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美國大選：一塌糊塗的美國資產階級民主
（按：以下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美國支部《社會主義革命報》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選前一天所發表的社論。）
一位來自威斯康辛州北部森林的勞工階級祖母和前川普選民，在接受《紐約時報》的 The Daily Podcast時表示：「我擔心我們的經濟，我擔心…… 如果川普連任了，或是拜登上了，該怎麼辦？我的意思是，這兩個選擇都嚇死我了，因為它們都不是我願意接受的。」
在四年前的2016年大選前夕，我們美國《社會主義革命報》就觀察到：「如果英國脫歐能夠發生，唐納德·川普就有可能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如此大爆冷門，震驚全世界數十億人的結果，也如時發生了。在事後，我們解釋了他出奇勝利的根本原因。最重要的是，我們強調，唯一能打敗川普和他所代表的體制的唯一途徑，就是在階級獨立的基礎上與資本主義進行鬥爭。
繼2008年經濟崩潰之後，2016年的大選標誌著美國政治格局演變的一個轉捩點。它不僅迎來了人們記憶中最分化、最動蕩的時期，也標誌著美國統治階級的政權危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和英國脫歐一樣，川普的勝利也是「不該發生的」。所有主流政治策略家都沒有預料到這個結果，而川普也顯然不是華爾街想要的候選人。但對於數百萬疲憊而憤怒的選民來說，他們剛剛經歷了民主黨八年統治下的停滯不前，而希拉蕊·柯林頓又再次領軍「維持現狀」政府的前景，也未能激發人民的熱情。這些被柯林頓私下稱為「人渣」的選民們，決定以選票向華盛頓和自由派豎起了巨大的中指。
2016年大選的特點是自由主義和兩黨制未能反映出社會不滿的真實情緒所造成的危機。最重要的是，它標誌著社會主義戲劇性地進入了主流對話和數以千萬計的美國工人和青年的想像內。
四年過後的今天，儘管階級的憤怒積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勞工階級仍然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政黨。伯尼·桑德斯今年再次向民主黨建制派屈服，既諷刺又悲哀地重演了2016年的戲碼。當他退選時，統治階級集體鬆了一口氣。儘管如此，社會主義的幽靈繼續在選舉中揮之不去。近半數的美國人，包括70%的年輕人，表示會投票給社會主義的候選人。自蘇聯瓦解以來，關於社會主義興起的話題和美國總統候選人之間互相「抹紅」的次數今年比任何時候都多。因此，川普面對的又是一位服膺於華爾街的民主黨候選人。當然，今年我們也絕不排除他能再次戰勝對手，成功連任的可能。但這並不意味著自上屆大選以來，美國社會內部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我們生活在一個經歷過重大變化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是全方位的，正在不斷削弱人們對其所有機構的信心。人們正經歷著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看著政府在防疫工作上失職到犯罪的程度，也目睹了美國歷史上最大、最廣泛的抗議運動。這一切在百萬人的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而這僅僅是個開始。
不要忘記，桑德斯曾得到了數百萬人的熱情支持，似乎準備贏得民主黨的黨內初選——直到該黨凝聚在拜登周圍。今年3月初，桑德斯選戰的聲勢比經濟危機、川普政府、甚至是日益嚴重的疫情更讓統治階級心生畏懼。如果桑德斯從一開始就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或者在再次被黨內人士背刺後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那如今選戰的格局就會有根本性的不同。 試想，一場大膽的、充滿活力的、爭取全民就業、醫療和教育的勞工階級選戰會是什麼樣子。它可以是一場動員數百萬人支援重建我們的基礎設施和應對氣候危機的全面計劃，同時捍衛工人的工資和工作的群眾運動，也可以是一場把社會主義和反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的鬥爭放在最前沿的運動。
危機層出不窮
雖然川普不惜代價推動經濟的重新開放，但所謂的經濟回升首先反映在股市上，而不是就業市場上。 可以肯定的是，第三季度的全國生產總值（GDP）成長率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但這只是因為上半年的GDP成長率急劇下降。
實際上，美國經濟規模仍較一年前小了3.5%，數百萬人仍然失業，數百萬人陷入絕望的貧困，估計有990萬戶家庭拖欠抵押貸款或房租，並有可能遭到逐客。
據估計，美國國債將自二戰以來首次超過美國GDP。這意味著每個美國工人就算在不吃、不喝、零消費的情況下生產一整年，也不足以支付國家所欠的一切債務，更遑論信用卡債務、抵押貸款、學生和汽車貸款等數萬億的欠款了。
疫情在大選前幾天飆升到新的高度，至今美國有5萬人住院，近900萬感染者，23萬人死亡。
最重要的是，白宮和一個超極端化的社會將如何面對大選結果，或者說這些結果是否能夠按時公諸於世，都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全世界所目睹的這個情況，就是一塌糊塗的美國資產階級民主。
政治雲霄飛車
2016年，在經歷了兩屆歐巴馬政府後，被社會各界撻伐的唐納德·川普與希拉蕊·柯林頓爭奪總統寶座。我們都知道後來的結果：川普這名真人實鏡秀明星以微弱的優勢獲勝。四年後的這場大選，實際上是針對現任總統的一場公投。
川普承諾廢除並以「更好的東西」取代歐巴馬健保；在基礎設施上花費數萬億；重振製造業和煤礦也。當然，他還會迫使中國「公平地競爭」，讓墨西哥支付邊境牆的費用。他還承諾讓「美國再次第一」——但他只成功地讓美國成為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人數第一的國家。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經濟繁榮在他的治下轟然倒塌，而他對當今疫情的處理則把美國變成了奧威爾式的荒誕國度。
然而，他卻繼續以特立獨行的姿態面世，巧妙地利用了人們普遍的反建制情緒。雖然他目前實際上是「建制沼澤之王」，但他有理由認為，他才是今次這場選戰中真正的「局外人」。畢竟，他是美國的救世主，是讓國家「再次偉大」的人——也是唯一能維持當下美國國情的人。
儘管許多投票給他的人終於因為他對疫情和經濟的處理而拋棄了他，但他在國內許多地方仍有堅實的支持基礎。許多人相信他的話，認為中國是病毒的罪魁禍首，科學家們毀了經濟，並恐懼如果拜登當選，成群結隊的狂熱社會主義者將實行斯大林主義暴政。無論輸贏，在極右翼媒體的慫恿下，對自由派建制派根深蒂固的憤怒不會很快消失，而川普將繼續操弄這種憤怒。
川普至今拒絕承諾如果敗選他將願意和平移交權力。這迫使五角大廈對此作出回應，明確表示軍方不會以任何方式干預、決定選舉結果。國土安全部和其他機構已經做好了應對內亂的特別準備。各大城市的企業都用木板封住窗戶，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社會起義風暴，白宮周圍也要豎起一道「防爬牆」。全美陷入了一種極度異常的狀態。
社會極端化
美國社會正在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劇烈的兩極化。另一方面1950、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美國社會運動是在生活水準普遍提高的背景下發生的。現在，大多數人的生活品質已經陷入了幾十年的停滯不前，而億萬富翁們卻賺進了天文數字的暴利。
許多評論家談到「兩個美國」的存在。我們被告知，一種「農村與城市」的分歧已經不可調和地分裂了這個國家。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各地區差異巨大，各種「美國」文化和亞文化相互重疊，而且往往相互對立。但從根本上說，目前正在發生的是一個長期的、扭曲的階級極端化和分化的過程。在左翼勢力的軟弱，缺乏群眾性的勞工階級政黨，以及勞工領袖臣服於大企業的前提下，這種階級激化的進程以扭曲和矛盾的方式表現出來，並通過現有的主要政黨折射出來。
諷刺的是，這個國家的建立者曾一度試圖完全避免黨派和政黨體制。但是，政黨代表著社會中的階級或階層，歸根結底，代表著這些階級和階層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只要階級存在，黨派政治和政黨就不能以法令的形式禁止，它必然會找到表達自身的管道。
在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中，美國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一個具有相當規模和存在時間的群眾性勞工階級政黨。 建立這樣一個政黨是我們階級在下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政治任務。 這是一個高大的挑戰，但在一定的條件下，這樣的黨可以以超乎想像的速度形成。
在目前偌大的政治真空下，倡導階級獨立的政治觀點將有同樣巨大的潛力。所謂的政治「中間主義」已經被資本主義危機掏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人們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趣不斷上升，和極右派也同時也更顯著和喧噪地崛起。美國《科學》雜誌發現，美國人現在對對手政黨的憎恨超過了對「自己」政黨的愛戴，這很能說明目前態勢。
然而，這種兩極分化不僅僅表現在意識形態上和民意調查中。越來越多的人正以美國人的傳統方式，將自己武裝起來，從而踏上尋找出路的旅程。
為了打擊「目無法紀」的政府的「暴政」而囤積武器的極右翼民兵，幾十年來一直侵擾著這個國家。在選舉前，槍枝銷售的高峰也很常見，因為槍枝彈藥產業遊說團體大喊民主黨要來奪走人們的槍枝，從而引發恐慌性購買。但我們現在看到的轉變，反映了更深刻的現象。
自今年疫情爆發以來，新手購槍量大幅上升。事實上，自1990年代末以來槍枝銷售量最高的10週內，其中8週發生在今年3月以後。由於各種原因，越來越多的普通美國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不相信國家會保護他們的安全，認為保護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武裝起來。
這種焦慮和不安全的情緒，是永無止境的資本主義危機帶來的普遍不穩定造成的。那些傾向於右派的人相信媒體對波特蘭和西雅圖等地「黑人的命也是命」抗爭事件的聳人聽聞的報導，擔心左翼暴徒會蜂擁而至，洗劫他們的家園，並帶走他們的孩子。許多傾向於左翼的人擔心，如果川普徹底敗選，選舉結果出現爭議，「驕傲男孩」和「布加洛男孩」等極右組織將會製造混亂和暴力。而如果川普獲勝，他們擔心整個國家機器會被利用來對付他們。
像「來真的大聯盟」（Not Fucking Around Coalition）這樣實際上是黑人武裝民兵組織的興起意義重大。我們不要忘記，在美國內戰後重建時代或是1921年土爾沙事件（The Tulsa race massacre）中，黑人們用槍枝自衛，對抗白人至上主義者的襲擊。今年夏天喬治·佛洛德抗議活動期間，明尼亞波利斯等城市的武裝社區巡邏隊的興起，同樣是勞工階級有組織自衛需求的一種萌芽表現。
而即使在今年這些的選舉前後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暴力事件，未來階級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也會有更大的風險。絕大多數美國人曾經相信，另一場內戰「不可能發生在美國本土這裡」。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這不是一個是否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開始爆發的問題。
這正是在這個國家已經經歷過的兩次革命內戰之前，有始有終地積累起來的緊張局勢。
一場騙局和鬧劇
川普不停地敲打著選舉舞弊的口號。雖然沒有證據表明他指控的這種舞弊行為很普遍，但選票違規行為確實存在。據稱有人發現成堆的選票被傾倒或燒毀。加州出現了非官方的選票收集箱。而在巨大德州，州長規定每個郡僅能設立一個正式的投票所——儘管有些郡人口是4萬人，但也有些郡人口高達200萬人。
總統如此先發制人地拒絕接受敗選的可能，大概是為失利建立掩護，這對他的自我和形象將是毀滅性的。 在幕後，包括川普的幕僚長在內的150人團隊已經為可能向拜登政府過渡而工作了數月。雖然總統有不當而巨大的影響力，但美國資本主義共和國的命運並不完全掌握在一個人手中。
透過將選舉結果描繪成欺詐性的，川普實際上可能在正式權力之外比在權力之中處於更強的地位。他將會比擔任總統時更少受到禮節和維護體制需要的拘束。如果拜登勝選，他將繼承面臨多重危機，而且他處理這些危機的手段也會非常有限，更何況他也必須面對兇猛的極右翼反對派。 如果川普能攪渾權力交接過程，把自己描繪成自由派暴政的受害者，他的基層支持者就會被更加激化，甚至有可能在2024年再次參選。
但我們可以同意總統的觀點：這此選舉不過是場欺詐和鬧劇。儘管有人說川普進行了一場違背美國憲法的「政變」 ，但我們必須清楚理解，這份名為《憲法》的文件一直是確保少數人對多數人統治的工具。
在憲法首次通過後的幾十年裡，只有白人、擁有財產的男性才能投票。奴隸、婦女、美洲原住民和窮人沒有任何發言權。最終，經過多次激烈的階級鬥爭，選舉權被擴大。美國婦女直到1920年才獲得投票權，而這是在1917年俄國革命實施同樣政策的三年之後。但是，無數的其他措施已經和正在被用來限制政治參與或提前設計選舉結果——從「識字要求」到人頭稅和扭曲的選區劃分。
恐嚇選民和選舉暴力與憲法一樣古老，也與蘋果派一樣「美式」。體制上的剝奪公民權也是一樣。目前有36個州要求選民在投票時出示身份證。有7個州頒布了嚴格的帶照片的身份證法律，任何人都該照辦。同時，有超過2100萬美國公民沒有政府頒發的帶照片身份證明。這些身份證可能很昂貴，但即便是免費的，申請人也必須自行支付申請文件過程中的相關文書和旅行費用。
此外，美國境內更有數以百萬計的有證和無證移民，他們在美國生活、工作和納稅，必須遵守美國法律。但對他們的遭遇或他們在生活的地方沒有發言權。此外，還有340萬波多黎各人，儘管他們屬於「美國領土」——實際上殖民地，最終由美國國會和總統統治——但他們卻沒有投票權。美屬維爾京群島、關島等地的公民也是如此。
也別忘了，美國境內520萬名被定罪的重刑犯，即使服完刑後也不能投票。由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種族主義，這層人口中的窮人、黑人和拉丁裔比例過高。超過6.2%的成年黑人人口被剝奪了投票權，而非黑人人口只有1.7%。在佛羅里達這個所謂的搖擺州，儘管於2018年的一項公投承諾恢復更生人的投票權，但近90萬已服完刑期的佛羅里達人仍然無法投票。
此外，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律師大軍目前正向法院提出動議，要求以這樣或那樣的虛假理由宣佈數萬張選票無效。在經常被區區幾百張選票決定結果的美國選舉體制內，這種差額可以產生真正的差別。
在這一切至上還有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國家」的憲法實際上並沒有賦予公民直選最高元首的權利。在選舉日選出的是所謂的「選舉人」。 這個機構的選票是根據每個州有多少參議員和眾議員來分配的。但是，由於每個州都會自動獲得兩名參議員和至少一名眾議員，這就使平衡向規模較小、農村、保守的州傾斜。儘管這些差別看起來很小，但這些差別又可以是決定性的。
舉例來說，北達科他州和加州都有兩名參議員和相應的選舉人票——儘管加州的人口是北達科他州的50倍。除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外，其他各州的選舉人票是贏者通吃的。2016年，川普僅以10萬票的優勢贏得了面積龐大的佛羅里達州，並拿下了全部29張選舉人票。2000年，小布希僅以525張普選票的領先優勢贏得了佛羅里達州的所有選舉人票和總統寶座。而雖然當年川普獲得的普選票比希拉蕊·柯林頓少了300萬張，但在中西部偏上的三個州中，僅有7.7萬張選票就把選舉人票和白宮的鑰匙交給了川普。
因此，所謂的戰場州或搖擺州在選國選舉活動中佔有更大的優勢——因為最重要的是贏得所需的270張選舉人票。許多州的選票都可以保證投給某一個黨派，因此，生活在非戰場州的美國80%的人口往往被兩黨簡單地視為理所當然。2016年希拉蕊·柯林頓就是敗在這裏，因為她自信到連威斯康辛州都沒去過一次，認為她已這些選票。所以，不管你在紐約投川普，還是在密西西比投拜登，你的選票對大選結果的影響實際上是零。難怪大多數美國人都支持直接廢除這種過時的體制。
近來一些州政府已经簽署了「全國普選票州際協定」（National Popular Vote Interstate Compact，NPVIC）以解决這些弊端。這是美國一些州和華盛頓特區之間的協議，規定無論哪位總統候選人贏得全國總普選票，都要將其所有選舉人票授予他。但選舉人票的數量仍會傾向規模較小、較為農村和保守的州。
憲法的草擬者們以他們的「智慧」決定選舉人團的總票數為雙數，從而為選舉人團選舉中出現平局提供了可能性。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眾議院將根據每個州代表團的一票來選舉總統。這就更加嘲諷了「民主」的概念，因為加州的53個眾議員代表團將集體獲得一票，而南達科他州的一個眾議員也將獲得一票。按照目前2020年的情況來看，這將有利於川普。
最高法院也很可能被要求對選舉進行權衡，並有可能改變平衡，就像2000年高爾和布希之間的爛攤子一樣。多年來，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持續試圖扮演一個平衡的角色，暗中利用法院的權力施加他個人的政治影響。現在，這種伎倆將更難上演，因為法院已經坐滿了被終身任命的保守派「釋憲人」。值得注意的是，羅伯茨、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和新就任的巴瑞特（Amy Coney Barrett）三位大法官都參與了2000年大選中布希的競選活動。
大法官之間存在著所謂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事實本身就暴露了這個非民選機構深深的政治性。雖然他們會讓我們相信，這個國家的最高法院是凌駕於國家和階級社會之上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就像舉世聞名的英國王室一樣，最高法院是資產階級統治的重要堡壘。它曾經是一個可靠的穩定因素，但隨著人們對所謂的法律公正性失去更多的信心，它也正在轉變為一個最嚴重的不穩定因素。
有些人把這一切稱為「不具代表性的民主」。但它恰恰是資產階級民主——一種旨在維護極少數有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基本上沒有財產的多數人利益的體制。
誰會出來投票?
在這次選舉中，各方已對投票率做出諸多揣測。在投票日前，已經有近1億張選票已經被送出，約佔整個2016年選舉總票數的三分之二。有人估計，選民投票率將高達合格選民之中的65%-70%。與最近幾次總統選舉中平均約55%的投票率相比，這似乎表明了真正的選民參與。但即使是這些預測也意味著，儘管經歷了四年的混亂和民主黨鼓吹「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壓力，仍有30至35%的數千萬合格選民沒有足夠的動力出去投票。
提前投票的部分原因是由於疫情造成的環境，以及擔心郵政部門的問題會使沒有提前投票的選票無效。人們還擔心投票所周圍將在選舉日見發生暴力和恐嚇。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數百萬人的投票動機是出於對敵對黨的仇恨，而不是對他們所投票的候選人的真正熱情。只有22%的選民認為，2020年的選舉「一定」會是自由公正的，而無論哪個黨派，近四分之三的選民擔心無論結果如何，暴力抗議都會發生。年輕人尤其持懷疑態度。
投票率的明顯提高，尤其是年輕選民之間，似乎有利於拜登和民主黨。在過去幾年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後，民主黨在最後幾天把仍然受歡迎的歐巴馬推出來為拜登站台。許多保守派人士，包括從來沒有支持過民主黨人的報紙和專家，都站出來支援拜登——不是因為他們「向左轉」，而是因為拜登相當偏右。一個桀驁不馴、不可預知的自大狂在白宮多待四年的前景對他們來說宛如惡夢。在這種時候，他們更希望有人能認真維護他們的利益，同時對最緊迫的社會問題誇誇其談。
「跟著錢走」
在第二次總統辯論中，川普指責拜登是華爾街的候選人，而川普並沒有錯。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在9月底對美國企業董事長們進行的調查發現，其中77%的人計劃投票給拜登，超過60%的人預測他將獲勝。不穩定對企業不利，而川普就是不穩定的化身。
雖然美國企業在川普手下獲利頗豐，但拜登被視為一雙更安全的手。他的聯合籌款委員會在第三季度受益於美國企業的大筆捐款浪潮，僅9月份就籌集了3.83億美元。無黨派的「回應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整理出的的數據顯示，金融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傾向支持拜登，花費了超過5000萬美元贊助他的選戰，而川普只收到1000萬美元。像所有優秀的資本家一樣，他們將這些捐款視為一種投資，他們希望在短期或長期內獲得回報，無論直接或間接。
根據據稱比2016年更精細的民調抽樣和方法，拜登在全國和關鍵搖擺州領先川普的幅度高於希拉蕊·柯林頓當年領先川普的規模。值得一提的是，股市給了拜登一絲優勢。隸屬於特拉法加集團（Trafalgar Group）的非正統民調專家羅伯特·卡哈利（Robert Cahaly）曾在2016年一反常態地預測川普獲勝。今年他預測川普將再次跌破眼鏡。因此，雖然從統計學上看，川普獲勝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無可能。
暴風雨前的寧靜
許多人由衷地感覺到，現在的危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他們的親人和家庭確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希望，只要高層改變語氣，緊張和兩極分化就會消退。由於沒有其他選擇，他們會無奈地把選票投給拜登。但無論誰最後勝出，他們都會再次感到痛苦失望。不確定、不穩定和兩極分化只會惡化，剝削和壓迫的基本關係將繼續存在——直到整個體制被勞工階級的自覺行動所推翻為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特定地區的小幅度選票差距可以對最終結果產生巨大的影響。白人郊區婦女在2016年大量投票給川普，但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開始出走。被許多人認為是民主黨中堅力量的黑人女性，被動員起來投票的人數創下新高（當然黨內高層也竭盡全力地鞭策她們照辦）。 但這一切都取決於選票投在哪裡——以及是否被承認有效。選戰很可能會落到少數幾個州，包括賓州、威斯康辛州、亞利桑那州和佛羅里達州。自1928年以來，只有兩位贏得佛羅里達州的候選人沒有贏得總統大座。
除非拜登大獲全勝，否則我們不太可能在選舉之夜內知道全部結果。可能需要數天或數週的時間才能開出所有選票。川普很可能在選舉日當晚宣布勝利，但一旦所有郵寄選票被清點完畢，他就會大喊自己被「搶」了。 或者他可能乾脆拒絕認輸，即使面對拜登的明顯勝利。作為職業賭徒的川普，將可能在一場瘋狂的爭奪中脫穎而出，讓他的對手措手不及，以至於被淘汰出局。如有必要，川普將盡可能長時間地將選舉結果拖入法院的泥潭，釋放出一場混沌的憲法和法律危機，對整個體制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
如果拜登敗選，他也不可能在用盡所有可能的法律和程序策略之前讓步。 而如果選舉結果被上呈至最高法院或眾議院，人民對這一程序的信心將被進一步削弱。無論結果如何，進一步的混亂、不穩定和混亂都是必然的。
在無數變數之間，我們應該預期意外的發生。川普再次獲勝對勞工階級意味著什麼?在拜登和「全國團結」政府的領導下，階級鬥爭的前景如何? 如果民主黨「三連霸」國會兩院和總統府，又會帶來什麼結果?這一切對有組織的勞工來說意味著什麼？對於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社（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和整個的左翼來說，又意味著什麼?國會選舉結果又將如何?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將探討這些以及更多的問題。 無論開票需要幾個小時、幾天、幾週還是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完全解決，這些過程在明天之後會更加具體化。
已經很清楚的一點是：勞工階級在這場選舉中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選人。沒有候選人代表遇害的佛洛依德和泰勒（Breonna Taylor）。沒有候選人代表無數性侵倖存者。沒有候選人代表將繼承氣候災難的年輕人。在這兩名親資本主義的候選人中，有一個會贏，而整個勞工階級會輸。左派中的大片人已經屈服於「兩害相權取其輕」和所謂「法西斯主義迫在眉睫」說詞的壓力。他們根本不知道，雖然美國政治確實已經進一步向右偏移——但整個勞工階級，尤其是年輕人並沒有右傾。在千百萬工人和年輕人所需要和期望的選擇，與投票所提供的選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脫節。改變遲早會發生的。
我們早已解釋過：美國勞工階級需要的是一個屬於自己的群眾政黨，把持著超越資本主義局限的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們願意再多說一百萬次。我們必須在群眾運動中明確地、耐心地、執著地提出這份理念，圍繞這一支點，許多看似隔絕的抗爭才能得到整合。
無論鹿死誰手，2020年11月3日將標誌著資本主義危機、階級鬥爭和階級意識矛盾發展的新轉折。如果川普獲勝，難以置信的憤怒和絕望將結結實實地影響數百萬人的肺腑——而他的爪牙和爪牙們則會幸災樂禍，歡欣鼓舞。但即使最初爆發的抗議活動後來耗盡了動力——任何運動都不可能僅靠憤怒無限期地生存下去的——我們也可以期待過去幾個月的鼓舞人心的運動在未來四年中以更高的水平回歸。無法在經濟崩潰和疫情氾濫期間打敗一個十惡不赦的跳梁小丑的民主黨，將讓數百萬人將清楚地看到與之徹底和立即決裂必要性。
如果拜登勝選，人民將經歷「民主黨學校2.0」。從川普那裡繼承了爛攤子後，拜登將得到些許的蜜月期——雖然不是永遠的。他的任務將是重建整個系統機構的穩定性和可信度，同時為下一代民主黨資本主義的捍衛者做好準備。但我們必須謹記：對這些民主黨的高層來說，就連桑德斯提出的些許軟弱改革提議也是「過激」的。他們對黨內未來的設想是前「頭號條子」賀錦麗這等人。如果民主黨控制國會，他們將沒有合法的藉口不進行大多數美國人民支持的的大規模改革，他們真正對誰忠誠，和整個體制的局限性也將暴露無遺。
資產階級選舉可以為特定時刻的社會情緒做出有用的概括，但它們不能解決工人和青年面臨的根本問題。儘管這不會是一個自動的或直線性的過程，但最終，絕望、不集中的憤怒和不確定性將被階級鬥爭打斷。
革命與反革命的時代。
我們所進入的時期，與其說是類似於1950年代，不如說更像美國革命前的1750年代或是內戰前的1850年代。二戰後相對穩定的時期已經一去不返，社會矛盾都在我們有生之年向新的革命方向推進。
偉大的黑人解放運動先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深知選票的重要性，他一生都在為黑人和婦女爭取選舉權。當他擺脫了奴役並潛逃到麻薩諸塞州新貝德福德市後，第一件事就是登記投票。但他也明白，僅靠投票不足以帶來根本性變化。他知道，為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而設計的體制不可能以改革來消除——必須通過鬥爭來推翻它。1857年，在美國內戰前夕，他寫下了以下的壯麗詩句：
「讓我給你講一講改革的哲學。人類自由進步的整個歷史表明，對她的崇高要求作出的所有讓步都是源於認真的鬥爭。這場衝突一直是激動人心的，激動人心的，無所不容的，而且暫時把所有其他的騷動都壓制住了。它必須做到這一點，否則就會一事無成。如果沒有鬥爭，就沒有進步。 那些自稱讚成自由而又貶低鼓動的人，是那些想要莊稼而不耕地的人；他們渴求不打雷閃電的降雨，他們妄想得到沒有驚濤駭浪的海洋。
這種鬥爭可能是道德上的鬥爭，也可能是肉體上的鬥爭，既可以是道德上的鬥爭，也可以是肉體上的鬥爭，但必須是一種鬥爭。沒有訴求，權力就不會讓步。它從來不會，也永遠不會。只要找出任何人民會默默屈服於什麼，你就會發現強加給他們的不公正和錯誤的確切程度，而這些不公正和錯誤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用言語或打擊或用兩者來抵制。暴君的限度是由他們所壓迫的人的忍耐力所決定的。根據這些思想，只要黑人屈服於這些魔鬼般的暴行，不作任何抵抗，無論是道義上的還是肉體上的抵抗，他們就會在北方被追殺，在南方被關押和鞭打。人在這個世界上可能得不到他們所付出的一切，但他們肯定要為他們所得到的一切付出。如果我們要從堆積在我們身上的壓迫和錯誤中獲得自由，我們就必須為消除它們付出代價。我們必須通過勞動、苦難、犧牲，以及如果需要的話，還必須通過我們和他人的生命實現我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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