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共產黨於4月16日至19日在哈瓦那舉行了第八次代表大會，這個時間剛好也是在吉隆灘（豬玀灣）事件的前夕宣布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60週年。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危險的經濟改革背景下，更換歷史領導層的過程在這次大會上達到了高潮。（本文原文發表於2021年6月7日，譯者：洪磊）

在古巴，符號是很重要的，有時比文件更能說明問題。由於大流行病的條件所限，本次古巴共產黨代表大會的人數有所減少，會堂上掛的是馬蒂（Marti）、巴里諾（Baliño）、梅拉（Mella）和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的肖像。一位古巴同志問道：「馬克思和列寧在哪裡？」事實是，這兩位國際共產主義代表的肖像最後一次出現在古共黨大會，是在1991年10月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上；當時，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蘇聯的史達林主義正在逐漸瓦解。

主持第八屆大會的肖像選擇強化了會議想要表達的主要思想：古巴革命的連續性。巴里諾代表了馬蒂的古巴革命黨和梅拉的第一個共產黨之間的連續性，而卡斯楚則代表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

此外，大會的召開恰逢1961年4月16日吉隆灘事件60週年；當時，古巴革命武裝了工人和農民，給反革命和帝國主義帶來了慘敗。在帝國主義入侵企圖的前夕，菲德爾·卡斯楚宣布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事實上，革命已經征用了土地、銀行、大型跨國公司和古巴公司。

此處傳達出的理念是，盡管歷史上的一代人——領導了古巴革命的一代人——正在逐漸退場，但革命仍在繼續。2018年，89歲的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卸任古巴共和國國務委員會和部長會議主席後，離開了古巴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職位。另有88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也從該機構卸任，包括歷史上整整一代人，而20%的政治局成員也在更新換代。

這次交接並不是件小事。這一代人不僅在1959年領導了革命，而且在史達林主義垮台後，還抵制住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壓力。現在被取代的領導層所擁有的威望和權威，不可能自動傳遞給取代他們的人。他們的離開也反映了古巴社會的演變。時間的流逝意味著現在很少有古巴人還記得資本主義下的生活是什麼樣的。40歲以下的古巴人成長並生活在特殊時期，以及向市場引入優惠政策的時代。對於依靠蘇聯援助才提高了生活水平的那個時代，他們並沒有任何記憶。

大會是在COVID-19大流行病爆發的一年後舉行的。這場流行病對古巴的經濟產生了殘酷的影響。古巴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11%，是1993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導致一些人聲稱這是一個新的特殊時期。經濟下降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旅游業的急劇衰退，僅僅迎來了100萬游客，比2019年的400萬游客減少了75%。而事實上，由於川普加強了制裁，2019年的游客數量已經比2018年低了20%。

旅游收入的下降意味著外彙收入的急劇下降，限制了古巴在世界市場的購買力。除此之外，還必須考慮到大流行病造成的支出的增加。約3億美元被用於購買核酸檢測（PCR）和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用於社會隔離措施的費用則相當於8500萬美元。這種情況導致了食品短缺的急速加劇，造成了排長隊購買基本食品的現像。

到目前為止，拜登在美國的上台並不意味著帝國主義的封鎖和侵略政策有了任何改變。川普所采取的所有加強制裁和封鎖的措施仍然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古巴政府加快了一系列經濟措施，這些措施已經在2011年第六屆大會的指導方針中得到了批准，但從未實施過。這些措施以「貨幣並軌任務」（Monetary Ordering Task）為名，包括彙率和貨幣統一，以及其他強化市場和經濟私營部門的措施。

該指令的實施並非沒有問題。物價的過高上漲和一些社會福利的削減在民眾中造成了嚴重的萎靡和抱怨。在有生力量的鬥爭中，政府被迫對並軌措施的落實做出了一些調整。

勞爾·卡斯楚在第八屆國會的報告中反映了這種不滿的情緒。他嚴厲批評了執行和發展准則委員會，稱該委員會「未能以適當的方式組織參與執行准則的不同行為者，所承擔的職能超出了國會的授權」。由於這一批評，被國際資產階級新聞界認為是「改革沙皇」的委員會主席馬利諾·穆裡略（Marino Murillo）被從中央委員會除名。

外貿壟斷和改革的限制

勞爾·卡斯楚的報告還包含一些關於經濟的非常有趣的聲明。卡斯楚提到了允許自營職業者從事的活動清單的擴大，並指出「這個決定……正如預期的那樣，在幾天後受到了質疑；那些夢想在國內恢復資本主義，夢想奪取人民對主要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將其大規模私有化的人，說這個決定是不夠的。……看來，自私、貪婪和對更高收入的渴望激起了一些人的欲望，他們希望開始私有化進程，掃除六十多年來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和本質。」勞爾·卡斯楚正確地將資本主義復辟與破壞革命的成果聯系了起來：「這樣一來，用不了多久，國家教育和公共衛生系統也將被拆除，而這兩個系統對所有古巴人來說都是免費且普遍易得的。」

勞爾·卡斯楚明確為外貿壟斷辯護：「其他人希望摧毀國家壟斷外貿的社會主義原則，一致要求本著建立非國家國內貿易體系的精神來批准私人商業進口。」他也將外貿壟斷與經濟改革的限制聯系起來：「有一些限度是我們不能逾越的，因為其後果將是不可逆轉的，會導致戰略錯誤和社會主義的毀滅，從而導致國家主權和獨立的毀滅。」

卡斯楚講話的這一部分非常重要。事實上，早期蘇俄在1920年代關於新經濟政策（NEP）的辯論中，列寧堅持對外貿易壟斷的重要性，並與托洛茨基組成了集團來捍衛它，反對布哈林贊成用關稅制度取代外貿壟斷的意見，也反對史達林、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想放松壟斷的意見。列寧用於為外貿壟斷辯護的語言，對今天的古巴非常有借鑒意義：「我再補充一句，局部開放邊境會在外彙方面帶來極嚴重的危險，因為實際上我們將陷入德國那樣的境地；還會帶來另一種極嚴重的危險，即俄國在國外的小資產階級和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會向俄國滲透，而我們又毫無辦法監督他們。」（列寧，《關於對外貿易壟斷》，1922年12月13日）

列寧意識到了新經濟政策所代表的對資本主義的讓步的危險性，認為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在最終結束了他生命的疾病期間，列寧發起了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外貿壟斷問題；另一個是反對史達林及其盟友在處理格魯吉亞民族主義問題時出現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的鬥爭。

後來，在1927年反對史達林官僚主義的鬥爭中，托洛茨基再次堅持外貿壟斷的重要性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擁有較高技術的時候，外貿壟斷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極其必要的武器。但是，現在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經濟只有在技術、生產成本、產品質量和價格方面不斷接近世界經濟時，才能得到這種壟斷的有效保護。」1927年的《聯合反對派政綱》宣稱：「我們必須堅決抵制一切篡改對外貿易壟斷的企圖。」（《聯合反對派綱領》，第四章，1927年）

顯然，勞爾·卡斯楚在第八屆大會上的講話是針對那些希望快速推進恢復資本主義的人，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為他鼓掌。然而，問題是，迄今為止實施的經濟改革正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盡管也許沒有一些人希望的那麼快。

正如我們之前解釋過的那樣，以並軌任務為名采取的措施的方向，正是在古巴經濟中增加市場機制，將其用於評估國有部門公司的效率，優先考慮物質獎勵和公司之間的競爭，取消社會政策的普遍性原則，等等。

與新經濟政策的區別

與20世紀20年代蘇聯的新經濟政策不同的是，列寧將新經濟政策明確表述為經濟形勢所帶來的一系列退步——對資本主義的讓步是必要的，但並非沒有危險——而在古巴，經濟改革則被表述為了正面的東西，是「釋放生產力」的唯一途徑，似乎國家計劃是阻礙了經濟發展的束縛。這有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另一個關鍵的區別是，蘇聯在通過經濟政策對資本主義做出讓步的同時，也在進行一場加強工人民主、打擊官僚主義的戰鬥。而在古巴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正式討論上，完全沒有關於工人控制並有效參與經濟和公共管理的討論。

雖然勞爾·卡斯楚在大會上批評了那些渴望資本主義復辟的人，但在大會開始的前一天，政府、黨和國民議會的代表與私營部門（「非國家管理形式的代表」）舉行了會議，強調了私營部門在古巴經濟中的作用。「古巴辯論」（Cubadebate）總結了這次會議的信息：「古巴將繼續推進非國家管理形式的發展。」

卡斯楚本人在同一篇報道中說：「經濟模式的結構問題沒有為工作和創新提供足夠的激勵，這些問題並沒有停止存在。為了一勞永逸地改變這種情況，有必要給經濟和社會模式的更新過程注入更強的活力。」

實際上，盡管勞爾·卡斯楚在報告中是這樣說的，但古巴經濟政策的走向卻是明確的。以並軌任務的轉向為首，十年前批准的措施代表了一套具備其自身動力的改革：加強市場而損害規劃，加強私人積累而損害國有部門。這種動力與實施改革的人的主觀意願無關。

這也是親資本主義的古巴裔美國經濟學家阿圖羅·洛佩茲-萊維（Arturo Lopez-Levy）的觀點。他淡化了卡斯楚提到的「限制」的重要性：「限制和繁文縟節將隨著生活而變化。這些改革會給其他改革帶來更大的壓力，而其他類型的變化也會僥幸出現。」

實際上，國際資本的代表似乎對卡斯楚的警告並不十分在意。《金融時報》對其解釋如下：「在過去十年裡，幾乎每一次改革前都會說一遍類似的話，這表明古共黨內仍然存在嚴重的阻力。」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卡斯楚的警告只是相當於向聽眾點頭示意，向抵制應用親資本主義措施的部門點頭示意而已；他並沒有權力制止這些措施。

路易斯·阿爾貝托·羅德裡格斯·洛佩茲-卡列哈（Luis Alberto Rodriguez Lopez-Calleja）將軍是與革命武裝力量有關的商業綜合體GAESA的主管。他進入了政治局，說明這個部門——即經濟的管理者——在黨的領導中具有極高權力。

在2011年對指導方針進行討論時，代表大會的文件是數百萬人廣泛討論的主題。這一討論過程具有公民投票的特點。也就是說，討論是廣泛的，但並沒有真正的渠道能讓基層的討論在最後的決定中被反映出來。這一次大會卻根本沒有這樣的討論。當然當局大可狡辯說，大會並沒有就任何根本性的變革做出決定，但事實是，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時間節點對古巴革命的未來至關重要，而大會卻沒有啟用任何機制來討論這些問題，甚至連2011年的有限機制都沒有啟用。

需要更多的社會主義

這並不意味著沒有討論。廣泛的互聯網接入和社交網絡創造了大量的論壇、討論組和聊天室，使人們可以對古巴革命及其未來進行熱烈的討論。其中，許多討論由反革命和公開的復辟（資本）主義分子主導。其他的則是以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為主。但也有一些論壇凝聚了那些自認為公開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盡管他們對官僚機構持批評態度。

在這些討論中，其中一波討論使用了#MasSocialismo（#更多的社會主義）的標簽，最後起草了一封寫給古巴共產黨第八屆大會的公開信。這封信非常有趣，因為它反映了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反資本主義者和馬蒂的追隨者」的古巴年輕人之間關於革命未來的一些討論。這封信的作者們「關切地指出了可能損害古巴社會主義未來的現像」，並進一步對其進行了描述：「目前的許多非農業合作社（CNoA）都是騙局，因為實際上是由一個富有（有時住在國外）的老板向其工人支付工資，而不是分配利潤。這些合作社其實是變相的微型、小型和中型私營公司（MSMEs）。同樣地，目前許多自營職業者（TCP）也是中小微企業的業主，也就是說，他們不符合TCP的真正概念，即在經濟活動中自己雇佣自己和家人的工人。由於『TCP』可以雇佣工人，它們就成了小資本家。」

這封信的作者們指出了這種資本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發展在社會分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產生的影響：「在這些對小規模資本主義開放的年月裡，各種負面現像都表現了出來，例如城市和旅游區的鄉紳化、雇佣工人時的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極端的（違反《勞動法》的）勞動剝削，以及腐敗和自私、個人主義和麻木不仁等負面價值觀的泛濫。」

這封信雖然反映了一場剛剛開始的辯論所特有的混亂，但也指出了問題的核心：雖然生產資料由國家所有，但實際上工人並不覺得他們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工人不是，也不覺得自己是工作場所的主人。他們沒有對生產的控制權；他們的領導不是由自己選舉出來的，而是『由上面』任命的；工會只是他們可以並應該擁有的真正權力的一個可被的影子。由於缺乏透明度和民眾的控制，管理上的錯誤造成了數百萬的損失。相當多的領導和中層管理人員能利用他們的職位獲取利益，是地地道道的國家資本家。」

管理經濟和國家的官僚主義機構的存在，導致了低效、浪費、腐敗和懶惰。面對這種情況，並軌任務提出，要利用市場機制和物質獎勵作為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鞭促。問題是，這條道路為恢復資本主義的強大傾向打開了大門。真正危險的並不是#MasSocialismo的作者們描述中的小資產階級本身，而是他們背後的世界市場和住在邁阿密的古巴裔資本家。

這封信的作者們正確地以工人的控制來反對目前的狀況：「必須用工人的力量來領導管理社會主義公司。必須信任勞工運動……經濟管理的透明度在公民和工人的控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必須存在。沒有透明度，就沒有控制，反之亦然。」

雖然這封信的一些具體建議還比較混亂，甚至還有一些是適得其反的（例如「對有限公司實行資本化」），但總的來說，該文件指出了正確的方向：支持工人的控制，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反對官僚主義。例如，這封信談到了「向工人移交權力的機制……由工人民主選舉干部和中層管理人員，以及保證經濟管理的透明度」。他們還建議「通過法律禁止古巴共產黨的干部和政府高級官員擁有私營中小微企業（即他們自己成為企業的所有者），以避免在類似的經濟開放過程中出現偏差」。

除了它可能存在的錯誤或局限性之外，關於#MasSocialismo的討論還體現了古巴那些想要捍衛革命、反對資本主義，但同時又反對官僚機構的人之間正在進行的一些辯論。問題不是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權本身，而是其官僚主義的管理。因此，解決方案不是市場，而是工人的控制。

古巴革命要想擺脫困境，需要進行爭取工人控制和國際主義政策的鬥爭。就我們而言，我們堅定地站在捍衛革命、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邊。我們希望以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即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對正在進行的辯論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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