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夏天的BLM（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運動震撼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大廈。在運動的鼎盛時期，曾有兩千五百多個城鎮的兩千多萬人參與了這場運動，使其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群眾動員。導致這場運動陷入僵局的因素有很多，尤其的就是缺乏革命領導。但多年來，據稱國家滲透份子參與了破壞BLM的活動。然而，這種說法曾缺少無可辯駁的證據——直到現在。（按：本文原文於7月04日發表在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網站上，譯者：激揚）

2023年初，屢獲殊榮的調查記者特雷弗·阿倫森（Trevor Aaronson）利用秘密錄音、報道和視頻，在《字母男孩》（Alphabet Boys）播客的第一季的10集系列節目中揭露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是如何滲透和破壞BLM運動的，旨在揭露FBI、CIA（美國中央情報局）、DEA（美國緝毒局）、ATF（美國煙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等國家情報機關的險惡行徑。

FBI利用線人破壞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這讓FBI內部的某個人深感不安。他於是將定罪性的文件泄露給了阿倫森。這些文件描繪了FBI（作為美國資本主義的秘密行動的代表）那黑暗、可恥和徹頭徹尾的怪異形像。

「黑人身份極端主義」

阿倫森長期研究美國政府的秘密機關。《字母男孩》第一季主要關注美國政府對黑人權益鬥爭運動的監視、滲透和強行拆解，特別是在9/11之後，聯邦調查局賦予了自己自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以來從未見過的巨大的權力。

根據阿倫森的播客，FBI的報告將BLM示威者稱為「反政府極端分子」，這是FBI歸類的「國內恐怖主義」意識形態之一。在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擔任總統期間，美國司法部提出了一個新的籠統分類，將「黑人身份極端主義」作為一種新興的反政府極端主義形式。

FBI的理由主要是在一段時間內發生了幾起互不關聯的犯罪。前FBI特工邁克爾·格爾曼引用了2020年抗議活動前幾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他說，FBI「假設任何抗議警察暴力和警察種族主義的黑人活動人士都是推翻政府或殺害警察的暴力運動的一部分。」

這種言辭在很大程度上被阿倫森認為是警察過度的被害妄想症。但是，一方面，FBI很可能是在誇大「黑人極端主義」的「威脅」以證明其活動和權力的正當性。但值得回顧的是，60年代黑人鬥爭的興起確實發展成為對美國資本主義利益的真正威脅。因此，美國政府試圖將這一最新的（黑人）運動扼殺在萌芽狀態是非常合乎邏輯的。

2001年起的反恐戰爭改變了FBI，給予它大量的監控工具供其支配。FBI能夠也確實將其用來對付BLM的抗議運動。到2020年年初，聯邦調查局已經招募了一小群線人和一個監控網絡，可以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監控數字通信。它還發明了一種被稱為「評估」的新調查形式，即在沒有任何合理懷疑犯罪發生的情況下進行調查。通過這種方式，聯邦調查局特工可以以任何理由監視幾乎任何人。

打手

在陳述了背景之後，亞倫森將調查帶到了科羅拉多州（Colorado）的丹佛市（Denver）。在這裡，在2020年一個不起眼的春日，一名白人中年男子駕駛著一輛裝滿槍支的銀色靈車，以FBI線人的身份加入了BLM運動。

任何認為間諜活動是由老練精干、溫文爾雅、喝著馬提尼酒的特工進行的觀念，在這個奇怪的角色面前都消失了。這個被定罪的重罪犯米基·溫戴克（Mickey Windecker）是一個野蠻人，對漫畫中的反英雄「懲罰者」（The Punisher）有著幼稚的痴迷，他曾因襲擊、性侵犯、性騷擾未遂、威脅他人、非法持有武器、冒充警官等罪名被捕。

溫戴克會令人作嘔地聲稱自己是一個在敘利亞與ISIS作戰的「超級狠角色」，同時也是一名庫爾德外交官。雖然他確實去了敘利亞，但與他一起服役的外國志願者把他描繪成一個無用的累贅。聯邦調查局經常使用這樣的罪犯和可疑人物作為線人，因為，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如果你想抓住魔鬼，就得親自下地獄。」

溫戴克不僅參與了丹佛土地管理局的抗議活動，還領導了抗議活動，並以此釣魚執法誘捕運動家。播客中詳細介紹了他的活動的部分，涵蓋了大部分劇集，暴露了FBI線人的策略。雖然美國聯邦調查局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用來對付持不同政見者的反情報計劃(COINTLPRO)在技術上已經結束，但在該計劃中開發的粉碎左翼的策略仍在大量使用。

如今，聯邦調查局有超過1.5萬名注冊線人，他們參與調查要麼是為了獲得現金報酬，要麼是為了獲得刑事定罪的寬大處理。溫戴克本人在幾周內就從他的密探工作中獲得了至少2萬美元。

當他出現在現場時，他立即開始獲得當地運動家的信任，特別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黨（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的青年翼。在這裡，天真的青少年被他的槍械、髒話和好戰的態度所吸引。當活動人士意識到和平游行和僅僅要求改革毫無出路時，尤其是在警察夜復一夜無情地毆打抗議者的情況下，這種做法尤其有效。一些參與這場運動的人正在尋找擺脫僵局的方法，而FBI走狗的間諜挑釁策略似乎是一條前進的道路。

溫戴克直言不諱地表示，他有能力將這場鬥爭推向新的高度。一個剛剛開始政治活動的運動家是一個意志堅定的年輕黑人，名叫澤布·霍爾（Zeb Hall）。霍爾邀請溫戴克到他的公寓，後者說BLM需要揭露美國經濟制度對黑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根本性不公。這時，溫戴克問霍爾是否想學習「炸毀該死的建築物、游擊戰戰術和破壞」，並敦促霍爾采取恐怖主義措施來推進運動。霍爾不知道的是，溫戴克正在錄下這段對話，然後他可以把這個案子交給聯邦調查局，以證明他作為有償線人的價值。

當另一位黑人運動家特雷·奎因(Trey Quinn)對溫戴克產生懷疑時，他打電話給溫戴克，提議他們應該在一棟大樓裡放燃燒彈，以此作為誘餌。溫戴克斷然同意，並提出與他認識的一些罪犯會面。「在這一點上，我認識到我的模糊語言和他的具體語言。所以他試圖引導我說一些具體的事情。我只是保持模糊，」奎因說。

那時，奎恩懷疑溫戴克是告密者。溫戴克意識到自己的身份很快就會暴露，他召集了當地其他運動家開會，在那裡他采取了攻勢，聲稱奎因正計劃發射一枚燃燒彈，「這是只有聯邦特工才會做的事情」，基本上把奎因描繪成真正的政府密探。

轉眼之間，奎因就成了「告密者」。在吉姆·範德·沃爾（Jim Vander Wall）的《鎮壓特工:聯邦調查局對黑豹黨的秘密戰爭》（Agents of Repression: The FBI’s Secret Wars Against the Black Panther Party）一書中，「告密者夾擊」指的是「通過散布謠言、捏造證據等方式制造懷疑，認為真正的組織成員(通常處於關鍵職位)是聯邦調查局的線人」的做法。這種策略是為了「孤立和消除」組織領導。

這一直是FBI的常用策略。有一次，黑豹黨領袖弗雷德·貝內特（Fred Bennett）被聯邦調查局線人托馬斯·莫舍（Thomas Mosher）揭發。1969年，班尼特因此被另一名黑豹成員吉米·卡爾（Jimmy Carr）處決。卡爾本人也在同一年被一名聯邦調查局線人穿上了告密衣，並在自家前院被暗殺。沒有證據表明卡爾或貝內特是線人。

這種方法對奎因不利，他立即發現自己被排除在集會和與其他運動家的交流之外，而溫戴克自己的聲望卻上升了。到8月，溫戴克已經成為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就在那時，他組織了一場對警察局的全面襲擊，抗議者與警察發生了激烈衝突，遭到了嚴厲的鎮壓。告密者通常通過犯罪來獲得信任。從2011年到2014年，聯邦調查局允許線人違反法律超過2萬次，以進一步調查。

就在這個時候，溫戴克采取了行動，試圖將澤布·霍爾和另一名活動人士布萊斯·謝爾比（Bryce Shelby）牽連到一起刺殺司法部長的陰謀中。通過這種方式，FBI可以將多個活動分子「卷進」一起陰謀案。簡單地說，這次嘗試失敗了，但足夠多的錄音讓當地右翼新聞網站為「挫敗的恐怖主義陰謀」而瘋狂，如果不是聯邦調查局和它的線人自己創造了這個陰謀，這個陰謀根本就不會存在！

到這一步，FBI幾乎沒有確鑿的證據來起訴霍爾和謝爾比。在這種情況下，聯邦調查局將試圖建立一個「備用」指控，至少可以顯示出它的麻煩。霍爾最終被說服在一家體育用品商店為溫戴克買了一把槍，由於溫戴克是個重罪犯，從技術上說，霍爾已經犯了聯邦罪！最後，經過幾個月毫無意義的調查，FBI給了一個沒有犯罪記錄的人政府的錢，讓他買槍，交給政府特工，為了挽回面子而陷害他們——釣魚執法的典例。

給左翼的教訓

FBI丹佛社會正義運動的滲透產生了不穩定、混亂和破壞性的影響。像BLM這樣強大的自發抗議運動不可避免地會面臨滲透。隨著階級鬥爭的加劇和這種規模（甚至更大）的進一步鬥爭的爆發，我們可以預期未來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我們怎樣才能反對這些策略呢？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我們面對的敵人的性質。「字母男孩」進一步證明，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工來說，在針對激進組織、工會會員和左派時，不擇手段是完全必要的。

許多接受《字母男孩》采訪的活動人士自己承認，他們太天真了。澤布·霍爾不相信聯邦調查局會使用一個被定罪的重罪犯作為線人，即使證據指向相反的方向，他也拒絕相信。最後，他承認自己犯了聯邦罪。同樣，丹佛青年民社黨（YDSA）的兩名年輕成員多次為溫戴克做擔保，並幫助他駁斥了任何關於他是告密者的指控。

然而，我們應該清楚的是，BLM並不是因為FBI的滲透而陷入死胡同的。更確切地說，它的失敗是由於缺乏任何有一個革命的綱領，政黨或組織，來將街頭的憤怒串聯起來，並通過階級鬥爭的方法引導群眾走向勝利。BLM自發和狂熱的特點一方面是力量的源泉，但另一方面也使像溫戴克這樣的底層罪犯更容易在其中提升自己的領導地位。

這次的揭露證明了，在群眾的強大爆發之前建立一個紀律嚴明、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馬克思主義的領導組織的重要性；這樣的一個組織將有民主的內部結構來清除破壞因素、打擊冒險主義、避免有利於警察的恐慌性獵巫。

話雖如此，我們不應該誇大國家的「無敵力量」。《字母男孩》實際上以極好的（有時滑稽的）細節揭露了FBI的無能。盡管資本主義國家的代理人冷酷無情，但一旦工人階級在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旗幟下被喚醒和動員起來，他們就無法抵抗工人階級的力量。正如艾倫·伍茲（Alan Woods）在他的書《布爾什維克主義：通往革命的道路》中對殘酷的沙皇政權的描述：

「（顯然），很難想像一個要比俄羅斯沙皇制還要更強大的國家政府：它擁有強大的軍隊、眾多的警察部隊、哥薩克助手和龐大的官僚機構。而這個國家的一個分支——和其他分支一樣——是秘密警察。在這裡，挑釁破壞的藝術發展到了迄今無法想像的高度。但在關鍵時刻，這些又有什麼關系呢？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用手一刷就把這一切都掃到一邊去了。」

這個歷史例子應該鼓舞我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幫助我們不被國家機關的詭計所嚇倒。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大聲揭露和譴責資本主義「當局」的犯罪行為：他們踐踏自己的法律，毀掉真誠的年輕階級戰士的生活，以捍衛老板們腐朽的、種族主義的、剝削的制度。讓我們把這些毒蛇和資本主義一起扔進歷史的垃圾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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