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只有階級鬥爭才能將運動帶向勝利!
香港驚天動地的抗爭行動正進入第三個月。儘管來自北京和林鄭月娥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但這場運動卻也越戰越勇。基層群眾正試圖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方法,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線。香港群眾正在努力自行克服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嚴重社會矛盾,但各種各樣的不良分子也為運動注入了混淆的因素。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領導、階級鬥爭視角和社會主義綱領,由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改良主義領導人所引入的觀點和領導方向,將絕對會束縛整個香港群眾工人階級利益和運動前進的可能性。(按:本文原文於8月14日發表。)
8月5日,香港群眾嘗試了自運動爆發以來,第一次的總罷工,努力地企圖創造歷史。香港上一次成功發動的總罷工,是爆發於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全城勞工們英勇起義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鐵蹄。
當地的歷史發展和物質環境,以及斯大林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歷年來對工人的背叛,剝奪了數世代香港勞工必要的抗爭經驗,以及可以代表他們階級利益的戰鬥組織。不幸的是,在目前群眾嘗試著摸索正確手法和路線的起始階段,卻也有一批親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公眾人物,以他們的口號、觀點和利益分析站在群眾之間,為整個運動帶來極大的誤導和危險。
到目前為止的抗爭經驗,突顯了運動內階級分野的迫切需要。
造就今日香港的歷史環境
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歷史上的發展過程,為他們的統治階級提供了時間、活力和遠見,來逐漸締造出一個為他們提供了廣泛的工具,以維護他們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專政體制,這後來積累成各地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儘管國與國和各個時代之間的形式有些許不同,但這個制度最終確保了私產制、民族國家和資產階級「法治」的絕對神聖性,藉以維護以剝削勞工階級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和資本積累。
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統治階級提供了一個有用的群眾情緒的晴雨表,使他們能夠衡量自己政治博弈的餘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解釋道:
「只要被壓迫階級——在我們這裡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但是,隨著被壓迫階級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為獨立的黨派結合起來,選舉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選舉資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選制是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
民主權利正是北京政權絕對會避免給予香港群眾的。該政權正在拼命試圖打擊任何勞工階級形成階級獨立組織的企圖。對於整個中共官僚而言,為了防止中國的勞工階級發動革命,也為了自身特權和財富免於被敵對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洗劫一空,他們只能通過以自己的方式推動資本主義反革命,來確保自己的生存,同時免於提供勞工們任何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
這不僅是中共政權對香港,更是香港資產階級對香港群眾的統治基礎。後者在中國整體資本主義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歷史上也向中國大陸注入第一筆瓦解過去計劃經濟、復辟資本主義的資本。香港的「一國兩制」制度的主要作用,即是維持香港資產階級對該市的獨裁統治,以及中國市場同西方金融資本的連結。對於北京官僚來說,給予香港群眾任何的民主讓步,從來都是不可能的要求,因為如此必然會損害其對整個中國勞工階級的獨裁專政。
了解上述的觀點,對於香港勞工階級進入任何形式的抗爭,都具有攸關生死的重要性。任何爭取真正民主和經濟利益的抗爭,都必然需要進入以勞工階級為基礎的抗爭手法,並擴散到中國大陸各地。
通往八五罷工的曲折道路
然而,自由派公眾人物並不握有以上的觀點,但他們在資產階級媒體中得到了極大的關注和報導。更糟糕的是,自稱「反建制」的改良派勞工領導,將自己箝制在可以同時滿足由北京制定的香港法律,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在港的利益的框架下,來制定運動策略。這些人反映了香港資產階級(不論建制派還是「泛民派」)與中國資產階級有共同利益,共同尋求維持對香港和中國大陸勞工的無情剝削。
在當下的反送中運動自發性地於6月初最初爆發中,運動的基層已經出現了訴求總罷工的呼聲,此訴求更在林鄭月娥面對百萬人示威活動下拒絕退讓而得到增強。到目前為止,即使在八五罷工之前,香港群眾已經對老闆們的利益進行了切實的打擊。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該市的私營商業活動,已經降至自上次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
面對如此強烈的階級鬥爭呼籲,自由派和改良派的領導們卻完全沒有認真組織罷工。在八五罷工之前,民陣已經兩次聲稱要發起罷工,但馬上反悔。由吳敏兒主導,標榜自己為「真正的香港工會」,不同於北京控制工聯會的職工盟,卻選擇重複將總罷工解釋為大規模請假,提醒勞工需要得到雇主的許可才能罷工。在八五罷工前,職工盟領導們又在一次地以這種方式來解釋罷工行動。
在8月5日罷工結束時,吳敏兒聲稱有35,000名勞工人參加了罷工。然而根據2017年公布的數據,隸屬於職工盟旗下工會的會員至少14萬,也就是說職工盟只得以動員了自己三分之一的勢力。雖然並非微不足道,但也顯示了職工盟無法動員自身實力的大多數。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它不僅需要說服更多的工會和無組織工人入會,更要促進成立一個反對資本主義,願意以社會主義綱領同老闆們戰鬥的勞工階級群眾政黨,並願意超越於中共和香港資本家制定的法律界限來鼓動抗爭。
自由派的自殺性觀點
部分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或是學生公眾人物,如香港眾志最著名的創始人之一黃之鋒,在運動爆發後不斷地扮演著極其負面的角色。黃之鋒本人一再呼籲美國、歐洲和日本政府干預香港局勢。就算川普可能為了在當下貿易戰之中暫時安撫中國,而公然將香港運動描述為「騷亂」,黃之鋒仍然堅持請求帝國主義者介入。他還公開感謝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公開為紐澤西州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發起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背書。史密斯是個堅持反墮胎權、反LGBTQ的帝國主義政客。
在6月爆發的立法會佔領行動中,其中有部分人士公然做出掛起香港殖民旗,這種嚴重擾亂外界對香港運動認知的反動行為,黃之鋒當下卻聲稱這是一個年輕人們在絕望下才採取的行動,因為,他聲稱:「我們已經試過所有方法了」!這是在連政治罷工都沒嘗試之前就說的話。這些人是否期望英國帝國主義者派遣海軍,來保護香港的民主權利?但我們從川普對待香港運動的態度上,就可以知道帝國主義勢力最多只是把香港人的權益當成自己的博弈籌碼。
八五罷工的經驗
最終8月5日的總罷工,通過自由派領導層扭曲的棱鏡實現了。最勇敢、強大的嘗試,應該歸功於所有在機場工作的勞工。高達三千餘名空服員、地勤物流工作人員和其他勞工,發動大規模的請病假行動,並癱瘓了香港國際機場。儘管罷工應該高於集體病假的程度,但這也是當日最高的成就。它應升級為無視雇主利益的積極罷工,最終導致工人佔領和控制設施。
同一天,部分運動人士也試圖以各種行動關閉香港地鐵,但結果好壞參半。的確,數名地鐵工人關閉了他們工作的車站,也有個別不是港鐵員工的抗議者,自行企圖阻止列車關閉以癱瘓地鐵。儘管這些抗議者們在車站舉行了數小時的籌備宣傳工作,但他們未能贏得大多數港鐵員工的支持。如果要癱瘓整個港鐵且取得更廣大民眾的認可和支持,那絕大多數港鐵員工的參與是必要的。無法達成這點的責任,又再次見證了各個勞工領袖們並沒有致力去在廣大基層促進罷工投票的推廣、討論和表決。
勞工領導層未能始終如一地負責領導群眾們進行提高階級意識、激進和有組織的行動,意味著激進行動的領導責任,落到了對階級鬥爭方法和口號尚不熟悉的年輕人身上。面對殘酷的警察鎮壓及橡皮子彈和催淚瓦斯洗禮,「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開始在年輕人之間蔓延。然而,這個含糊不清的口號,背後有著詭弔的歷史。它是在極右翼的恐中「本土派」政客梁天琦,在2016年參選立法會選舉期間首次提出的。這份口號在年輕群眾之間的廣泛使用,為中共政權提供了把柄。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舉行的第二次記者會上,發言人楊光緊抓著這個模棱兩可的口號,並質問:「這些人是要為誰光復香港」?言下之意,就是指控香港運動的參與者們,企圖將香港帶回英國殖民統治下。這一事例,以及部分人士噴繪「支那」和「蝗蟲」之類的仇中言辭,只會加深中國勞工階級對此事件的誤解,令他們認為這整個運動是對立與所有中國人民的。這也正是北京所樂見的結果。
如果我們一再容忍反動公眾人士片面地為香港運動發言,將延續和加深中國廣大群眾對此運動的誤解和不屑。這樣一來,香港群眾從近來每天同國家暴力的抗爭中,所獲得的寶貴組織經驗(如何處理催淚瓦斯、如何使用激光避開面部識別等等),不會被發揚到香港以外,讓世界各地的勞工階級受益於這些經驗,而是沿著錯誤的路線走向埋沒。
北京正是抓緊近來的這些發展,解禁中國大陸境內對香港運動的報導,並大肆發布片面、負面的報導。香港部分公眾人物的反動行為,有助於加強中共對香港運動作為仇中、西方帝國主義贊助運動,並完全敵視中國勞工階級的利益的宣傳。
階級觀點將決定運動成敗
目前,北京當局直接揮軍進入香港鎮壓群眾的可能性不高,因為如此魯莽的行徑,很可能導致更大的反應並招攬中國群眾對香港的同情,讓運動在大陸擴散。然而,北京也不太可能選擇對香港群眾給予任何經濟或政治讓步。港澳辦的一名發言人,在其第二次召開的記者會上,聲稱多名香港青年參與抗爭應歸咎於「缺乏愛國教育」,或「缺乏與大陸或世界其他地區的互動」,而不是因為年輕人意識到了自己灰暗的社會經濟未來。中共當局當然也必須訴諸這種狡辯,因為他們必須嚴守「一國兩制給香港群眾帶來繁榮」的「真理」。當資本主義體制同樣也使中國境內其他地區陷入在香港發生的社會矛盾時,中共當局也無法為香港提供大規模福利或民主改革。
反之,香港警察大概是當局將會用來粉碎整個運動的主力,尤其是當運動開始進入疲憊狀態時。香港政府已經從法國購買了配有水砲的防暴卡車。在英籍港警總司陶輝(Rupert Dover)共同領導下的香港警察,日前在其官方臉頁上公開宣傳警方的防暴染色噴水技術,警告任何參與抗議者都會沾上墨水,以便警方日後識別。
因此,北京和香港政府將不斷增加香港警方對群眾的壓力,並虎視眈眈地等待自由派公眾人物和缺乏階級鬥爭觀點的群眾領導,將運動帶入混亂和士氣低落。在此之後,他們將傾巢而出,發動激烈的政治壓迫。
唯一能夠避免這個後果的方法,是積極將運動擴散到中國大陸境內。馬克思主義者們贊同許多基層民眾呼籲更多的罷工和香港群眾繼續戰鬥的意願,但抗爭不僅要提升到更高的組織水平,由所有香港工人和年輕人選出的代表組成罷工委員會,更需要把抗爭擴散到香港境外。
香港市內任何誠實的民主人士、青年和社會主義者們,必須立即開始向更廣泛的中國群眾用普通話宣傳,以對抗中共當局的誹謗,並明確將中國大陸勞工的日常經濟訴求,納入他們自己的訴求和綱領。他們還需要公開批評和邊緣化他們當前的自由派和改革派領導人物,將這一運動引向與社會主義綱領一致的階級鬥爭,為住房、收入,以及影響所有東亞勞苦大眾的經濟危機提供解決方案。任何仇中、反共或親西方的帝國主義情緒,都必須立即被否定和拋棄,因為它們會將整個運動帶向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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