他們的活動的結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作到這點，首先和主要地是由於手。」 （引自《自然辯證法》，導言）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是被動地評論人類發展的人。他們也明白，只有當社會本身發生適當的變化時，真正的人類發展、真正的人類文化才能獲得成功和繁榮。他們認識到，社會階級的興起是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與生產方式和勞動方式的變革相適應。然而，只有消滅階級，在新的更高層次上實現勞動的社會組織（換句話說，只有通過社會主義），人才能實現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只有一種能夠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生產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引自《自然辯證法》，導言）

另見：「人類的革命性起源」（章節選自《起義中的理性：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代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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