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05年7月18日，旨在闡明曾經是英國最大的托派革命團體「戰鬥派」的興衰史。本文作者與後來成立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IMT）的同志們，曾經是「戰鬥派」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的創始成員，卻於1992年被CWI多數派開除會籍，後自立門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5年工黨內部科爾賓現象發生的10年前，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英國支部就已預期到工黨基層終將激進化，不同於工國委和其他左派團體認為激進化的群眾不會進入工黨的觀點。工國委遂於2019年爆發大分裂，而國馬趨的組織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穩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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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戰鬥派」（Militant）成立了。其隨後的演變在英國或國際左翼團體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從一個沒有資源的微小團體起步，成為了自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成立「左翼反對派」（Left Opposition）以來，英國最成功的托洛茨基主義趨勢組織。

在1980年代後期的高峰期，「戰鬥派」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每個人，不光是在英國而且在國際上，都聽說過「戰鬥趨勢」。我們掌握了工黨社會主義青年團（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 LPYS），在工黨和工會中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有超過五十名地方議員，三名國會議員，一名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NEC，下稱工黨全執委）同志，以及一名英國工會聯盟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 of the TUC）成員。我們帶領利物浦市議會與保守黨政府作鬥爭，也領導了數百萬人參與的反人頭稅運動（Anti-Poll Tax Campaign），最終迫使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下台。

這些對於一個一開始非常小的團體來說，是不凡的成就。在1988年，「戰鬥派」有超過8000名支持者[1]、國家和地區總部、以及200名全職組織者——甚至比工黨要多。調查記者邁克爾．克里克（Michael Crick）稱「戰鬥派」是英國的第五大政黨，這麼說並不算誇張。

我們的成就，吸引了統治階級及其在工運中的右翼分子的激烈反對，引發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規模最大的對馬克思主義支持者的政治迫害。「戰鬥派」在工黨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被資產階級的戰略家視為對資本主義制度最危險的隱患。

統治階級當時忽略了（且現在仍然會忽略）工運邊緣的分裂的宗派組織——但「戰鬥派」是他們無法忽略的。然而，「戰鬥派」最終是從內部被摧毀的，原因是領導層的一部分採納了錯誤的觀點和政策。我們務必從中吸取教訓，因為那些不從歷史吸取教訓的人，將永遠注定重複自己的錯誤。

不起眼的開端

然而，「戰鬥派」在一開始並不起眼。它在起步時僅是一個月刊，只有銀行裡的幾塊錢、一台打字機、一間合租的辦公室、沒有全職員工。但是我們有遠遠比財務和物質資源更重要的東西。我們有理念、觀點和政策，追求正確的方法，並牢牢紮根於工人階級的群眾性組織。這些首先是泰德．格蘭特（Ted Grant）要維護的，他是「戰鬥派」的創始人和啟發者，也是其所有成就背後的締結者。

「戰鬥派」的刊物是由格蘭特主張成立的，他與吉米．迪恩（Jimmy Deane），亞瑟．迪恩（Arthur Deane）以及一小群支持者，一起在1950年代的黑暗時期捍衛馬克思主義。這些同志們在托派運動中有著悠久的履歷。格蘭特是工人國際聯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以及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創始人和傑出理論家。隨著1949年革命共產黨的解體，他們一小群人加入了工黨，並出版了《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t）雜誌，後來又出版了《社會主義鬥爭》（Socialist Fight），兩者皆由格蘭特編輯。 （見格蘭特，《英國托洛茨基主義史》）。

這段時期的主要任務是捍衛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即托洛茨基主義）的綱領、理論、傳統和方法，反對機會主義和「極左主義」。格里．希里（Gerry Healy）創立的社會主義工人聯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一個極左派組織，曾在1959年從工黨分裂，宣佈了建立群眾性革命政黨的打算。然而，在1960年，工黨領導意識到他們需要年輕群眾才能贏得選舉，於是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希里趁這機會，把自己旗下比我們勢力大得多的兵力派遣到社青團裡面並控制了它。

極左派的行動結果是徹底的災難。在社青團裡的希里派大多數都立馬企圖和工黨領導迎面碰撞，導致在1961年他們的《向左看齊》（Keep Left）刊物被取締，成員接二連三地被開除。由於不理解如何在工黨內工作，也沒有前瞻，所以希里派以瘋狂的極左主義與流氓行為相結合，每有機會就挑釁工黨，以製造對峙和開除黨籍的事故。當然，這些行動恰好迎合了工黨官僚的胃口，並使「托洛茨基主義」在工黨基層工人之中臭名遠揚。

社青團全國委員會的會議被取消。在11名全國委員會成員中，《社會主義鬥爭》的支持者僅有一名：斯旺西市的彼得．麥卡勒姆（Peter McCallum）；這再加上默西塞德郡、布萊頓市和倫敦，是格蘭特在全國僅有的支持者基地。在這個階段，格蘭特在英國的支持者人數大約為50或60位，遠遠低於他的主要政治競爭對手：希里的社會主義工人聯盟，以及圍繞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的「國際社會主義者」組織（現為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後者持俄羅斯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立場。

說實話，這些年算是格蘭特趨勢所經歷過的最低點。組織沒有錢、沒有設施、沒有中心辦公室、沒有全職員工、沒有報紙。「戰鬥趨勢」手中僅有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和方法。然而，這最終是決定性的因素，正如歷史一貫所證實的。

《戰鬥報》的創立

正是面對這種慘淡的局面下，1964年夏天，我們決定了不要重啟《社會主義鬥爭》，而是發起一份針對工黨年輕群眾的新報紙。在1964年4月倫敦召開的小型委員會會議上，「戰鬥趨勢」決定：「授權格蘭特與獨立工黨（ILP）談判承租據點」。一個月後，他們「取得了成本的估算」，並要求一份租約的複本。眼前的大選可能會成立工黨政府，因此他們慢慢地籌備了在秋季推出新報刊。我們只缺現金，這是一點一滴的籌集的，至少足以出版第一期。

就像任何新事業一樣，我們為新報刊的取名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但鑑於其他的競爭對手，我們的選擇有限。最終，我們選擇了《戰鬥報》（Militant）的名稱，報紙的副標題是「為工人和年輕群眾奮鬥」（For Labor and Youth），首發日期為1964年10月。

第一期黑白列印的月刊共有8頁，但由於財務問題很快就減少到了4頁。雖然我們為第一期收集了500英鎊的戰鬥基金，但我們在第一年只籌集了150英鎊。「把保守黨踢下台——但工黨必須有社會主義政策」是頭版頭條，為這些年的「戰鬥派」設定了基調。第一篇社論解釋道：

「我們的任務是將馬克思主義傳遞給工人運動以及其中的年輕群眾。工人運動需要包容所有的傾向，包括革命左派。」

「首要任務是聚集工運中最有意識的分子，以便在經驗和事件的基礎上耐心地解釋這些政策的必要性。《戰鬥報》將努力認真收集事實和論據，為重建工運的鬥爭提供彈藥。我們希望提供清晰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無論是關於工業糾紛、住房危機、還是剛果危機——隨機舉幾個例子——並建議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解決方案。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向工人階級實話實說，反對資產階級的謊言和誇張，以及工黨官僚的半真半假。」

不幸的是，不久之後，出於個人、財務和工作方面的迫切壓力，吉米．迪恩不得不出國。儘管他長期缺席，吉米一直格蘭特的忠實戰友和摯友，直到兩年前吉米過世時，他仍是《社會主義呼喚報》（Socialist Appeal）的支持者。

吉米的離開，使得有必要從別的地區派一個人來幫助撰寫報紙，並加強組織方面的工作。這一角色由彼得．塔夫（Peter Taaffe）履行，他當時是來自伯肯黑德市（Birkenhead）的有前途的年輕人，他於1965年夏天被派往倫敦做全職工作。

塔夫在之後的35年會與格蘭特奮力共事，塔夫憑藉自己相當的組織能力，無疑為建造「戰鬥趨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儘管塔夫名義上是報紙的主編，但政治路線一直由格蘭特決定的，因為格蘭特的政治能力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出眾。

誰是「戰鬥派」的政治領袖，這問題從來沒有過疑問。塔夫本人在1988年1月寫道：

「格蘭特[…]當時是——並且現在仍然是——英國托派的理論家和主要領導」（作者的重點）。

他也不可能不這麼寫。沒有任何一個參與「戰鬥派」的人，會懷疑過格蘭特是我們最傑出的理論家和領導者。然而，僅僅三年之後，塔夫就開始唱了非常不同的曲調（走上不同的政治路線）。

除了重視理論和培養幹部的核心作用外，格蘭特還確保了報紙的定位是牢牢地面向群眾組織的，特別是工黨和工會。他堅持認為，我們應該避免各種宗派極左主義的刺耳叫嚷，而以冷靜的方式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緊扣著「事實、數據和論點」。在不作任何原則性讓步的前提下，該報紙以工黨成員、工會會員和青年能透徹理解的方式表達了馬克思主義理念。用列寧的話說，我們的口號是「耐心地解釋」面對工人運動的基本理念和任務。

極左派和工黨

「戰鬥派」反對了希里派的冒險主義，而這次冒險主義的結果，是工黨官方的社青團遭到摧毀。到1965年，工黨官僚取消了社青團會議，而希里派竭力多從工黨中撈出成員，企圖建立獨立的社青團。這些極左派的把戲破壞了工黨的青年組織，並恰好迎合了工黨右翼和官僚的意圖。

工黨的官僚隨後對青年組織進行了重組，剝奪了其獨立權利，並更名為「工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工黨社青團）」。當時威爾遜（Harold Wilson）政府正在執行右翼政策。這引起了工黨和工會中的工人和基層的廣泛厭惡。一些礦工的工會支部都公開談論脫離工黨。這與今天的情況十分類似。

在幾年之內，其他左派團體——如克里夫派（今天的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British SWP）及微小的曼德爾（Ernest Mandel）宗派國際馬克思主義小組（IMG）——極左到不耐煩地離開了工黨，並決心在雲霄中創建「群眾規模」的革命政黨。我們是唯一留下來的團體。儘管困難重重，我們理解事情會發生變化，將有一支左派在工黨內部發展。

當然，宗派們指責我們向改良主義投降了，只會消極地守株待兔等等的。但我們不理睬他們並繼續做自己的事。我們事先就回答了他們的荒唐話。1966年8月，格蘭特寫了一篇名為「對評論極左主義討論的一些意見」的文章，在那裡寫了以下：

「在宗派眼中，向工人階級、工會、工黨、社青團發號施令就算足夠了……對工人階級發行軍命令。當工人和激進分子走自己的路而不理睬他們時，他們就開始『發作』，並譴責所有那些在事實上正為基於列寧原則的革命性綱領和政策奮鬥的人，給他們冠上中派、工賊和『巴布洛主義者』的罪名。」

「經驗告訴我們的英國同志，今天最會大聲指責別人是叛徒、逆賊、假左派等的人，恰恰是那些昨天最愛提倡深度打入主義的『革命者』。今天的『反巴布洛主義者』，實際上是昨天最狂熱的『巴布洛主義者』。那些過去因為不想『破壞我們與《論壇報》（Tribune）[2]的關係』而拒絕批評安奈林．貝文（Nye Bevan）[3]的人，恰恰是現在把《論壇報》譴責為主要敵人的人。這些人主要的譴責對象絕對不是資產階級敵人、保守黨、或工黨右翼領導，反而把矛頭主要指向『冒牌左翼』，當然特別反對『巴布洛主義者』。」

「馬克思說，歷史總是會重演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希里的第三時期主義，以及其『永久性背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或工運，都不能接受的。」

「這些人喜歡指責我們所謂的『空想馬克思主義』、『守株待兔』等傾向，來小題大做。但當前面臨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肯定不是等待歷史，更不是（希里指控我們）『強姦』歷史——而是腳踏實地為歷史和重大歷史事件做好準備。換句話說，不是通過在工黨和工會內外抽像地宣傳，而是通過有意識地參與眼前的鬥爭。」

「像之前所說的那樣，群眾運動的真正前景是左翼會不可避免地增長。我們的運動有責任通過建設性批評來參與和準備這些事件；不僅批評右翼領導人以及右翼的短處和不可避免的背叛，也同樣批評『左翼』（例如《論壇報》、卡曾斯（Frank Cousins）等等的）。但是，雖然這些前景我們已經解釋給我們正在訓練的革命幹部，我們也有必要了解到，群眾會在早期階段會走向迷茫的左翼改良主義和中派主義。我們『戰鬥趨勢』會全力參與與右翼改良派決裂的衝突，不光會吸引激進意識的鬥士，更能吸引成千上萬個向左翼移動的普通工人。」

蘇塞克斯小組

布萊頓市是「戰鬥趨勢」的關鍵地區之一，迅速發展成為了繼倫敦和默西塞德郡之後最強的領地。蘇塞克斯小組是由艾倫．伍茲（Alan Woods）建立的，他於1960年在斯旺西市加入了「戰鬥趨勢」，並於1963年10月前往蘇塞克斯大學就學。他招募了鮑勃．愛德華茲（Bob Edwards）和羅傑．希爾弗曼（Roger Silverman），並迅速建立了一個學生小組，「戰鬥趨勢」以此為基礎擴散到了城市。

伍茲不久後就被選舉到「戰鬥趨勢」的國家領導組織，在那裡發揮了關鍵作用，直到1976年被派往西班牙，在艱苦的地下工作條件下建立「戰鬥趨勢」的支部。布萊頓市的同志們在這段時期毫無疑問地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的工作確實確保「戰鬥趨勢」能夠在這些艱難歲月裡維持下去，並為全國的其他地區樹立了榜樣。

在《戰鬥報》發布前一年，他們已經開始出版了兩週一次的馬克思主義期刊《觀點》（Perspectives），以及社會主義協會的季刊《火星》（Spark），該刊物在那段時期充當了整個「戰鬥趨勢」全國性的理論期刊；還出版了其他書籍，包括重要的小冊子，如《世界縱觀》、《逆流而行》（Against the Stream）、《馬克思主義之國家論》（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等。

1965年5月，在一份交給編輯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布萊頓分會在過去一段時期在財務和政治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伍茲成功地培養了一批學生和工人，讓他們在接下來的時期成為「戰鬥趨勢」的領導層。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取得了進展，在1966年8月其所有活躍成員都加入了我們，共青團前國家主席吉姆．布魯克肖（Jim Brookshaw）也緊隨其後。

在蘇塞克斯的進展使我們能夠將「戰鬥趨勢」的影響散播到其他地區。「布萊頓的同志們將回到各個不同地區，直到假期結束，儘管幾位同志將繼續留在市內，分會也照常運行」，1966年7月的全國報告寫道。「兩位同志計劃明年將常住諾丁漢郡，而其他人則會去我們迄今沒有成員的地區。雖然我們不認同所謂的『輸出革命』說法，但這是與新聯絡人接觸的一種手段……他們為報刊基金的募捐工作應該成為所有其他支部的模範榜樣。」

我們在蘇塞克斯的成就為全國範圍內的學生工作敞開了大門，但也為我們在工黨中的工作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因此將布萊頓—肯普敦選區工黨（Brighton Kemptown CLP）變成了重要的根據地，定期向工黨年會提交馬克思主義的決議案，並將雷．艾普斯（Ray Apps）同志選舉為選區工黨代表。最終，一位「戰鬥派」支持者羅德．費奇（Rod Fitch）被選為下議院候選人，但未能贏得議會席位。

先見之明還是驚愕

托洛茨基曾說：「理論帶來的前瞻讓我們能處變不驚」。離開工黨的極左派既沒有理論，也沒有任何正確觀點，因此在事情發生變化時，就如我們已經預想到的，極左派們也只能瞠目結舌。

表面看來，英國當時的情勢顯得黯淡無光。我們工作的主要領域是年輕群眾，而這塊工作領域的情況則非常糟糕。經歷了1965年希里極左派所造成的混亂，社青團的組織劇烈地衰退。在那之後，社青團全國委員會的成員們全都被工黨的區域執行委員會重新指派任命了。

我們所有的討論都被局限在年輕群眾的問題上。有個「聰明人」靈機一動，在全國大會上提出解決方法：「全國大會可以宣示，我們聲援所有25歲以下的越南自由鬥士。」想當然爾，這個提案是不會被採納的！由於社青團的聯盟遭到破壞，各社青團分會之間的聯繫也就被阻斷了。然而，我們的觀點仍然認為，情勢終究會變，而我們的預測也被實現了。

1968年，辛普森委員會（the Simpson Committee）提議有條件的重啟社青團。一年後，左翼的瓊．萊斯托（Joan Lestor）當上工黨全執委青年委員會主席，而工黨社青團被允許出版一份期刊《左翼》（Left），並擁有自己區域性與全國性的委員會，而且在工黨全執委擁有一席席次。在全國委員會的選舉上，「戰鬥派」支持者獲得了絕對多數的席次。社青團的主席彼得．道爾（Peter Doyle），是首位在工黨全執委選舉中勝選的「戰鬥派」支持者，而他至今都和我們的趨勢組織有著熱切的聯繫。

1969年4月19、20日的這個週末，由41名代表組成的「戰鬥派」會議在南倫敦的一家酒吧舉行。這次會議討論了世界與英國的政治縱觀，也採取了以下的新組織目標：

（1）六個月內取得新的辦公室與出版用具。
（2）六個月內增加兩位以上新的全職工作者，並將報紙的出版次數調升至半月刊。

這意味著我們的全職團隊將會增加一倍，但硬體設備上依舊稀缺。這場會議以「對全世界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們」致上敬意與支持做結。

所有這些艱辛又磨人耐性的政治工作開始有了回報。雖然速度緩慢，但圍繞著「戰鬥派」的勢力開始一步一腳印地建立起來了。在1970年工黨社青團的領導多數下，通往以系統化方式建立青年組織的道路已經敞開。這時恰好是由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領導的新保守黨政府執政，同時發生的是自1926年以來在工人階級內部首次產生的大幅激進化。

儘管我們直到1970到1971年間，才達到1969年會議所決定的取得辦公室和提升報刊發行次數的目標，然而組織仍經歷了一次巨大的進步。整個1970年間，我們在貝夫諾格林（Bethnal Green）購入的那棟老舊且快要散架的房子，由來自全國各地的志願者提供勞動為我們重新翻修過，而同志們甚至自己為房子打了新的地基。 1971年，我們買了一台舊式影印機、攝影機以及打版機，並且在房子後面所搭的棚架裡運作這些設備，而有著新的紅色刊頭的《戰鬥報》雙周刊也於當年九月問世。

當時我們在全國有217名支持者。接下來的進展非常快速，在接下來的五個月內《戰鬥報》周刊報（每期四頁）發行了，這時也正好遇上1972年的全國礦工罷工。 1972年九月，《戰鬥報》週報增刊到了八頁，我們的支持者也來到354名同志。而首先從上克萊德造船廠的靜坐罷工開始，我們將工黨社青團轉向了正在發生的大規模工業鬥爭。

工會的轉變

一如過去在英國的情況，勞工運動的轉變首先是在工會內部開始的。這裡我們應當指出，許多極左派都否定某些工會有改變的可能，如運輸與總務工人工會（TGWU）、英國總工會（GMB，前英國市政工人和製鍋爐工人工會），甚至還支持把這些工會從更大的工會中分裂出來，組成他們要的「左派」工會，就如在利物浦碼頭區以及皮爾金頓玻璃公司的情況一樣。但一如往常，事件的發展都證明這些極左派是錯的。

工會內部的左傾，導致了傑克．瓊斯（Jack Jones）以及休．斯坎倫（Hugh Scanlon）分別當選了運輸與總務工人工會與合併工程工會的總書記。由下而上的反對浪潮將工會代表大會（TUC）推向希斯政府的反對面，特別是當希斯政府推行著反工會法案時。這場反對政府的鬥爭，在1972當局逮捕了五位碼頭工人後，而TUC則威脅發動二十四小時總罷工時達到它的最高點。

就如我們一再所說明的，群眾組織不會是以直線式的，而會是以辯證的方式發展。蓋茨凱爾（Hugh Gaitskell）與布萊爾（Tony Blair）想破壞掉工會與工黨之間的有機聯繫，卻導致群眾往激進化的方向移動。成長中的工業後備軍加強了工會與黨，讓工黨內部，甚至是工黨全執委的層面都產生了明顯的左傾。這些都是離開了工黨，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所沒有預見到的，他們只是一再地大聲宣告「工黨已死！」。

在工會內部的左傾之後，緊接著的是工黨內部的左傾。要指出什麼不同的話，在威爾遜執政時期，一直是工黨內部堅定的右派中心人物托尼．本恩（Tony Benn），現在成了左派的領袖。這樣的發展絕非偶然，而是由於驅使過程的客觀壓力所導致的。

我們能指出，我們在工黨全執委的同志們在穩固左派的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1973年，在「戰鬥派」的影響下，工黨全執委提出了將前25大壟斷企業國有化的綱領。當然，我們必須了解這些決議有其極限，但這些都明顯地顯現了工黨內部急劇的左傾與「戰鬥派」影響力的增長。

我們首先能在年輕群眾中能看到情況復甦的徵兆。工黨的青年組織本來是痿靡不振的，但現在情況都改變了。這些年間，工黨社青團與「戰鬥趨勢」同時開始成長。這一快速的進展，仰賴的是十幾年下來耐心的政治工作，正確的綱領、觀點與方法，而不是什麼偶然。 1960年代後期，出席工黨社青團大會的人數通常在200人左右，幾年後卻開始吸引近1,000人參加。我們的「戰鬥派」在工黨社青團大會內的外圍座談會也開始吸引來更多的人聽講。

我們也一如往常，維持著堅定的國際主義路線。當1969年8月工黨政府由於北愛爾蘭問題而派兵鎮壓時，「戰鬥派」也隨著德里工黨（Derry Labour Party）對此一軍事行動表示反對，儘管當時幾乎所有的左派，包括克里夫集團（社會主義工人黨），與英國共產黨都支持向北愛爾蘭派兵。

在10月的工黨全國大會上，我們的同志，來自布里斯托的雷．埃普斯，以及布萊頓—肯普敦的布萊恩．貝金罕（Brian Beckingham），提出《二號緊急動議》（Emergency Resolution Two），聲明工黨：「支持愛爾蘭工人運動任何試著團結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工人的力量，特別是德里工黨，來反對共同的敵人，不論是橘色的新教還是綠色的天主教資產階級，並呼籲愛爾蘭的工會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工人組成的聯合防禦委員會（Joint Defence Committees），來遏制教派恐怖主義的蔓延。」

在「戰鬥派」的指導下，工黨社青團開始進行反對失業、種族歧視的抗爭，並組織國際間的聲援活動。工黨社青團所發起的運動中包含了愛爾蘭、智利、西班牙，以及其他議題。西班牙青年社會主義保衛運動（The Spanish Young Socialist Defence Campaign）就是非常巨大的成功案例，並由工黨社青團發起對西班牙當地反對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權地下工作的聲援。艾倫．伍茲被選為該工作的負責人。他隨之於1976年初與家人一起移居西班牙。

1974年初的第二次全國礦工罷工，首次成功地將政府拉下台。我們的同志，特別是在工黨社青團旗下的同志，在新的工黨政府的選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別是許多的工黨社青團成員，在布里斯托選區的大型競選活動中提供協助，確保了東尼．本恩的勝選。筆者還記得我們從南威爾斯帶了兩台巴士的礦產工人協助競選。這些就是我們所建立起來的影響力的程度。

惡改政策

面對這場大規模工業反叛，希斯所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在1974年瓦解，由新的工黨政府取代。在整個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工黨威爾遜政府由改良政策轉移到了惡改政策。工會領袖們同意了一個會削減生活水準的工資政策。從1977年，以及首次的消防員罷工開始，群眾憤怒的水壩就開始潰堤了。工會和工黨內部都浮現出了反對設立工資上限的聲音。威爾遜因此聲勢大跌而引咎辭職，將政府領導權交給詹姆士．卡拉漢（Jim Callaghan）。

無數的低薪工人開始組建工會，並發動一場為了爭取加薪的猛烈鬥爭。這些工人們已經不想再等待下去了！因而引發了「不滿的冬天」（the Winter of Discontent）時期，使得卡拉漢的工黨政府垮台。 1978年，來自利物浦威佛崔（Wavertree）選區工黨的「戰鬥派」同志泰瑞．達菲（Terry Duffy）成功地在工黨全國大會上推動一項綜合法案，以反對政府的工資上限政策。這也終結了此一收入政策。

1974年到1979年的威爾遜—卡拉漢政府危機，使得「戰鬥趨勢」能與一個過去前所未見的廣大的激進化工人階層連結起來。1975年，我們能在倫敦市哈克尼區的Mentmore Terrace街區取得一個新的且更大的辦公大樓。到了1976年，「戰鬥派」的支持者已經接近一千大關。「戰鬥派」的影響力持續增長。《戰鬥報》的篇幅也增加到了16頁，每週發行。

這時「戰鬥派」的成功開始受到注意。不只是在工黨官僚的耳中，也在統治階級的耳中響起了警鐘。資本主義的謀略家們由於工黨內部的左傾，以及看見「戰鬥派」作為這一發展的催化劑而驚恐起來。這也是第一次，英國的托洛茨基主義，開始變成在國家政府算計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

1976年初，在《觀察家報》（The Observer）上就以「爆料」的名義，展開了對「戰鬥派」的獵巫行動。這場獵巫行動所使用的材料，是由工黨全國組織者瑞格．恩德希爾（Reg Underhill）所收集的，是用來證實一場「陰謀」，以及用來煽動一場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清算。一年之後，隨著「戰鬥派」的同志，工黨社青團主席安迪．貝梵（Andy Bevan）被任命為全國青年部委員，一時之間在媒體上關於「戰鬥派」的報導都炸開了鍋。工黨的紐漢區下議院議員雷格．普倫蒂斯（Reg Prentice，此人後來加入了保守黨）被取消競選資格，也為反對「戰鬥趨勢」的獵巫行動火上加油。

然而這場獵巫行動並沒有達成它的目的，實際上它還產生了反效果。越是在媒體上宣傳反對「戰鬥派」，越是讓我們收到來自年輕群眾與工會人士的支持。1979年英國大選時，我們在英國有至少1,500名活躍支持者。我們也在英國工運界內成為非常出名的團體。在工運中我們的實際外圍友人不僅遠大於我們的成員數目，而且無時無刻都在成長。

驚恐的統治階級

1979年大選卡拉漢的失利與柴契爾的勝利，對整個運動造成了衝擊。這也讓工黨更進一步的左傾。在東尼・本恩與埃里克．赫弗（Eric Heffer）的領導下，左翼改良主義在工黨內部占主導趨勢。即使在議會裡工黨右翼也在節節敗退。右翼的候選人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也只贏過東尼・本恩一個百分點！在這些情況下，「戰鬥趨勢」以飛躍式的進展成長，支持者突破了2,500人。

統治階級現在整個都被嚇壞了。他們無法容忍一個由左派領導的工黨，遑論馬克思主義者了。統治階級組織了對工黨內部一部份重要右翼領袖的分裂，來組建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以做為對工黨的背刺手段。但這個舉動卻適得其反。這場社民黨分裂證明了這一招足以讓工黨成為在野黨，但阻止不了工黨的左傾。擺脫了那些最腐敗的右翼領袖，只是進一步強化了工黨的左傾程度。

所有「舊秩序」的勢力現在都集結起來要打擊左派，第一個拿來開刀的就是「戰鬥趨勢」。他們認識到「戰鬥趨勢」在穩固左派改良主義領袖的作用，因而用對「戰鬥派」的猛烈攻勢，展開對左派的反對攻勢。資產階級媒體則瘋狂地放送「馬克思主義革命份子意圖要接管工黨」的消息。

從早到晚，這些媒體發起反對「戰鬥派之癌」的空穴來風，要求東尼．本恩左派所領導的工黨將「戰鬥派」的支持者開除黨籍。做為對這場對「戰鬥趨勢」的公開獵巫行動的補強，後來更是被揭露，軍情五處為了打擊「馬克思主義者的顛覆」，悄悄地安插了30名秘密特務在我們組織的基層內部。這才是真正的反對工黨的陰謀——不是來自左派與「戰鬥趨勢」，而是資產階級國家，與其隱身在工黨內部的異物們的陰謀，他們密謀要接管工黨，並將工黨轉變成服從於大企業的工具。

資產階級的反攻壯了工黨與工會內部右翼人士的膽量。自《恩德希爾報告》在1975年11月提出以來，它就一再被工黨全執委的左派多數所阻止。然而當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成為黨魁後，1981的工黨全執委便轉向右派，而一場黨內肅清的行動也蓄勢待發。

在資產階級媒體無止盡的壓力下，工黨右派要求根據恩德希爾的報告開除「戰鬥派」黨員。儘管有向工黨全執委提出所有抗議的決議案，但「柔性左派」還是屈服了，並以10票對9票的差距同意對「戰鬥趨勢」展開調查。在1982年工黨大會上受到認可的《海伍德—休斯報告》（The Haywood-Hughes Report），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它建立了一本「可接受團體」名冊，這當中將「戰鬥派」特別排除在外。

對抗獵巫行動的鬥爭

自工黨成立以來，一直都有馬克思主義者加入工黨。因此試圖要開除馬克思主義者，無疑就是對黨內民主的侵害。資產階級希望藉由攻擊左派以及安插其親信到工黨領導層內，再次申張他們對工黨的掌控。而他們真正反對的，是「戰鬥派」的成就，並且不斷地讓工黨右翼受挫。這也是為何資產階級對「戰鬥派」的攻擊，是如此地猛烈。

聲稱因為「戰鬥派」是有組織的團體而不應存在於工黨內只是ㄧ個藉口，因為右派在工黨內總是把自己組織成一個「黨中之黨」。在社民黨從工黨分裂出去並背叛工黨前，這的確是如此。而今天，在同樣熱衷於對「戰鬥派」進行獵巫的資本階級報刊狂熱支持下，從而劫持工黨的布萊爾集團也是如此。

我們自然會自行抵擋這些攻擊。為了打倒那些不只是將其隱藏在工黨強大機構下，還得到資產階級國家奧援的右翼人士，我們當然要組織起來！我們在溫布利會議中心（Wembley Conference Centre）組織了一個成功的工黨反獵巫運動大會，共有2,000名代表出席。我們還在曼徹斯特、利物浦、紐卡斯爾、格拉斯哥等主要城市組織多次會議，每場都有高於1000人出席。

群眾對「戰鬥派」的支持迅速飛漲，在1982年所紀錄的就接近3,500名支持者。我們在工黨內部的鬥爭，以及為工人階級利益為首位的社會主義政策，吸引了越來越多人對「戰鬥派」的注意。儘管事實上大多數工黨基層黨員都反對開除「戰鬥派」，但工黨全執委還是繼續在1983年2月伯蒙德西補選（1983 Bermondsey by-election）前夕，驅逐了《戰鬥報》編輯部的五名成員。

工黨全執委聲稱這樣做是在「打蛇打七吋、擒賊先擒王」。然而事實卻不是如此。當時「戰鬥派」已經有了上千名積極支持者以及上萬名的同情者。為了將「戰鬥派」驅逐出黨，他們將不得不摧毀英國從上到下的黨組織，並對其造成嚴重的破壞，打擊了工黨內部的活躍人士，並使工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取得勝利。而實際情況確實是如此。

1983年英國大選上邁克爾．富特的失敗，以及尼爾．金諾克（Neil Kinnock）勝選工黨黨魁，標誌著工黨領導層內由左往右的轉移。在金諾克領導層下，對「戰鬥派」的獵巫行動依舊持續進行。新黨魁傾注其狂熱的熱情，走火入魔在反對「戰鬥派」的鬥爭中，就算這樣做對工黨本身會造成巨大的傷害。這個愚眛無知的暴發戶，盲目地聽從保守黨媒體一直聳恿他執行的建議。其結果就是，導致基層黨員的士氣低落，而工黨也無力打敗保守黨。

儘管萬事不順，但在大選結果上，兩位「戰鬥派」支持者：泰瑞．菲爾德斯（Terry Fields）與戴夫．內利斯特（Dave Nellist）都勝選了下議院議員，讓「戰鬥派」首次能在下議院發聲。可惜的是，由於社民黨分散了選票，派特．沃爾（Pat Wall）在布拉德福特北區落選。直到1987年情況才反轉過來，但那已經是沃爾最後一次參與選舉了。這是史上第一次，有托洛茨基主義者進入英國下議院擔任國會議員。這點也再次證明了我們正確的政治路線。

利物浦市議會

同年，「戰鬥派」在利物浦市議會領導層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讓它舉國知名。 1983年3月，有幾位「戰鬥派」支持者勝選為工黨的市議員。在許多城市的選舉中，工黨從自由黨與社民黨手中分別奪下了12席與1席席次，而工黨得票數增加了40％。「我對這些城市感到失望。那麼多的『戰鬥趨勢』的成員都勝選市議員了」自由黨領袖特雷弗．瓊斯（Trevor Jones）爵士如此哀嘆道。

「戰鬥派」在利物浦的成功，就如同我們其他的成功，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這是包括了吉米．迪恩和迪恩家族、湯米．比斯霍爾（Tommy Birchall）、派特．沃爾，以及其他同志，花了數十年在工黨內部持續耕耘的收穫，也讓新一代的「戰鬥派」同志能站穩在這些基礎上。他們在利物浦對抗以鐵腕支配當地工人的布雷多克機械公司，並相信事件的發展會改變局勢，最終他們也做到了。特別是數十年來，沃爾頓選區工黨（Walton CLP），一直都是「戰鬥趨勢」在當地的基石。沃爾頓選區工黨在1950年代中期，還推派格蘭特為它們的下議院候選人。而埃里克．赫弗最終也在1964年為工黨贏得當地的下議院席次。

同為「戰鬥派」支持者的德里克．哈頓（Derek Hatton）則是在利物浦市議會選為副議長。利物浦工黨在市議會有著以三分之二的多數，但利物浦當下糟糕的財務狀況，讓他們面臨著一個嚴峻的選擇：要執行裁員或是繼續鬥爭？繼續沿用自由黨—保守黨的預算規劃，就意味要捨棄創造1,000個新工作機會、將房租減少至每週兩英鎊、提高最低工資，以及為市議會員工爭取每週35小時工時的計劃。

當然，我們決定要鬥爭到底。為了贏得市議會的支持與反對保守黨的財務緊縮，我們隨後發起了一場大型活動，當中包括集會遊行、公開會談、抗議示威以及罷工行動。最終，市議會訂定了赤字預算表，並要求保守黨政府彌補差額。

儘管全國工黨領導階層持矛盾與反對意見，利物浦的工人階級還是參與鬥爭。這也反映在1984年的地方選舉，工黨奪下17席的席次。最終，由「戰鬥派」為首的利物浦市議會迫使保守黨議員做出巨大讓步，得以執行他們的計劃。

1984年7月14日，泰晤士報刊登「今日，市政激進性在利物浦獲得了辯白」「…一位三流的鄉巴佬政客，一個自我吹噓的革命者……德里克．哈頓先生讓政府屈服了……哈頓先生和他的同僚們威脅要採取一系列破壞性行動。他們所贏得的，是終止了400個地方當局被告知是不可逆的財務目標…就為了買通『戰鬥派』。」

「戰鬥派」的同志們帶領了這場在接下來三年保衛利物浦工人們的鬥爭，直到他們被非民選法官判處罰款並免職。那時他們贏下每一場選戰。在1985年的工黨大會上，金諾克對「戰鬥派」與利物浦市議會發起苛刻的攻擊，對「戰鬥派」支持者展開公開清算。11月時利物浦地區工黨被勒令停止運作。金諾克怒吼道：「我要他們滾出工黨」。

在「戰鬥派」全國各地支持下，利物浦的同誌發起巨大的抗爭，但最終仍不敵來自柴契爾政府、保守黨媒體、工會官僚，以及最重要的，決心要打敗「戰鬥派」，並把「戰鬥派」丟入火坑的金諾克與工黨右翼領袖們所組合而成的攻勢。

像那些所謂的「左派」，如「赤色」的肯．李文斯通（Ken Livingstone）與大衛．布倫凱特（David Blunkett）也都起到惡劣的作用。儘管他們的演說與演技都是譁眾取寵，但他們把利物浦棄之不顧並孤立，因而讓利物浦注定要被打敗。最後，金諾克補上了最後一刀。1986年3月，包含哈頓在內的16位「戰鬥派」同志，被指控「從事不利於黨的行動」，並以不公正的方式被開除黨籍。

儘管事情如此，但我們並沒有灰心。我們受到來自工黨基層黨員的巨大同情與支持。在金諾克開除利物浦同志的同時，我們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組織了一場有力的高達5,000人參與的21週年紀念集會，為「戰鬥派」的戰鬥基金募集了27,000英鎊。

在工會與年輕群眾之間的成功

筆者第一次見到格蘭特，是在1966年7月斯旺西的社青團夏令營上，而隨後就加入了「戰鬥趨勢」，而那年我只有14歲。1970年代初期，我被選為工黨社青團的全國委員，並進入了「戰鬥派」的領導層。而直到1982年底我都作為西威爾斯的「戰鬥派」全職工作者，之後進到全國中心工作。

1983年年底，我被指派為「戰鬥趨勢」的全國組織者，並做為組織委員會的負責人，統籌我們對獵巫行動的反擊，以及在各種不同的領域內建立「戰鬥趨勢」的勢力。這時我們在全國中心與各區域共有約200位的全職工作者。這樣的規模算得上是非常大的事業，而且這個事業一直都在壯大。這個時期的「戰鬥派」非但沒有衰退，反而更向前挺進。我們能在倫敦東邊的赫普斯科特路買下一座大工廠，做為一百多位全職工作者的辦公樓。

在利物浦鬥爭期間的一年，英國被礦工們的罷工給震撼了。「戰鬥趨勢」有能力派駐幾位全職工作者到礦場協助工人進行罷工。由於「戰鬥派」參與了這項工作，我們在罷工工人之間的聲望大大地提升，並且有500名礦工加入了「戰鬥派」。由於罷工不可避免的遭受了失敗，多座礦坑也被停業，我們隨之又失去許多支持者。而我們早就明白，由於「戰鬥派」的突出表現，我們正受到特勤部門的嚴格調查，而為了防止我們的報刊被查封與同志被捕，我們準備了因應計劃。

我們在工業領域工作的成長，與年輕群眾領域工作的成功是相輔相成的。我們有8到9位在工業部門進行工作的全職同志，在各個工會之間協調統整「戰鬥派」的參與。儘管我們最強大的支持領域是公務員工會（CPSA），但實際上我們在工業領域裡都有著上百位工廠代表和召集人。為了發展「戰鬥派」的影響力，我們拉拔了「泛左翼組織委員會」（ the Broad Left Organizing Committee, BLOC ），這個委員會在1984年初成為了在工會領域中成為了最大的左翼勢力。與此同時，我們組織了一場成功的全國工會大會，約有來自數十個工會，2,500位工坊代表參加。

這段時期恰好遇上工黨社青團在組織上有所成長的時期，也為礦工罷工與利物浦市的鬥爭中投注了能量。自1985年，工黨社青團的國內分會成長到573個，成員約在10,000到15,000左右，是自它從1960年成立以來最多的人數。第一位黑人的工黨全執委委員，就是來自社青團的琳達．道格拉斯（Linda Douglas）。儘管我們的對手指控「戰鬥派」在對待女性問題上不夠嚴肅（因為我們反對小資產階級的女權主義），但工黨社青團全國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女性。在馬克思主義的帶領下，我們在年輕群眾領域的工作取得了傑出的成果。

這就是為什麼以金諾克為首的工黨右翼領袖們，會堅決地、想方設法地摧毀工黨的青年部。工黨全執委青年委員會主席湯姆．索耶（Tom Sawyer，本文發表時已經受封爵位）推動了將青年部的年齡限制從26歲調低到21歲，立刻削減了三分之一的成員資格，並阻止了許多年輕的工會成員所帶來的影響。青年部的報刊停止運作，青年大會（吸引了2,000多名青年會員）淪為黑箱選舉制度的粗俗會議。情況又退步到了1965年至1969年時期。「戰鬥趨勢」有彈性的做出反應，成立青年工會權利運動（the Youth Trade Union Rights Campaign, YTURC），以規避工黨官僚的算計。比如在1985年4月，YTURC就帶領了300,000年輕學子的罷課運動。

由於反對「戰鬥派」的獵巫行動，電視與報紙關於「戰鬥派」的報導已經達到飽和。每天早上，我都會收到所有報導的影本，其數量能塞滿我的房間。為了利用這一點，我們組織了在全國上下反對抨擊「戰鬥派」的座談會，並在這過程中收集了新的支持者。到了1987年，「戰鬥派」的堅定支持者名單已超過8,000人。

這個人數是否過於誇大？我只能說，那一年有7,000多人參加了我們在倫敦亞歷山德拉宮（the Alexandra Palace）舉行的大型集會，現場與人在墨西哥市的托洛茨基的孫子埃斯特萬．沃爾科夫（Esteban Volkov）通了電話。而這是「戰鬥派」分裂之前的最後一次全國集會。

儘管由於這次的獵巫行動，約有220名同志被工黨開除，也有部分其他人被暫停黨籍，「戰鬥趨勢」的成員仍然保持完整，並維持其在工黨內部的根基。當然我們已經預料到會被獵巫了，也沒有這之外的可能。重點是我們不能自亂陣腳。很遺憾地，這卻是之後「戰鬥派」內的部份領導階層所做的好事。

人頭稅

1987年保守黨的勝利為我們帶來了新的挑戰。柴契爾曾承諾她將引入為人所知並厭惡的社區收費或人頭稅政策。政府計劃第一年在蘇格蘭地區實施人頭稅，再來就是英格蘭與威爾士地區。只要蘇格蘭人被壓制，那其他地區也會接連淪陷。

在大選後一系列的全國會議上，格蘭特概述了「戰鬥趨勢」當前所面臨的情況，並首次提出了大規模反支稅運動（The mass non-payment campaign）的想法，就像是：「在1915年的格拉斯哥發生的租客罷工」，還預期到了接下來社會動蕩的浪潮。從那時起，「戰鬥趨勢」就開始準備正面迎戰保守黨政府。

當人們意識到在他們面對著巨額的人頭稅單時，蘇格蘭所有地區都燃起了不可抑制的憤怒。我們舉辦關於住房產權計劃的會議，開始大規模的工作，並隨後成立了由地方代表所組成的反人頭稅委員會（Anti-Poll Tax Committees）。一年內，在蘇格蘭有100萬人拒絕繳稅。湯米．謝里丹（Tommy Sheridan）是領導反支稅運動的「戰鬥派」候選人，後來也成為了蘇格蘭反人頭稅聯合會主席。

同時，工黨領袖則對廢除此惡法的訴求敬而遠之。「大規模抗稅運動之所以是由『戰鬥趨勢』的支持者所領導的，主要是因為工黨領導層所留下的政治真空。」《蘇格蘭週日報（Scotland On Sunday）》如此寫道。「對於抗稅運動的大力支持，已經廣為人知到讓工黨領袖們惱怒。」（《蘇格蘭週日報》，1987年7月2日）

筆者作為「戰鬥派」全國中心組織部的負責人，當時負責協調全國各地的群眾運動。「戰鬥趨勢」發行了兩本有關人頭稅的小冊子，均由筆者撰寫，並賣出了數千本。第一本小冊子分析了蘇格蘭抗稅運動的教訓，而隨後發行的第二本小冊子則談論到在英格蘭與威爾士地區不斷發展的抗爭。

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實行人頭稅的當天，由「戰鬥派」領導的全英反人頭稅聯合會，在倫敦組織了大規模的25萬人示威遊行，以及在格拉斯哥的5萬人示威遊行。一如過去的做法，金諾克聲明與31位拒絕繳稅的工黨下議院議員斷絕關係。到1990年年底，約有1,800萬人拒絕支付人頭稅，失信於民的柴契爾被迫辭職，反人頭稅政策實際上已經做廢了。

組織內部的問題

儘管取得了這些可觀的成功，但在「戰鬥趨勢」內部卻衍生出了嚴重的問題。我們圍繞在人頭稅的群眾工作，帶給了同志們巨大的壓力，特別是地方單位的同志們壓力更是嚴重。而負擔持續增加，可以勝任的人卻越來越不足。我們開始成為「單一議題」政治局限性的受害者，工作變得越來越不平衡。這樣的情形具有著非常負面的後果。

當時，組織內部有很多挫折感。例如，在1990年9月的一次全國地區代表會議上，有人驚呼我們的趨勢組織被鎖在人頭稅的抗爭中，無暇顧及其他事情。有報告指出我們的全職人員已經變成了反人頭稅的全職人員，我們的同志正在用自己代替工人階級。組織部越來越成為一個反人頭稅的部門，我們已經無法負荷巨大的工作量，有可能搞垮整個趨勢組織。

事實上，我們已經把自己逼到了一個角落裡。壓力從四面八方向我們襲來。整個趨勢組織似乎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從一個抗爭跳到下一個抗爭，從一個法庭案件跳到下一個法庭案件，從一個與法警的對抗跳到下一個。問題是，我們在人頭稅運動中取得的成功讓一些同志開始好大喜功。用斯大林的一句話來說，他們「被勝利沖昏了頭腦」。

蘇格蘭和利物浦的情況尤其如此，這兩個地區是塔夫直接控制的，當地同志們充斥著沮喪和不耐煩的感覺。歸根結底，這反映了政治水平低下、缺乏遠見、缺乏分寸感。我們需要的是向同志們解釋人頭稅運動的局限性，以及需要對趨勢組織如何發展經過深度思考後的產生一個觀點，不僅要顧及今天，也要想到明天和後天的發展。

遺憾的是，領導們沒有試圖用這種精神來教育同志們。相反，全國中心系統性地向各地同志系統性地灌輸和強化急躁的情緒。他們鼓勵年輕的、沒有經驗的全職人員給同志們施加壓力，讓他們東奔西跑尋找速成的成果。結果，許多老同志被弄得焦頭爛額，紛紛退出。這又導致了趨勢組織的政治淡化，政治水平進一步下降。

為了虛幻的短期利益，我們趨勢組織的政治資本被揮霍殆盡。如果全職人員達不到全國中心要求的宏偉目標，他們就會編造一些虛假的成果來往上呈報中心。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我們跑得越來越快來試著站穩腳跟。另外，替代主義（Substutitionalism）也越來越嚴重，全職同志替代了基層同志，基層同志替代了整個工人階級。向下的沉淪開始愈演愈烈。但領導團隊對此卻毫不在乎。

塔夫周圍的那群人已經完全失去了分寸感。塔夫這時已經迷戀上了自己的重要性。他甚至私下透露，英國革命的命運就在他一個人的肩上！領導圈的傲慢通過全職人員傳到了基層，他們缺乏年紀較長的同志們所具備的必要的理論訓練。這就越來越疏遠了左派的其他部分和普通工黨工人黨員。塔夫周圍的那群人對此毫不在意。他們認真地幻想，我們可以用某種方式繞過工黨。我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獨自完成一切。

但此刻塔夫卻面對著一大問題：格蘭特所擁有巨大的政治和道德威信。這些威信，是在最困難的情況下能讓我們的趨勢組織達成一致的黏著劑。格蘭特為組織訂立了政治觀點，他絕不會容忍冒險、耍寶或極左主義。從政治程度上來說，塔夫的地位連格蘭特的腳跟都比不上，而他知道這一點。他總是被格蘭特的政治威信掩蓋，這不斷地讓他感到不安。

塔夫無疑是個能幹的人，但他的能力純屬組織和鼓動性質。他從來不是一個理論家。但他野心極大，覺得自己的「天才」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由於他無法在公開的政治辯論中對付格蘭特，塔夫採取了在領導層中孤立格蘭特的策略。在這一點上，他得到了他身邊聚集的他身邊一群跟班的鼓舞。這些人在組織內的升遷都歸功於塔夫，他們也不斷慫恿塔夫排擠格蘭特。

我們這個過去一直以強大的理論基礎為榮的趨勢組織，正陷於不斷行動的漩渦之中。沒有時間喘氣，更不用說在政治上對同志們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培訓了。我們建立在不健全的基礎之上。整個組織變得頭重腳輕。這將產生最嚴重的後果。

格蘭特和伍茲試圖解決政治水平低下和缺乏幹部的問題。格蘭特曾不斷提醒新來的同志缺乏理論訓練，但被忽視了。事實上，塔夫身邊的那群人對理論不感興趣，他們最多認為理論是不必要的累贅，充其量只是聖誕樹上的仙女裝飾。他們完全蔑視格蘭特，雖然他們還不敢公開攻擊他。

他們需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堅定支持格蘭特的伍茲，他有很多來自趨勢組織的國際支持。伍茲從西班牙回到英國後立即恢復了奄奄一息的理論刊物《戰鬥國際評論》（MIR）。這很受基層和全職人員的歡迎，他們敏銳地感覺到理論的必要性。但該雜誌沒有得到領導層的支持，使其資源匱乏。《戰鬥國際評論》甚至完全沒有在領導委員會上被討論過。

最後，塔夫設法把伍茲從雜誌運作工作上撤下來，聲稱他「太忙碌於國際工作」。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儘管伍茲的國際職責非常繁重，但他卻非常成功地經營著這份雜誌，讓其得以定期出刊，這是以前從來沒有辦到的，而且很受同志們的歡迎。但這正是塔夫所不能容忍的。他希望組織工作的每一部分都在他所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不管他們的個人能力或政治能力如何。

「蘇格蘭轉向」

在革命政治中，急躁情緒會帶來有害的作用。然而組織內的一些人，特別是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分會內的一些同志，開始尋求一條通往成功的捷徑。1991年4月，他們說服塔夫在蘇格蘭發動「新轉向」，聲稱是為了打擊蘇格蘭民族主義情緒，並從反人頭稅運動中獲得成果。這項策略一開始是以「暫時的繞行」來推銷給領導層的，沒有什麼不正常。當然，正如後來的事態發展所證明的那樣，事實並非如此。

長期以來，領導層內部的緊張關係一直在加劇。1991年年初，他們因為一次相當次要的事件而突然爆發。領導層以塔夫試圖明目張膽地提拔他的追隨者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格蘭特和伍茲指責塔夫結黨營私——這也完全是事實，任何在全國中心工作的人都能看出來。這導致了領導層內部關係的急劇惡化。

我們很快就發現塔夫集團為這場鬥爭已經準備了很久。他們立即調動全職人員機器，粉碎「不忠誠的反對派」。他們制定了一種忠誠誓言以孤立批評者，對他們施加了最極端的壓力。他們組織了會議，但不是為了辯論，而是為了譴責格蘭特和伍茲。沒有人和在全國中心內的少數反對派支持者說話，甚至連早安都不說。他們還採取了各種小把戲，甚至在少數派人員離開辦公大樓前搜查他們的背包。

目睹這一切的筆者相當吃驚。這些手段與我們引以為豪的「戰鬥派」清廉民主傳統毫無共同之處。各種各樣的壓力都是施加在筆者身上，試圖讓我屈服，但筆者仍然繼續抵抗。塔夫甚至建議我放個「長假」！但我們實在無法容忍他們以「戰鬥派」的名義所做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們是當然的少數派，但我們仍然要表明我們的立場。

在沃爾頓的冒險

不久後，事件發生變化。隨著沃爾頓的國會議員希弗的逝世，「戰鬥派」的支持者萊斯利．馬哈茂德（Leslie Mahmood）試圖角逐工黨在該選區的提名，但因官僚操作被排擠在黨內初選外。塔夫周圍的集團建議我們應在沃爾頓站推一個獨立候選人。他們在利物浦舉行的一場彩排好的全國會議上，由於伍茲不在現場，只有格蘭特和我發言並投票反對參選的決定。塔夫和他的支持者們把「沃爾頓轉向」說成是一條捷徑。格蘭特恰如其分地將其描述為「一條通往懸崖的捷徑」。後來的事件表明了他是多麼正確。

當時，很多同志們有很多疑慮，特別是在較有經驗的同志中。但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領導集團現在已經開始了自己一套邏輯的極左冒險。他們不負責任地決定犧牲我們的議員，故意讓工黨官僚能夠開除我們。一般來說，所有工黨國會議員都必須公開支持工黨提名的候選人，不然會遭到開除黨籍處分。但在沃爾頓選舉期間，「戰鬥派」國會議員內利斯特詢問領導們他是否該表態支持當地工黨候選人時，塔夫卻告訴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行！」總書記的這幾句話實際上決定了他的命運。

全國中心的領導集團發動了一場讓整個組織對我們成功前景產生幻想的運動。同志們從英國其他地方甚至從國外被徵召到沃爾頓來助選。但儘管有種種狂妄的吹噓和誇張的報導，但選舉結果確卻是馬哈茂德僅以2613票位居第三，而工黨候選人則得到了21317票。沃爾頓事件完全是一場鬧劇。但這是領導們不能承認的，不然他們就必須放棄自己的無誤地位。因此，他們在《戰鬥報》的頭版上赫然以巨大標題宣稱這個災難性的結果是「2613票支持社會主義！」

當然，任何人都可能犯錯誤。只要老實地承認錯誤，不重蹈覆轍，吸取教訓，那就不是問題。這一直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方法，也是格蘭特一直教導我們的。對於一個嚴肅的馬克思主義領導層來說，承認錯誤只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但對於一個缺乏必要的政治和道德威信的領導層來說，他們是不能承認錯誤的。在這樣的組織中，領導人永遠不能承認錯誤，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會損害他們的威嚴。因此，同樣的錯誤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複。然後，它就不再只是一個錯誤，而成為一種趨勢。

沃爾頓的敗選在組織基層之間引起了驚愕，他們一直認為我們可以贏得這個席位。為了使士氣低落的同志們振作起來，領導集團立即宣布黑的就是白的，敗的就是勝的。他們理直氣壯地宣布：「這種成功應該在全國各地被複製！」

沃爾頓事件是一次嚴重的錯誤，但不一定要延伸成一場災難。它本來是可以糾正的。但塔夫和他的集團不能如此。這一切的首要考慮是領導層的威信。其他一切考量都處於從屬地位。由於他們拒絕承認錯誤，領導集團把一場失敗變成了一場可恥的潰敗，最終導致「戰鬥趨勢」的組織，以及四十年的耕耘毀於一旦。

沃爾頓冒險的直接影響是為工黨右翼提供了寶貴的彈藥，右派自然而然地加強了獵巫行動。主要受害者是內利斯特和菲爾德斯這兩位「戰鬥派」議員（不幸的是，當時派特．沃爾已經離世）。領導層為了追求他們不負責任的政策，故意犧牲了這兩名國會內的同志。工黨右翼也義不容辭地執行他們的主要目標之一。歷史學家喬治．德羅爾（George Drower）寫道：

「根據照片和其他可核實的證據顯示，工黨黨員在（沃爾頓）補選中為馬哈茂德競選，工黨全國執行委組織委員會下令將147名疑似『戰鬥派』同情者的工黨黨員被立即停權——這是有史以來對該組織最大的打擊…為了開除據稱支持『戰鬥派』的工黨議員戴夫．內利斯特和泰瑞．菲爾德斯的程序也隨之開始。」

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建立這些陣地，但領導們只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就把它們扔掉了。這樣做的唯一動機是為了保持他們的威信。他們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視而不見。每一個瘋狂的舉動被說成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所有的批評都被視為是背叛行為。

在領導層中，格蘭特、伍茲和筆者都反對極左的「新轉向」，這種「新轉向」很快就走上了與大約三十年前「戰鬥派」反對的希里派所走上的相同道路。所謂的關於「轉向」的「辯論」是一場與我們組織民主傳統毫不相干的鬧劇。反對派在全國中心的策劃下，遭受了一場扭曲、謊言和誹謗的惡毒攻擊運動。他們聲稱我們贊成「戰鬥派」議員繳納人頭稅，我們反對抗爭行動，只想「被動地等待事件的發生」，我們甘願屈服於工黨會議內的平靜生活等等的。

這些話沒有一句是真的。但是，基層同志們並不具備了解事實的條件。領導集團控制了全職人員機器，並不擇手段地利用它來破壞我們。原因是他們完全無法在政治問題上回答我們。我們不是被當成要用爭論來說服的錯誤同志（就像過去我們對待反對派的一貫做法一樣），而是被當作敵人來對待。在歇斯底里的氣氛中，我們的全職人員被開除，並毫不客氣地與其他反對派一起被驅逐。

我們駁斥的過去…

在分裂後的十幾年裡，塔夫和他的追隨者們有了一個黃金機會來證明他們的觀點、政策和方法的正確性。當我們被開除時，大多數人認為，阻止我們趨勢組織飛速發展的唯一因素是我們與工黨的聯繫。只要脫離工黨，我們就可以「飛黃騰達」。

這種話在一次又一次的會議上反覆被說過。但正如老恩格斯喜歡說的那樣：「空談不如實證」。我們有權問：這些行徑帶來了什麼成果？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們取得了什麼成績？畢竟，這是一段不可忽視的時期。「戰鬥派」真的「飛黃騰達」了嗎？當然沒人相信！恰恰相反，他們只在一件事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徹底摧毀了「戰鬥派」。

反對派被開除後，「戰鬥趨勢」的陣容立即急劇下降。塔夫集團從我們最鼎盛時期的8000名同志，搞到最後只剩下幾百人。他們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這是以組織手段來對付反對派，而隨後又用來對付任何不以足夠熱情支持領導們的必然結果。

利物浦的同志們——號稱是「戰鬥派」的「皇冠上的明珠」——後來與領導層發生衝突而被停權，而後被開除會籍，其中包括塔夫在默西塞德郡的主要支持者戴夫．科特里爾（Dave Cotterill），他曾經對後者贊不絕口。領導利物浦市內1983-87年間所有抗爭的組織被徹底破壞了。在蘇格蘭——正如我們所料——謝里丹和當地幾乎整個組織都與塔夫分道揚鑣，現在已經遠離了馬克思主義，走向了左翼民族主義。

仍然沉醉於在他們的極左幻夢的塔夫集團，真的想像他們將取代工黨。他們推出了所謂的「社會黨」（加入了二十幾個類似名稱的政黨），至今仍是一場令人嘆為觀止的失敗。他們經常參加選舉，常態地得到了乏善可陳的結果，而這些結果經常被宣佈為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分裂後，他們急於拋棄所有已被證明是成功的舊思想、方法和傳統。這些方法的正確性不是由煽動性的演說，而由事實證明的。現在他們以宗派主義的瘋狂，宣布工黨是個資產階級政黨，號召工會脫離工黨。這與戰鬥派的方法和傳統毫無共同之處，反而更像是斯大林注意「第三時期」政策的重演。就像過去所有的極左冒險一樣，它只會將組織帶向死路。

為了解決他們的財政問題，他們不得不賣掉位於赫普斯科特路的大總部——這棟我們大家都為之做出貢獻取得的偉大成就，但他們自己卻把它賠個精光。賣掉總部得到的錢可以讓他們維持一段時間，但不會永遠維持下去。無論如何，再多的錢也無法彌補缺乏正確的思想、觀點、政策和方法。

作為最後的羞辱，他們甚至拋棄了「戰鬥派」這個名字。這是相當愚蠢的行為。「戰鬥派」這個標誌不僅在英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但是沒有人聽說過「社會黨」的報紙。即使是資產階級也明白，一個成功的品牌不應該被拋棄。

這樣一來，我們所建立的成果就煙消雲散了。他們把我們過去經歷困難和犧牲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一個個拋棄了。這是連我們最樂觀的敵人也無法預料到的結果！沒有能力捍衛過去的成果的人，將永遠無法引領未來的進步。彼得．塔夫在史冊中贏得了他的地位，但不是以他所希望的方式。他將永遠被人們視為那位摧毀「戰鬥派」的男人。

…和我們所捍衛的遺產

我們在英國取得的成功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在托派運動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闡明這一非凡成功的原因，以便讓新一代革命家們能夠從中學習和受益。「戰鬥派」的驚人崛起，一方面是對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採取嚴謹態度的結果，另一方面是我們沒有屈服於極左主義，在工運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當其他所有的人都向荒野進軍，在那裡停滯不前，走向衰落的時候，我們仍然留在工黨內部。另一方面，「戰鬥派」由於政策的正確，實際上確實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我們對群眾組織，特別是對工黨的面向，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因素。我們取得成功的巨大程度，首先從統治階級對我們的反應中就可以看出。

對「戰鬥派」的攻擊，實際上是對工黨左翼進行持續的、有組織的進攻的第一步，也是統治階級企圖重新控制工黨領導層並把它變成其手中工具的一部分。工黨最後以布萊爾主義和所謂「新工黨」的暫時失常而告終。但是，工黨內部的鬥爭絕對沒有結束。事實上，它幾乎還沒有開始呢。

布萊爾主義右派現在正處於防守狀態。工黨基層內的反對聲越來越大。人們正在尋找另一種選擇，但不是在工黨之外。如果我們成功地保持了我們的力量，在過去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再接再厲，那麼我們現在就會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可以利用下一個時期布萊爾被迫下台後，工黨內的鬥爭真正開始時的大好時機。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通過努力贏得的許多職位被可恥地拋棄了，許多優秀幹部也在這個過程中被毀掉了。事情本來會比現在簡單得多。但鬥爭還是在繼續。馬克思主義力量的基本核心仍然完整地保持著，並且正在繼續工作，繼續戰鬥，繼續贏得新的朋友和支持者，繼續前進。事實上，我們由於擺脫了宗派與極左的要素而得到了加強，而不是削弱。

那種認為「戰鬥派」的消亡是由於客觀條件困難的說法是根本錯誤的。格蘭特總是指出，在撤退時期的有好的指揮比進軍時更重要。不同的是，有了好的將領，你可以井然有序地撤退，保持部隊的完整，並在條件成熟時準備新的推進。但壞將軍總是會把撤退變成潰敗。「戰鬥派」的下場也是如此。

在《戰鬥報》開辦40週年之際，我們向過去的偉大成就致敬。我們以「戰鬥派」的傳統感到驕傲，直到今天，我們仍在延續這些傳統。「戰鬥派」的真正繼承者是在英國和國際上為社會主義而奮鬥，以格蘭特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趨勢——由《社會主義呼喚報》和《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代表我們的觀點。我們曾經證明如何可以通過把馬克思主義的理念與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結合起來，建立一個成功的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而我們將再次贏得同樣的成就。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註釋

[1]譯註：在本文內，「戰鬥派」的「支持者」實際上是正式成員。由於「戰鬥派」採用打入主義策略進入工黨，其名義上並沒有正式組織，而是在工黨內的一個派系，因此其成員也就被稱為此派系的「支持者」。

[2]譯註：《論壇報》（Tribune）是工黨內部左翼改良主義者合辦的一份報刊，其成員包括安奈林貝文（Aneurin “Nye” Bevan）和後來的工黨黨魁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

[3]譯註：安奈林．貝文曾經在1945年工黨政府內擔任衛生首長，並成為建立英國全國醫療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也就是為所有公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主要推手之一。貝文長期為工黨內左翼的領導人物，但仍是改良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