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下失落的一代：「淹沒在不安中」 的年輕人們
（按：本文雖然大部分描述著他國的情況，但實際上該文所描述的狀況在華人世界，尤其是中國有著更為糟糕的體現。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 「黨的領導」的資本主義集權專制政府實施了更為反動的舉措，讓中國年輕人和工農所遭受的苦難更為嚴重。本文原文發表於2021年05月10日，譯者：k2e4z7x9）
近來一份新報告揭示了資本主義危機是如何剝奪走整整一代人的未來，特別是在加深和加劇了這個體制衰老腐朽的新冠疫情後。
英國《金融時報》就全球35歲以下人群所面臨的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報道。他們最新的一篇題為：「‘我們淹沒在不安全感中’：年輕人和疫情後的生活」的報道中，深刻滴描繪了年輕人普遍性的憤怒和積怨。
年輕人意識到：無論他們多麼努力工作，在沒有繼承財富或奇跡的情況下，他們將永遠無法實現那些前幾代人認為應理所當然可以得到的生活經濟穩定。
我們只經歷過危機
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期間步入成人生活的所謂千禧一代，及繼他們之後的Z世代，除了經濟危機沒有經歷過任何其他社會狀態。
正如《金融時報》所概述的那樣，年輕人最迫切擔憂的問題包括巨額債務、高昂的住房費用、稀缺的工作崗位和競爭（長時間工作和臨時合同是常態）、持續的氣候危機，以及總體感覺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將比父母一代更糟。
英國《金融時報》在采訪一位叫湯姆的年輕建築師時捕捉到了這種情緒：
「和我同齡的大多數人非常的努力奮鬥，而這只是為了保持自己不跌落下去…這讓人筋疲力盡——沒有人要求輕松一點。我所有的朋友一輩子都在努力工作，許多人都對這個體制失去了信心。」
這種絕望感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其他的評論包括，「我們正淹沒在看不到任何幫助的不安全感中」，以及「我有時感覺我們正在走向懸崖，或已掉進懸崖」。
朝夕不保的一代
這些擔憂甚至在疫情之前就已經廣泛存在。當資本的代表們持續歡慶某種形式的經濟復蘇（或者至少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預期的衰退要少）時，年輕人並沒有感受到事態的好轉。相反，情況比以往更糟。
例如在英國，35歲以下的人幾乎占過去一年失業人數的80%。現在，年輕人的失業率與上一季度相比基本停滯不前（14.3%和14.2%）。這是自2016年以來的最高點，這代表著自疫情開始以來約30萬個工作崗位被摧毀。
毋庸置疑，較貧窮國家的情況要糟糕得多。其中許多國家正面臨著新一波的疫情，但很少有人能接種疫苗，因此不得不采取新的封鎖措施。而這對數百萬年輕人，特別是那些依賴非正規就業部門的年輕人來說是毀滅性的。
例如在2020年，南非的青年失業率平均為56%。而在2021年2月，15-24歲年齡段的失業率為63%，24-34歲年齡段的失業率為41%，這創下了新紀錄。
這種青年失業的影響在其他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日益嚴重的貧困和糧食不安全（特別是在美洲、印度次大陸和非洲），年輕人正轉向絕望和使用一些有辱人格的手段來養活自己。
例如，在線平台OnlyFans允許（主要是年輕用戶）用戶向訂閱者分享自己的色情圖片和視頻，其利潤在疫情期間激增約7倍，達到17億英鎊。
很明顯，對那些因疫情封鎖而被困在家裡沒有工作的年輕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這種年輕人靠出賣身體來維持生計的趨勢在疫情前就已經出現。2017-19年間，英國從事賣淫、脫衣和色情活動的學生人數翻了一番。
數以百萬計年輕人選擇從事這種危險和非人道活動的行為，是對資本主義及其為人民提供服務能力的嚴厲指控。
不斷擴大的階級鴻溝
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告強調，年輕人有著比他們父母更強的失敗感，而這已成為一種長期的趨勢。
研究發現，意大利62%的成年工人和法國64%的成年工人感覺自己將比父母們更不可能擁有一份穩定而有保障的工作。這是幾十年來資本主義衰退對就業市場和工人權利日益侵蝕的有力證據。
這種悲觀情緒也與歐元區年輕人中尤為普遍的臨時合同工和零工的興起相吻合。在疫情前夕，歐洲15至24歲工作的年輕人中，近一半人從事臨時工工作。
報告發現，在加拿大、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年輕人的就業率甚至在疫情發生前都沒恢復到經濟衰退前的水平。
由於工作機會如此稀缺，年輕人往往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剝削性的合同和工作條件。
在零工經濟中，虛假的自雇佣和零工合同並沒有為工人提供任何保障以及所謂真正「自由」選擇權。與此同時，這還使得雇主能免於提供諸如8小時工作時間保證和五險一金等看起來是「企業負擔」的東西[1]。
像這樣的合同在08年金融危機後的幾年裡已成為常態，而這最終揭示了資本家試圖以犧牲主要是年輕工人的利益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企圖。
當然，在疫情期間，就業不穩定的年輕人首當其衝地面臨著失業。
由於世界各地的生活費用飛漲，對於那些從事全職工作的人來說，他們的情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例如，金融時報的一份報道引用了一位上海工人的話，他解釋道房價飛漲和工作條件迅速惡化的原因。
他還提到了剝削性的「996」制度，這意味著每周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且持續6天：這是許多大型中國科技公司的普遍做法。（譯者注：實際上，在傳統的即非互聯網行業，996甚至是007都是司空見慣。更常見的是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一月只休2-3天或是無休。）
中國資本家大亨馬雲是996制度的忠實擁護者，他稱996制度是工人的「福報」。996阻止了工人的懈怠和 「偷懶」 ，這對老板們來說當然是一種福報啦。
996在中國的推動邏輯與在英國和歐洲推行的零工經濟相同：都是為了使資本主義在危機狀態下保持其利潤增長，必須讓工人在薪酬和工作條件方面卷起來。
剝削性的工作條件和高昂的生活費用甚至導致了中國年輕人的過早死亡，就像陳淞陽（墨茶）的命運一樣，今年早些時候，他因飢餓而死，而他的事也激起了人們的悲痛和憤怒。
青年的反擊
文章中接受調查的年輕人還討論了他們對本國政治腐敗和不穩定以及民主危機的擔憂。這一切都證明了人民對政治機構信任的崩潰，而最近的危機又加劇了這種情況。
但年輕人非但沒有屈服於絕望，反而站在與可恨制度作鬥爭的最前線。例如我們可以從拉丁美洲最近發生的運動中看到這一點[2]。
《金融時報》的報道援引了一位秘魯年輕心理學家的話，她形容自己對秘魯的政治局勢感到「焦慮和疲憊」，這個國家充斥著裙帶關系和腐敗。
秘魯的前五任總統都因腐敗被起訴，其中四位被發現收受巴西公共工程公司Odebrecht的賄賂。
鬥志昂揚的秘魯工會成員佩德羅·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最近的總統選舉中的異軍突起（本報告發表後幾周），這表明秘魯人民對資本家、跨國公司以及那些所謂說是代表他們的政治家們的普遍憤怒。
值得注意的是，卡斯蒂略承諾將撕毀秘魯的腐朽憲法，這是自去年以來發起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動學生抗議者的一個關鍵要求。
哥倫比亞青年與工人階級和農民一起，在與反動杜克政權的持續鬥爭中也表現突出。為阻止旨在讓普通人為疫情買單的新稅收法案而舉行的總罷工中取得了勝利，這使該政權受到了重大打擊。
我們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
《金融時報》只報道了故事的一面：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體制下艱難困苦的年輕人。但這些困難也促使他們得出越來越激進的結論。
去年，年輕人站在國際和起義性質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以及整個2019年爆發的各種革命鬥爭的前線，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只是因為疫情而短暫停止了。
在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的邏輯及其對利潤高於一切的優先考慮使新一代的年輕工人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工人階級被迫通過緊縮政策和削減開支來為08年的危機買單。盡管資本家們試圖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支出來走出這一困境，但更進一步的削減計劃卻正在准備中，而年輕人將不可避免地遭受這些襲擊。
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推翻資本主義體制本身，並代之以合理的計劃經濟，由工人階級民主地為全人類的利益而運行，而不是為了牟利。
在資本主義危機中鍛造的一代人正前所未有地意識到這一必要性，並將不可避免地進入歷史舞台，與其他工人階級一起為更美好的未來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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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譯者註，外賣行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參見美團最近聲稱與騎手無直接勞動關系的聲明。統治階級通常將這種惡劣現像美化成「共享經濟」。
