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層官員變故頻繁——正在惡化的官僚統治基礎
(按:本文於2023年10月31日發表於IMT(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官方電報頻道:https://t.me/imt1917zh)
從秦剛和李尚福的高調撤職,到前總理李克強的突然猝死,最近發生在中國高層官員中的「先無故失蹤後無由罷免」的詭異變動模式,使得不管是在街頭巷尾,還是廟堂高祿的不同階層中,群眾正對於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執政方針,和黨內日益激烈的派系鬥爭的不斷地浮想聯翩。 持續的經濟成長的減緩、對外外交的困局與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各類債務爆發,至完全無法延續的程度都正在惡化的官僚統治基礎。 社會的各方各面都朝向帝國主義內部危機深淵大步踏進,都表現了中國社會的復雜性以及巨大危機發生的加速醞釀。 統治中國的高層內部開始出現頻繁變故,也顯示了列寧所言的現象:統治者們無法如往常一般統治下去。
發生了什麼事?
10月24日,隨著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在八月下半旬開始「失蹤已久」的中國解放軍國防部部長李尚福,在這一天被免去了國防部部長以及國務委員職務,官方雖然沒有給出明確的罷免理由,但是外媒披露可能是涉及對俄采購軍事裝備的貪腐以及與習近平本人對台戰略的不同看法有關[PH1] 。 與此同時,在六月份「失蹤」、七月份被罷免的外交部長秦剛也在24日被再次剝奪了國務委員的職務,同樣也是沒有給出官方的罷免理由。 《經濟日報》分析,秦剛可能疑似婚外情,並且洩露國家機密而遭到兩次罷免。
一切戲劇化的高層官員的變動,為本就因經濟下行和外交困難而日發尖銳的黨內派系鬥爭火上澆油。 但是就在27日淩晨,李克強的忽然逝世——群眾對於這位所謂以「務實」著稱、見證了中國經濟「由盛轉衰」的前國務院總理的哀悼、對過去經濟繁榮時光的懷念,都透露出了群眾對於目前經濟發展疲弱、生活水準下降的不滿情緒正在積累。 盡管這位前總理的主要職務已經在今年三月就被移交給身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個人派系親信李強。 這一變動在外界看來,也是習近平個人收攏政府權力的進一步加強和邊緣化其他派系影響力措施,但李克強的離世,不僅加打擊了群眾寄於官僚統治還能夠改變目前經濟困境的信心,也打擊了官僚在此之前樹立的,國家政府能夠對市場經濟進行「萬能調節與干預」的虛構神話。
但是僅僅是看見事物發展的表面是不夠的,在一系列高層的人事和黨內派別的激烈鬥爭背後,也不能不對事物的深層原因進行發掘和分析。
正在惡化的官僚統治基礎
在這里不妨簡單回顧一份同在27號發布的一篇令人憂心忡忡的經濟調查,其標題為:《國家統計局:1—9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9.0%》 盡管在官方的調查統計顯示,自一月份以來利潤總額增速從-22.9% 緩慢回升到了-9%的程度,似乎一切的發展都朝「穩中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是即使沿著官方一廂情願的樂觀態度觀察,假定利潤率增速繼續保持1-9月的表現力度(以每月1.54%的1-9月曆史平均數的緩慢回升力度)預計在2023年度終,年利潤總額增長也很有可能會停留在-4.3%左右。 工業實體生產的連年虧損,對於未來2024年中國經濟發展而言也將是一次重大的打擊。
值得注意的是,平均營業收入增速在進入2023年度後的長期「貼地」徘徊,也進一步說明中國工業整體盈利能力、企業的業務增長速度和財務健康情況都有極大的問題。 而利潤總額增速的緩慢恢復,與營業收入增速的持續接近0的矛盾情況(簡單來講就是:沒有收入但是卻在扭虧),造成這種矛盾情況的主要因素,很可能還在於國家通過大量舉債注資,以及財政補貼的方式給全國工業企業的總體賬面「美化數據」。
工業產業通常是一個國家經濟的關鍵驅動力。 如果其營業收入增速持續低迷,那麼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能會減緩,這在個人層面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工資水準下降和人均生活水準的下降; 在國家方面依賴於工業產業的稅收和其他收入的減少,持續低增速可能導致財政收入的下降,削減公共項目和服務和限制政府的開支能力。
舉個例子,目前國內社保基數的連年上漲和對於「靈活就業」大背景下,每個人每個月還要承擔600~800(「靈活就業」需要全額繳納,收入更少壓力更大)的保險支出以至於網路正在熱烈討論是否考慮個人斷交社保的方式為個人收入「節流」,而斷交社保的連鎖反應就使得本就入不敷出,但卻不得不提高收費「開源」的社會保險基金更加雪上加霜。
以上也僅僅就國家工業生產而言,全國工業持續的經濟低迷只會增強群眾已經根深蒂固的不滿,並隨即帶來政治不穩定。
不限於全球經濟衰退影響下對外出口貿易的低迷、中美貿易戰對中國資本和關鍵技術的長期封鎖的等種種因素,都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外部環境的物質限制。 而最關鍵的是,中國低能且浪費的官僚體系為維護其自身的利益,對於中國社會悍然實施常年的資本獨裁; 而其捍衛的那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種種矛盾和壓迫,都將積累在工人階級群眾的肩上。
而中國群眾也不是白挨打的沙包。 在去年的巨大反封控鬥爭內,在鄭州富士康工人們打響了第一槍后,全國各地群眾的巨大抗爭,迅速讓中共當局吃了一鐵拳,並迫使資本國家快速做出讓步。 封控解除后,雖然隔離生活的限制消失,一時也讓群眾鬥爭平靜下來,但封控期間開始的各種經濟問題卻沒有被「解封」,而現在各種暴雷和上述的經濟問題再次為群眾怒火提供火星,中共高層也是看得清這個現實的。
其結果,就是我們今天看到在資本主義中國的高層官員開始就如何應對困境的問題出現歧見。 而各大官僚通過派系間對政策制定過程的控制權發生相互爭奪,以確保資本官僚特權階層的存續,以及實現具體個別派系的利益或理念。 而最近所發生的,以及之前所有高層的人事變動,正是維持官僚特權階層統治基礎的日益惡化傳達到上層政治鬥爭的表現。
鄭州富士康工人們打響了第一槍后,全國各地群眾的巨大抗爭,迅速讓中共當局吃了一記鐵拳。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黨中央
不管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犯罪集團這班 「強硬」派,還是黨內其他人士所領導的所謂「改良」或「務實」的派別,黨內的派系鬥爭都是建立在陰謀與背叛、謊言,以及間諜活動、官員升遷和降職基礎之上的「宮廷鬥爭」。對於中國群眾而言,無論何派當權,都是僅是官僚波拿巴主義統治棍棒的兩端。 我們不能相信也不能將命運交付於一群嘲弄並壓迫群眾的宮廷陰謀家!
在今天官僚內部的高層頻繁變故,正是因為當前官僚統治基礎的惡化而導致的,這也預示著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 「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 要使革命到來,單是「下層不能」照舊過活下去通常是不夠的,還需要「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
同樣在今天,生活成本的上漲、低廉薪資和社會不平等的加劇已經成為了全國范圍內群眾所關切的問題。 生活水準的下降已經促使相當一部分中國群眾,尤其是青年,將目光投向革命的理論,來尋找目前困境的出路。 隨著危機和緊縮政策帶來的意識轉變,對億萬人工人階級和貧民來說,結束中國資本主義和波拿巴主義官僚雙重壓迫已經是板上釘釘的現實需求——這是已經是人類刻不容緩的唯一活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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