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最近所宣傳的，Wellred Books剛剛重新出版了恩格斯的經典之作《自然辯證法》。在這裡，我們在此刊登了這本書的序言，由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概述了科學研究中一些最先進的發現，證實辯證法不過是自然運行方式的哲學表達。物質、科學和社會都在演化，其中革命是自然而然且不可或缺的要素。（本⽂原⽂發表於2007年1月24日，譯者：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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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終生合作期間，他們對現代科學的革命，從生物學、解剖學和生理學到天文學、物理學和化學，都表現出濃厚興趣。馬克思專攻數學，尤其是微積分和積分學，而恩格斯則致力於追隨自然科學的發展。

自1870年9月抵達倫敦以來，恩格斯渴望著寫一部關於科學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綜合性作品。他說：「對我來說，問題不在於將辯證法的法則建立到自然中，而是在自然之中發現它們並從中演繹出來。」換句話說，通過科學研究，他將揭示自然的客觀辯證法，從而證明唯物辯證法基本法則的普遍性。

為了如此般的作品而撰寫的筆記與研究構成了這本引人入勝的《自然辯證法》，並於1925年編輯和出版，距離恩格斯逝世已有三十年。在此之前，《自然辯證法》中只有兩篇文章公開發表過：《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於1896年發表）和《神靈世界中的自然科學》（於1898年發表）。該書原本的樣子並沒有按照恩格斯的設想完成。

這主要是因為恩格斯面臨著繁重的政治和理論任務。在馬克思的堅持下必須徹底回答修正主義者歐根·杜林的問題，於是就有了百科全書式的《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俗稱《反杜林論》。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肩負著編輯和完成《資本論》的艱巨任務——他是唯一能夠充分完成這一任務的人。除此之外，他還寫了另外兩部重要的經典著作：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密切合作持續了約 40 年。恩格斯被不公地視為是這段關系中的次要人物，恩格斯本人有時也助長了這種觀點：

「我所做出的貢獻——無論如何，除了我在幾個特殊領域的工作之外——馬克思完全可以在沒有我的情況下完成」，恩格斯寫道，「馬克思所取得的成就，我是無法取得的。馬克思比我們其他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視野更開闊，思維更敏捷。馬克思是個天才；我們其他人充其量只是人才。沒有他，理論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就。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是正確的。」[1]（譯者譯）

恩格斯生性極為謙虛。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著傑出的廣泛貢獻，而不僅僅是「在幾個特殊領域」。他與馬克思卓有成效的合作絕非單方面的。他可能是那個時代受過最廣泛教育的人。他不僅擁有淵博的經濟學和歷史學知識，而且他那百科全書般的頭腦使他能夠討論某個有關羅馬婚姻法中晦澀難懂的拉丁語短語的確切含義，或者是將純鋅浸入硫酸中發生的反應。《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編》便說明了兩人之間的親密關系。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腦子裡出現了下面這些關於自然科學的辯證思想」，恩格斯寫道，「自然科學的對像是運動著的物質，物體。物體和運動是不可分的，各種物體的形式和種類只有在運動中才能認識，離開運動，離開同其他物體的一切關系，就談不到物體。物體只有在運動中才顯示出它是什麼。因此，自然科學只有在物體的相互關系中，在運動中觀察物體，才能認識物體。對運動的各種形式的認識，就是對物體的認識。所以，對這些不同的運動形式的探討，就是自然科學的主要對像。」[2]

恩格斯從自然過程中看到了對辯證法規律和一般變化規律的證實，這種證實不僅存在於社會和人類思想中，而且存在於外部世界中。他的科學筆記試圖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理解整個科學，並被編入《自然辯證法》之中。

列寧後來在他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利用物理學革命為唯物主義辯證法辯護，但他對天文學、地質學、化學或生物學卻知之甚少。然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對這些科學領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盡管他的大部分觀察僅僅是粗略的筆記。不過，他的大部分觀察只是粗略的筆記，他本意圖在日後對這些筆記進行更正和擴充。

他的許多手稿似乎寫於1872年至1882年之間，也就是馬克思逝世前一年。讀者顯然在閱讀某些章節時需要一定的耐心，才能讀懂其中一些涉及一百多年前科學的討論。書中使用了諸如 「力」、「運動」和「活力」等詞，而如今我們會說「能量」。《運動的基本形式》、《運動的量度——功》和《熱》等章節討論了關於各種能量理論的爭論，盡管關於這些爭論早已解決。這些章節的有趣之處在於恩格斯是如何分析這些問題的，而不是這些問題本身。關於電的文章就更過時了，但仍然很有啟發性。

不用說，其他部分，特別是恩格斯使用的事實數據，已經隨著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而遭到淘汰了。例如，康德-拉普拉斯的宇宙學理論已經過時。電流的速度已被證實不可能超過光速。恩格斯所提到「蛋白體」如今被稱為DNA、RNA 和蛋白質分子。還有其他有錯誤的地方，例如在關於恆星和原生動物的章節中。隨著碳年代測定法的發明、恩格斯使用的估計時間跨度也被大幅修改。這些錯誤不能歸咎於恩格斯。他只是遵循了當時一些最優秀的天文學家和動物學家的觀點。

在過去的 130 年裡，科學的發展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知識，我們的科學認識中也出現了許多修正。我們還應該認識到，《自然辯證法》中所包含的觀點是恩格斯對不同學科的初步思考。他甚至在書的結尾寫道「這一切還要大加修訂」。[3] 令人吃驚的並不是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錯誤，而是他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更重要的是，該書的整體方法和觀點仍然完全有效。

最近恩格斯的作品通過著名的古生物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引起了公眾注意，他稱贊恩格斯「對於為什麼西方科學先驗地主張腦是重要的觀點所做的尖銳的政治分析」。[4]古爾德繼續解釋道：

「恩格斯對自然科學有濃厚的興趣，並且是出於為他的唯物辯證法哲學尋找一個『堅實的』基礎。他生前沒有完成他的『自然辯證法』，但是他在《反杜林論》（Anti-Duhring）等論著中包括了大段有關科學的論述。1876年恩格斯寫了一篇名為《勞動在從猿至人的轉變中的作用》（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的文章。他死後，這篇文章於1896年發表，不幸的是，這篇文章對西方科學沒有明顯的影響。」[5]

今天，閱讀《自然辯證法》應結合其現代同類著作，由艾倫·伍茲與泰德·格蘭特撰寫的《反叛中的理性: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現代科學》（Reason in Revolt: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odern Science）。後者對現代科學的最新發現（包括混沌理論和復雜性理論）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進行了最新分析，並揭示了這些新趨勢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 多年前提出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有著驚人地相似處。

物理學日新月異的新發現，包括新的臨界理論，揭示了與辯證法極其相似的新「冪律」。 普遍性理論解釋說，一切事物都趨向於非平衡狀態，即臨界狀態。 這對應了辯證法中量變質變（反之亦然）的概念，在某一臨界點上量變將引起質變。

馬克·布坎南（Mark Buchanan）在其相關著作中指出：

「……大災難理論盡管名字很有誘惑力，但與地殼、經濟或者生態系統的運動沒有任何關系。在這些幾千個或者上百萬個因素相互起作用的事物中，整體組織和行為才是至關重要的。要理解這類事物，我們需要一個適用於相互關聯事物構成的網絡的理論，大災難理論已不適用於這些事物」。[6]

他接著說：

「各種事物——原子、分子、物種、人，甚至觀念的網絡似乎按照某種相似的模式組織，這一發現成為我們論述的基礎。基於這種認識，科學家們最終開始探究各種各樣紛繁復雜的事物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並看到了他們以前從未見到的結構」[7].

如果比較一下恩格斯130年前寫的文章，就能清楚地發現其中的相似之處。「辯證法這門和形而上學相對立的、關於聯系的科學的一般性質」，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8]中寫道。同樣，「辯證法是關於普遍聯系的科學」。[9] 辯證思維認為事物「是相互聯系的，是有先後順序的，是運動的，是生生不息的」。[10]（譯者譯）「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以及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11]

恩格斯為我們概述了辯證法的主要規律： 「量和質的轉化——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和它們達到極端時的相互轉化——由矛盾引起的發展，或否定的否定——發展的螺旋形式」。[12] 雖然每個發展階段都受其自身特定的規律影響，但正如恩格斯所概述的那樣，這些規律都與掌管一切存在和發展的更普遍一層的運動規律相融合。

布坎南指出：「如果人們要了解歷史的脈絡(或許，我們應該說，它的反脈絡)，他們也許就熟悉了地震發生的過程」。他認為，「臨界狀態的特殊而又極其不穩定的組織在我們的世界上似乎的確是無所不在的。」[13]對於物理學家來說，這一概念的核心是「非平衡物理學」或「復雜系統物理學」。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將歷史上的革命與自然界中的劇變和災難相對比，逐步且緩慢的變化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爆炸性發展，從量變到質變。同樣，物理學家將物理學家再次將轉變點描述為「相變」。「當冰化作杜松子酒和滋補品時，或者當一塊卵石蒸發並消散在空氣中的時候，這些都屬於階段過渡：兩者都是某種物質從一種形式或『階段』過渡到另一種。在兩種情況中，事物的內部運動都發生了變化，其原子或分子重新進行了組織。」[14]

讓我們再把這一點與恩格斯進行比較：

 「岩石進入了靜止狀態，但是風化、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斷地破壞這個平衡。蒸發和雨、風、熱、電和磁的現像也造成同樣的情景。最後，在活的機體中我們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較大的器官的繼續不斷的運動，這種運動在正常的生活時期是以整個機體的持續平衡為其結果，然而又經常處在運動之中，這是運動和平衡的活的統一。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對的和暫時的。」[15]

20世紀60年代對氧氣、氖和一氧化碳等多種物質從蒸氣到液體的變化進行了研究。每種臨界狀態都可以用冪律表示，並有自己的數值。臨界狀態有很多種，每種臨界狀態都有不同的臨界值。然而，研究人員在比較不同元素的變化時發現，完全相同的臨界值反復出現。在20 世紀 70 年代，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家利奧·卡達諾夫（Leo Kadanoff）提出了解釋：

「在研究不同階段過渡的臨界狀態中出現的臨界數字時，卡達勒夫發現，被考察事物所處的基本物理維度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他還發現，似乎另外只有一個細節是發揮作用的，這就是個體元素的大致形狀。比如，在氚氣中，每個原子都像是一個小台球。它可以到處運動，卻不能指向。在磁石中，原子像箭頭一樣，由於它們可以指向許多方向，也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當個體元素有更大的選擇性時，你可以想像得到，有序狀態就更難從一處傳到另一處了。毫無疑問，這一細節同樣影響著臨界狀態中自我相似性的具體形式。」

「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卡達勒夫發現其他因素似乎都沒有發揮作用。所以，拋開原子團和有關粒子發出的電荷吧，不必計較那些微粒是氧原子、氮原子、氪原子、鎳原子還是鐵原子。無需理會它們是單一原子，還是由幾個甚至一百個原子組成的復雜分子，實際上，我們可以完全不管粒子的種類，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是強是弱。這些細節對於臨界狀態的組織不會產生絲毫影響。物理學家們把這個大大的奇跡稱為臨界狀態普遍性，它日前已得到了上千個實驗和電腦模擬的證實。」

「在臨界狀態，有序和混亂力量勢均力敵，沒有哪一方是完全的贏家或輸家。爭鬥的特點以及由此引發的不斷變化的紛爭也同樣幾乎與所研究的物質的所有細節都毫不相干。該物質的物理維度和其元素的基本形狀——點、箭頭等等——都起著作用。其他一概都無關緊要。」[16]

毫不奇怪，科學的其他分支也非常接近辯證唯物主義的概念。古爾德和尼爾斯·艾崔奇（Niles Eldredge）都提出了革命性的 「間斷平衡」理論，該理論不是把進化解釋為正統的達爾文主義所描述的某種緩慢、穩定、逐漸向好的變化，而是一個充滿飛躍、中斷和轉變的過程。這反駁了達爾文主義主流的漸進主義觀點。雖然古爾德和埃爾德雷奇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肯定受到了唯物辯證法的影響。「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尼爾斯·艾崔奇寫道，「斯蒂夫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學習和采納是兩碼事。」[17]（譯者譯）

埃爾德里奇接著解釋說，在整個科學領域中都出現了以點狀均衡為基礎的新辯證模型：「我還不太清楚該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時代的潮流，在這個潮流中，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類似於『點狀均衡』的範式已經出現在各種學術研究中。在我們之前，有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著名案例，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成為暢銷書。他的中心論點主要是，科學的發展是在停滯不前的現狀範式中進行的，而迅速發生的事件最終將舊範式推翻，代之以新的範式，新範式可以處理所有被其前身掩蓋的異常現像。同樣，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到來，災難理論成為數學界的熱門話題。考古學和政治學也出現了類似的新理論（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其中一些理論明確來自於間斷平衡）。知識界很可能普遍反對強調平滑線性連續性的模型——間斷平衡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18]（譯者譯）

史蒂芬·古爾德在批評查爾斯·J·拉姆斯登和愛德華·O·威爾遜時，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發表的關於人類進化論的精彩文章，而這篇文章顯然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威爾遜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他的社會生物學中的所有激進批評背後都產生了邪惡的影響，但卻是恩格斯在 1876 年發表的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基因與文化共同進化的最佳論據。」

「恩格斯以海克爾的觀點為指導，認為直立姿勢必須先於大腦的增長，因為智力的重大進步需要不斷發展的文化的推動。因此，先是解放雙手發明工具（用恩格斯慣用的術語來說就是『勞動』），然後是選擇性壓力導致口齒伶俐的語言，因為有了工具，『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些什麼非說不可的地步了』，最後才是大腦顯著增大的充分動力（基於基因）：

「『首先是勞動，然後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就逐漸地變成人的腦髓』」

「擴大了的大腦（生物學，即後來所說的基因）再反饋到工具和語言（文化）上，反過來改進它們，並為大腦的進一步生長奠定基礎——這就是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的正反饋循環：

『腦髓和為它服務的感官、愈來愈清楚的意識以及抽像能力和推理能力的發展，又反過來對勞動和語言起作用，為二者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愈來愈新的推動力。』」[19]

在生物學領域，理查德·萊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陸文頓（Richard Lewontin）都是辯證法的倡導者。事實上他們於 1985 年出版了《辯證生物學家》一書，專門紀念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盡管恩格斯受限於他當時所掌握的材料，但最近的科學證實了他的觀點，即 「對立的力量是物理和生物不斷發展的世界的基礎。」[20]

「辯證觀點堅持認為不變性和平衡不是事物的自然狀態，而需要解釋的，其解釋的方法必須在相互對立的力的作用中尋找，」萊文斯和陸文頓指出，「相互對立的力量彼此之間的平衡且系統整體處於穩定平衡狀態的條件是非常特殊的。它們要求同時滿足系統中的變量數目所對應的數學關系，通常表達為該系統參數之間的不等式。」

「如果這些參數保持在規定範圍內，那麼產生對變量產生小幅度變化的外部事件將被穩定系統的自我調節過程抹去。因此，在人體中，血糖水平的調節取決於碳水化合物消化過程中糖釋放到血液中的速率，儲存在體內的糖原、脂肪或蛋白質轉化為糖的速率，以及糖被移除和利用的速率。通常情況下，如果血糖水平上升，胰腺釋放更多胰島素以增加利用率。如果血糖水平下降，將釋放更多的糖到血液中，或者人們感到飢餓並吃一些含糖的食物。其結果是血糖水平保持在可容忍的範圍內，而不是恆定的。到目前為止，我們處理的是穩態的熟悉模式，即表征所有自我調節的負反饋。然而，胰腺可能對高血糖反應較弱，這可能導致糖尿病昏迷。或者血糖水平可能下降得太低，以至於個體無法進食。」

「這些相互對立的力量被認為是矛盾的，因為單獨看每個力量都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它們的聯合作用可能與任一單獨作用的結果不同。到目前為止，該對像似乎消極地受作用於這些相互對立的力。然而，一切事物都內在都是異質的原則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對像內部正在相互對立的過程。現在，這些相互對立的過程可以看作是對像自我調節和發展的一部分。調節和破壞平衡過程之間的關系本身成為關注的對像，原始對像被視為一個系統，一個正反饋和負反饋的網絡。」 [21]

《自然辯證法》廣泛涉及辯證法的問題，如因果關系、必然性和偶然性。在這裡，恩格斯批評了科學界的片面觀點、其「常識」哲學和形而上學的思考，將偶然性和必然性視為兩個獨立實體而二者之間其中一只占據首位。恩格斯表示：「和這兩種觀點相對立，黑格爾提出了前所未聞的命題：偶然的東西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種根據，而且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沒有根據；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規定自己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這種偶然性又寧可說是絕對的必然性。」[22]換句話說，必然性與偶然性密不可分，通過偶然性表達自己。

根據恩格斯的觀點，正是這種看待事物的方法使達爾文能夠做出開創性的發現。恩格斯說：「各個種內部的各個個體間有無數偶然的差異，這些差異增大到突破種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極其稀少的情況下才可能得到證實，正是這樣一些偶然的差異使達爾文不得不懷疑生物學中一切規律性的原有基礎，不得不懷疑原有的形而上學地固定不變的種的概念。但是，沒有種的概念，整個科學就沒有了。」 [23]

臨界理論也涉足許多不同的領域，甚至觸及人類歷史和人類行為，包括自由意志。「一旦你熟悉了這種觀點，就不難相信臨界狀態的主要邏輯存在於簡單的物理事物中，例如顆粒堆、甚至地殼的岩石中、或者森林中的樹木，在這些事物中都有明確的物理法則控制著運動的傳播，」 布坎南說。

「那裡的岩石就會下滑，將壓力順次轉移到別的岩石上。在這種情況下，就不需要考慮像思維或情感那樣不可名狀、反復無常的東西了。但是，一旦有人牽涉進去，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了……僅憑這一點就假定臨界狀態與人類世界有某種關系難道不是過於唐突嗎？」[24]

「… 要理解什麼使個人拿起武器參加罷工或者決定不生孩子，歷史學家的確需要參透那個人的心思，衡量一下他對應的所有社會壓力和影響。只有以這種方式，科學家才會逐漸認識到是什麼引發了一場革命，因為在多數情況下，許多人的行為是有章可循的。但是，歷史學家確實還需要知道各種影響是如何傳遍整個人群的。要想弄清楚為什麼集體運動並不罕見，為什麼歷史既有趣又多樣，我們需要了解臨界狀態的性質。」 [25]

在查看從制作小徑到人口遷徙的例子後，作者得出結論：「在事物中存在著一種具有深遠意義的普遍性，它使得我們確切地了解到具有共同基本邏輯的簡單數學游戲代表的無數不同的集合體。」

在這裡，臨界理論的支持者試圖應對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大約200年前處理的概念。黑格爾談論了理解事物的「表像」和「本質」，不僅是單獨地討論它們，而是將它們相互連接，放在無休止的作用和反作用中。這是深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更深層次的邏輯。我們需要理解事物的運動和變化，它們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它們矛盾的本質，這就是事物的本質。

「人們已經正確地將必然性定義為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統一體」，黑格爾說。只要它沒有被理解，必然性就是盲目的。自由和必然性並非互相排斥，而是內在地緊密聯系在一起。黑格爾是第一個理解這種關系的人。對他而言，自由是對必然性的適當運用。這意味著不是擺脫自然法則的獨立性，而是對這些法則的了解，使它們為我們所用。我們越理解，我們的自由就越大。

「這意味著必然性升華為自由，而這種自由不再是抽像否定的自由，而是具體的和肯定的自由。由此可知，把自由和必然性看作彼此對立和彼此排斥的東西，這是何其謬誤。不可否認，必然性就其自身而言仍然不是自由；但自由是以必然性為前提，並且把必然性當作已揚棄的東西而包含在自身之內。……總的說來，人的最高獨立性就在於知道自己是完全由絕對理念所規定的。」 [26]

黑格爾對「絕對觀念」的引用不過是對客觀必然性的唯心主義表達。自由不存在於對這些自然法則獨立性的幻想中。正如恩格斯解釋的那樣，只有當它被理解時，它才是盲目的。自由通過對這些法則的了解以及使它們以特定方式朝著明確目標發揮作用的可能性而來。”因此，⾃由是在於根據對⾃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配我們⾃⼰和外部⾃然界”，恩格斯寫道。

我們無法規避自然法則，但通過知識，我們可以使它們為我們所用。我們擴展這種知識的越多，我們就越開始征服自然。今天，我們無法控制天氣，只能准確地預測未來三四天的天氣。然而，在未來，通過對這個非線性系統的增加理解，我們可以開始影響並最終控制我們的天氣模式。在那之前，我們仍然是盲目必然性的奴隸。

在「調節」自然的每一步前進中，都會開辟新的自由。馬克思解釋說，縮短工作日是真正自由的先決條件，這意味著它給了人們充分發展他們的身體和思維潛力的時間。對於恩格斯來說，廢除資本主義並建立社會主義意味著從「必然領域」躍遷到「自由領域」，在這裡，有意識的規劃取代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布坎南做出了一個有趣的觀察：「一個重大發現問世以後，科學家會突然看到他們以前從來看到的世界」。 [27] 長期以來，錯誤的哲學觀念對科學家產生了負面影響。如今，在一些領域裡，他們機緣巧合下發現了一種自然辯證法的觀點，盡管許多人仍然拒絕用正確的名字來稱呼它：

「如果許多歷史學家已經為尋找歷史的意義而搜尋著逐次的趨勢和循環，那麼他們是用錯了工具。這些概念產生於均衡物理和天文學中合適的工具應該在非均衡物理中，這一學科適用於對歷史起作用的事物進行理解。」[28]

正是這種對非線性（即辯證法）觀點的偶然發現，開辟了各種新的可能性，使科學家能夠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看待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矛盾。

因果關系存在於自然界中，客觀法則支配著整個自然。這代表著在物質世界中存在著客觀必然性，且這個必然性並不是人類思維的主觀創造出來的。世界現像之間存在自然、客觀的相互聯系。恩格斯談到了「自然法則」，談到了「自然的必要性」。這些法則在「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恩格斯)。這樣的偶然性是彼此之間關系非常遙遠的物體或事件，往往被誤認為它們的關系不存在或微不足道。

源自自然辯證過程的辯證思維讓我們對事物有了更深的理解。通過一系列逐漸逼近的過程，允許更精確的具體化，並賦予思想豐富的內容，使得人類思維越來越接近生活現像。

辯證法是唯物主義的，因為它深深扎根於客觀現實、自然之中。在這個體系裡，沒有天堂、地獄或不朽的靈魂的位置。只存在著由無窮無盡的變化而構成的物質世界，而非靜止的範疇。意識是從無意識之中發展而來的，心理從生理發展而來的，有機世界是從無機世界發展而來的，太陽系是從星雲發展而來的。從本質上講，這構成了對自然的唯物主義觀點。

由一批傑出的科學家朝著自然辯證法的觀點邁出的步伐具有最重要的意義。這標志著一種轉變，擺脫了滲入到部分科學領域（如宇宙學和某些理論物理學分支）的神秘主義的影響。直截了當地打破了試圖協調科學與宗教的一切嘗試，而這方面存在著許多例子。

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他的暢銷書《時間簡史》中總結說：「人類理性的最終勝利」就是「了解上帝的思想」。另一位物理學家保羅·戴維斯（Paul Davis）在他的著作《神的心靈》中談到了擁抱「神秘之路」的必要性。甚至伊利亞·普里高津在他的傑作中總結說「時間是一種構造，因此具有倫理責任」，並提到了「創世紀之神」。天主教會接受「大爆炸」作為創世的證據，而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作為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人，公開接受了智能設計（創造論的另一種叫法）這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偽裝成科學的最明顯例證。

《自然辯證法》的再版是新科學革命武庫中的一次受歡迎的補充。它還將有助於提供在對抗宗教迷信的鬥爭中所需的哲學武器，並為新一代人提供現代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這將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如此般的理解是想要成功改變世界、擺脫貧困、飢餓和戰爭、使世界成為人們居住的宜居之地的先決條件。

馬克思很久以前曾說過：「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然而，最後的話我們留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一生的最後都表現出對人類未來的不朽樂觀：

「有了人，我們就開始有了歷史。動物也有一部歷史，即動物的起源和逐漸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的歷史。但是這部歷史是人替它們創造的，如果說它們自己也參預了創造，這也不是它們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離開狹義的動物愈遠，就愈是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不能預見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對這一歷史的影響就愈小，歷史的結果和預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如果用這個尺度來衡量人類的歷史，即使衡量現代最發達的民族的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在這裡，預定的目的和達到的結果之間還總是存在著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預見的作用占了優勢，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計劃發動的力量強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歷史活動，使人從動物界上升到人類並構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的歷史活動，滿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產，即今天的社會生產，還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無意識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為例外才能實現，而且往往得到恰恰相反的結果，那末上述情形是不能不如此的。我們在最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為人們服務；這樣我們就無限地增加了生產，使得一個小孩在今天所生產的東西，比以前的一百個成年人所生產的還要多。而結果又怎樣呢？過度勞動日益增加，群眾日益貧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潰。達爾文並不知道，當他證明經濟學家們當做最高的歷史成就加以頌揚的自由競爭、生存鬥爭是動物界的正常狀態的時候，他對人們、特別是對他的本國人作了多麼辛辣的諷刺。只有一種能夠有計劃地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一般生產曾經在物種關系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將從這種社會生產組織開始，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人們自身以及他們的活動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學在內，都將突飛猛進，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見絀。」[29]

完筆於倫敦，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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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4章，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6/ludwig-feuerbach/index.htm

[2] 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39.htm

[3] 恩格斯，《自然辨證法》，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8.htm

[4] 史蒂芬·傑伊·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進化論的真相和生命的奇跡》（海南出版社，2016），第154頁

[5] 同上，第155頁

[6] 馬克·布坎南，《臨界——為什麼世界比我們想像的要簡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7] 同上

[8]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7.htm

[9] 同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7.htm

[10] 同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6.htm

[11] 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88.htm

[12]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6.htm

[13] 馬克·布坎南，《臨界——為什麼世界比我們想像的要簡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4] 同上

[15]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8.htm#4

[16] 馬克·布坎南，《臨界——為什麼世界比我們想像的要簡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7] 尼爾斯·艾崔奇，《重塑達爾文》(倫敦：Weidenfeld & Nicolson，1995），第102頁

[18] 同上

[19] 史蒂芬·古爾德，《暴風雨中的野孩子》（倫敦：The Harvill Press，1987），第111-112頁

[20] 萊文斯和陸文頓，《辯證生物學家》，（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第280頁

[21] 同上，第281頁

[22]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8.htm#4

[23] 同上

[24] 馬克·布坎南，《臨界——為什麼世界比我們想像的要簡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5] 同上

[26] 黑格爾， 《哲學科學百科全書I》，《黑格爾著作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第262頁

[27] 馬克·布坎南，《臨界——為什麼世界比我們想像的要簡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8] 同上

[29]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